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運動持久戰 丁 楚 鄧力群也在研究持久戰 六·四以來，我構思一篇闡述「持久戰」的文章已經很久了。然而，最近聽到一 則很有意思的消息：中共的理論家鄧力群也在研究「持久戰」，並在《人民日報》 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大談學習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心得。這也許不是巧合，看來 我們的對手正變得越來越聰明，我們所想到的東西他們也都想到了。這使民主運動 的發展變得更加艱巨，同時，也變得更具有挑戰性。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曾經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頂點，然而，隨著六四 大屠殺，這個大潮迅速地退落了。那個洪峰的畫面如此壯麗，在人們的腦海裡留下 了強烈的虛光幻影，以至很多人在當時作出兩三內年就可以凱旋回國的樂觀估計。 是年歲末的東歐大雪崩，又為這些毫無根據的樂觀情緒錦上添花。 可是當時我對形勢的估計並不樂觀，我在《中國之春》一系列的文章中警告：中 共完全有可能穩定住局面，大高潮之後將會出現更為可怕的大低潮，民運將處於長 時期的相持階段，所以要作好長遠打算，學會長期而韌性的鬥爭。這些觀點在當時 的形勢下也許是不合時宜的，它遭過嘲笑，受過批判，甚至帶過間諜帽子。於是促 成了我要寫一篇「論持久戰」來全面闡述這些觀點的強烈動機。 目標和形勢，應該與可能 一場戰爭也好，運動也好，其形式特徵都基於兩點：一是制定目標，二是估計形 勢。 戰略目標從主觀上決定應該怎樣做，而形勢的發展從客觀上限制可能怎樣做。例 如美國總統布什把美伊戰爭的戰略目標訂在要侯賽因下台和伊拉克撤軍，而不是將 伊拉克整個夷為平地，所以他決定不使用核武器，而只把軍事行動限制在常規戰爭 的範圍之內。同樣，鑒於對國內形勢的估價，美國人民不會忍耐一場像越戰那樣的 長期戰爭，這場戰爭在短期內美國不贏便是輸，伊拉克不輸便是贏，所以布什只能 速戰速決。 在結束專制的大方向下，人們也許會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設立不同的戰略目標。例 如，有人把打倒共產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戰略目標。這種想法在羅馬尼亞革命勝利後 的一段時間內曾風靡一時，很多人都在設想北京出現布加勒斯特的奇跡。在激昂情 緒的籠罩下，人們往往樂觀地估計國內形勢，覺得中國大陸已佈滿乾柴：經濟崩潰 、民怨鼎沸、諸侯離心、軍閥割據，總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革命。 姑且不論以上戰略目標是否切實，形勢分析是否中肯，但其必然產生希求速戰速 決的傾向。「打倒」顯然不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是一個突變事件。以這個突 變為標準，共產黨不敗就是勝，社會民主力量不勝就是敗。所以，共產黨哪怕苟延 殘喘，它只要拖著不垮，就是戰略上的勝利，最終可以把民運的士氣拖垮。難怪鄧 力群要研究《論持久戰》，正好用來對付民主運動中的速決論。 六·四之後，我曾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準備長期而韌性的 鬥爭」。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作好二十年的打算，和共產黨打一場持久戰。」 我的「持久論」是建立在與上述不同的戰略目標和形勢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象棋原則還是圍棋原則 我在一些大學講演，常常被問到：「你們的組織到底在為什麼目標奮鬥？」我的 回答簡單得常常令提問者驚訝，只有兩個字：「生存」，或者說得通俗一點：「活 著」。其實在很多情況下，結束專制的過程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樣浪漫和激動人心 ，它很可能平淡無奇，甚至讓人感覺不到這個過程的存在。專制的實質就是壟斷： 只准我說話，不准你說話；只准我執政，不准你問政；只准我存在，不准你生存。 試想一下：本來在這塊地盤上只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可是現在卻出現了一個反對 派，它雖然弱小，但最終在圍剿中生存下來，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甚至還要問鼎政 治，這就意味著打破了政治一元化的壟斷局面，形成了政治多元化的格局。這個政 治結構變化本身就意味著專制的結束。 有很多從大陸來的朋友，儘管對共產黨恨之入骨，但腦袋裡還是不自覺地用從共 產黨那裡學來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問題。在他們眼裡，消滅一個制度總是和暴力革命 、突變事件等這類字眼連在一起的。其實你只要看一下歷史，就會發現，世界上還 沒有一個專制制度是結束在革命者手裡。革命從來就是從一個專制向另一個專制過 渡的跳板，打倒專制者並不意味著可以消滅專制制度，只要一元化的政治結構不變 ，最大的可能只不過是換一個專制者而已。這個邏輯太簡單了：一個有能量打倒專 制者的力量無疑有足夠的能量建立一個新的專制。 我喜歡下棋。也許會下象棋和圍棋的人可以從中體會到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像 棋的原則是你死我活，紅藍雙方不共戴天，勝者王侯敗者賊；圍棋的原則是你活我 也活，黑白雙方在共一規則下共存角逐，所爭只是活多還是活少。象棋是一元文化 ，信奉革命原則，而圍棋則代表了一種多元文化。我比較傾向於圍棋文化，所以， 寧願把政治多元化作為戰略目標。當然，上面所指的「生存」是指在大陸合法生存 ，而絕不是縮在海外苟延殘喘。 反對派不輸就是贏 以政治多元化作為戰略目標，民主運動無疑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必然經歷反 對派由弱變強，從「非法」到「合法」的演變，經歷朝野雙方的鬥爭從不擇手段到 互守規則的進化。在這一戰略目標下，爭取多元化的反對派不輸就是贏，而捍衛一 元化的專制者不勝就是敗。 如果我們不冀望於北京發生羅馬尼亞的奇跡，那麼不妨設想一下中國從一元政治 結構向多元政治結構轉化的幾種最可能的模式： 一、國共兩黨經過和平統一的談判，組成聯合政府。其他反對派在兩大黨對峙的 縫隙中發展起來。 二、共產黨本身分裂，其中一派或幾派摘掉共產黨的帽子，其他反對派在裂痕中 得到發展並取得合法地位。 三、共產黨本身變質，政治控制隨著經濟的自由化而逐漸軟化。反對派經過一段 長期的半非法的既成事實狀態，最終取得合法地位。 以上三種模式的任何一種都需要時間的催化，而在這長時間的演化過程中，海峽 兩岸、朝野雙方任何一方的魯莽舉動都會使這一進化過程毀於一旦，使歷史倒退到 起點。八九民運給我們留下的最大教訓就在於此。 歷史有時就像高速公路 多元化的戰略目標決定了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是一場持久戰，而當前的客觀形勢 又決定了它只能是一場持久戰。 在對形勢的估計中，人們常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總是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然而不幸的是：現實往往是人們不願意相信的。當前的國內外形勢，無論從哪個角 度講，都不足以支持樂觀的民主運動速成論。 一、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中國大陸有可能進入一個發展緩慢，但相對穩定的「勃 列日涅夫時代」。 一九八八年和八九年的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高通脹緊接著大蕭條的危機，排除政 策失誤和政治動盪的因素，這場危機背後潛在的真正原因在於頭重腳輕的經濟結構 ，基礎工業設施，如能源、交通、通訊、原材料、糧食、教育等環節的薄弱拖住了 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後腿。這一經濟結構給改革留下的空間非常狹窄，就像 一條套在狂奔烈馬腿上的絆索，無論騎手是趙還是李，也無論他們的騎術(政策)高 明還是拙劣，只要絆索的長度到了極限，一個大倒栽必然恭候在那裡。這一經濟結 構決定了大陸經濟在今後十年的主要任務就是拉長基礎戰線。基礎設施的調整投資 額巨而回收期長，必須集中財力。由於大陸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生產要素市場來進 行這一大規模的資金轉移，這種結構調整必然帶來中央計劃控制某種程度的復辟， 和集中權力壓縮消費的傾向。毫無疑問，對於一個喪失了威信的執政黨來說，這一 切只能在政治的嚴密控制下進行。 歷史有時就像高速公路，在前一個出口之後和下一個出口之前，它幾乎不給人們 留下什麼選擇。這種形勢對共產黨來說並無多少選擇餘地，無論李在台上還是趙在 台上都會這麼辦。同樣，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沒有多少選擇餘地，資金向基礎行業的 傾斜，若用計劃手段執行，將是以強行勒緊褲帶的公開形式，若通過市場機制進行 ，則是以通貨膨脹使錢包縮水的隱蔽形式，但是無論如何，這一關他們非過不可。 總之，得民心黨心，摘桃吃肉的好事情(如重轉輕、軍轉非、農業承包、放權讓利等 )，已經被鄧小平、趙紫陽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做完了。現在留給李鵬和陳雲的淨是種 樹啃骨頭，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而當前陳雲的路子和李鵬的政策，儘管遭諸侯抵制 ，百姓反感，但最終還是會不死不活地貫徹下去，原因就在於除此誰也拿不出更高 明的辦法，別無選擇。 六·四後不久，我有一次在肯塔基大學講演時向大家分析了以上形勢。有一個同 學問我在這種形勢下該怎麼辦，我開玩笑說：「反正這種事誰上台都要干，不如讓 李鵬當 babysitter，先管著政權，把得罪人的事情都辦完了，那時他的民憤更大了 ，再和他算總賬。後面接管政權的人也好辦事。」我想當時沒有多少人理解這句話 的含義，不過時間會讓人們理解的。我相信趙紫陽對此體會會最深。 經濟上的調整將帶來政治上的高壓，尤其六四之後中共政權總結了教訓，比原來 聰明多了。最近鄧小平和中共高層領導人在講話中都一再強調：為了保證把經濟搞 上去，政治上絕不能放鬆。從最近一段歷史來看，國內民運高潮總是在寬鬆的政治 環境下爆發。所以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短期內出現政治動亂和民運高潮的可能性 都不大。在這個相對穩定的「勃烈日涅夫」階段，中共唯一的鬼門關是鄧小平或者 趙紫陽的死亡。 大潮後面的低潮尤其冷漠 二、在民主運動方面，一個相當長期的低潮不可避免。而且，大的高潮後面的低 潮尤其冷漠可怕。 就像一個人被開水燙過之後，對溫水也會失去知覺。人們見過天安門廣場那種上 百萬人的壯觀場面之後，對幾十人幾百人小打小鬧的活動就會提不起精神，於是造 成普遍的冷漠情緒，而人們對這種冷漠情緒的不滿又更使這種冷漠雪上加霜。高潮 的慣性使人們常常對形勢作出過於樂觀的判斷，對自己的力量作出過高的估計，可 是一旦當他們發現事情並非朝自己所想像的方向發展，就容易產生一種力不從心的 感覺。隨著低潮的到來，在高潮中湧現的大量海外民運團體將因無所事事而趨於瓦 解或陷入自身矛盾，民運人士在人們眼中失去了叱吒風雲的光環。這一切所產生的 後果將是普遍的失望。 在國內，人們的恐懼在被憤怒壓倒之後，很快就會重新壓倒憤怒。八九民運中的 先鋒，是由王丹、吾爾開希這樣一批不怕虎的初生牛犢扮演的。他們沒有經過歷次 運動的折磨，沒有領教過共產黨的凶殘，從他們出生的那天起，他們看到的場面就 是平反昭雪，開追悼會，補發工資，落實政策。總之，他們只見過老虎哄人，沒見 過老虎吃人。所以只有他們，敢於在四·二七大遊行中衝破十幾道軍警的防線，揭 開了八九民運最悲壯的一幕。這樣的壯舉，那些久經共產黨迫害的長輩們是只敢想 不敢做的。然而，六·四之後，這一年齡段的青年也成了被老虎咬過的一代，他們 未必還會有原來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概了。所以鄧小平揚言「殺二十萬人可 以換二十年的安定團結」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二十年就是一代人的時間。如果我們 不能有效地排除這一代人因恐懼留下的心理障礙，恢復勇氣和信心，民主運動的下 一次高潮就有可能要等下一代初生牛犢來開創局面了。 中共利用恐懼來凝聚全黨 三、從國際局勢來看，一方面波斯灣危機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吸引西方國家的注 意力，另一方面東歐蘇聯的民主化進程紛紛陷入經濟的沼澤地帶，這都有利於中共 擺脫六·四以來陷入的內外困境。 東歐的革命對中國民主化的作用就像一個雙刃劍，有些人只看到它鼓舞人心的一 面，而沒有注意到它所帶來的負作用。東歐共產黨垮台之後的淒涼慘狀，給了中國 共產黨人一個強烈的刺激，在某種程度上使他們因恐懼而趨於團結。很難說是誰， 共產黨還是民運陣營，更有效地利用了羅馬尼亞革命的衝擊波。正當相當一批受到 羅馬尼亞革命鼓舞的海外民運人士掀起暴力革命大論戰時，中共高層在把失去政權 的共產黨員如何受到社會歧視和政治迫害的材料彙編成冊，發給全黨。以至一些曾 經同情民運的共產黨員及幹部子弟開始沉默，有些甚至倒向政府。世界上只有兩樣 東西可以有效地凝聚一個團體：一是信任，二是恐懼。中共正在巧妙地利用後者。 蘇東波曾經強烈地震撼過中國共產黨。然而隨著東歐的經濟困境和蘇聯的政治動 蕩接踵而至，中共領導人臉上露出了幸災樂禍的笑容。他們同樣及時地利用了這一 形勢，把民主和動亂這兩個概念強行擰在一起，向中國的老百姓展示民主改革將要 面臨的暗淡前景。過去曾經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進行的和平經濟競賽，現在轉移 到了以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殘部和蛻化變色的蘇聯東歐集團之間，中國乃至世界下 一個民主改革大潮何時來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這一競賽的勝負。 無論國內形勢、國際形勢、還是民主運動本身的形勢，都預示著中國民主運動將 進入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相持階段。這個階段，對任何一方來說，都不會是一個創造 奇跡的時代。在這個時期，各種政治勢力之間較量的將是耐力和韌勁，不是看誰勢 大，而是比誰氣長，不是看誰的許諾多，而是看誰錯誤少。能夠在將來多元化的政 治格局中佔據一席者，既不會是今天最霸道的人，也不會是今天最耀眼的人，而很 有可能是有耐力熬到那天的人。我相信湯恩比會支持這一看法。 耐力來自信心而毀於失望 既然我們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場持久戰，那麼最大的敵人就是「失望」。耐力和韌 勁來自信心，而毀於失望。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克服的障礙不是來自對手，而是來 自自己。 大多數人的失望情緒與其說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還不如說是出於對形勢發展的 過高預期。海外有很多人對民主運動、民運組織和民運領袖的抱怨，無不是因為他 們腦子裡有了一個理想的模式。一但他們發現現實和理想不符，失望就不可避免。 其實說是現實與理想不符，還不如說是他們的理想與現實不符。解決的辦法是修正 他們的理想，而不是對現實拔苗助長。把困難預期得多些，把時間預期得長些，就 可免於不戰自潰。我在《中國之春》上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理想死了，底線在 哪？」，提出了設底線代替理想的消極戰略，其用意正在於此。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戰略目標的制定，如果你的目標不是讓對方死，而是讓 自己活的話，那麼你就會有不同的尺度去衡量勝負了。前者，你不勝就是負，很容 易造成失望；而後者，你不負就是勝，失望就不容易產生。 持久戰是一場心理戰 有些人也許會不以為然：什麼？只要改變一下思維方法就能夠轉敗為勝，這豈不 是阿Q的把戲？怎麼能用這種兒戲態度來討論民運戰略這樣嚴肅的主題？ 其實，民主運動說到底就是一場心理戰，決定勝負的不是人數上的優勢，而恰恰 是心理上的優勢。胡平說：「民主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這絕非戲言。結束專制 說來難，其實也容易，只要全中國人民齊聲說一聲「不」，專制制度頃刻就會倒塌 。可是難就難在你怎樣讓每一個人都有信心和膽量說出這個「不」字。專制者在人 數上總是佔絕對的劣勢，而人民群眾總是佔絕大多數，可是為什麼前者總是可以統 治後者呢？可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和實力對比的問題。我在「聚孤膽為群膽， 化整體為個體」一文中對此曾有過分析。專制者組織精良，處處以一個整體出現， 共同承擔風險。而人民是一盤散沙，每一個人都是單獨承擔風險。所以，專制者雖 然整體上處於劣勢，但在任何一個局部都佔有絕對的優勢。由於承擔風險的方式不 同，造成了專制者心理上的優勢和人民群眾心理上的劣勢。這就是為什麼我提出要 將專制者的整體化為個體，讓他們個人承擔風險，做惡多端者我們不找「黨」算帳 ，而把帳記在個人頭上。這種戰術並不能改變人數上的對比，但它卻能摧毀統治者 心理上的優勢，從而扭轉整個民運的戰局。 六四屠殺之後，應該說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從數量上是大大增加而不是減少了，但 是為什麼人們反而不敢像六四之前那樣上街示威了呢？說到底就是喪失了心理上的 氣勢。八九民運整個過程中，最關鍵的一天是四·二七大遊行。在遊行之前，當數 萬軍警封鎖各要道路口的消息傳來，很多人都為自己的生命捏著一把汗。可是當幾 十道軍警線被衝破之後，人們幾十年形成的心理障礙一下子被衝破了。他們想，最 大的危險也不過如此，沒什麼可怕的。於是此後的示威，動輒百萬人上街，學生市 民氣勢如虹，一發而不可收，恰如長江出了三峽，進入一馬平川，橫瀉千里。可是 六四屠殺，使人們的這種氣勢遭到重挫，恐懼的心理屏障又重新積累起來。 現在，民主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重新衝破人們的心理障礙，重建人們對勝利的 信心。這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也是民運持久戰中最關鍵的環節。人們需要通過一系 列比較溫和，同時安全係數比較大的活動來逐漸地消除恐懼感。每一次微小的勝利 都會積累人們的勇氣，最後積小勝為大勝。《中國之春》曾刊登了一些大陸傳單， 如「到天安門廣場散步去！」「六四白衣行動」「亞運會上：舉起你的V形手」等， 就是這類活動，它們的現實意義看來不大，但是卻極其深遠。 從大處著眼，在小處著手 經過了一場血腥的屠殺，人們的勇氣有可能變得非常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培植 ，它經不起任何失敗的打擊。每一次重大的挫折，都會使長期積累起來的信心和勇 氣前功盡棄，一切又都得從起點開始。因此，激進魯莽的傾向在這個積累勇氣信心 的過程中是非常危險的，常常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曾經提出「過尤不及」的原 則，意思是作任何事情寧右勿左，寧願做得不夠，也不要做過了頭。做得不夠，你 還有餘地通過努力去補救，但一旦過了頭，就很難補救了。 激進情緒的根源在於好大喜功，急於求成。海外民運中，這種傾向十分明顯。有 些人動不動就擺出一付轟轟烈烈的架勢，準備驚天動地地大幹一場。實際上，民主 運動，尤其是持久戰式的民主運動，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轟轟烈烈，壯麗多彩。 相反，它有可能是由千百件平淡無奇的小事和瑣事組成。可能你要寄千百封信，而 其中只有一兩封起到了作用；也許你只捐了十元二十元錢，只不過是為了給關在監 獄裡的政治犯家屬帶來一絲溫暖。可能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會引起新聞媒介絲毫的興 趣，也可能你曾出生入死，而不敢讓社會知道你所做所為的任何細節。我曾經在休 斯頓民主統一研討會的發言中提出兩個口號：一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二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我想，這兩種境界，是每一個人在一場民主運 動持久戰中必須修煉的。 時間總是站在新生力量一邊 持久戰是對雙方耐心和韌力的巨大考驗，而我相信時間總是站在新生的力量一邊 的。順潮流者不退則進，逆潮流者不進則退，有時候我們也許會覺得自己很累，可 是我相信專制者比我們更累，我們還可以躺下休息，可是他們卻不能休息，必需不 停地修牆補洞，只要稍一停止修補，專制的大廈就會土崩瓦解。持久戰永遠是新生 弱小力量的戰略，而首先失去耐力和韌勁的多是腐朽沒落的一方，哪怕他們暫時還 很強大。哲學家培根曾說過：「新思想代替舊思想的勝利從來就不是在論戰中取得 的，它往往是因為相信舊思想的人死光了，而相信新思想的人數逐漸在社會中取得 了主導地位。」有時候時間能夠解決人為無法解決的問題。 如果你想取得的是切實的勝利，而不僅僅是為了安慰自己的自尊心，好勝心，或 者哪怕是良心，你就必須學會有耐心，在耐心中捕捉戰機。 持久戰實際上並不是一種什麼特別的戰略，它的意圖只不過在於拉長人們對勝利 的預期，使人們的神經變得更加堅強，使他們變得更有耐心和韌力。其根本原則無 非是積小勝為大勝，而不是力求畢其功於一役。在這個戰略中，最大的敵人正是我 們自己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四期(一九九一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