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失誤還是本體錯誤？ ----八九反思並與胡平先生商榷 華 生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的運動至今已近三年了。近三年來不僅國際環境已經發 生了驚人的變化，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有了許多當時人們普遍沒有預期到的新的發展 。當多數人開始從當時很難避免的情緒化的衝動中冷靜下來之後，對八九運動的反 思和科學的總結開始成為可能。特別是在八九民運之後，中國大陸又再次失去了剛 剛濃郁起來的自由討論環境，對八九運動的成敗和得失教訓的正確總結，更是海外 中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誇張地說，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先進思想界怎樣總結 八九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在這個跨世紀的轉變中的基本走向。從這個角 度看，海外對八九運動的深刻反思和總結可以說還沒有真正開始。《中國之春》發 表的胡平先生的長文「八九民運的反思」，儘管他的基本觀點我是不贊成的，是近 年來難得的一篇試圖以理性精神和說理的方式對八九運動進行總結的文章。這種理 性的態度提供了「民主」討論不可或缺的某些基礎。本文試圖就胡平先生提出的八 九反思這個大題目，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作為進一步討論的起點。 謀求現代化的一次最嚴重挫折 在八九運動兩年多以後，它的失敗所造成的中國人的困境開始越來越清楚地表現 出來。中國大陸從七九年改革以來持續十年而且以加速的步伐發展的經濟自由化和 思想解放運動被打斷了。黨內保守派雖然已經無力扭轉市場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 市場化改革的勢頭顯然被遏止住了，經濟改革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 區。當然，真正可以說是「全軍覆沒」的是八九運動謀求的政治改革領域。在改革 十年中辛苦積累起來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包括他們控制和影響的研究所和報刊 )損失貽盡。八十年代後期普遍的言論自由(所謂「北京人什麼都敢說」)和廣泛發展 的結社結會不復存在。意識形態領域左翼激進主義全面回潮。封閉、僵化的教育再 次統治學校和輿論宣傳。這種隔絕、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對民族智力的浪費和損害 會在長期以後仍然不斷地表現出來。在改革開放中到西方留學的中國學者學生是中 國最珍貴的一部分財富，八九的衝擊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暫時地、更多的人永久性地 不會再回中國。八九之後，中國人作為整體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形象都明顯下降， 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資金流向在長期中都不會改變。最為嚴重的是，八九事變使中國 社會的矛盾向兩極化發展，社會衝突的前景大大增加。中國以和平和妥協的方式向 現代化社會轉化的可能顯著減小。不確定性，對抗性乃至災難前景的可能性的上升 都標誌著中國社會境況的惡化。 本來，八九運動的失敗及其導致的嚴重後果是一些明明白白的事實，它本身並不 是反思的內容。它成為反思的內容是因為胡平先生從反思開始，就不得不用很大的 氣力去說服他的激進派的朋友，證明八九運動確實失敗了，而不是「偉大勝利」， 而且既然失敗了就不應像共產黨電影裡的反派人物一樣，只會抱怨「不是我們無能 ，而是共匪太狡猾」。這樣胡平先生才有對八九的反思，至少總結幾條經驗教訓， 以利今後改正提高的必要。 不過，胡平先生這種煞費苦心的努力似乎並不很成功。因為八九後我們首先聽到 的是「民運領袖」告訴我們，「天安門廣場烈士的鮮血澆灌了東歐的民主之花」， 即中國的八九運動非但不是什麼失敗，而且是國際範圍的勝利。這種論斷遭到眾多 外國人的冷遇和駁斥之後慢慢消聲匿跡。但是接著流行於海外民運的是抄襲共產黨 的「失敗也是勝利」的宣傳，即所謂失敗鍛煉和教育了人民，暴露了反動派，從而 為最後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云云。時至今日，我們只看到對胡平先生總結 的幾條策略小失誤表示不以為然的文章，只看到各種會議、紀念、宣傳中國民主運 動光榮史的各種溢美之詞，並沒有看到什麼人出來承認自己也還犯有什麼錯誤。僅 從此而論，八九民運被共產黨打敗就不是偶然的。因為歷史上至少每次共產黨被打 敗，他們決不只怪敵人太凶殘狡猾，而是反省自己對國情認識的偏差，戰略或策略 的失誤，所以共產黨有四九年的勝利。僅從這一點看，胡平先生斷言八九民運的失 敗不是必然的，恐怕就是有問題的。 民主運動，還是民眾主義運動？ 胡平先生認定八九運動是一場全民投入的真正的民主運動。他認為儘管運動中出 現了各種與民主、自由不相干甚至相衝突的口號和要求，但是由於「廣大民眾能夠 以相當程度的自覺意識，把他們各自的具體要求，統率於普遍的自由民主原則之下 。這恰恰表明它是一場相當自覺的民主運動」，而且「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是這場 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所在」。胡平先生並沒有舉出證據說明廣大民眾是怎樣把他們 的各自要求統率於自由民主原則之下的，雖然肯定八九運動是民主運動的觀點，是 至今為止流行的觀點。 但是，流行的觀點未必是正確的。一個運動的性質是由其綱領和動員群眾的主要 口號決定的。八九運動前期學生運動的主要要求集中表現為：一、為一九八七年反 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二、新聞自由；三、增加教育經費和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四 月二十六日以後又增加和轉化為：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和承認學生自治組 織的合法性，以及由自治學生組織舉行與政府領導人對話並現場直播。而從五月十 三日開始絕食，學生的要求則集中為平等對話和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見「絕食 宣言」)。顯然，從這些綱領和要求來看，說學運是民主運動顯然過於牽強，像西方 報道的那樣是親民主的運動則多少要貼切一點，因為學生並沒有要求去實現，更沒 有設計過如何在中國社會實行民主的計劃。 當然如果八九運動僅僅是少數學生的活動，那麼它就沒有那種「巨大的規模」， 從而也就失去了胡平先生強調的「最重要的意義」了。因此，吸引廣大城市居民階 層捲入運動的原因就成為我們認識八九運動性質的主要依據。城市居民捲入八九運 動的關鍵性的轉折點是學生的「四·二七」大遊行。從「四·二七」大遊行開始， 城市居民對學運的態度從冷漠轉為同情和支持。對「四·二七」群眾心理的轉變， 由嚴家其作序、吾爾開希題詞的民運出版物《八九中國民運紀實》有如下記錄，由 於它登的是原始性資料，又事關重要，我這裡照錄於下： 「四月二十七日的學生遊行規模是空前的，特別是在市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學 生們喊得最多的口號是『共產黨萬歲』『擁護社會主義』，除了表明學生的態度外 ，更重要的是澄清了有關學生要『打倒共產黨』的不實報導。許多市民說：『新聞 的確要真實。學生是否要反黨，聽了今天的學生口號，看到學生的橫幅後，我們全 明白了。』一位幹部模樣的人說：『當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時，有個人喊打倒周恩來 ，事後查明是四人幫一夥的人有意在激怒群眾，以擴大事態。現在也要警惕這種人 。』另一位職員在天安門廣場說：『過去我對國家的前途失望了，但看到今天學生 愛國的熱情，我又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此次遊行之所以在市民中引起共鳴，是因為學生有明確或擊中時弊的口號。許 多橫幅上寫著：『以法治國，反對特權』、『人民不可蒙蔽』、『當官不為民作主 ，不如回家賣紅薯』、『官倒不除，國無寧日』、『穩定物價』、『反對近親繁殖 』、『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清除』、『官倒不倒，人民不饒』。 「許多市民說：『學生要民主，我們不太懂。但反對腐敗，清除官倒，穩定物價 ，我們舉雙手贊成！ 「遊行學生口號比以前具體而明確，如『官倒富，農民苦』、『維護農民利益』 這樣的口號尚屬首次出現。許多口號表達了學生迫切要求政府理解他們的心情，被 圍觀者認為最富感情的一條橫幅是『媽媽，我們沒有錯！』類似的口號還有『遊行 我們挨打，落後國家挨打』、『與青年對話，無異與未來對話！』、『讀書不忘愛 國』、『位卑未敢忘憂國』、『忍痛罷課，平等對話』、『罷課實屬無奈』、『為 民請命絕非動亂』、『除了中華富強，我們別無所求』。」(《八九中國民運紀實》 六十二頁) 因此很明顯，城市居民在「四·二七」大遊行、特別是學生絕食以後的捲入主要 是基於對表現出強烈愛國和犧牲精神的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的不滿。而這種同情和 不滿的基礎是城市居民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通貨膨脹、官倒腐敗、分配不均和社會 秩序混亂的種種怨氣。因此不奇怪，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們看到了打著毛澤東、周 恩來畫像的居民和打著「老大哥來了」標語的工人在聲援「視民主為最高生存感情 」的學生。因為大家在發洩不滿，而在對搞了十年改革的以鄧小平為首的政府不滿 這一點上達到了統一。八九民運是一場典型的跟著感覺走，跟著多數人情緒走的運 動。它的興起、發展和結局都完全反映了一般城市居民其中包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 生的利益、觀點和情緒。正如那些學生領袖在駁斥任何批評他們不懂策略的批評時 所表達的：在這場運動中是所有人跟著群眾情緒走，跟不上這種情緒的領袖紛紛被 罷免，只能以悔改的或更激進的姿態重新加入隊伍。這樣一場跟著群眾情緒走的運 動，當然不能稱為民主運動。相反，它的全部表現，恰恰符合民眾主義的精確定義 。 民眾主義與民主有本質的區別。本文不是討論這個題目的學術論文，但如果從最 簡明的角度去區分的話，民眾主義是情緒化的，個人跟隨和服從大眾的運動，而民 主是理性化的基於個人價值的產物。民主是最少情緒化的制度，因為它以承認個人 的多樣化和獨立性為基點，要求在有多數的時候不能壓迫少數，成為多數暴政，在 少數的時候即使確信自己正確，也要服從多數。因此民主的真精神是妥協和容忍。 民眾主義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眾運動，它受利益和情緒左右，本身不講民主 ，對別人也不講寬容。民主否定離開手段和程序的目的，而民眾主義經常是在崇高 目的的旗幟下不擇手段。因此民眾主義只是在很特殊的條件下會對民主起促進作用 ，而更經常地倒是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極端的思潮 結伴而行。 中國從本世紀開始的義和團運動以來，民眾主義的運動此起彼伏，但從來沒有導 致民主的結果。民眾主義和民主這個長期被忽略的題目，顯然是中國的思想界應該 研究的對象。 三、策略性失誤，還是基本方針的錯誤？ 我贊成胡平先生所說，八九運動既然失敗了，就應該從主觀而不是客觀方面找原 因，如說對手太強大之類(實際上，如果失敗確實因為對手太強大，即說明當時錯誤 地估計了形勢，犯了盲動或冒險主義的錯誤，從而給進步勢力造成損失)。值得討論 是誰犯了錯誤？這樣總結經驗教訓才有的放矢，犯錯誤者或今後可能處在同樣地位 的人才能有所得益，從而以後避免類似錯誤，這正是反思的目的所在。 現在一些知識界人士說學生太激進，沒有見好就收，犯了若幹錯誤。而學生領袖 們埋怨當時的運動根本不是誰能左右的，至少從「四·二七」開始，凡是主張多少 溫和一點的學生領袖不是被淘汰就是被罷免。他們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是 精通了政治理論和謀略，可以引導群眾，恰恰相反，當時的群眾心理才是決定性的 東西。這非理性的群體意識，不管你喜歡與否，都是不得不接受的既定的社會現實 ……它以自己的口味決定一項策略，並以其變化無常，毫不保留地決定一個學生領 袖的去留。」 對八九這樣重大的事件負有那麼重大責任的學生領袖，是否應該停留在這樣一個 反思水平上，當然大可以討論。但是他們反映的當時他們不能不跟著群眾情緒走的 情況，應當是真實的。這種情況同時也反映在當時有許多有，包括知識界精英、民 運人士、民間企業界的代表作了許多艱苦努力試圖影響運動，但都沒有成功上面。 依此來看，說學生領袖激進，把事情搞壞了，顯然不夠公道，因為他們本身是運動 的產物，受運動的左右，是運動本身在不斷淘汰溫和派、篩選激進派。說整個學生 運動激進，最後把好事搞壞了，這個指控就嚴重得多了。因為整個八九運動是以學 運為軸心的，而且學運至少在開始和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大受讚揚，是以和平、 理性的多變策略聞名的。如果後期的激進是前中期運動的自然和不可避免地發展， 那麼前中期的學運也要打上大問號。如果是某種外力，使「好運動」後來變成了不 那麼好的激進運動，那麼就應該找出這個外力和轉折點。 就我看到資料而言，胡平先生似乎是唯一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因為他沒有停 留在對所謂激進的一般化批評，而是具體分析了事態的演變，總結出了「見好就收 ，見壞就上」的經驗，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關鍵是沒有見好就收，因而錯過了本來 不是不可能的成功。他還具體指出了「四·二七」大遊行是「見壞就上」成功的范 例，而五·一八對話前後，戒嚴之前是「見好未收」的典型例子。應當承認，胡平 先生對這一段學運的策略得失及共產黨內格局的分析有很多深刻和過人之處。但是 在我看來，由於胡平先生對整個運動及其性質的判斷含有嚴重的偏差，這就使得他 那些老道的政治分析失去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政治鬥爭策略固然是對的，但是，正如「價格 高了就賣，價格低了就買」是股票市場上賺錢的訣竅一樣，知道了這個訣竅並不能 賺錢。因為全部困難就在於事先準確判斷什麼時候是低和壞，什麼時候是高和好。 回過頭去看股票市場的高低運動，如果低買高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百萬富翁，但 從現在開始做、拿未來做賭注，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治鬥爭也是一樣。例如，四 ·二七大遊行現在被認為是成功的轉折點，但是若事先分析，結論可能完全不同。 因為當時的態勢是，事件的起因胡耀邦已經安葬，鄧小平擺出堅決鎮壓的姿態，黨 內沒有不同意見的跡象(事實上當時趙紫陽在北朝鮮，而且現在知道他當時回電表示 同意政治局處理學運的方針)，同時當時學運沒有得到社會上的任何強烈回應和支持 。在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下，政府如果真的按照四·二六社論的方針採取強硬鎮壓 措施，完全可以根本不必開槍，以很少的暴力和流血把學運扼殺掉(實際上這正是中 共強硬派自己總結教訓的關鍵一條，後來強硬派把沒有及早鎮壓賴到趙紫陽頭上， 實際上至少在這個階段並不符合事實，因為當時方針已定，黨內也無人反對)。我想 ，當時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主席周勇軍正是基於這種分析考慮，接受許多知識 界人士的勸告，為避免學生無謂犧牲和民主勢力的挫敗，於二十七日凌晨以個人名 義發出通告，取消當日的遊行，結果群情難抑，學生還是自發地上街了，並取得一 時的成功，周勇軍也因此立即被撤換。公正地說，四·二七的勝利，與其說是「見 壞就上」原則的成功，不如說是因為對手犯錯誤的偶然，而這在事先是很難估計到 的。 在政府宣佈戒嚴乃至六·四開槍鎮壓時，應該說學生和北京民眾表現了更大規模 的「見壞就上」，但由於政府採取的也是強硬方針，民運方面就沒有再成功。就「 見好就收」而言，胡平先生自己也指出，參加運動的絕大多數人是有成本和收益分 析的，在運動見好、參加進來的風險和成本很小，而潛在收益很大的時候，這時運 動的趨向就不可能是收，而是擴大規模的發展和升級。政府方面讓步的頂點是五月 十七日凌晨趙紫陽代表全體政治局常委講話，這個講話全面肯定了學生運動，只差 沒有公開承認四·二六社論即鄧小平講話錯了。而這此後也是八九運動發展的最高 潮，甚至從來唯共產黨是聽的共青團、工會、中國社科院乃至各民主黨派、人民團 體紛紛爭先恐後地表態支持學生，而激進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則升級到不是要鄧小平 承認錯誤，而是要推翻中國這最後一個獨裁皇帝的地步。不能想像運動在這個時候 會「收」而不是「上」。從歷史角度說，學運借胡耀邦去世起事這是第一好，但這 時收了就沒有四·二七以後的發展；五月四日復課是二好，這時收了就沒有絕食以 後的高潮；五月十五日左右戈巴喬夫來訪是三好，這時絕食的效應有了，但還沒有 火藥味化，又可借不影響國事訪問體面告一段落，特別是政府本來如果以破壞國事 活動強行清理廣場，可以在名聲上佔主動；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是四好，因為現在 知道這時已到了最佳和最後火侯。但從事前的角度看，誰也不能算出弦會在哪一個 環節上繃斷，以及是否還會有更好的到來。 當然，指出問題的這些複雜性，決不是說八九運動只能如此，人們採取自然主義 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正如本文從開始就指出的，八九是中國謀求現代化努力的新一 輪重大挫折，如果不是中國人趕上了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在很短時期內相繼倒 台(而這是誰在事先也不能預計的，因為歷史的任何一個小的差異都可以以幾十年乃 至更長時期計量的)，八九的挫折本來可能使中國的歷史演變推遲好幾十年。這種機 遇不能不說是中國人很大的歷史幸運。只是僅僅由於我們自己的錯誤，使中國錯過 了這一機會，而且我們不知道還會耽誤多少年。特別嚴重的是，中國思想界，尤其 是能夠進行自由探討的海外中國思想界，至今沒有、甚至拒絕對八九的重大挫折和 失誤做任何像樣的反思，這就不能不使人強烈地預感到：天安門廣場已經付出的生 命和鮮血並沒有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在付出昂貴代價後的寶貴一課，從而可能成為 更大規模、更長時期和更慘烈的流血的前奏。 實際上，正如胡平先生自己也承認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樣的一般原則 只是抽像的，實際運用則在於經驗和直覺，這裡出現失誤的判斷也是正常的。因此 ，胡平先生進而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民眾缺乏足夠的共識。不過他所 說的共識是「見好就收」的共識，這顯然是不能服人的。因為既然這種抽像原則是 要依人們的直覺和經驗去體驗，這就很難使大多數人體驗到共同的一點上。 更為重要的是，「見好就收」本來只是在一定的方針、戰略之下的策略原則，因 此它的「好」在不同的人那裡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有完全不同的大方針 。例如，對於那些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論、從而給自己正名的學生來說(更不用說那 些主張推翻專制王朝的人)，中共當局一直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好」？從 這個角度說，胡平先生激進派的朋友們不能接受他八九沒有見好就收的批評，應當 說是有道理的。因為各人判斷好壞依據的大的形勢判斷和方針是不同的。 公允而論，胡平先生強調沒有人們不能影響的群眾運動，這一點大體上是對的。 運動既然是人發動和組織的，當然人也可以影響它。在沒有組織紀律的約束下，它 確實靠的是共識，即運動的多數骨幹分子的共識。八九運動的核心是學生運動，因 此左右八九運動的確是學生骨幹即長期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那部分學生的共識。這 種共識可以是明確的信念和綱領(如「絕食宣言」)，也可以是模糊的潛意識，後者 更多以情緒和心理變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說八九運動的特點是「和平、理性、非暴 力」，這顯然是溢美之詞。因為無論從參加者的感受，還是運動的發展過程(從悼念 死人，到感情化的口號，到絕食等等)都表明了它是一場情緒化而不是理性化的運動 。和平即非暴力(這二者是同義的)確實是八九運動的一個共識。這如果也算為理性 範圍的話，顯然它只是比較低層次上的自然理性。因為如果我們只要還沒有把自己 所處在的西方環境當成是中國的話，誰都可以看出，如果八九運動從開始就以非和 平方式出現，那麼恐怕都不用政府派兵鎮壓，這個運動連幾天都支持不了。儘管如 此，和平即非暴力的這個共識在八九運動中確實是始終起作用的，這說明胡平先生 的共識論本身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這個運動的主要骨幹在對中國國 情及相應的方針戰略的認識上存在重大的偏差和錯誤，表現在他們在若干關鍵問題 上沒有達成共識，而他們跟著走的潛意識或感覺在很大程度上是誤導性的。儘管知 識界的許多人在運動已經無法控制的後期提出了很多策略上的建議和批評，但是應 該指出，學生骨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認識和情緒，是反映了當時中國激進思想界 總的認識水平和情緒。因此，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期間主 導潮流的中國激進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動和誤導。 中國思想界自本世紀初以來佔主導地位的盲目和偏激傾向怎樣使中國人的現代化 努力一再遭受挫敗，是一個需要專門論述的題目，下面我們僅指出那些直接導致八 九失敗的要素。 首先，怎樣認識中國的國情。主要由一部分激進知識分子組織並得到農民支持的 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受西方支持，帶領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民黨，這一歷史表明 烏托邦在中國思想界的濃厚影響和均貧富的要求在中國社會底層的深厚基礎。文化 革命是本世紀末左翼激進主義走到頂峰而衰弱的轉折點。這場毀滅文化的革命雖然 是由毛澤東為了自己的目的發動的，但恰恰是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作出了 最狂熱的響應。改革是中國人從理想回到世俗，從主義回到問題的第一步，也是決 定性的一步。改革本質上是以漸進妥協的方式進行的社會改良運動和現代化運動。 它實際上解決的是使中國從與現代化社會隔絕的極權主義制度向權威主義社會轉變 ，使中國人的大多數即中國農民進入現代化進程而又不與既得的利益結構產生正面 的對抗和衝突。 改革在這兩方面都是基本成功的，因而得到社會大多數首先是中國農民的支持。 但是，中國的先進思想界在從左的烏托邦空想中衰落下來之後，並沒有擺脫理想主 義烏托邦追求的困擾，長期處在失落感很強的心態中。他們對於社會世俗化和商業 化的演變，責備多於理解，憤怒多於理性，往往把自己的需求當成是社會的需求， 這就不能不使他們處在一種與國情很隔膜的狀態中。正是在中國激進思想界這種很 不正常的「世紀末」情緒的影響下，青年學生才會在八十年代後期，完全忽視了改 革給絕大多數中國人帶來的生活福利和人身權利兩方面的巨大改善，把這段無論縱 比橫比都是中國近代以來進步最快的時期看成是黑暗腐敗的頂點，把中國空前地對 外開放和東西方交流，看成是「仁人志士流亡海外」(見「絕食宣言」)，因此他們 要像當年的「五四」激進青年一樣，不僅要「啟蒙」，而且要出來「救亡」，結果 走到了事與願違的地步，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其次，怎樣對待以鄧小平為首的開明派和改革派的政府。中國共產黨取得和執掌 政權是中國人在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進行歷史選擇的一種結果。這種選擇在 實踐中暴露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但是，少數人的先知先覺並不能代替整個民族認 識的轉變(國民黨最早提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但當時激進的中國人聽不 進去)，特別是這種轉變意味著整個利益結構的痛苦調整和代溝的衝突。一般地說， 當共產主義還是一種普遍的國際現象，即它的氣數無論在國際還是在中國都沒有盡 敗的時候，當第一代共產主義革命家還在世的時候(在中國的革命文化環境中，他們 往往被視為權威的象徵，我們只要看看天安門的學生也要去尋求「老帥」的同情， 就知道這種文化的深厚影響)，任何與共產黨政府公開對抗的做法，即使真理在握， 也是策略上愚蠢的。特殊地說，鄧小平是黨內開明派改革派聯盟的代表，他的開明 和務實的路線，他所竭力推行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的路線，是適合中國情況的 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他主張中國的民主和普選需要時間和過程的觀點也包含了 合理性的成分。鄧小平當然有他自己嚴重的歷史局限性，包括基於利益和信息而產 生的偏見。但是從總體上說，他是站在社會前頭指導現代化潮流的人物。中國的進 步努力本來應該對鄧小平政府採取支持，爭取，幫助和批評的方針，即支持他推動 改革開放的政策，支持他壓抑黨內保守勢力的努力，爭取他對進步勢力和活動的支 持或中立。對他的守舊和偏見，進行充分說理的幫助和批評，而這種批評或鬥爭必 須以不破裂為原則。但是，中國的激進思想界在這個基本方針問題上並沒有達到任 何的共識，而他們潛意識的反政府，反權威的傾向使他們一有機會，就往往首先把 矛頭指向以鄧小平為首的開明派和改革派政府。這種鬥爭的結果反而使以鄧小平為 代表的開明派一時放棄與改革派的結盟，轉而與保守派結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這 是導致八九失敗的直接原因。 再次，怎樣處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關係。實現中國向現代社會的和平轉變是中國 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在。這種和平轉變的關鍵是體制內外進步力量的默契和配合， 而且在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體制內的改革派一般是能影響這種轉變 的主導力量。黨內改革派的代表胡耀邦、趙紫陽直覺到任何對體制外進步勢力的打 擊都不利於他們致力推動的改革、開放潮流，因而他們一貫有意識地保護體制外的 力量，反對用簡單、粗暴的辦法去壓抑社會上的不同意見，直到他們本人都因此而 下台。但中國的激進知識分子一貫視改革派為統治集團的一部分，是個人品格有問 題的妥協求榮者，因此他們在自己的反政府鬥爭中並不憐惜改革派的命運，在他們 的盲動主義冒險碰壁的時候，反過來責備改革派的「軟弱」和人民的「奴性」。因 此不奇怪，決心不被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所利用的學生結果總是為統治集團中的最壞 派別所利用。 其四，怎樣看待中國社會中的民眾主義力量。本來，無組織的民眾主義運動和專 制制度的相互補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特殊現象。在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 尤其在其早期階段上，這種民眾主義力量過高的社會和經濟要求，是應該受到壓抑 而不是無節制放任的。在一定意義上，中國走到社會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結 果導致極度低效率和共同貧困，正是這種民眾主義膨脹的產物。特別是在改革以後 ，中國的民眾主義運動並不代表大多數民眾，而只是代表大鍋飯體制中相對特權的 社會等級即城市居民。在經濟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與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自由權 利威脅到他們的就業、福利和大鍋飯特權時，他們往往是市場化改革中的保守力量 。中國的激進思想界受烏托邦思想影響，長期以來有與要求均貧富的民眾主義力量 結盟的傳統。相反，他們對市場化早期的秩序混亂、生態惡化、貧富不均、貪污腐 化乃至童工妓女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對專制政體向現代權威政權轉化中暴露出來的 老的弊病和新的貪婪，對新興資產階級發家致富所伴隨的社會陰暗面充滿了憤恨。 總之，他們越是用他們想像的「理想改革」所應當產生的民主清廉、物價穩定、分 配公平、秩序井然、風氣高尚的烏托邦來對照，他們就越對現實的改革持批判態度 (只有從這個角度才可能理解，為什麼民主派控制的《經濟學週報》上，成篇累贖地 發表何新一類人攻擊和醜化改革的文章)。因此，中國思想界不但沒有積極評價向現 代社會演轉變中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化和貧富分化，疏導和緩解民眾主義的不滿和躁 動，相反卻提供偏激和幻想，迎合和鼓動民眾主義的不滿情緒，增加改革的困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青年學生才有意識地利用反對市場化消極後果的民眾主義來 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試圖利用反市場化的力量來推動民主化，結果導致了市場化 和民主化的兩敗俱傷。 最後，怎樣看待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步驟。民主實行的是多數的原則。在中國現 在的條件下實行民主原則的實質就是要由農民說了算，而這是中國現存的利益結構 所不能接受的。這是中國民主制的難點所在。從民主制度運作的歷史來看，在社會 上的多數人還不是民主權利的積極需求者的時候，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有效運轉需要 一定的社會支點，這就是自治團體即民間社會的發育。因為這些自治團體一方面為 競爭政治權力的精英們提供了學會遵守民主程序、學習妥協和共存這些民主文化的 環境，另一方面又是支撐民主制度運行的柱石。改革後期，隨著經濟市場化的發展 和個人自由的擴大，民間社會開始有了相當的成長。但是中國的激進思想界傳統地 輕視個人自由，強調社會責任；輕視程序和規則，偏好民眾運動。因此他們在改革 提供了極大民主自由空間時，對基層和自己本身的職業團體的自治和選舉不感興趣 ，聽憑他們成為形式上或官方的擺設，沒有象經濟改革為市場化所作的那樣，為民 主做一點紮實的、不可逆轉的基礎工作和制度建設。所以當他們急急忙忙去為民主 決戰的時候，自己還沒有任何民主基地和民主訓練，這就導致了當他們最需要策略 的時候，產生不出一致的聲音，最需要決斷的時候，誰也不聽誰。這樣中國就總是 只有運動而沒有民主，因為在運動高潮時人們並不講民主；所以才有胡平先生說的 總是以失敗而告終，因為不失敗就不告終；而當運動過後，又不能留下任何民主的 制度根基。民主在中國的悲劇在於那些講民主的人並不真懂民主、也無意從自己可 以開始的範圍內(家庭、單位、社區)學習和實踐民主，因此民主總是和只是成為在 野派攻擊當權者的工具。 四、能「從頭再來」嗎？ 無需贅言，和那些主張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因而拒絕反思的人相比，胡平先生的 反思是勝人一籌的。但是在我看來，由於胡平先生在上述基本問題上的看法或者是 不明確的，或者是錯誤的，因此他的長篇反思既不能說服他的激進派的朋友，又沒 有能幫助他自己跳出激進主義的思維邏輯。以胡平先生這樣成熟的政治家，最後得 出的也只是「從頭再來」的結論，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的。中國從近代以來落 伍到今天這步田地，當然不是如激進派宣稱的因為少數壞人太壞或中國人的奴性所 致，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中國有了太多的革命，太多地推翻一切的從頭再來，太多 均貧富的民眾主義造反。這樣一次次推翻、打倒的從頭再來，像鴉片一樣吮吸中國 人的鮮血和精力。傳統倒是被破壞得一塌糊塗，沒有累積的新建設，往往是剛剛開 始就又被否定推翻。中國人為現代化付出的努力和英勇犧牲舉世罕見，結果每每還 是要從頭再來。中國人為主義、激情和烏托邦付出的鮮血流成了河，激進派還振振 有詞要「為中國人的奴性而悲哀」。到底誰該為誰而悲哀呢？ 胡平先生說，「沒有對八九民運的必要反思，就不會有新的民運高潮」，因此「 深刻地總結教訓，是開展下一次民運的必要準備」。胡平先生的用心良苦，但是他 的擔心據我看大可不必。因為民運高潮再次到來與反思與否並無關係：不反思，大 家還按原先的思維邏輯行事，民運高潮自然還會來，正如以前每次都到來一樣--當 然每次都有新特點。如果反思，倒可能會有麻煩--如果反思出民眾運動難以控制和 預測，弊多利少，則民運高潮下次也許就不來了。至於胡平先生反對暴力又堅持要 搞民眾運動，這倒可能真有困難。因為更加合理的假定是：中國今後的暴力和流血 ，特別是出現大動亂的流血，一定會以民眾運動為前導。就這一點而論，胡平先生 的激進派朋友們倒是對的，即大規模的民眾運動本來難以控制，運動的結果則取決 於雙方的實力，實力對抗如果導致暴力、流血和動亂，那是進步的代價和事業的需 要，他們在所不惜。為了自己相信的主義和事業而讓中國人流血，這不是第一次， 看起來也不像會是最後一次。 這就引出了我們的基本分歧： 如果你認為人民大眾與專制政權的矛盾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如果你認為 你所相信的那種民主事業是中國人「生存的最高感情」或第一需要，而你又相信你 所追求的民主形式和採取的道路都是正確的話，那麼，只要能削弱和推翻這個政權 ，只要是往那個民主事業方向所作的努力，都是有價值的。由於這是你衡量中國進 步的唯一或主要標準，你就覺得有權利要求和代表中國人，包括那些尚未覺醒的多 數，不惜流血犧牲，艱難困苦去為事業奮鬥。所有的失敗都不是白費的。一切的努 力是為了那個美好的「最後勝利」。因此你總是真理在握，即使人民暫時沒響應， 只不過是由於他們膽怯或奴性，因為你知道，最後勝利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普通得和多數中國人一樣，那麼，雖然你對現狀肯 定有許多怨言，不過你知道，現狀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你的前輩們努力包括自 相殘殺的結果。你知道你有很多需求，安全、生存、溫飽、小康，以及若干精神和 發展方面的需要。你也知道多數人和你大同小異，有些人如知識分子把言論自由、 政治參與的需求排得比你靠前一點，那是因為口味的差別或者與他們的職業飯碗有 關。你很羨慕西方的自由發達，因而覺得政府很不像話。你很希望變化。但是你是 個很實際的人，你只贊成那些能夠增加你的利益的變化，因為你已經過了那個相信 烏托邦的年齡。 胡平先生站在前者的立場，同時盡可能地考慮了後者的現實。但是在我看來，胡 平先生的觀點的偏差在於他終究沒有擺脫民運人士這個特定利益集團的角度，而沒 有站在多數普通中國人的角度，根據他們整體福利去總結得失。只有真正站在後者 的立場上，對八九的反思才可能真正從死胡同裡走出來。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六期(一九九二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