我的兒子楊巍兩次被捕前後 畢淑筠 我是楊巍的母親。我的兒子楊巍一九八一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化學系，獲 學士學位，當年被分配在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改為第二醫科大學)任教。一九八三年 ，楊巍考取了中美生物學教育交流計劃的自費公派留學生，經廣州英語中心培訓半 年後，八月份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攻讀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在 父母和未婚妻催促下，他回國探親並結婚。 婚後，楊巍的妻子赴美國報到入學，而楊巍暫留國內等待簽證材料，以便繼續完 成在美國的學業。就在這時，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楊巍捲入其中，於一九八 七年一月十日忽然失蹤。 慌恐之夜 那天下午二時許，楊巍身背書包騎車出門，對我說是去復旦大學圖書館還書。可 是誰想到他就這樣一去不返，神秘地失蹤了。晚上，我和他爸爸左等右等都不見楊 巍回家。起先以為他可能去訪友被留用晚餐，然後直接回到「友誼二村」那個家(當 時，我家有兩個住處，另一處名「廣中五村」，兩處相距一站路)，但總有點放心不 下，於是我和他爸爸兩人在晚飯後每隔一小時左右輪流去「友誼二村」查看一次。 在那裡只見桌上整齊地放著一疊書，他和妻子及丈人等全家合照的兩張「全家福」 ，還有半張作廢了的稿紙、筆等。因為我從未聽見楊巍說過他參加了海外民運組織 的事，也從未懷疑他會參加這次學潮，所以並未注意桌上這些東西，草草看了一眼 就回到「廣五」住處。最後一次是晚上十二點，我走到「友二」大門口，往樓上張 望了一下，見窗內仍無燈光，也不知他是否回家，一是當時有些大意，二也因上五 樓吃力，就沒有上去。回來後，心裡開始有點不祥之兆，夜裡，我和楊巍爸爸倆人 輾轉難眠。倆人互相安慰著，又難以排除擔憂，整夜都在惶惶不安中度過。次日上 午還不見楊巍回來，不祥的預感愈來愈強烈。 果然，到了午後二點鐘左右，有三個身穿米黃滑雪衫、自稱都是市公安局處級干 部的中年人破門而入，起初態度還算斯文，幾句寒暄之後就說楊巍因為有「違法行 為」現在市公安局「拘留審查」(無拘留證出示)，並神秘地要我們「保守秘密」， 對海外子女兒媳尤其不可洩漏消息。接著就問是否有楊巍的東西在此地，如護照、 照相機啦！我們如實把東西拿出來後就被收去了。此時，又進來了兩名手捧攝影設 備的年青人，把室內四周牆壁攝了個夠；然後要我們帶他們到「友二」住處搜查。 這時他們才出示了搜查證。他們翻箱倒櫃，把許多於政治無關的家信、照片、通訊 錄、甚至兩張「全家福」等統統搜去，至此我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十天後，市公 安局又來了兩個人，說楊巍因「犯有反革命罪」已被逮捕，並出示了「被捕人家屬 通知書」，全文如下：「楊巍因犯有反革命罪經上海市人民檢查院分院批准於一九 八七年一月十九日由本局依法逮捕，現羈押於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特此通知楊巍家 屬。」並令我坐上他們的車給楊巍送去一些冬令衣被用品。途中，他們責怪我和海 外媳婦通電話「漏了消息」，說：「你媳婦已把消息捅了出去，本來想作變通處理 ，現在難辦了。」我不相信這是真話，因為既然存心幫忙，又何必那麼認真搜查、 攝像、拚命收集「罪證」呢？我反問：「那麼如果媳婦追問楊巍下落該怎麼回答呢 ？」其中一個青年人竟說：「你可以隨便找個借口騙她麼！如說楊巍和你吵了幾句 嘴，負氣出走，不知去向」。我吃了一驚，想不到堂堂國家公安人員，居然大言不 慚教老百姓捏造謊言。我心裡很反感，就沒好氣地說：「我不會說謊。」 審判前後 楊巍被捕後，市公安局一再來人叮囑：不可對海外子女洩漏；同時也不准我們父 母和兒子見面，只能在規定一月一次的「接濟日」裡，按「通知單」圈出的項目送 去少量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就是在看守所內臨時設櫃處每次選購一到五本的期刊雜 志，但品種極少，只有《電影》、《青年一代》、《中華傳奇》等大眾文化雜誌， 外帶進去是不允許的。但是楊巍是一個學有專長的科研工作者，他自幼好學，長大 了更是手不釋卷，他需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科技、哲學和外語書籍，於是他常常問 到書目，要求我們送去，當時的承辦員不知是為了爭取他「合作交代」，還是出於 同情，往往允許我們把採購準備好的書籍送去轉給他。但是也有一位轉業軍人出身 的管教員潘某則強調「到此地來就是一天到晚要考慮交代問題」，拒絕將書轉交。 我為兒子少不了托人打聽情況，多次走訪有關人員。到了五月十五日，我再次走 訪承辦員鄭某，詢問他楊巍的案子何日定論，他回答我說：「案已查清，材料已轉 交上海市檢查分院，待他們覆核後再由他們決定是否起訴」。還以肯定的語氣說「 不出一個月當可結案」。其它事就一問三不知了。 誰知過了一月又一月，眼看楊巍坐牢已經將近一年，結案消息仍如石沉大海。在 這些日子裡，我度日如年，食不知味，寢不入眠，只要抬頭望見掛在壁上他們兄妹 大學畢業那年的全家合影，就要淚流滿腮，唏噓悲泣，但是只有娘呼兒，不見兒回 應。我心裡時刻希望楊巍會突然回轉家門，推門進來，喚我一聲「媽媽」。只要聽 見樓梯上有腳步聲，我便會屏氣凝息，把兩隻耳朵豎得長長地，期望來的就是楊巍 ，但是一陣腳步聲過去，門外又歸於平靜。於是失望、悲傷、重又佔據心頭，只能 默默忍受著鑽心般的痛苦。 消息終於傳來，八七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著名律師李國機和青年律師宋小紅突然 登門來訪。李律師一進門就自我介紹說，他在五十年代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達二十 年，其中八年在牢中度過，其餘的日子在「五七」干校勞動，「四人幫」被粉碎後 ，他獲得平反、恢復本行做律師。他表示自己本性難改、仍然敢於說話。他毅然接 受楊巍聘請願為其辯護律師。他認為楊巍是個「才子」，受此厄運，深感惋惜；他 願盡力為他辯護，讓我們親人早日團聚。他還交給我們他從獄中帶來的楊巍手書， 簡單告訴我們他聘請了李、宋兩位律師，讓我們速去律師事務所付費。這是楊巍被 捕以後第一張給我們的信。我從心裡吻了他。李律師特地囑咐他的會計把原定律師 費人民幣八十元減收為五十元。他還在獄中和楊巍、宋小紅一起拍了十幾張合影， 讓我從中挑了五張。李律師說楊巍很想念父母，建議我們每人親筆寫一張便條勸告 楊巍「認錯認罪，表示悔過，以求寬大」。我不知楊巍究竟犯了什麼罪，就寫字條 囑咐他有錯認錯，有罪認罪，實事求是。誰知楊巍斷然否認自己有罪。李律師既然 作為其辯護律師，當然得和楊巍的口徑一致，為他作無罪釋放辯護，然而這樣一來 ，政府會難下台階。楊巍獲釋自然更加困難。 法院突然決定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庭審理楊巍案件。那天是星期一， 我和楊巍爸爸的單位，以及楊巍的單位都是在星期六下午下班時收到旁聽入場券的 ，而我們家屬卻始終沒有收到院方的通知。幸虧李律師及時告訴我們，讓我們及時 趕到。經過交涉，總算爭取到旁聽的權力，但被安排在後座。因為離審判庭太遠， 當楊巍出庭遠遠面向我們的一霎那，我連他的五官都看不清。法庭的旁聽席座位大 約有二百個左右，但旁聽者有一百多人，大都是各高校黨委主管學生工作的領導。 庭上，還宣佈了不准記錄，不准拍照等紀律，我見前座有人剛作記錄，就被監視者 沒收。 大約九時左右，庭審開始。市檢查分院作為起訴一方，歷數了楊巍「罪狀」，措 辭尖銳，上綱上線，有時還用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慣用、現已為人們厭棄的如 「竄到」等極端詞語。楊巍身穿深藍色中山裝，嵌線條的運動褲，布鞋，出庭時神 態鎮靜，面帶微笑，他用目光掃視了一下聽眾席，似乎在尋找親人和他的老師和朋 友，當時我不顧一切地站了起來，想讓他知道媽媽在此。楊巍用了大約一小時半的 時間為自己作了辯護。他從容不迫，理直氣壯地公開闡明了「中國民聯」的政治主 張，否認這個組織敵視「人民民主專政」的現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駁斥了捏造他 「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種種指控。我記得當時的陳述中有這樣幾句話：「用官 方的語言叫資產階級自由化，用民聯的語言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如果把 資產階級自由化趕盡殺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到來」。他這話剛剛講完，法官 大驚失色，竟然把此話又重複了一遍，不過語氣是問句。楊巍再次肯定地說：「是 的」，然後接著說：「關於對『四個堅持』的理解，例如『堅持黨的領導』，當時 是針對『黨的一元化』領導說法而言，在英語中『一元化』和『專制』是一個詞。 我們反對的是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內部應撤出(共產黨)黨組，使其有獨立性，才能 真正體現民主。要多黨參政，有反對黨、壓力集團監督，就可防止官僚主義、不正 之風。經濟上，除了公有制現有兩種制度(指全民和集體所有兩種)外，應當承認商 品經濟、市場調節和個體商業。這些觀點，有的現在已被肯定並在實現之中，所以 應視為民主意識超前。」楊巍在自我辯護期間，有兩次因為講得唇乾舌燥、舌頭也 轉不過來，曾要求庭方給口水喝，竟遭到拒絕。我當時好心疼呀，恨不得能立刻手 捧熱茶，送到兒子嘴邊，我拎包裡的兩隻蘋果，也是為他帶來的啊，但被「保管」 在庭外客廳中門衛的抽屜裡了。兩位辯護律師雖然為之竭力作無罪辯護，但是判決 是早已內定好的，所謂「庭審」、「審議」都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在此之前，我對 楊巍將被判兩年的說法已有所聞，因此當法官正式宣佈判決楊巍二年有期徒刑、並 剝奪政治權力一年的時候，我沒有太大驚奇，只有悲憤。庭審結束後一些熟識的領 導走過來和我握手，讓我「保重」，我意會他們對楊巍的關切，情在不言中。有的 表示奇怪：楊巍有什麼罪啊！既然重罪，為何輕判？楊巍單位的一位老師十分氣憤 ，說「楊巍什麼時候成了赴美已完成學業的回國人員了？」一向老實嚴謹的楊巍父 親，也氣得提筆寫信給歪曲報導這一事件的新華社記者陳毛弟，責問她那「新聞記 者的職業道德何在？」 楊巍原準備提出上訴，我們父母也為此準備好了上訴辯護書，但後來楊巍表示「 服法不認罪」，決定不再上訴，原因之一：既然政府不講法治，內定的判決不可能 改變，上訴只是徒耗精力；其二：第一看守所的條件不好，早轉移早換環境，有利 於讀書自學。這樣，楊巍在被囚禁了一年之後，又被遞解到上海市提藍橋監獄，在 那裡坐了一年大牢。在這一年裡，家屬可以在一月一次的「接濟日」裡，送少量生 活用品、零用錢和隔著鐵絲網談話見面一刻鐘，還可每月寄出一封家信。楊巍在每 次「接見」中，很少談起自己在獄中的生活，他只顧關心親友的情況。除此之外， 就是開出長長一連串的書目，有時達二十幾本，讓我們送進監獄。我們每次在探監 前接到他的家信，就像接到「聖旨」一般，立刻忙碌地理書櫥，跑書店，以盡量滿 足兒子在失去了自由的環境裡這點小小的願望。同時，他還報名自費攻讀了合肥科 學院計算機函授專業和石家莊某學院的經濟法秘書函授專業，該班結業後還發給了 楊巍畢業證書和優秀學員推薦書。 一九八八年除夕之夜，新歲舊年交替的時刻，辭歲迎新的爆竹聲突然從四面八方 連鎖響起，而我就在爆竹聲聲震天響的掩蓋下，嚎啕大哭了起來，一洩胸中悲憤。 因為平時為了「保密」，四鄰不知，我連哭的自由都沒有。只是：爆竹震天響，慈 母哭斷腸；爆竹聲已息，慈母淚未乾！我的心在流血，我只有用筆尖來悄悄地傾瀉 我心底深處的感情、我的深深的愛和無盡的悲哀。 刑滿釋放 一九八九年一月，楊巍刑滿釋放前夕，獄方管教員袁某彷彿歷數著他自己的功績 似地告訴我「楊巍在獄中一年『收穫』很多，一是閱讀了二百來本書，廣度遍及十 四門學科；二是翻譯水平大大提高，合譯的英語書字數達百萬以上，三是體質增強 ，每天早晚兩次，我們破例允許他練氣功，身體比以前壯了。」他還遺憾地說：「 楊巍是工作刻苦、生活艱苦，就是觀點沒有改造好。」楊巍在獄中聽到後回答說： 「是的，你們沒有把我改造好，我也沒有把你們改造好。」 我自從參加庭審，聽了楊巍以及律師的辯護詞後，才恍然大悟，開始瞭解他的所 作所為，也初步瞭解了海外民運組織的性質和宗旨。楊巍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留 學生，他和千千萬萬海外留學生，炎黃子孫一樣，懷有一顆熱愛祖國、關心祖國前 途命運的赤子之心，迫切希望祖國經濟上繁榮富強，政治上民主自由，當權者治國 廉政，老百姓生活幸福，如此而已。如果說，他們對國情還有不夠瞭解之處，則需 要更多的介紹，交流和熟悉，這是政府和海外人士雙方的責任和需要努力溝通的。 但「民運分子」決不是「洪水猛獸」，實在不必恐慌；事實上，他們是一批關心國 家大事的有識之士，是祖國的精英，楊巍只是千千萬萬中的一個而已。我為有楊巍 這個甘願為祖國繁榮富強獻出寶貴青春的兒子而自慰、而自豪。 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是楊巍第一次被捕刑滿釋放的日子。那幾天我和他父親的 心情都十分激動，準備著迎接兒子回家，親朋好友也都十分關心和期待著和他見面 。楊巍的父親個性內向，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不多言語只知勤奮於教學事業，對兒 子坐牢的沉重打擊也通常不露於形色，反倒時常於我傷心時安慰道：「世界上沒有 絕對的公正，別人拾取幸福，我們拾去不公正。」我要是哭得悲慼，他便要「罵」 我「沒出息」。可是他自己在一年內白髮驟增，內心的創傷和痛苦使他終於積鬱成 疾，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查出了隱患肺癌絕症，而且已到了晚期，當即住院待手術 治療。因此在家迎接兒子回來的那幾天，只有一位自稱「捨命陪君子」的俠義姑娘 陪伴著我在家。大約一月四、五日的樣子，一位戶籍警攜同一位「裡弄治保委員」 突然找上門來，客氣地問我「小楊回來戶口報在哪裡？」我當即決定報在「廣五」 家中，他爽然同意，講好回來就報入。釋放前夕，監獄一位隊長也已和我約定九日 早晨八時讓我安排汽車去接楊巍。 誰知隔了一夜，全變了卦，第一是獄方決定派車送回，不必我去；第二是直到中 午十二時過後才把楊巍送到家裡。原來楊巍已被「安置」到一家勞改系統的工廠華 東電焊機廠，工作是英語翻譯，並把戶口也強行報在該廠的集體戶籍中。楊巍是學 生物化學的，到電焊機廠工作可謂用非所學，牛頭不對馬嘴。楊巍非出自願，但為 了急於會見病危的父親，就勉強填表簽名，但立即連續請事假為其父親的治療、護 理奔忙。他在圖書館和第一醫科大學翻閱了大量資料，和醫生共商治療方案、學習 防癌治病的「新郭林氣功」轉教其父練習，確實是在努力盡人子之孝。在此期間， 親朋好友都勸他千萬勿再捲入政治漩渦，太太平平度過一年，便可出國深造，夫妻 團圓。 三月份，楊巍爸爸的病一度穩定，我便建議楊巍去上班，他去了幾天發現，該廠 資料既少而陳舊，譯了大都擱置起來用不上，他覺得與其浪費時間不如不幹。他是 個講究工作效率的人，他要求到計算機房工作，遭到拒絕。正巧有友人介紹，有機 會到一個私人企業家那裡去幫忙，他認為有利於自己瞭解國情，學習經濟，就欣然 同意。於是他勤奮工作了三個月，上至為公司起草文書，「協同」上法庭打交道， 下至重活雜務，都能愉快勝任，深為業主讚賞。業餘又忙著照顧父親，練太極武功 。所以五月十九日前，他基本上沒有和當時的學運接觸，只是密切注意著學潮的發 展。 五月十九日晚上，楊巍和我在電視屏幕中看到了趙紫陽和李鵬在天安門廣場見絕 食學生的鏡頭，接著又有李鵬與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對話的場面；特別是當他知道 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上海市人民廣場絕食有死亡危險和烈性傳染病爆發會危及 千百萬市民的時刻，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要立刻去人民廣場以他自己的影響和學生 領袖接觸，為避免傷亡而做些緩解工作。我積數十年政治運動經驗，深知楊巍以現 時身份參與學潮，對自身有極大的危險，因此，竭力勸阻他別去。我告訴他在「剝 奪」期間將有極大風險，我說憑你個人的作用於事無補，他都聽不進去，只見他焦 急萬分地對我說：「這是關係到千萬人生命的大事，我不去良心上過意不去，你知 道烈性傳染病爆發有多麼危險？人不能白白死去。」我說不通他，就拿出最後一張 「王牌」：「如果你這次再被抓去，你爸爸病危中再也受不起這沉重打擊了，媽媽 的健康也已大大不如前兩年了，如果爸爸媽媽急死了，你坐牢送東西的人都沒有了 。」不料他也拿出一張「王牌」：「媽媽，忠孝不能兩全，此刻我已無從選擇，你 們就不要管我了。」當時，他臉漲得通紅，一臉焦慮赤誠，幾乎要哭出來了。我知 道他去志已堅，勸阻無用，再一想他的動機願望和思想境界都無可非議。兒子此刻 考慮的是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母親卻為了保護自己兒子一個人而千方百計阻攔他 ，我自慚渺小，再說不出口了，只是囑咐他多加小心，然後，楊巍騎上自行車，向 人民廣場疾馳而去。 第二次被捕 我至今回想起來，他這次投身學運的動機光明磊落，行為和當時各界人士，群眾 團體，甚至人民代表的支持聲援和建議是一致的；和政府當時要求學生停止絕食、 撤退的對話客觀上也是同步的；他的其他活動都是環繞一個中心：維護學生市民安 全，發揚人道主義。楊巍何罪之有？我的兒子何罪之有？一九八九年七月上旬，我 終於病倒了，半夜裡楊巍用自行車把我送到附近醫院急診治療後繼續住院，老楊也 因需要化療而再次住院。自此楊巍便奔走在兩個醫院之間，照顧我們，還學著燒個 營養菜送來。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左右，楊巍還到醫院給我送來一個西瓜，他走之 後在醫院裡聽到街上警車頻繁奔馳，警笛淒厲不斷，心裡總有不祥之兆。果然楊巍 下午再次被捕的消息出現在當天晚上的電視屏幕上，次日清晨，朋友、親戚紛紛來 告知凶信，中午戶籍警送來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對被收容審查人家屬通知書」。這 事兒瞞不過楊巍爸爸，過了兩天他就知道了。我們只能靠著親友來探望時請他們傳 遞紙條來保住聯繫和互相鼓勵。兒子的再次被捕，使楊巍爸爸終於受到致命打擊， 本已趨於明顯穩定的病勢急轉直下，八月二十三日醫院第一次向我們發出他的病危 通知；醫生、護士竭力搶救無效，終於至十二月二十日清晨八時十五分抱憾逝世。 至此我也已身心交瘁，悲痛欲絕。 楊巍再次被捕又已經超過一年，至今不審不放，不能與家屬見面。死者已去，也 解脫了痛苦，生者如我，已備嘗家破人亡、骨肉離散之苦，悲痛淒寂的心情，無法 以言語表達。 楊巍第二次被捕後，我曾因一些善後問題拜訪了楊巍曾工作過的那一家私人企業 的辦公處，因為廠長去了外地，由他的親信助手梁阿姨接待，她歷數了楊巍的工作 熱情和待人接物的良好品德，她說她曾經為勸楊巍勿捲入任何政治運動而和他單獨 專門談了兩個鐘頭，楊巍的答覆是：「梁阿姨！說到底，我得和國家同命運。」 楊巍無罪！他為維護自由、民主和人道主義而被捕，成為「政治犯」。我要求政 府從理解和愛護青年、理解和愛護留學生的善意出發，從人道主義出發，盡快釋放 我的兒子，並准許他出國繼續完成學業並和親人團聚。 最後，讓我借此一角，以我最大的愛心和赤誠向曾經和現在還在關切、聲援、營 救楊巍以及給我們家屬以精神上、物質上莫大支持、慰問和援助的國內外老師同學 、親戚朋友以及國際友人、民運團體、留學生組織和一切善良的人們致以衷心感謝 和崇高敬意。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三期(一九九一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