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巍談兩次入獄經過 《中國之春》記者 記：你第二次是什麼時候入獄的，後來他們釋放你的時候是怎麼處理的？像你這樣 的人，中共怎麼會允許你出國。 楊：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號被他們抓起來的，當時說是拘留審查，九月十八號 轉為正式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然後，十一月十八號審查終結，案子上 檢察院。以後就一直掛著。當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父親去世，他們允許我去奔喪， 是檢察院派人跟著我，但是案子的事情一句也不談。一直到今年二月十二號獲釋， 我總共被關了一年半，準確說是差六天一年零七個月。我被釋放的時候，他們給我 了一個不予起訴書。不予起訴與免於起訴不同，相當於無罪釋放。但若是免於起訴 ，就是說你有罪，但不予追究。不予起訴，是可以補發工資的。我們工廠就補發了 我一千八百元錢工資。 後來我就申請出國，中間經過了很多刁難和波折，講起來都是些很瑣碎的事情。 我想他們基本的辦法就是拖，一直拖到我和妻子的法律關係斷掉之後，他們就可以 拒絕我了。後來，美國的學自聯在我的問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國的駐滬領館也 幫了忙，五月份之後，他們就決定放我走了。我拿到護照是六月十七號，拿到出境 卡是七月二十五號。 記：你覺得他們放你出國，是不是因為你的名氣比較大？ 楊：我想國內比我倒楣的人很多，比我名氣大的也大有人在，我之所以在海外還有 點名氣，是因為我背後有一個民聯組織。有組織和沒組織有很大的差別，有組織的 力量可以在外面呼籲聲援，我只要安心地躺在牢房裡，每天等開飯，什麼也不用操 心。真正是外面的人在出力。 記：既然後來無罪釋放，他們逮捕時就根本沒有任何證據，毫無證據把人關了一年 半，總得有個交代吧？ 楊：他們抓我不需要有任何證據，他們可以說這不是逮捕，而是收容審查，法律規 定每個公民都有接受收容審查的義務。還有一些警察，你若問他：「我犯了什麼罪 你們抓我？」他會回答說：「你犯了什麼罪你自己心裡明白。這裡不是你問我的地 方，而是我問你的地方。」收容審查本來規定不超過兩個月，後來改成三個月，但 是所有的規定後面都加上一條：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這實際上就等於在任何時 候都可以以特殊情況的理由無限延長拘留期。例如，這次「六四」抓的大部分學生 ，都大大地超過了拘留期限。 記：你在獄中是怎麼受審的？有沒有受體罰？ 楊：我的審訊主要在被捕後的三個月內，以後的整整一年都沒有提審。到我正式放 出來之前的五天，也就是二月七日，來了一個走過場的提審，對我說，你的案子已 經到了檢察院了，正在處理。 在監獄中，一般犯人都是非常希望審訊的，因為他們在牢裡很寂寞，提審也是一 個「節目」，至少可以證明自己的案子有進展。當然，真正到了審訊的時候，又很 難受了，總是盼望它快點完事。通常獄方把長期不提審作為一種對犯人的懲罰。如 果你不說話，或有些什麼東西不交待，他們就放你一個月，不審訊你。有的人就會 受不了，心裡焦慮，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到底如何。 在我呆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審訊倒是很少有用刑的。而在區一級的看守所，用刑 的現象很普遍。一般情況是他們先在區看守所用很嚴酷的辦法審訊，直到基本事實 都供認得差不多了，再轉到一所。原來政治犯例外。這次「六四」之後，很多被捕 的非學生政治犯被當做「社會閒雜人員」，先在區看守所受審，有人被打得很厲害 。我同牢的一個犯人叫馬志強，被抓進來時是以工自聯的名義，但是定罪是以組織 反動團體「人民黨」，因為上海避免以工自聯的名義判刑，以表明工人並不支持學 運。馬志強他們一共五名同案犯，屈打成招，異口同聲供認他們組織「人民黨」， 還要搶銀行。可是關了一年多，上法庭時，大家又全部翻供。他們的案子被法院退 回檢察院重審。後來，馬志強作為首犯被判了五年，看來這個案子被推翻了。否則 搶銀行的首犯何止判五年，殺頭都有可能。顯然，原來的口供都是打出來的。 監獄裡不光有逼供，還有誘供。對犯人說，你招供了，就寬大處理，放你出去。 這一手對很多初次入獄的人往往有很大的欺騙性。 記：你對比兩次入獄，有些什麼感受？ 楊：兩次入獄對比一下，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的「黨的改造事業」發展很快。我第 一次入獄時，每間牢房最多住十人，這次就要多得多，差不多要十五人。監獄裡每 個房間大約十五平方，有三平方是水池子，不能站人，剩下十二平方還要劃出一個 角，約一平方米左右，放所有人的雜物，被稱為「內務包」。所以每個人占的地方 是很小的，按照獄方的規矩，每個人都要屈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准動也不准說 話。亂說亂動是違反獄規，要受懲罰的。當然，不說不動誰也做不到，事實上這方 面的規定並不是嚴格執行的。我們住的牢房是沒有床的，人都睡在地板上，衣物和 被褥都放在內務包裡。 第二次坐牢因條件差，我就生了皮膚病。這種病在牢裡很流行，我們管它叫官司 病，出來就會好的。第一次坐牢我比較注意，提藍橋監獄條件也好一些，所以我沒 有得這種病。可是第二次牢房裡的人多了，又是夏天，整天泡在汗水裡，這種病免 不了的。 記：監獄裡的伙食怎麼樣？能吃飽嗎？ 楊：吃嘛，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伙食據說算不錯的，比別的監獄好一點。一個星期大 概可以保證有三次葷，基本上是肥肉，我們管它叫「肥皂」。中午飯稍微好一點， 晚上就差勁了。我一天大約有九兩定量，每頓三兩，基本上不會挨餓。如果你和「 勞動犯」(送飯的犯人)關係搞得好一點，他們還可以多給你一點。 記：你們在監獄裡有沒有報紙看？能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嗎？ 楊：在監獄裡還是可以知道一下外面的情況的。牢裡一般有報紙看，我們那裡開始 是《解放日報》，後來《解放日報》漲價了，就改成《文匯報》，前者是四張紙， 後者只有兩張紙。海外民運的消息，我們只能通過一些反宣傳的報導知道。如報上 說，「民主女神號」的計劃破產了，海外民運組織吵架了，某某逃亡學生領袖干了 什麼令人非議的事啦，由此，我們多少可以知道一些外面的情況。報紙基本上是天 天有，除非他們認為哪張報紙不適合你看，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報上登了獄中哪個人 的案情，不能讓本人看到。像「六四」前後，報紙比較自由，上面登了很多學運的 消息，監獄裡也都能看到。 記：你第二次入獄可以看書嗎？《中國之春》曾發表過你第一次在獄中生活的片段 ，說你可以在裡面讀書學習？ 楊：我在監獄裡是可以看書的。這是和獄方交涉的結果。在監獄裡很多東西都沒有 明文規定，都要靠自己交涉或看你和看守的關係。看書的權利就是我交涉得來的。 監獄裡的一些看守對政治犯比較客氣，他們常常一再地提醒你：你可要記住，我在 這裡可沒有虐待你。而且他們在做某些事情時，也常常申明這是迫不得已的，奉命 行事。比如，如果他不給你什麼書看，他不會說是他不給看，而是會說是某某上司 不同意。這些公安人員各種運動也看多了，用上海話說，他們也是「拎得很清」的 ，多少也要考慮自己的後路，說不定哪天你又無罪平反了，他們也犯不著得罪你。 當然，如果他們認準你反正也成不了大氣候，也會對你很凶。像我，他們知道海外 有很多人在為我呼籲，所以對我就客氣一點。 記：在監獄裡是怎樣會見家屬的，有什麼限制？ 楊：監獄裡可以定期會見家屬，而看守所是根本不准見的。會見家屬的時間有二十 分鐘，每月一次。會見現場用一個鐵絲網的大窗子，將犯人和家屬隔開，中間的網 眼連手指也伸不過，一個警察就站在犯人背後，監視著雙方的談話。談話的限制是 不能涉及自己的案情，這一點最要命，因為這樣一來，犯人一旦有冤情，就沒法通 過家屬來替自己申冤。 記：上海的人知道楊巍嗎，他們怎樣看你這個反革命組織的成員？ 楊：上海人也許知道楊巍，但那只是個抽像的名字，人家也不知道這個名字就是我 。我第一次出獄時，有幾個公安局的警察送我回家，警車一直送我到家門口，我空 著手上樓，他們替我提著行李，讓外人看了，還以為我是什麼公安局的重要幹部呢 (笑)。我們周圍的鄰居看來也都以為我是公安局的什麼幹部，八九民運時，他們聚 在一起罵李鵬政府，可是我一走近，他們就改口了，開始說政府好話。 記：你出來之後，對海外的民主運動有些什麼看法？同時對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有 些什麼看法？ 楊：我看了一些報刊，都說民運處於低潮。可是我認為民運現在已經走出了低谷， 開始上升。民聯「五大」開過之後，解決了內部糾紛，並決定和其他民運組織聯合 。當然，中國民主運動的形勢主要還是取決於國內的民主力量。 國內的民眾普遍來說對政府不滿，用我的話說，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 工人有工人的懷才不遇，廠長有廠長的懷才不遇，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懷才不遇 ，農民有農民的懷才不遇，大家都認為換一個制度會比現在好一點。所以只要聽說 某人要出國，就都向他祝賀，好像到了另一個制度就會飛黃騰達一樣。 現在，李鵬他們已經開始承擔前一段時間的惡果了，經濟的發展總是和四個堅持 相互矛盾的，顧此就要失彼。他們的政策是今天拆東牆補西牆，明天拆西牆補東牆 。經濟瀕於崩潰，他們不得不在政治上放鬆，這就會對國內的民運造成更大的活動 餘地。所以我相信，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過了最低點，很快就要漲潮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一期(一九九一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