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情意結 童松興 我們仔細回顧四十二年來的三峽工程論爭史，便會驚訝地發現原來它已形成一個 獨特、複雜和多面的政經現象。三峽工程論爭已脫離人的意志、自我演化為中國的 一個腫瘤、一個夢魘或者一個「三峽工程情意結」。 「三峽工程情意結」包含三種意義。一是它充分展現威權和獨裁政治的惡劣後果 ；二是它仔細而微的暴露了官僚系統如何走向腐敗，以及其腐敗如何扼殺國家和民 族的生機；三是它讓人看清楚被統治者如何在高壓權力下掙扎求存和予以抗爭，而 他們的矛盾表現和心態亦盡露無遺。 史無前例的三峽工程 在外國，有些專家形容三峽工程是「萬里長城第二」，因為它將是世界最大的水 壩。三峽水電站裝機容量為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六百七十至 八百四十億度之間。世界上現存最大水壩位於巴西與巴拉圭的邊界，裝機容量不過 一千二百六十萬千瓦，年發電量七百一十億度。 此外，三峽水壩一身兼防洪、發電和通航三職，給工程的技術性和可行性增加許 多無法驗證的變數。如此超龐大體積的多功能水壩，人類水利史上並無先例可援。 經濟上，三峽工程所需資金保守估計超過二百億美元，分二十年投入。鑒於中國是 窮國，資金短缺，加上中共的財務管理技巧實在無法令人放心，三峽工程便形成重 之又重的負擔。 再者，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受到重大質疑。部份科學家擔心在軍事戰略上和防洪 技術上，三峽工程可能發揮截然相反的作用，不但不能為沿江三億居民營造安全的 生存環境，反而增加他們的危險，置他們的性命財產於一種更具摧毀性的潛在人為 危機之中。 中共建國初期，革命熱情非但未曾減退，反而更為澎湃。那個階段的政治口號描 述的都是一些碩大無朋的美麗理想，例如人們喜歡談「南水北調」、「全國支援三 峽」、「把黃河變成清河」、「全國保鞍鋼」等等。水利部甚至認為三峽工程可以 用三年勘查，四年建成！ 革命熱情加上個人崇拜，結果連「聖人出，黃河清」這一類唯心至極的陳腔爛調 也被捧出來。七十年代初，葛洲壩在研究和論證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匆匆上馬，而且 挑選毛澤東的誕辰日開工。可見這種政治風尚何其幼稚！何其非理性！ 主緩上是周恩來的緩兵之計？ 然而，在三峽工程上，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態度並非完全明確，而且兩人的言 論和言行並不協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三峽工程自五七年算起，六上六落。到了 今天，中共中央又表態要上馬，已是第七次要上了。 周恩來對三峽工程頗有保留。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恩來曾帶領一個百人考察團到 選址視察。三月下旬，周恩來即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作出報告。該次會議根據周 的報告，通過「關於三峽工程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決議，裡面提到：「 從國家長遠的經濟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 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 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據李銳說，這個決議原文是周恩來起草，他本人參與起 草，毛澤東作出修改的。 周恩來在七零年十二月的一次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林一山說 ：「你說的高壩大庫是我們子孫的事，二十一世紀的事。」這裡說的高壩大庫就是 指三峽工程。在另一個場合，周又說：「如果因修大壩影響了長江航運，就要把壩 炸掉！」 七零年十二月，周寫信給毛談葛洲壩的事，提到三峽工程：「至於三峽大壩，需 視國際形勢和國內防空炸的技術力量的增長，修高壩經驗的積累……考慮何時興建 。」七二年十一月，周恩來又說到他的顧慮：「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是 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 從周恩來這些說法來看，他好像是贊成「緩上」而不是完全反對上馬。但我們不 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周恩來提出「緩上」可能是一種針對毛澤東的「緩兵之計」 。成都決議規定，從勘測到施工，時間可以長達十五至二十年，這反而為反建派留 下非常充裕的活動空間。 毛澤東的態度曖昧不明 毛澤東對孫中山要在三峽起大壩的主意，似乎頗為欣賞。五三年，即江淮洪災的 前一年，毛澤東已提出要治理三峽的重要性。後來，毛澤東甚至詩興大作，因三峽 工程的偉大構想寫出了傳頌一時的詩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 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主建派自此便時常以這首詞來充令箭，為自己 的主張撐腰。但到了六九年，毛澤東忽然又質疑三峽工程的好處，他形象化地問： 「武漢頭上頂盆水，有什麼好處呢？」這一回，輪到反建派感到聲勢頓增。他們也 經常引用毛的另一句話，「要研究四川境內長江支流的應用」，以說明長江的策略 應是「先支後干」，三峽工程即使有必要，亦不能馬上上。 李銳在年前接受戴晴訪問，提到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他說當時毛已決定要 搞「大躍進」，但在聽取李銳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的反意見後，亦表示贊成李銳的 「緩上」意見，並批評了林一山。李銳還說：「可見，只要言之成理，連毛主席在 那種時候，也還聽得進從事具體工作的人的意見的。」 兩個月後的成都會談，通過了上文提及的三峽工程的決議。李銳認為毛澤東同意 決議，乃是他相信「像三峽這樣的工程絕不可輕舉妄動。」李銳顯然認為該決議獲 通過，是反建派的一次勝利。不過，在另一方面，主建派卻從他們的角度去解讀該 決議，認為勝利屬於他們。事實上，成都會議後，全國即進入「大躍進」的興奮期 ，三峽工程的勘查設計工作烈火般展開。當時中央將一萬名科研人員調派武漢，認 真地開始三峽工程的研究工作。如果後來「大躍進」不曾變成「大饑荒」，或許三 峽工程早已上馬了。 兩派都難脫奴隸心態 在主建派和反建派的文章中，時常看到作者引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來增加自己 的權威。有趣的是，同是一個毛澤東，卻被雙方分屍。主建派引用毛「當驚世界殊 」的詩句，反建派則愛提毛的「武漢頭上一盆水」的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李銳曾經這樣說：「我們過去長期習慣於人治…大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小到葛洲 壩的上馬，無不如此。催促上馬的人也就用『通天』的辦法，取得令箭，唯上而不 唯實。」但李銳沒有指出，並非主建派才熱中抄『通天』的旁門左道，反建派何嘗 不好此道？！ 隨著毛周在現實政治舞台的影響力日趨微弱，新一代的當權者紛紛取代毛周成為 辯士的護身符咒。自從趙紫陽上台以後，反建派的文章便時常援引他的談話。 高壓下論爭無法展開 對三峽工程反對者的迫害，以李銳的例子最叫人震動。在廬山會議上，李銳說了 一些「不該說」的話，因而闖了大禍，被打成一個反黨集團的首腦。反對毛主席、 要搞的三峽工程成為李銳的罪名之一。工作上與他有牽連的中共黨員而又反對上馬 的，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銳反黨集團的成員，他們包括八個省的水電規劃設計院院長 。原在「長辦」工作而又反對上馬的水利專家紛紛被劃為右派、反對上馬的中共黨 員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從這兩件事看出，三峽問題已被上綱上線。到七九年，李 銳才恢復做水電工作。 由於看見反對上馬可以帶來政治迫害，許多人在高壓政治下都顯得小心翼翼，甚 至不敢表達異議。即使位高權重的李銳也向戴晴說：「如果說我過去曾同意過一五 零低壩方案，那也是因為聽說這一方案當時黨中央常委已經通過，難以再提意見； 此外這個方案需要兩級開發…勢必要補充勘測研究並引起新的爭論，延緩開工時日 。所以我當時對人說過，我的同意是緩兵之計。」 八八年，政協委員陸欽侃連同五名委員擬了一提案，說「關於三峽工程上馬的兩 種不同意見，應平等地都見報。」據陸欽侃說，中宣部的答覆是：「不宜在報上公 開辯論。」 不但想盡方法不讓反對意見見報，連政協委員在開會時加入三峽工程議題，也受 到形形色色的高壓干擾。有時會吹風，希望委員們自我抑制。有時政協討論了三峽 工程，但消息卻被封鎖，無法傳到人民中去。政協多次組團到選址勘查，國內報章 受到壓力，壓下不發這類敏感新聞。 不敢說，或者覺得講了也沒用，這兩種心態在牽掛最多、比較沒有那麼老(實在不 能說年輕)的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最明顯。年齡較高的，機會成本已大減，則比較能 豁出去。七十多歲的彭德同說：「那時我已經沒有什麼職務，也沒有什麼官可以罷 了，便在大會上挑明了自己的觀點。」陸欽侃也說：「我已經七十多歲，沒有幾年 好活了。」勸他不要輕舉妄動的，竟是他的女兒們。 這便製造了一種有趣的現象：願意出來講幾句真心話的，只有那少數的、花花白 發的老人。這真是中國的悲哀。 想著三峽忘了防洪 三峽工程牽涉大量的技術官僚，單是一個「長辦」便有過萬的人員編制。這一支 龐大的官僚隊伍自成一個利益集團，如果能爭取到三峽工程上馬，那不但能滿足他 們在科技上的渴求，更直接影響他們切身的利益。如果「三峽省」成立，許多人將 得其所哉。 多少年來，水利部和「長辦」是力主上馬的兩個官方部門。而叫人擔心的是，三 峽工程的論證工作和可行性研究的撰寫卻交由他們去負責。在國內那種政治至上的 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質疑論證工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此外，過份重視三峽 工程的唯一結果就是不能從整體再度去看長江的水利問題，甚至對長江沿岸的防洪 工作掉以輕心。 幾十年來，「長辦」一心要搞三峽工程，不但忽略了長江全流域的發展潛能，即 使最基本的防洪工作也悠然處之。八五年，政協委員到沙市視察水利工作，發現在 四條進口挖泥船中，兩條調作他用，餘下兩條則工作緩慢。八零年國家訂下十年的 長江水利任務指標，在頭八年的時間，還沒有達到一半。三年前，水利專家陳明紹 即指出：「長江洪澇表現為受害面積大，淹沒時間長，出現頻率高。更為突出的是 長江上游支流修建水庫很少，沒有用現代化水利技術對其進行控制，就這一點來說 ，它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差的一條江。解放後近四十年…國境內從北到南七大河流， 都可以防禦幾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長江只能防不到十年一遇的洪水。」 長江水利荒廢的後果有多嚴重？回頭看看去年七八月間的大洪災便略知一二了。 三峽工程位於上游的末端，最多也只能惠及整條江的五成半沿江地區(不過，即使現 在的水利部長楊振懷都承認三峽工程不能約束中下游的洪水)，但有關的官僚就是為 了要等待工程上馬，不惜將長江的全盤水利工作束之於高閣。長江素有黃金水道的 美名，有些專家估計，它的通航能力相等於十四條鐵路。長江的水力資源豐富，至 今獲開發的不過百分之五，其餘便因為人為因素投閒置散。有關的官僚系統的不負 責任和瀆職，其嚴重的程度，實在令人髮指。 三門峽、葛洲壩教訓慘重 全面貶抑中共治理長江的功績是不公正的。事實是，經過四十年的工作，長江的 防洪能力已比以前大增。但在同一時期，因三峽工程而影響到長江整體發展的情況 也是存在的。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即如果某個水利工程染上政治色彩，它失敗 的機會就大增。這幾乎已經是中共發展水利的一個定律。 三門峽便是一個好例子。當時蘇聯專家已經指出黃河含沙量高，起水庫要面臨淤 沙的難題。淤沙問題做不好，水庫壽命便不能長久。但當時的中國人患上了左傾幼 稚病，大叫「聖人出，黃河清」，或認為只要調動群眾，黃河水怎會治理不清？從 這點看來，三門峽的政治性比三峽工程還要濃厚。 像三峽工程一樣，對三門峽的態度也成為劃分政治立場的標準。主上馬的便是擁 護黨，主下馬的便是反黨的右派。這種唯政治論終於闖出了大禍。三門峽到了今天 ，其庫容已被泥沙吃掉了接近八成。工程被迫炸毀兩次改建。三十萬移民重置後又 被送返，造成很大的困難。經改建後，水位也要降低，裝機容量也由一百二十萬千 瓦，減至二十五萬千瓦。 三門峽的教訓不可謂不大，但在文革高潮的時候，錯誤又再被重複，那就是葛洲 壩的興建。有些水利專家認為在三峽工程之前起葛洲壩是本末倒置的行為。但主張 三峽工程上馬的都支持建葛洲壩。這有兩個作用，一是要拿來作三峽工程的試點工 程，二是要迫使三峽工程上馬。 一九七零年，僅僅憑著原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的幾頁建議書，在沒有概算和 工程設計細則的情形下，便拍板上馬。當時，預計工程投資需要十三點五億人民幣 。完工之日，帳單一結，竟是四十九億人民幣。雖然預算的增加數額部分是由於在 原計劃之上加建了一些工程，但工程草率上馬，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上馬時，誇口三年半發電，五年竣工，結果是十一年發電，十八年竣工。計劃中 原要設兩條輸電線，一條到上海，一條到萬縣。去上海的一條五十萬伏輸電線在數 年前建成，耗資十一億人民幣，結果卻因為發電量不足，竟然無電可輸。在這種情 形下，到萬縣的電線也不敢動工了。 三門峽和葛洲壩這兩筆糊塗帳應該找誰去算清楚？當我們想到三峽工程比三門峽 大十五倍，比葛洲壩大六倍，這些數字怎教人不驚心動魄！ 唯大至上，唯新是好 三峽工程爭論超過三十多年，仍懸而未決。反而在晚近十年才提到議程的核能發 電竟然可以趕在前頭得到發展，這一再證明中國的能源決策仍深受冒進派的影響。 「唯大至上，唯新是好」，這樣的一條發展軌道是非常清楚的。最尖端科技的核能 發電搶先出籠，世界上最龐大的三峽工程又要上馬在即，不少專家都主張的「先支 後干」的長江發展方略卻備受排擠。中國選擇的是一條完全本未倒置的發展路線。 獨裁統治與官僚系統是孿生子。獨裁統治帶來官僚系統，官僚系統反過來鞏固了 獨裁統治。這兩個元素互為因果，經過長時期的醞釀，產生了一個「三峽工程情意 結」。這個完全政治化了的情意結左右了長江水利的規劃與及整個大陸的能源發展 政策，進而間接地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進度。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六期(一九九二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