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為了人 ----與顏真先生商榷 倪育賢 最近，香港《爭鳴》雜誌發表一篇署名顏真的長篇文章，文中指名批評中國自由 民主黨的「成立宣言」是激進主義，並批評中國自由民主黨是一群民主浪漫主義者 的組合，指其將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起負面作用。作者宣稱「中國的現實需要有一 種力量來扮演權威主義的角色，這種角色非中共莫屬，中共在近期倒台對中國人民 絕不會是件好事」。 作者多次用聳人聽聞的筆法強調中國社會如果一旦失去共產黨統治就會喪失基本 生存條件，幾千萬人民就會非正常死亡，經濟就會崩潰，就會發生歷史大悲劇，聽 起來非常恐怖。但是為什麼中國沒有共產黨社會就一定會崩潰，作者則沒有提供什 麼有說服力的理由。又如作者說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幾億農民就要衝進城市造反， 農民就要像學生一樣在天安門廣場示威。至於為什麼農民會這樣做，則對不起，作 者也沒有提出經得起辯證的論據。 後來有位自稱民聯監委副主任的朋友在《世界日報》做了整整一版的廣告，極力 推銷這篇「傑作」，表示要「全力以赴支持顏真提出的解救中華民族危機的觀點和 辦法，讓這種深具科學性與客觀性的看法為海內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及民運人士所 認同」。於是我覺得，也許就該文提出的若干爭議問題進行一次討論是必要的。 關於「情緒化」 首先有一個問題必須澄清，這就是作者多次在文章中提出反對用情緒化的方式討 論問題，如他在文章結論中說：「也許，有人批評我，你為共產黨說話，對不起， 請不要用情緒化的語言討論問題。」 一般來說，希望別人在討論問題時不要情緒化，當然合理，但是作者簡單地把「 情緒化」定義為「如果別人批評他為共產黨說話」，這就不盡合理了。 判斷一個人的某項言論是不是在為共產黨說話，確切的依據應該是此項言論中有 沒有為共產黨辯護的實質內容，如確有其實，那麼人們說此人是在為共產黨講話只 不過是指出了一個確切的事實，這與情緒「化不化」有什麼關係呢？正如魯迅所說 ：「指娼妓為婊子，指竊兒為小偷，這只不過是道出了實情，與謾罵恐嚇是沒有關 系的。」其實為了預防別人批評自己「為共產黨說話」而預先準備一頂「情緒化」 的帽子，又何嘗不是一種情緒化的做法呢？ 毫無疑問，作者宣稱「中國的現實需要有一種力量來扮演權威主義的角色，這種 角色非中共莫屬，中共在近期倒台對中國人民絕不會是件好事」等等，這顯然是在 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制度作辯護。然而，在此我必須用明確的語言申明，我並不以 為為共產黨講話或辯護就是一種罪過或錯誤，每一個人都有為其願意辯護的對象作 充分辯護的權利，問題不在於為不為共產黨辯護，問題在於這種辯護是不是有道理 ，如果共產黨確有值得稱道之處，那就堂堂正正地稱道之，何必要躲躲閃閃呢？我 就認為共產黨在其歷史也確實做過一些好事，如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參加抗戰等 ，就值得人們稱道。關鍵不在為不為共產黨講話，關鍵在於你為共產黨講的那個話 究竟是不是事實，是不是確有道理，如確是事實，真有道理，那就當然可以為它說 話，也應該為其辯護，我們不能因人廢言，我們也不能因黨廢事。總之應該實事求 是！ 關於民主運動的出發點 顏真文章中有一段反覆強調的論點。他說：「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出發點是什麼 ？」「如果出發點是對抽像的民主人權理論的崇拜，對專制主義感情上的憤怒，我 們就可能不顧中國現實條件的制約，把西方民主制度直接搬到中國」，「造成中華 民族的大悲劇」。「如果我們的出發點不那麼情緒化而比較理智，是對中國具體國 情的深切認識和對中國人民命運的關注，我們就會放棄激進主義」，而「接受一切 有利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可能性的理性選擇」，即新權威主義或叫做「漸進的改 良主義」。 長久以來，我們不少從事民運的朋友，都未能充分重視和認真思考民運出發點， 也就是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從事民主運動的問題。而這確實是每一個民主主義者必須 要弄清楚的一個頭等重要的關鍵問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由於受到共產黨文化的禁 錮及熏陶，常常不由自主地會沿著專制文化的某種思維定向來考慮問題。就連有些 向來自我標榜反傳統的民主精英們也難以例外。其中很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慣性思維 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自我期許，一切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為了 這個至高無上的價值目標，人們可以把個人的、家庭的、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全 體公民的權利都置之不顧或隨意犧牲。還美其名曰，這是為了全民的根本利益。這 種「國家利益至上論」或「全民利益至上論」表面上看往往顯得神聖，堂皇而且崇 高。其實卻包含著漠視公民基本權利和抹煞人類自由的危險，它是孕育反民主思想 的一種源頭。這種理論往往打著犧牲部分人的權利或眼前利益以確保全社會的整體 利益或長遠利益的幌子，共產黨歷來就是以這個幌子來推行它的法西斯統治的。起 先它說為了穩定政權應該殺掉一部分地主和反革命，後來它說是為了社會主義必須 清除一批封資修份子，現在又說為了國家安定必須用坦克去殺學生和市民‥‥。慘 痛的歷史教訓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一個社會如果容忍一部份人自由權利的非法剝奪 就意味著大多數人的自由的喪失，而一個喪失了自由的民族的所謂「國家利益」實 質上必然蛻變為少數特權者的私利。 在討論民主運動理論時，常常會遇到一批充滿著憂患情結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論 證專制的危害及其必須拋棄和民主的重要及其必須爭取時，往往用很多的理由來證 明民主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復興有如何如何的好處和功效。同樣他們也用很 多的理由來證明專制對國家經濟發展、文化進步方面造成如何如何巨大的危害。最 後，他們得出結論說，因此他們贊成民主而反對專制。當然，這些論證在邏輯上還 是講得通的，也確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這種論證有脆弱的一面，因為其中包含著 這樣一種涵義，這就是，他們今天之所以贊成民主，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民主符合國 家利益至上這個標準。那末如果有一天他們發現民主不再符合國家利益至上的標準 ，他們也許就會棄絕民主。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我們分析、研究、對比了 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際情況之後，在我們檢討了中國因實行專制而造成的巨大的人為 災難之後，我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實行民主制度將解除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 而推動社會的進步。毫無疑問，民主制度完全符合中華民族的國家利益。我們可以 充滿信心地預期一個民主的中國，將如拿破侖所預言的那樣成為崛起於世界民族之 林的雄獅而沛然莫之為御。然而民主制度符合中華民族的國家利益這一點並不是我 們選擇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我們贊成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因為歷史已經證 明，民主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選擇的最能有效地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自由（注意 ，不是集體自由）的一種制度。正是在這個基點上即民主是自由的保障這個基點上 ，我們選擇民主。一切服從國家利益的這個提法是錯誤的，因為在國家利益這個價 值標準之上還有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價值標準，這就是人的自由。自由與 其他一些較低層次的價值標準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自由是其他價值賴以發生的母體價 值，失去了自由這個基礎，其他價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自由是人作為人而存在的主要特徵，失去自由的人其實只是不具有完整人格的奴 隸和工具。歷史證明，自由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產的真正源頭。民主 的可貴就在於它能最有效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而這些權利是人類自由的基本 要素。至此，我們就可以回復到事物的本源，這個本源就是人自己。 不是有人問我們，你們進行民主運動的出發點究竟是什麼嗎？現在，我們可以用 非常明確清晰的語言回答他： 民主運動的出發點就是為了人，講得再具體一點，就是為了每一個人的自由！ 關於自由的獨立價值 我們說民運的出發點是為了人，為了人的自由。可能有人會說，你把問題簡單化 了。 然而，我認為，民主問題本來就是十分簡單的。真理是樸素的，但樸素並不等於 庸淺，簡單並不等於空洞。我們必須重新確立自由是人生的根本價值這個觀念。因 為這個觀念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礎。其實，自由是一種自然的力量，這是因為首先 ，自由是自然發生的，也是無法消滅的，這是我在中共監獄裡囚禁時萌芽出來的一 個理念。我認為人有一種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自由的傾向，無論環境可能把一個人的 自由局限到一個多麼窄小多麼可憐的範圍，但是只要這個人還活著，他就會為自己 盡量擴大他的活動空間，包括肉體和靈魂的，物質和精神的，真正絕對的消滅一切 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自由是發展的前提。大至宇宙、社會，小至家庭、個人，一切有意義的生 存和發展都以具有一定的自由為條件。文化就是人類思維自由的結晶。所以追求自 由是符合人類本性的一種自然需要。消滅自由是一種反自然的妄想。自由只可能被 一時壓抑，但它卻一定會衝破壓抑它的力量而再生、勃興而磅礡於天地之間。總之 一句話，自由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 承認自由具有獨立價值。這對於確定民主運動的目標和策略，具有非常深刻的意 義。這就是說，人類爭取自由的鬥爭是無條件的，是天然合理的，無論何時何地， 只要人民的基本權利被專制統治者剝奪，那麼人們就應該起來，而且必須起來為捍 衛自己的基本權利而鬥爭。因為人民有沒有基本權利，對於人民來說具有失去還是 獲得生存基本價值的頭等重大的意義。人們一旦失去基本權利，其他所謂生存價值 就失去了依托。 在公民被剝奪了基本自由的地方，爭取自由是第一位必須予於解決的根本問題。 所以，為自由而鬥爭是無條件的，它既不受國界的限制，也不受種族的限制，它不 應以膚色為區別，也不應以文化為區別，它不以經濟貧富為轉移，也不以人口多寡 為轉移。有人說，因為中國太窮，中國人太多，中國經濟不發達等等，所以中國人 民沒有權利來爭取自由。這種論調，其實是對中國人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這種論 調無異是宣稱，中國人沒有做人的資格。 顏真說以人權自由為出發點是從抽像的概念出發，不是從具體的中國國情出發。 這種說法大可商榷。前人說過「再也沒有比自由更可貴的了」。我想補充一句是， 「再也沒有比自由更實際的了」。自由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是再具體不過的切身問題 。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每一個人，只要他還有感覺能力，都必定能具體細微地，深 刻真切地體會到失卻自由的痛苦。只是有一批人被長期的共產黨文化所毒化，他們 把公民失去自由當做理應如此的正常生活，因而麻木成性罷了。有機會逃離中國這 個極權大籬籠的幾萬名留學生為什麼大多數人不願回去，難道他們都是貪戀外國的 物質生活的利祿小人嗎，難道他們都是吃了牛奶麵包就忘了祖國故土的負心兒女嗎 ？當然不是。我想，每個實事求是的人都會瞭解，他們之所以不想回去或不能回去 的一個最根本的實際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自由。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生活在共 產極權制度下的人民拚命也要逃離故土的根本原因。這個空前的逃亡潮，正是人類 渴望自由本性的最好證明。在中國大陸，人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也沒有遷徙的 自由，沒有講話的自由，沒有不被殺的自由，甚至沒有不殺人的自由……。可以說 ，人失去自由的經驗，是一切人生實踐中牽連最廣，影響最大，感觸最深的一種實 際經驗。幾乎可以這樣說，大部份在中共專制下生活過的中國人，包括大多數中共 黨員都有一本基本權利被剝奪的血淚帳。幾乎每一個中國家庭都有被這個專政迫害 過的成員。作為這場民族大浩劫的承受者，我們怎麼還可以說自由只不過是一個抽 象的沒有實際意義的概念呢？ 要弄明白自由是抽像問題還是實際問題，最簡單的辦法是，你可以去問一問那些 六四逃亡者，他（她）們會告訴你，自由是什麼？ 關於「國情」 作者說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有自己不同於西方的特殊國情。 用「國情」兩字來反對民主革新，這是頑固派的老套頭了，可以說是他們的常備 武器。但以改革擁護者自居的朋友們也用「國情」來當盾牌，來反對民主就有些拾 人牙慧了。其實一個中國人說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國情這句話是很愚昧的，因為 這句話實際上是說中國人不適合做人的同義反覆。 在「民主」「人權」「自由」這些概念上加上「西方」的這個限制詞是可笑的， 因為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共同的基本準則。把民主、自由、人權 分為東方的、西方的這種劃分就十分荒唐，這就如人們硬要把太陽劃分為中國人的 太陽或者美國人的太陽一樣莫名其妙。當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但其 核心內容即人民的選擇權，這一點是不可動搖的，那與西方東方是毫無關係的。 國情當然是必須考慮的。但中國與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之間最根本的國情差別在哪 裡？就在於別國有民主自由，而中國沒有，這才是最大的區別，這才是最基本的國 情。所以，正是為了適合中國的國情，我們才從事民主運動，為中國的生存與發展 掃清道路。 顏真等人說，實行民主需要一定條件，而中國目前不具被這些客觀條件，因此必 須等條件成熟了再來爭取民主。 必須指出，建立民主制度和建設健全的民主社會是兩個不同概念。我們應該看到 ，建設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當然需要有一定的條件，比如，發達的自由經濟、成熟 的中產階級、充分發展的公民社會、良好的公民素養等等，但是爭取民主制度並不 需要這些條件。實際告訴人們，在一個極權專制社會中，只有首先建立民主制度之 後，才有逐步滿足上述這些條件的可能。因為極權專制剝奪社會正常發展的基本條 件----人的自由。因此它堵塞了建設正常的民主社會的一切通道。在極權專制下， 什麼自由經濟、什麼中產階級、什麼公民社會、什麼文化教育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 發展。因此，要求在極權專制羈軛下的人民必須先滿足了健全民主社會的若干條件 後再去爭取民主就等於要求一個未出世的胎兒先要拿到博士文憑才准於出生一樣荒 謬絕倫。這種論調，實質上必然會歸結為民主運動取消論。當然，這個結論比任何 東西更符合鄧小平及其幫兇和幫閒們的胃口。 關於「動亂」 現在反對民主運動的一條重要理由是民主運動會造成動亂，顏真寫的那篇文章中 這樣說：「中國的統治者說，沒有共產黨，中國會陷入大動亂，這是他們手中的最 後一張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並不完全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誇張和恐嚇，而是嚴 峻的事實，當問題提到避免大動亂、避免上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層次的時候，民 主的焦慮就被生存的焦慮覆蓋了。」 對「動亂」必須加以分析，因為中共反動派向來把一切民主運動誣為「動亂」。 而事實上，民主力量反抗暴政的鬥爭必然會破壞極權專制的安定和穩固，它一定會 動，也一定會亂，所以籠統地不加分析地否定動亂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的應有立場 。甚至連毛澤東也懂得不能籠統地反對「亂」的道理，他說「亂」有兩種，一種是 亂了敵人，一種是亂了自己，我們贊成前一種亂，反對後一種亂。應當承認，撇開 什麼是敵什麼是我的含義，毛澤東的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前夕有個革命 黨人詹大悲在《長江報》上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時論，題目是「大亂者，救中國之 藥石也」。可見對於「亂」，人們一直有兩種不同態度。滿清政府一向稱孫中山等 人為亂黨，就像今天中共稱民運人士為動亂分子一樣。 共產黨是統治者，當然它不希望亂，害怕亂，但如果一個追求民主政治的人處在 極權專制的黑暗統治下也不加分析地反對「亂」害怕「亂」，這就匪夷所思了。民 主運動的目標是要用民主制度來取代專制制度。而推翻中共專制的過程當然意味著 舊權威的消亡和新權威的確立。制度的交替，政權的更迭，這個過程毫無疑義會打 破原來的舊秩序，反動派把這個叫做亂，而人民把這個叫做解放。 列寧說：如果一個革命者忘記了革命是世界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我們可 以把這句話改過來說，如果一個民運人士忘記了民主運動是世界上最為正常的秩序 ，這就糟了！ 現在有人說「人民都反對亂」。 我看未必。最有說服力的是八九民運，成百萬市民上街遊行，也就是起來「亂」 ，這該不是被人強迫的吧！據我從很多大陸朋友處得到的信息是，「六四」屠殺之 後，人民對中共法西斯政權的憤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為深廣，是一種「時竭日喪 ，吾與汝俱亡」的心情。人民求變心切，聽到哪裡出了什麼亂子就高興。怎麼能武 斷地說人民都怕亂呢？當然，最怕亂的是中共反動派。他們殺了那麼多無辜人民， 千夫所指，如芒在背，當然風聲鶴唳，惶惶不可終日。六四之後，中國像一個佈滿 了易燃物的火藥庫。我們不知道何處何時會爆出一顆火星，把這個萬惡的魔窟炸毀 ，但我們可以不厭其煩地製造摩擦，增加它的起火點。這個工作不會白做，因為我 們知道時間在我們這一邊，終有一次我們會把火點著的！ 關於「生存條件」 作者認為一旦中共垮台，會有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專制的衛道士們動輒用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來嚇唬我們老百姓，他們的邏輯實在 奇怪。他們說共產黨固然不好，固然它殺了人不對，但你們不能反抗不可搞民主運 動，因為萬一推翻了中共當權派，中國就沒人管了，就要天下大亂，就會死很多人 ，因此，你們千萬不能推翻共產黨。只准共產黨殺人，不准人民反抗，主張這種說 法的朋友其實得了一種病，叫作慣奴症。他們以為民主就是破壞而不明白民主本身 就意味著秩序和法律。我們為什麼要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中共極權專制是人治而非法治的一種制度。民主政體是用法律的權威來代替黨的和 獨裁者的權威。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為什麼中共政權被推翻，民主政權的建立就 一定意味著幾千萬人死亡，我看不出有什麼必然的因果聯繫。如果這種威脅意味著 誰要推翻中共，中共就要屠殺幾千萬人民的話，那麼對不起，這就更增加了人民推 翻這種法西斯政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就更加激勵我們必須盡早割除這危險的法 西斯毒瘤。 作者說，「推翻中共政權，幾千萬人民就會非正常死亡」，這正是歷史的顛倒。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漫長的文明史上，人為地直接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政權 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遠的不說，僅以中共掌政四十年來 ，被殺死、斗死、囚死、餓死、迫害死的人口，初略的統計就超過四千萬人之眾， 平均每年虐殺一百萬人！ 這個數字超過了在中國歷代專制統治下犧牲者的總和。顏真說，民主運動會破壞 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他所說的生存條件是指什麼？是陽光、空氣和水分？我不明 白，為什麼我們民主主義者要推翻中共極權就會破壞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民主運 動不會扔原子彈也沒有原子彈。我們既沒有核子武器，也沒有生化武器，我們甚至 沒有一顆手榴彈，我們怎麼可能去破壞人們的生存條件。退後一步講，即使想破壞 ，我們也沒有這個能力。事實上一直在破壞中華民族生存條件的人是有的，那就是 中國共產黨，多年以來，這個黨在中國大陸上搞了那麼多以數億人民生命財產為實 驗品的共產主義實驗，一個大煉鋼就毀了多少萬畝的森林，一個大躍進又毀了多少 萬畝的良田，一陣共產風又奪去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共產黨自己壞事幹多了，就常 常以為民主政權也會像它那樣胡搞。其實，只有民主政權才能真正避免生存環境的 破壞，只有民主制度才是真正避免重演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在一定意義上 ，人們正是為了杜絕這種大悲劇的發生才決心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因為只有在 民主制度下，政府才能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來保護人民的利益。 【選自《中國之春》第九十七期(一九九一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