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獄中的提審和採訪


高 新 


兩個小時的「自由人」身份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飯剛剛打進來，一個看守打開牢門喚我出去。
  還是那位提審，還是那間豪華的提審室，都該吃晚飯了，而且還是星期六。
  「明天可能有記者來問候你幾個問題，主要是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情況。因為現在
這個問題上外面傳說很多，謠言很多，希望你能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好好配合。
」
  「都是哪幾家的記者？」我問。
  「好幾家，新華社的，中央電視台的……可能還有《人民日報》的吧！」
  「有外國記者嗎？」
  「沒有，都是國內的。」
  「是審問方式嗎？」
  「不是，就是普遍的談話方式。」
  「那，允許我說實話吧？」
  我擔心政府方面會利用我的嘴作宣傳，甚至作偽證。
  「當然是說實話。就講你前幾天在材料上寫的情況就基本可以了。」
  我想起來前幾天還是這個提審曾經專門來提我出去寫一份關於我所知道的天安門
清場的情況。我完全是照實寫的。
  「好了，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也許是明天。如果明天不來，那就不知道是什麼
時候了。這個事情是這樣，劉曉波、侯德健，還有一些清場時在場的大學生、醫生
和戒嚴部隊的人都已接受採訪了。政府是想通過各方面的人來說明天安門廣場清場
時的真實情況。」
  「周舵也接受採訪了嗎？」
  「可能也接受了。這樣吧，明天早上我們來，我給你找個電動剃胡刀，你這鬍子
也太長了，頭髮也得理一理。」
  我沒有吱聲。
  回到號裡，我心裡盤算著怎麼樣能堅持不讓他們給我推頭修面。因為我心裡十分
明白，既然不以審問方式「採訪」，那政府在他們的報道裡可能就故意不表現出我
是在獄中被「採訪」的。而只要他們沒有直接要求我做偽證，這種「採訪」又沒有
辦法拒絕。那麼，只有把我眼下這副樣子原原本本地顯現在電視檯面中，才能讓所
有收看電視的人明白我是在獄中被「採訪」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一切問題了。
  當夜，我幾乎一夜都在想這個。
  第二天一早，管教讓我去管教室。
  「今天見記者，有思想準備嗎？」他很和氣地問。
  「您還不明白，我在現在這種處境下，只有服從，沒有別的選擇。」平時，我同
這位管教說話已經比較隨便了，所以也沒有什麼提防的心理。
  「你的提審要求你說假話了嗎？」
  「那倒沒有。」
  「那不就得了嘛。我告訴你吧，上級對這次採訪很重視，處長專門交待了。要不
然我大星期天的還跑來加班？我希望你從幾個角度好好考慮一下這事對你的有利之
處。
  「第一，政府要求你講清天安門廣場當時的事實，你不用說是在這裡，就是作為
一個正常公民，也有這個義務。
  「第二，你現在還沒有被處理，這次對你是一個很關鍵的機會。這是個並沒有要
求你講假話的機會，為什麼不利用呢？我知道你是很想幹一番事情的人。但是你想
過沒有，呆在這樣的地方，是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的，所以，但凡有可能，必須先爭
取出去。
  「第三，你自己說過，從對歷史負責的角度，對戒嚴再有看法，自己也會事實求
是，絕不誇大事實。那麼，現在不正是讓你對歷史負責嘛。
  「第四，幾次找你談話時你都不是說你們四個在天安門廣場為避免大規模流血沖
突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嗎？為什麼不願意利用這個機會把這個真實情況宣傳一下呢
？
  「第五，通過這次機會，也可以向政府有關部門證明你們在天安門廣場起了什麼
作用。過去，你不是想說這些話都沒有什麼機會嗎？
  「第六，你一直在為張小梅和你家裡人得不到你的消息著急，這回上了中央台的
電視，他們肯定會看到的。這不也是個安慰親人的機會嘛。
  他講到第六點時，我突然明白過來，我如果就是現在這付樣子見記者的話，政府
完全可以只在報紙上登載記者同我談話的內容，而放棄在電視上的報道。或者在電
視節目中只讓新聞節目主持人替我說話，而不出我的圖像。那麼，別人，比如劉曉
波等也不在電視上出圖像還行，如果他們都出了圖像，唯獨沒有我的圖像，小梅和
家裡人會更為我擔心的。
  於是，我同意了在「採訪」前給我理發、剃鬚，但還是拒絕了讓我換一件別人的
白色襯衣的建議，我必須要保持入獄那天的「原裝」。從那天起，小梅既尋不到我
的蹤影，也得不到關於我的任何消息，我不敢想像這三個月來她已經急成了什麼樣
子。如果我保持「原裝」在電視上出現，起碼可以給她帶來些許欣慰。
  由於我堅持不要換別人的衣服，提審臉上頗有難色，因為我的褲子前襠的拉鏈壞
了，內褲暴露在外面。我告訴他這種「採訪」肯定是要坐著進行，只要我面前有一
張桌子，就完全可以遮擋住不雅的部位。
  化裝整理完畢，我被送到我們這K字樓所在的大院中套著的一個小院裡。院內的石
凳上坐著六、七個人，我估計是司機什麼的，見我進去都看猴似地盯著我。
  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顯然是間審訊室，被臨時佈置了一下。數了數屋裡的人
，攝影、錄音、燈光及文字記者，一共是十個人。
  「首席記者」是個頭髮花白的長者，坐在我對面，其他人坐得離我稍遠，形成一
個扇面。其中有一個女的，像是《人民日報》或《光明日報》的文字記者。
  「她長得還可以。」我心裡想。
  「我們是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單位的記者」，老者自報山門，似乎是在向
我說明他們並非警察。
  「你知道不知道最近一些精英們在外面造謠？」
  「什麼警鷹」？我乾脆就沒有聽懂他們說的是哪兩個字。
  「就是吾爾開希他們那些人。」
  我想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們說的是「精英」這兩個字。在此之前，我已經從比
我入獄晚的獄友口中聽說吾爾開希等一些運動的頭面人物已經成功地逃亡出境了。
當時我心裡真是挺為他們高興的，我衷心希望像我這樣身受牢獄之苦的人越少越好
。可這時聽到共產黨單封他們為「精英」，心中不免有些阿Q式的忿然；跑出去的是
「精英」，那我們這些沒有跑出去的是什麼？笨蛋？
  「他們在外面說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打死了好幾千人，還有說好幾萬的。你知道嗎
？」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在這裡已經三個多月了，從來沒有看過報紙和電視
，連廣播也沒聽過。」
  記者們互相對視著，顯得十分驚訝，好像在發牢騷說：「開槍以後我們頂著巨大
的壓力宣傳黨的聲音，可黨為什麼不讓黨的聲音傳進這大牆裡面呢？」
  我告訴他們，我是天安門廣場最後清場過程的當事人和目擊者，無論在任何場合
，我都會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的原則講述這一過程的。
  「採訪」過程大概有兩個小時。我雖然沒有戴表，但注意到錄音人員在機器裡換
了兩次帶子。
  我時實事求是地敘述：我在和其他人一起組織廣場的大學生及市民群眾從紀念碑
周圍和平撤退時，確實沒有看到打死人的情況，軍人確實開槍了，但我沒有看到他
們直接向人群開槍。我解釋說，六月七日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上，「戒嚴部隊」
總指揮張工在講述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時，特地強調「在早上四點半至五點半這個
時間範圍內，在天安門廣場這個空間範圍內」。他嚴密限制這個時空概念不是沒有
用意的。
  記者們對我們四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收繳抵抗武器的事情顯得十分關心，問得很詳
細。對此，我也十分配合。但我懷疑他們對這件事實會否按我講的原話報道。因為
我原來就是搞新聞工作的，對袁木所表白的共產黨的新聞「自由」，體會真是再深
刻不過了。
  他們也問了那天晚上長安街一帶發生的情況，我表示，我在紀念碑上只能看見那
邊的火光，聽見連續不斷的槍聲，具體情況看不到，所以沒有資格為那一帶的情況
作說明。
  我被允許抽煙，而且，我面前還放了一杯茶。入獄已三月之久，茶是什麼滋味兒
我已經沒有印象了。
  實在沒有什麼好問的了，「首席記者」宣佈：「今天就到這裡吧。」
  「你把茶喝了再走吧！」女記者的態度很是和善。
  「女人到底是比男人善良。」我心裡這樣想著，站起身來準備出門。他們十個人
成一字橫排站立，逐個向我道謝。但並沒有同我這位被「採訪」者握手。
  「在監獄裡命令一個已經在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環境裡生活了三個月，而且還
不知道要繼續多久這樣生活的在押『人犯』以『自由人』的身份接受政府記者的『
採訪』，這一回事本身才是最好的新聞。」
  我出門後，回頭最後看了一眼這些記者，心裡恨恨地說：「我的這番話總有一天
也要變成鉛字讓你們看到的。」

關於劉曉波的提審

  被政府的記者「採訪」後大約一個星期左右，一位看守對我說：「我看了報紙了
，上面有你們的話。我看你們都不錯嘛，好像還立功了。幹嘛還關著你們？」
  我笑了：「您都不知道為什麼還關著我們，我就更不知道了。」
  「那你們六月二號還去天安門廣場絕食，不知道戒嚴部隊要進城呵？」他問。
  「不知道。」
  我回答說：「我們當時還希望通過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六·二』絕食宣言」
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讓軍隊進城。如果我們知道政府已經下決心讓軍隊不
惜一切代價進城，而且說是可以採取任何手段。那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搞這種和平抗
議舉動已經毫無意義了。」
  「那就是說你們的那場絕食實際上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那也不對，應該說我們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就是組織和平撤離嘛。報紙上說了，你們是『響應政府號召』。」
  「那是政府的報紙。如果是我辦的報紙肯定會說是：那天凌晨包圍天安門廣場的
戒嚴部隊在清場時響應了我們的和平主張，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和平撤離方案，沒有
像在長安街一帶那樣，採取完全喪失理智的行動。」
  「嘿，你口氣倒不小。」
  「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不是我們的和平主張奏效，如果不是我們收繳了廣場
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們會流血，大學生和市民會流血。大兵們也免不了流血。」

  「哎，我問你，這些話你為什麼不和你的提審說？」
  「當然說了。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們好像只關心我們有沒有什麼秘密活動，關心
我們是否和海外反動組織有什麼勾結。」
  「那就別著急。」他安慰我說，「總會說清楚的。」
  我請他給我一張報道我們的報紙。他笑了笑，「想砸我的飯碗是不是？」
  這時，又一個看守走了過來。「提他來了。」說著打開了鐵門。
  我出去後，見並不是我的提審，而是兩個陌生的警察。
  這裡的經驗之談是：只要一換提審，不是準備放人就是結案。所以，換提審的那
一關是非常關鍵的。
  新提審的主要目的就是「詐」。最後一次了，能詐出一點兒來就是收穫，詐不出
來話，他們一般就相信你，可能就是他們已經知道的那麼些事了。
  「那我就等著他們詐吧，反正這一關總是要過的。」我盡量使自己的神情坦然。

  還是那個豪華的大提審室，兩個新提審比我原來的提審嚴厲多了。
  「今天我們主要就劉曉波的問題進行審訊。」主審說。
  我這才明白，「放人」和「結案」的兩種猜測都不對。這是劉曉波的提審來索取
「旁證」材料來了。
  筆錄員忙忙碌碌地在桌上鋪滿了一本一本文字材料。
  我還是把我第一次被提審時講的那些內容又講了一遍。
  「沒有什麼新東西嗎？」筆錄員問我。
  「我講的是六月六日以前的事情。六月六日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劉曉波，他有沒
有新的活動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已確認劉曉波是六月六日晚上被抓的，所以故意這麼說。
  「你不要不老實。」筆錄員凶狠地訓我。
  我心想，「我碰到的筆錄員怎麼都是這麼不甘寂寞？主審還沒有說話，輪得著你
張嘴嗎？整個一個『不安心本職工作』。」
  「也好，你不是說我不老實嗎？我不吱聲行不行。」
  「有些劉曉波自己已經談出來的東西你還沒有談，怎麼能說沒有什麼新東西了呢
？」
  這回是主審說話了。
  「我又不是天天和他在一起，劉曉波談的他自己的事情我怎麼會都知道？」
  我心裡已有些忐忑不安，但還是要硬著頭皮強下去。
  「我說的是劉曉波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那我記不起來了。」
  我狡辯了一句，試探地問：「您說還有什麼事情？」
  「五月二十一號的事情。」又是筆錄員急不可耐。
  「對，五月二十一日我上了宣傳車了。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劉曉波無關。再說
，這事兒我也已經和我自己的提審說過了。」
  「什麼叫你自己的提審？我們是幹什麼的？」
  沉默。
  「劉曉波在不在宣傳車上？」
  「在呀。」
  「那你的交待裡怎麼沒有？」
  「因為過去讓我交待的是我的問題。宣傳車上人多著呢！我的提審並沒有讓我交
待那車上還有什麼人。」  
  「嗯！」主審本來伏在桌上的身體又靠回到椅子背上去。「劉曉波在車上都干什
麼來著？」
  「他說我播音播得很好，過去他沒有想到。我說你沒有想到的事情還多著呢？」

  「你這是什麼意思？」
  「劉曉波不是被人叫作『狂人』嗎，我想讓他明白，你也別忒狂點兒了，比你強
的人有的是。起碼我在這一點上就比你強。」
  「說正事。」
  主審發覺我答非所問。口氣再次嚴厲起來。
  「劉曉波寫的文章是你廣播的吧？」他又問。
  「那不叫文章。就是幾句鼓動性的話。」
  「是『煽動性』的話吧？」
  「那看從哪個角度理解了。」
  「都是什麼內容？」
  「具體的我記不清了。反正就說軍管不好什麼的。其實劉曉波在宣傳車沒起什麼
主要作用。他不寫我們也會廣播那些話的。
  「後來，車到公主墳時，他看車上沒他什麼事，挺受冷落的，就自己下車走了。
他一口東北話，而且還是啞嗓子。所以，他要播音就熱鬧了。」
  我採取了你問一句我答三句的作法。因為這樣時間會很快過去。
  「劉曉波和海外的聯繫你清楚嗎？」
  「他告訴過我。」
  「都告訴你什麼了？」
  主審和筆錄員都同時興奮起來，異口同聲。
  「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參加過『民聯』。」
  筆錄員長出了一口氣，撇了我一眼。
  「劉曉波要離婚的事你知道不？」
  「我只知道他和他妻子陶力有時候鬧矛盾，但是他還是很愛他的妻子。」
  「呵，這我們隨便問問。你們在廣場上絕食的時候都有什麼人去看過你們？」
  「有我的未婚妻張小梅，還有我的前妻閻寶華。我離過一次婚你們知道嗎？」
  「嗯。」主審只從鼻子裡出了一聲。
  「三號那天他們兩個同時來了。」我也不管他們愛聽不愛聽，繼續「交待」下去
。「她們兩個一個從紀念碑東面上來，一個從紀念碑西面上來。結果，兩面的學生
糾察隊員分別保護著她們，都喊著，『讓開一下，讓開一下，高老師的愛人來了。
』走到我們的帳篷跟前，才發現『撞車』了。當時我尷尬得沒有辦法，只好一頭鑽
進帳篷不出來了。」
  主審聽著這個「兩路夫人齊進兵」的故事還挺有意思，忍不住笑了。
  筆錄員仍舊趴在桌上記著，好像他生來就不會笑。對此我表示十分遺憾。
  「還有什麼人去看過你和劉曉波他們？」
  如此生動的故事竟還沒有礙著他們要繼續盤問，這使我對自己的表達能力有點兒
缺乏自信了。
  「他們三人身體都不如我好，所以我經常不在帳篷裡呆著，四處亂跑。不知道都
有哪些人來看過他們三個。」  
  「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演講的內容你知道不？」
  「知道。」
  「什麼內容？」
  「『六·二』絕食宣言」，我回答。
  「我問你在那以前的。」
  「以前我就是五月十九號去過廣場，後來有幾天都是晚上去，白天劉曉波幹什麼
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倒是聽他在廣播裡說過幾句話，但一句也聽不清楚。」
  接著，又問了我們六月五號在國際公寓裡的事情，就讓我簽字劃押了。
  我翻看了一下審訊記錄，上面並沒有記上「兩路夫人齊進兵」的故事。對此，我
心裡的確有些不滿。這「兩路夫人齊進兵」的故事名字還是小梅起的呢。

關於馬少芳的提審

  這K字樓裡的星期天只吃兩頓飯。
  入冬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剛剛吃過上午飯，看守打開牢門。
  聽是喊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奇怪，不明白為什麼星期天也有人來提我。
  是兩個從未見過面的便衣警察。去提審室的路上，我聽見他們同這院子裡的警察
介紹自己是剛從秦城來的。
  「又是取證。」我心裡明白了。
  他們著重問我五月二十一號宣傳車上的事情，我馬上猜出他們是馬少芳的提審。

  馬少芳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六四」後被李鵬他們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名大學
生之一。那天，他也在宣傳車上。
 「馬少芳是那輛宣傳車上的負責人吧？」
  聽他們的口音，聯想起劉曉波的提審，我發現他們每一對中都有一個是北京的，
一個是外地的。據說，為了對付我們這些動亂分子，公安部從全國各地抽調了好多
警察來京「協助工作」。
  「我不清楚。」我回答他們。
  「怎麼會呢？你在車上當播音員，這車誰管你都不知道？」
  主審是個戴眼鏡的年輕人，態度很嚴厲。
  「我上宣傳車的時候，車上的學生我一個都叫不上名字。怎麼會知道誰是車上的
負責人呢？」
  「那我們一說馬少芳你怎麼就知道是誰了？」主審冷笑地看著我。
  「你們在電視上播發通緝令都是有大照片的。我從照片上認出電影學院的馬少芳
我在宣傳車上見過。所以就對上號了。」
  「那好。你不知道車上的頭兒是誰，怎麼工作？誰給你分配任務？」
  「用不著誰分配，大家都在搶著做事情。整個天安門廣場上當時不都是所有的人
都在自覺自願地作事情嘛。我是自願上車幫助工作的，因為我原來是專業播音員出
身。上車後，有稿子我就播，沒有人來管我。」
  「那馬少芳在車上都幹什麼？」
  「他和車上所有的大學生都咋咋呼呼的，具體在幹什麼我沒有注意。」
  「噢，馬少芳在車上咋咋呼呼的，對嗎？」
  「對。」我點了點頭。
  「咋咋呼呼的『咋』怎麼寫？」
  兩個人在桌上比劃著湊出「咋」字來後，又問我：「那就是說馬少芳也可能是宣
傳車上的頭？」
  「也可能不是頭。」我接著他們的話說。
  「馬少芳是『高自聯』的宣傳部長，那宣傳車就是他分管的。」
  「我對『高自聯』的情況一點也不瞭解。」
  「馬少芳在車上寫了一篇宣傳文章你知道嗎？」
  他們又提出了新問題。
  「不知道。」
  這事我可真的不知道。
  「這不行，你和別人交待的不一樣。馬少芳自己都交待了，他的文章是煽動群眾
都到天安門廣場去聲援大學生。」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在車上沒有看到他在幹什麼？」
  「我一直在車上播音，誰在幹什麼我都沒有注意。」
  「那就是說，你沒有注意馬少芳在車上幹什麼。也可能寫文章了，也可能沒寫，
是嗎？」
  如此取證，簡直簡直令人哭笑不得。我只好答應，「是，是這樣。」
  「我不是給你們扣帽子，你說你們在車上的行為是不是反革命煽動？」
  主審明顯對我不滿意。
  「宣傳和煽動是同義詞。我們當然是煽動來著，但不是反革命煽動。」
  「那是什麼性質的煽動？」
  「煽動愛國，煽動擁護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
  「行了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對問題的嚴重性有個足夠的認識是有好處的。」

  我心裡明白我的問題是否嚴重也由不得他們作結論，乾脆不再說什麼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七期(一九九一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