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危險的警告 ----民主以後怎麼辦？ 顏 真 我鄭重提請人們將中國國情作為思考中國民主化問題的基本依據，並在此基點上 形成關於中國問題的新的思維格局。 我鄭重提請人們注意，將民主制度的實現作為現階段的目標，其合法性至今並沒 有得到充分的證明。這種證明現在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民主實現以後怎麼辦？ 我鄭重提請人們意識到中國前途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是由民主化的歷史潮流和 緊迫性與現實國情對民主化的客觀制約之間的尖銳矛盾造成的。這使人們處於兩難 境地。 一、國情：新思維格局之核心 「六四」的槍聲使人們對現存制度徹底失望，東歐蘇聯的變革給人們樹立了榜樣 。這兩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人們的思維格局。許多人以「六四」的眼光看 待一切，判斷一切，以東歐蘇聯為楷模去預想一切。是的，在「六四」以後，我們 還與什麼可猶豫的嗎？東歐蘇聯能做到的，中國就做不到嗎？這種被民主激情所制 約的思維模式忽視了中國問題的真正核心：中國之國情。許多人不願對中國國情與 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關係作客觀冷靜的思考，而認為中國民主化的障礙僅僅只是現存 的專制制度。從而，全部的問題只是在於怎樣去推翻這種制度。激進主義、樂觀主 義和理想主義等，都是這種思維格局的產物。 很多人出於感情原因把國情問題的提出，看作拒絕民主的借口，看作為專制主義 辯護，看作對中國人民的心理恐唬。但是，時至今日，離開對國情問題的注重去談 中國的民主化的問題，無論其如何富于思辯和機智，都不再是有智慧的證明。我們 應該將具體問題而不是民主的概念作為思考的起點。人們不斷回顧過去，這是應當 的，我們也不難從對過去的回顧中，得出中共所犯的錯誤是制度性錯誤，必須從根 本上改變這種制度的結論；但一味沉浸於過去的悲劇，特別是「六四」的悲劇，使 之佔據了我們的全部思維，使之成為我們今日思考的基本依據，那麼，這種回顧很 可能起一種使人們陷入情緒化思索的負面效果。 對現存制度之弊病的批判，還不足以成為我們得出結論的全部依據。在這一點上 ，全盤西化論者和民主激進主義給中國民主化運動帶來了極大的誤導，也使之付出 了沉重的代價。 二、合法性證明：民主以後怎麼辦？ 一切人或團體，當他們將實現民主制度作為自己的現實目標，不但必須有強烈的 責任意識，有對民主力量的客觀估計，還必須證明自己的目標在客觀實踐中是合法 的。這個「法」，是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利益。這一點在今日並不是沒有 任何疑問的。 聽到這樣的話，也許有人會感到憤怒：什麼！難道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標不符合中 國人民利益？難道要中國人民永遠忍受專制主義？ 正是在這種情緒支配下，人們賦予了民主制度目標以天然的無需證明的合法性， 而對在現在的條件下建立民主制度將產生的問題及後果不予仔細思考。這種不容忍 的甚至是有意迴避難題的傾向已經持續太久了。現在我們應該以冷靜的、心平氣和 的甚至超越政治功利性的態度看待自己面對的問題，聽取各種不同的聲音。一切結 論都應從對中國的責任感及由之而來的理性分析中得來，而不是從感情直覺中得出 。畢竟民主化主要並不是為了滿足我們感情上或者道義上的需要。 也許有人認為，今日中國最緊迫的問題是實現民主，至於以後怎麼辦，在今天不 必仔細考慮，以免給自己帶來困擾，影響了第一步目標的實現。在民主制度建立以 後，不管怎樣都比現在好。但是，對不起，我們根本不能相信這種沒有經過論證的 樂觀主義。中國絕對不是民主的試驗地，中國人民也不是民主的試驗品。沒有避免 社會大動亂的最低限度把握，任何人都無權利把局勢推到那種不可控制的危險境地 ，不管這種推動是在多麼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中國人民已經不止一次地承受了善 良的願望和正義的呼聲所帶來的悲劇。我鄭重提請人們在發出正義的喊聲的時候， 也意識到前景的危險和責任的沉重。在民主條件下怎樣治理中國的問題，是今日中 國民運理論需要探索的核心問題。這是十一億多人的生存問題，決不是道義激情可 以解決的，也不是拍胸脯說大話放高論可以解決的。在沒有充分的把握之前，任何 人也請別做出大包大攬的姿態。 今日，對專制制度的種種批判和對一般民主人權理論的種種論述，無論其如何尖 銳深刻富于思辯，都不會在理論上形成突破，早在我們開始這項工作以前幾十年， 別人就已經把它做得相當完善了。這在今日已經是理論水平線以下的問題。理論的 進展應該表現在民主理論與中國現實相結合的方面，而這在總體上至今還沒有形成 一種初步的格局。奇怪的是，人們知道任何一項工程都必須經過可行性論證，而中 國民主化這一項最大的社會工程卻似乎是天然合法無需論證的。對許多人來說(如方 勵之等)，對舊制度弊病的批評就是全部的論證。但是，目標的正義性還不是目標合 法性的充分依據，東歐蘇聯民主化的可行性也不是中國民主化可行性的充分證明。 人們必須清醒意識到，在民主條件下，在自由和人權的旗幟下，許多社會問題將會 以新的形式出現，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和震撼性，足以使人們在現在就稍稍停下來想 一想，在現在的國情條件下，把民主制度作為一個現實的目標是否明智？是不是對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有利？是不是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後，能夠闖出民主這一關？ 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了向民主化轉化的「過渡性困難」，並認真從事民主化道路 的研究，而不再沉浸在激進主義的情緒之中。但比這種轉化時期的困難更加嚴峻的 困難，則是民主以後怎麼辦，怎麼治理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問題，比人們預想的要危險得多，嚴峻得多。 三、人權的另一半：民主化的根本性障礙 時至今日，人們應該意識到，中國民主化的障礙是雙重的，而更根本性的障礙， 並不是專制制度，而是現實國情。考慮中國民主化問題僅從政治制度的角度著眼是 一種極大的疏忽。 關於自由和人權的理論，人們談了很多。信手拿起一本刊物，其中必有高談人權 的大作。這些文章公正、嚴謹，唯一的不足之處，就是不能聯繫中國社會的現實， 在現實面前顯得虛浮、空洞、蒼白。無論人們怎樣證明，我都不能相信人權是無條 件的超越現實制約的。最起碼的常識使我產生這種懷疑。就業、醫療、退休等機會 平等是基本人權。中國能夠將這些機會平等地賦予廣大農村人口嗎？居住自由遷徙 自由是基本人權，北京容得下五千萬人口嗎？生活保障是基本人權，中國能給失業 者以最起碼的失業救濟嗎？等等。這些最合理的基本要求，在中國卻無法實現。這 些要求的合理性並不亞於我們今日爭取民主的合理性，而且動機更加強烈，人數更 加眾多，不可能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在民主條件下用法制手段來壓倒這些要求， 也不可能在實際運作中實現這種壓制。共產黨說，中國有特殊國情，西方人權標準 不適用於中國。民運人士說，人權無東西方之分，放之四海而皆准。誰更對呢？ 事實上，迄今為止，人們提出的人權問題，都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如選舉自由， 司法獨立，新聞結社自由等等。但這只是人權的一半。這種人權的正義性是無可懷 疑的。對於人權的另一半，如就業、醫療、遷徙自由、居住自由、生育自由、失業 保障等人權問題，人們卻採取了一種迴避的態度。但人們必須明白，在民主條件下 、在人權的旗幟下，是絕對沒有辦法迴避這些問題的。最希望迴避這些問題的也許 是民運組織，因為其組織化使之在將來中國政局中承擔更大的責任。今日共產黨的 問題明日就可能是他們的問題。不論這些問題的提出會給中國民主化運動造成多麼 大的困擾，增添多麼大的障礙，都不能迴避。不但不能迴避，而且必須拿出在運作 層面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證明民主化的可行性和自身有能力承擔治國責任。否則 ，我不得不認為中國民主化運動仍在危險的盲目中前進。人權的另一半是這一半的 必然延伸，要接受必須整體接受、要解決必須全面解決。另一半無法解決，這一半 也被卡住。我將這種狀況稱為「人權相關律」，而國情對民主化的制約就表現在這 裡。 在民主條件下，當自由平等人權成為社會基本原則，那些現在靠國家強制性力量 控制的問題，在解除了束縛之後，將以非常猛烈的形式爆發出來，給中國社會帶來 巨大衝擊，這種衝擊將輕易地瓦解社會的生存秩序，並扼殺脆弱的民主。這些問題 有：1，人口增長失控；2，居住遷徙自由；3，盲流控制；4，打破戶口制度，農民 在就業等方面的平等要求；5，隨市場經濟改革而來的大批破產；6，普選難以實行 可能造成的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況；7，民族分離；8，港台的區域自治甚至獨立； 9，富裕省份的分離傾向及從長遠看來的內戰危機；10，農民作為最大選票集團對國 家政策的支配；11，生產資料和土地的重新分配；12，國家職工對私有化的抵制和 人們對兩極分化的有限忍受力；等等。 這些是各社會利益集團根據自身利益必然提出的問題。即使只是提出這些問題， 其震盪也不難想像。這已經不只是一種可能性的預測，而是隨著民主的推進必然發 生的問題。在時間程序上，這其實不是民主以後怎麼辦的問題，而是民主化進程一 開始就會出現的問題。人們如果感性地想像一下這些社會震盪，也許會對中國問題 有另一種思考。 四、危險的前景：民主制度與現實國情的矛盾 民主潮流的不可阻擋與現實國情對民主的制約之間的尖銳矛盾，構成了中國前景 的危險性。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激勵下，在「六四」槍聲的刺激下，中國民主運動以 背水一戰的姿態前進。但是，只要民主力量獲得第一步的成功，在專制制度的鐵網 中打破較大的缺口，中國馬上就會陷入一種政治制度與現實相矛盾的危險境地，民 主本身也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也許會有一個令人振奮的開頭，卻絕不會有令人欣 慰的結果。一種大悲劇大浩劫的前景令人心中緊縮。也許，這種可悲的過程在明天 就會以某個政治老人在生理上的引退作為起點。 如果只有專制制度的障礙，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人事的更替，這種障礙比較容 易克服，前景是樂觀的。但現時國情構成的障礙卻是更根本性的。現實國情與專制 制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想避開國情問題而解決專制制度問題，那是不現實的 。換言之，不論中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特權階層的利益，其許多政策與現實國情 還是相適應的，這也許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現存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現實可 能性的原因，也是中共仍表現出相當強生命力的原因。即使今天不是鄧小平江澤民 而是方勵之萬潤南胡平掌握了政權，現實也將迫使他們用基本同於現政權的方式治 國，否則局面將失去控制。我作這種假設是想說明，主觀選擇的餘地是非常有限的 。任何選擇都有重大缺陷，但否定某種選擇的前提是提供更可取的選擇。在現在的 國情條件下，共產黨之所以無可取代，主要不是由於其龐大的組織系統，而是由於 其治國方式(強制性方式)無可取代。民主制度對今日之中國是一種陷阱，只會誤國 ，卻不能治國。不論此語多麼逆耳，現實如此。 人們可以批評說，這種種障礙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造成的。的確如此。但這種批 評仍無助於現實問題的解決。中共最大的失誤也許是人口政策的失誤，如果中國現 在人口是六億，選擇的餘地就大得多，對社會震盪的承受力也強得多。中共每天受 到各種現實問題的壓力，他們當然明白實行民主制度的危險性。但他們仍寧可抽像 談國情而不談具體問題，儘管談具體問題對人民會有更大說服力。他們是有苦難言 。一方面這些問題有他們自身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觸及這些問題引起社會 騷動。蘇聯最近發生的事情應引起我們的警醒。蘇聯的民主化會不會有根本性的逆 轉？看不到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的前景。人們為戈巴喬夫的困境和命運擔憂。蘇 聯的事情不只是提醒我們對改革的困難和阻力有新的認識，而且使我們處於一種道 德上的困境：如果我們不用雙重標準看問題，我們不難看出立陶宛的流血死亡與西 藏鎮壓和「六四」的關聯性。這使我們要麼就根本改變對戈巴喬夫的看法，要麼從 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們對西藏事件與至「六四」的看法。如果我們意識到中國問題更 加危險而嚴峻，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確應有新的考慮。 歷史進程本質上並不按政治精英的設計展開，其方向是由現實利益關係結構的合 力決定的。我們應以這樣的觀點去構想中國的未來。因此，有利性考慮要優先於有 理性考慮。我們不能在要求各社會利益集團為民主作出重大犧牲的想像中設計未來 的藍圖。例如，當在「八九民運」中有傑出表現的北京市民有朝一日因為自己作為 城市人的生活安定受到了來自農村的強烈衝擊，而對民主表現出反感以至牴觸，那 不應引以為奇，而應看作當然反應。 五、責任能力：權力的前提 坦率地說，我很難想像，在民主條件下，怎樣應付那一系列問題，怎樣維持社會 最起碼的生存秩序。中國人平均生存空間狹小，一旦動亂發生，後果將特別嚴重， 甚至有可能導致數以千計萬計的非正常死亡。一場歷史的悲劇很可能以一場民主運 動的到來作為起點。這並非令人恐怖的想像。 人們----特別是民運團體----必須意識到壓力的巨大和責任的沉重。如果沒有最 起碼的把握，我們在事前就應該停下來想一想。民主化不是拚死的冒險，不是寄希 望於僥倖的賭博。這裡沒有感情用事的餘地，哪怕在「六四」以後也是如此。如果 不能在運作層面解決問題，民主就是一句空話。如果我們不能爭取到最好的，我們 也應避免最壞的事情發生。一切代價都將由普通百姓付出。 權力的前提，不僅是責任的願望，而且是責任的能力。只有當責任能力是充分的 ，權力才是充分的。追求自身責任能力限度以外的目標是不負責任的。而責任能力 的有限性使中國民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只能扮演政治反對派的角色。這當然 也是一種重要的責任。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作為個人的選擇，也許是一種值得敬佩的犧牲精神，但 作為政黨和政治運動的選擇，卻是固執和情緒化的表現。 中國的民主化只能以不發生大動亂為前提來進行，這不但因為人民付不起大動亂 的代價，而且因為一旦動亂發生，老百姓將要求非民主力量出來收拾局面，民主進 程中斷，結果是付出沉重代價後仍一無所有。這是最可悲的卻可能性相當大的前景 。因此，對於前面提及的種種問題，一切想在中國推行民主制度的人必須證明：一 ，這些問題根本不會發生；二，或者，發生後也不會造成巨大社會震盪；三，或者 ，有大的震盪但可以找到解決辦法。否則，在國情條件中沒有較大改變的情況下， 目標的合法性應受到懷疑。 這裡的邏輯是非常簡單明瞭卻無可逃脫的。 人們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上，對於同一問題，真理往往是相互衝突的。這種相互衝 突的真理總是使人們處於兩難境地。民主化的正義性和緊迫性與現實國情對民主化 的制約這兩方面的事實，使中國民運處於這種兩難境地。同時，更重要的是，儘管 有兩種相互衝突的真理，在現實中卻只有一種選擇。這從哲學上說是人生痛苦的根 源，從現實上說是中國民運的困擾。但是，雖然很痛苦，仍必須作出唯一的選擇。 儘管民主化的希望比一般人想像的要遙遠得多，我們也不必為之絕望。民主化作 為一個誘人的目標，仍值得我們為之作出努力。不必有無處使勁之歎。如果我們能 為改變國情作一點貢獻，我們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切實的工作。同時，如果降低 目標，反而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實踐機會和切實的進展。的確，由於「人權相關律」 在起作用，在現在的條件下，很難跨出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但如果在未來幾十年 中，中國經濟能夠像過去十年一樣比較順利發展，私有經濟擴大，人口得以控制， 則將大大減少國情對民主化的阻礙。至少，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緩和。隨著經濟的 發展和人民文化水平提高，民主制度將水到渠成。欲速而不達。我們現在能做的恰 恰是在現存制度的構架內推行溫和的改革。激烈的政治改革的風險並不只是來自專 制主義的反抗。超越現實條件勉強地去建立民主制度，不但沒有成功的希望，還會 在總體上起延緩民主化的負作用。雖然對未來許多事情看不清楚，但從大的方面來 說，中國現在沒有實現民主制度的現實土壤，中國的民主化要通過長期的溫和的漸 進改良來實現，則是相當明白的事情。中國的事情不是劇烈變革能夠辦得好的。因 為劇烈變革不能改變國情，卻會使中國陷入一種危險境地。 結語：危險性警告 要對中國問題有清晰認識並不難，如果有困難，則困難在於人們心中的情結。想 起「六四」，沒有人能夠無動於衷。在今天，這種情結仍是那麼難以解開。歷史在 更大程度上是受著激情而不是理性的主宰----這是很自然的，卻又是很可悲的。 哈維爾認為，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發出警告，使社會預見災難可能到來。回顧本 世界中國歷史，許多災難發生，並不是事先缺少警告，而是這種警告的聲音被更強 有力更理直氣壯的聲音所淹沒。這種警告的意義往往在悲劇以後才被人們所認識。 不幸言中，為時已晚！令人心中刺痛，感慨系之！「六四」之前也有那麼多警告， 結果悲劇還是發生了。是不是這一次，人們又眼睜睜看著新的悲劇發生呢？中國啊 ，中國！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七期(一九九一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