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領館「政治事件」 程 玉 十二號早上，三元把我叫醒，說：「軍濤和子明被判了十三年，我剛從收音機裡 聽到的。走，咱們到領事館抗議去！」我問：「怎麼去？」他說：「就咱倆兒自己 去」。這時候，我那剛剛學走路的二兒子搖搖晃晃地進了房間，我說：「把兒子也 帶上吧！」 聽到朋友被判刑的消息，我心中的感受真是很複雜，一方面，因為前一段的心情 在不斷為各種有關判決的好、壞消息所翻捲，現在有了一個定數，心裡多少有些釋 然；另一方面，想到倘若當真要等十三年，相見時大家已是翁媼，不禁黯然，加上 這些年裡他們會受到身心折磨，更是不堪設想。也許三元看出了我的心境，便在一 旁寬解道：「其實判五、六年和十幾年沒有什麼兩樣的，你知道他們不會坐這麼長 。況且哈維爾、曼德拉……。」是啊！天文學家在億萬光年中研究宇宙的演變；生 物學家在百萬年中探索物種的進化；歷史學家在千百年中搜尋文明興衰的因果；社 會學家，政治學家在十幾年、幾十年間估評各種事件的意義……然而，這些我都不 是，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受過一些監禁之苦，我知道失去自由的時日是多麼地漫 長、多麼地難熬，而更使我不能接受和忍受的是「判決」這個不公正的事實！ 我們帶著姨母、孩子，和一位芝大願意與我們前往的同學來到領事館。我們要求 見總領事，領館的人說總領事很忙，不能見。於是我們被推給了教育組目前的負責 人陳先生。在教育組的接待室裡我們見到了陳先生，來意說明之後，他旋即轉身回 到裡面的辦公室，好一會兒才拿了一張紙出來，要記下我們的名字。名字記好之後 ，說道：他只管留學生個人的事務，對我們今天要談的事情，他不負責接待。我們 就說：一則這是一件與我們個人相關的事件(指判決)；二則，如果他不負責接待， 我們要見能與我們對話的負責人。正在這個當口，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我那十四 個月好動的兒子把原來放在沙發扶手上的一面紙做的中國國旗，在瞬間撕做了兩半 。自己的孩子損壞了別人的東西，做母親的自然十分歉意，特別是旗子是我拿來哄 他玩的，因為他先拿了一面旗桿尖尖的布制國旗，我怕他用尖頭傷了別人或自己， 但要從他手裡奪下旗來他便大叫，為了不影響談話，我用另一面旗桿不尖的小旗把 那頭兒尖的旗子換了下來。但旗子竟被撕壞，很不過意。 誰知陳先生見此情，惱火地站起身來，說：「你，你，你這是做什麼？」 我說：「對不起，對不起。」 「怎麼可以撕壞國旗。」 「他是一個孩子。」 「可你是大人。」 裡面電話鈴響了，他轉身進去接電話，過一會兒他從裡面出來，又經由接待室走 了出去。姨母把闖了禍的孩子帶到了走廊裡，我們又等了許久，最後，陳先生連同 一位姓夏的領事回到了接待室，兩人的臉都繃得緊緊的。 陳先生一進來便問：「那面撕壞的旗子呢？」 我忙拿給他，一面說：「真對不起！」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他是一個孩子。」 夏先生這時嚴正地插進來：「你應當道歉！」 我說：「剛才我的第一句話就是道歉，你長著耳朵難道沒聽見嗎？」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麼說話。」 又說：「大人要對孩子的行為負責！」 最後陳先生說：「今天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情，我們很遺憾，對你們過去的所作 所為，你們自己心裡也很清楚，你們好好去考慮。我們今天不與你們談話，你們回 去吧！」 以後的經過就不多說了。晚上，我等兩個兒子都睡了，才坐下來靜想，覺得心裡 一天都淤了一團東西，又重又澀，得想想清楚。 我先是想到了一則從前讀到的小故事：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美國的同胞，到郵局去 寄東西，郵件超重，要加貼郵票，郵政員給了他幾張美國總統頭像的郵票，這下可 為難了這位大陸同胞：信封上剩下的地方已不夠正正地貼上總統的頭像。郵政員不 解顧客在猶豫什麼，痛快地把總統頭像側過來貼上了。我們的同胞先是吃了一驚， 即而又好笑：自己真是十年被蛇咬，終身怕井繩！ 這就是了。我來美國已經十年了，對這位同胞的困惑我已經不熟悉和不理解了， 我有的到是和美國郵遞員一樣的困惑，我都忘了，我也是從「瓷像」故事中的那個 國度裡出來的。你們知道「瓷像」的故事嗎？那是發表在七九年民間刊物《今天》 第二期上的一個小短篇，在當時的京城裡也小小地轟動了一番。故事是講一個右派 的孩子為了要夠到桌上的玩具，不小心拉下了桌布，放在桌上的毛澤東瓷像掉到了 地上，摔碎了。這個右派反覆思忖，不知如何處理瓷像的碎片。倒入廁所？深埋起 來？似乎都不妥，只好把碎片連同一篇深刻的檢討書一同交到了居委會。居委會對 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後，令他再買回一個毛澤東瓷像，正當他捧著瓷像回家的途中 ，突然看見他那闖禍的兒子正站在小板凳上「坐飛機」，被一群小朋友們批鬥，他 心一驚，手上的瓷像又掉到了地上，碎了‥‥ 我看看兒子的睡臉，憨態十足。孩子，今天的事要是發生在「瓷像」故事的「國 度」，你會怎樣呢？你的父母又會怎樣呢？ 「大人要對孩子的行為負責。」我想起了夏先生的語調和話。 「對你們過去的所作所為，你們自己心裡也很清楚。」我又想起了陳先生的話。 這不是一句預審員的口頭禪嗎！難怪耳熟。於是一連串遙遠的記憶就被陳先生，夏 先生那緊繃繃的臉和硬梆梆的話語一下子喚到了眼前，清晰得就好像發生在昨天。 七六年，我十九歲那年被傳訊、拘留的種種，便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放映起來，直到 那年十月底的一天，我突然被提到了審訊室，被告知當天獲釋。在一個大院裡，我 看到了前來接我的兩位姐姐，當時令我異常驚訝的事兒有兩件，一件是我的一位姐 姐肚子大得已經快生了，而我入獄時還不知她有孕；另一件是，我的兩位姐姐都變 得很醜，他們把嘴咧得老大老大地，總也合不上。然後，我又不勝吃驚地看到我的 預審員也能同樣地把嘴巴咧得老大。原來他們是在笑。 從此我知道了，我的預審員是會笑的。陳先生、夏先生自然也是會笑的。但，是 什麼使得他們在有些時候要把臉繃得那麼緊呢？是他們的地位嗎？天哪！他們哪裡 算得上官兒？在我看來，陳、夏二先生算不上即得利益者，更沒有多少特權，他們 實在也是「老百姓」的一員。做為老百姓，我可以說，在中國的社會裡，他們對生 活(包括對什麼時候笑，什麼時候繃臉)的選擇比我還少。而那些用槍射殺北京居民 的士兵呢？他們的選擇不是更少，更少嗎！於是，我比往日更清楚地意識到，諾大 的中國，其中並沒有我的位置----我不願像我的朋友們那樣被追、被捕、被監禁； 我更不願像我的預審員那樣去追、去捕、去看守監牢；我也不願像陳、夏二先生那 樣在黨紀、職任的責迫下把臉繃得緊緊；最後，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十年，我不再能 忍受讓窩囊的事情淤在心中不吐不發！ 深夜裡，家中的大人和孩子都睡熟了，可我卻輾轉難眠。睜開眼睛，我看到的是 黑夜；閉上眼睛，我看到的是自己心底最大的傷口----中國。我想念你。可是，我 不能回去！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五期(一九九一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