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形勢演變分析 胡 平 現階段中國大陸形勢 一、「非共產化的共產黨國家」 中國大陸正在演變為一個非共產化的共產黨國家。 所謂非共產化，首先地、主要地是指，在經濟方面，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已經在 實際上被放棄，私有經濟市場因素越來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外開放、引進新 的科學技術和引進外商外資日益加強。在社會生活的其它領域，意識形態的進攻性 大為降低，在某些方面逐漸出現了非政治化的傾向。地方和個人開始擁有了某種心 照不宣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中共當局仍然繼續高舉「四項基本原則」，嚴厲壓 制自由化、民主化運動，堅持黨的絕對權力不容分割，堅持意識形態正統不容正面 挑戰，堅持對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中央政府享有最終控制權， 從而依然保持為一個共產黨國家。 二、演變過程概述 上述演變，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即已開始。鄧小平一手舉四個堅持、一手抓改革開 放，實際上就已經預示了這一路向。不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此一路向遠不如今 日這般明朗。 在經濟改革方面，首先，是圍繞著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學「資本主義」；圍 繞著改革的深度----學「資本主義」學到什麼程度；其中，也包含著改革的具體步 驟----先改什麼、後改什麼；最後，又涉及到如何應付由改革引出的各種問題，包 括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及抗議活動，中共黨內曾經有過嚴重的爭論。在政治方面， 「文化革命」物極必反，整個社會，包括黨內，都產生了一股強大的要求擺脫恐怖 統治、造成某種寬鬆乃至自由民主局面的願望，從而使得「四項堅持」面臨越來越 多的挑戰並不可避免地導致漸趨軟化的形勢。於是，在「半心半意的改革不能令人 滿意，半心半意的壓制不能令人恐懼」的情況下，爆發了八九民運。 以六四為轉折，中共重新恢復了高壓恐怖統治。曾經一度，經濟改革也出現了某 種回潮。此後是蘇聯東歐的巨變，共產陣營崩潰，共產主義制度遭到了歷史性的失 敗。面對這種局面，鄧小平等人意識到，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唯一的辦法 是：在對自由民主運動實行嚴厲打擊的同時，盡可能迅速地推進經濟改革，從而緩 和其它方面的矛盾，削弱自由民主力量所能調動的其它社會因素。於是便提出了「 經改救黨」、「以經濟改革抵制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使大陸成為一個非共產化 的共產黨國家的意圖由此而明確成形。 三、經濟改革的多重政治蘊涵 經濟改革具有多重政治蘊涵。因此，不同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懷著比較複雜 、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考慮，殊途同歸地對之採取支持態度。 如前所說，鄧小平推進經濟改革，本意是為了抵制和平演變。中共內部更保守的 一派，由於目睹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慘重失敗，雖然對眼下經濟改革的深度、速度憂 心忡忡，但從理論上也承認實行經濟改革對於減輕社會矛盾，維繫一黨專政的意義 ，故而從原則上仍支持經濟改革。至於黨內更開明的一派，他們感到在現階段直接 推動政治開放有太大的困難，而推動經濟改革總是有利於社會力量的增長；退一步 說，能夠改善一下人民的生活總不是壞事。因此他們也對經濟改革採取積極態度。 不過，這些都還祗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蘇聯東歐共產制度的全盤崩潰，早已使得中 共內部上上下下都對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他們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一黨專政可以「 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除去極少數行將就木，抱著「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大」的死 硬分子外，多數人不得不考慮如何為自己留條後路。他們發現，抓緊時間在經濟建 設方面做出些成績是至關重要的。這樣，一旦開放民主，就可能免於一敗塗地，搞 得好，說不定還能在開放競選中獲得較多的選票而保持住相當部分的權力。簡言之 ，對中共而言，加緊經濟改革不失為一種「可守可退」的辦法。 在民間、民運力量方面。有不少人相信，非共產化必將導致經濟自由化，從而必 將導致社會多元化乃至政治民主化。有些人不相信這種經濟決定論，不過他們也認 為在繼續努力推動民主運動的同時，經濟改革仍是好事。當然，有些民運人士懂得 ，倘若大陸經濟狀況惡化，會加強社會對現政權的壓力。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主觀 上希望大陸的經濟「越壞越好」(這種態度可以從他們努力救援大陸水災而不是幸災 樂禍一事得到驗證)。這些民運人士也深知，如果他們能像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那樣， 以經濟問題為槓桿迫使當局做出原則性妥協，那當然很好。不過迄今為止他們自知 還欠缺進行此種鬥爭的強大整體行動能力。海外民運人士希望推動國際社會的經濟 制裁以迫使中共當局讓步。最近一期美國《時代》週刊披露了當年裡根政府與教皇 聯手從外部施加壓力，幫助團結工會獲得談判的勝利。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太大， 其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較低，故而外部經濟制裁雖亦有效，但其效也更為有限(這一點 在最惠國問題上表現得很清楚。海外民運人士多數是主張「有條件給予」。問題在 於：倘若最惠國待遇被取消，它的確會給急望得到此一待遇的中共當局造成某種壓 力，但尚不足以迫使它作出原則性妥協，而此舉又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使國內部分民 眾經濟生活遭受損失的副作用。因此，海外民運人士的基本策略是用「亮而不出」 的辦法發揮「最惠國」這張牌的效力)。綜合上述種種考慮，民間方面，民運力量方 面對經濟改革就都採取積極支持的立場。台灣、香港和國際社會的態度也基本如此 。 四、關於「裝模作樣地服從」 不少人斷言，改革開放與四項堅持是對立矛盾的。此話不錯。但我要提醒的是， 這裡的矛盾，主要是理論與實際的對立矛盾，它不一定意味著實際自身的對立矛盾 。中共仍然自我標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一般人都很清楚，今日之中國大陸既 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眾所周知，當今中國大陸的情勢是外鬆內緊。不 過在所謂「內緊」之中，卻又存在著若干縫隙和空子。中共對社會的控制，遠不如 過去那樣紮實全面。地方和個人所擁有的某種活動空間乃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 。這就造成了所謂「共產黨在裝模作樣地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地服從」這一狀 態。但是，我們必須懂得，在政治上，表面有效的統治實際上也是一種有效的統治 ，表面上的服從實際上就是一種服從。「四項堅持」幾乎已經成為無人信以為真的 神話或謊言。這就是說，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正指導社會、支配人心的作用 。然而，作為一套以暴力為後盾的「禁忌體系」，它所具有的維繫專政、抑制自由 民主的功能卻仍然是實實在在的。這和古代中國的帝王以誰也不當真相信的「天命 」實行同樣是在理論上無限與全能、而在實際中卻留有相當餘地或空間的統治的情 況是極其類似的。祗有認清這一點，我們才能始終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國大陸仍是一 個共產黨國家這一事實。 五、中共仍須依靠恐怖維持統治 中共聲稱，中國大陸之所以沒有發生蘇聯東歐那種變化，是因為中共的經濟改革 取得了成功。這話充其量有一小半真理。蘇聯、東歐的情況表明，不論是先行採取 了經濟改革還是依然堅持公有制計劃經濟，不論是經濟發展差強人意還是一塌糊塗 ，祗要那裡的共產黨政權不願或不能對民主運動實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那裡的一 黨專政就統統垮台。如果八九民運發生於蘇東事變之後，民主派更自信，保守派更 心虛，結果很可能完全兩樣。實際上，中共自己很清楚，它的統治仍然是、也祗能 是建立在恐怖之上。六四之後兩年多來，中共對自由民主的壓制並未放鬆。去年年 底一度有過傳言，中共擬在春節前釋放一大批民運人士。但此傳言沒有兌現。幾天 前，北京市中級法院又對吳學燦等七人實行重判。可見中共自身的緊張程度要比一 般外人估計的高得多。鮑彤問題，一方面反映了黨內強硬保守派極欲徹底搞倒趙紫 陽一派的意圖，甚至不無含有削弱鄧小平影響的意味，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中共對於 任何一種可能被外界認為是從六四立場後退的做法仍然極度敏感。李鵬除去總理一 職的傳言時有所聞，鄧小平一派也未必沒有這個意思。但主要恐怕是顧忌於此舉引 出的不確定反應，至今仍未成為事實。 六、關於鄧小平南巡與「太子黨」現象 不久前，鄧小平南下視察，再度造起加速經改的聲勢。與此同時，在保守派控制 的某些刊物上則出現明顯的不同聲音。這一方面表現了中共內部對經濟改革的深度 與速度的分歧，在更大程度上，它與年內的十四大人事安排息息相關。元老派來日 無多，新的權力爭鬥不可避免地暗中加速進行。 近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所謂「太子黨」的動向(我本人並不喜歡「太子黨」這 種表達，此處姑且用之)。這裡所說的太子黨，不是指李鵬、李鐵映、鄒家華等六十 歲上下的、已位居權力核心的那幾個人，而是指陳元、鄧樸方等四十歲上下的一批 。後者的思想意識與前者、包括與他們的父輩都確有差異。六四前，這批人也都表 現出某種開明。此後的兩極化發展強化了他們的保守性。如今，元老派正在努力大 力提拔他們接班。不過，由於他們的起點還不夠高，同時也由於在中共內部沒有多 少靠血緣關係而坐直升飛機成功的先例，故而在短期內仍很難進入最高核心。一旦 元老派全部去世，這些人是否還能保持現今這種上升的速度並佔據核心，也是很難 確定的事。太子黨由於身份的關係，要比一般人更容易作出若干開明的姿態，而不 致被元老們猜疑。把去年《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的長文「應對與選擇」，稱之 為太子黨的綱領未免言過其實，其內容的含混、矛盾也無庸多論，不過它多少也反 映出一些太子黨人物鑒於時局變化、急於作出某種與其父輩略有不同的形象以爭取 人心的願望。這就和一些主張新權威主義或曰新保守主義的較年輕的知識分子形成 暫時的聯盟。但是，也正因為太子黨的權勢和血緣、從而也就是和整個制度有著密 不可分的聯繫，因此，在沒有其它力量的推動的情況下，很難指望他們會在上台之 後執行一套真正不同的路線。 七、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潛能不可低估 準確地把握大陸人心走向，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在高壓下，一般人 很難公開表達其內心真正的願望，同時也因為在高壓之下，不少人會有一種虛假的 「合理化」傾向。本來，一個人在無法與他人自由交流思想時，往往會對自己原有 的感覺、觀念產生懷疑或動搖。中共無孔不入的宣傳，雖然早已不足令人信服，但 仍可令人困惑。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要長期地堅持對其所在社會制度的否定立 場，那會在精神上、心理上構成一種持續的緊張壓力；因而一般人為了減輕這種壓 力，會有意無意地軟化自己的固有立場，或多或少地接受某些為現狀辯護的理論或 解釋。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今日大陸表面上看不出民眾有太 強的反抗情緒。然而，一旦人們的恐懼感消失，重新建立起公開的自由交往，被壓 抑的情感和理念便會再度佔據上風。當新保守主義者說一黨專政具有抑制和防止「 政治參與爆炸」的功能時，他們多半是說對了。換句話，他們看到了大陸社會中自 由民主力量的巨大潛能。中共不敢在政治控制上稍許懈怠，從反面也印證了這一估 計的正確。也祗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對大陸內部各種貌似弱小的反抗活動 所具有的真實份量予以如實的判斷。 以上，我談到了現階段大陸的社會情勢。我並沒有比一般報道提供更多的具體事 實或內幕密聞。我祗是強調了一種觀察角度和理解方法。畢竟，事實本身不會說話 ，它需要經由我們的分析理解才能把握。這對於認識一個高度壓抑的封閉社會尤其 如此。過去人們之所以對這兩年來共產國家的驚人變化大表意外，甚至於連共產國 家內部的人士、包括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也每每預先估計不足，主要不是因為他們沒 有看到事實，而是他們未能對所看到的事實予以恰當的理解。有鑒於此，我這番理 論分析多於事實枚舉的闡述也許倒更有價值一些。 未來可能的變化 一、漸變與突變 中共一黨專政不可能長期維持。這一點，相信中共自己也不再懷疑。 不少人估計，未來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將以和平漸變的方式實現。然而考查蘇 聯東歐的民主化過程，基本上是和平的，但並非都是漸變的。因此，上述估計，與 其說是表達了一種預測，不如說是表達了一種願望。問題在於，作為禁忌體系的「 四項堅持」是和自由民主根本對立的。要衝破此一以暴力威懾為後盾的禁忌體系， 很難想像它能夠平緩地順勢進行。某種戲劇性的突變幾乎無法避免，雖然這種突變 不一定非暴力流血不成。在過去的台灣，當局對反對派的公開挑戰，是從容忍較少 ，漸漸過渡到容忍較多，呈一連續的曲線。而在大陸，尤其是在六四之後，面對著 民間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公開挑戰，共產黨的選擇首先是容忍或不容忍。這就會構 成一種非連續性的轉折或斷裂。 二、短期內民主改革難以突破 因此，在短期內，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出現大突破的可能性並不大。民主力量一時 間無法發動起具有相當規模的公開挑戰，而規模太小的挑戰很可能遭致迅速和嚴酷 的鎮壓。當然，在此期間，小規模的、甚至是零星的、孤立的，但其目標局限於不 公開直接否定共產黨統治的一些異議活動仍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事實上，這類 活動一直未曾停止過。在中共上層，由於元老派的平衡作用，內部鬥爭大體上會避 免公開的爆發而逸出常軌。非原則性的讓步自然是可能的，而且在元老派在世時此 種讓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因為元老派一旦消失，繼任者們，即便其中許多人未曾 直接參與六四屠殺並有著務實的形象，或者是較年青的太子黨執政，由於這批人自 身的權威較弱，更害怕一讓步而引發連鎖反應。所以，如果他們不是進一步地加強 控制、殺人立威的話，起碼也會明確表示繼續執行以往的強硬路線，借助於當年恐 怖的慣性來保住自己。這樣看來，我們若是對這些人地位上升一味樂觀，大概是會 失望的。 三、轉折性變化的兩種可能方式 轉折性變化可以兩種方式發生，一是上層公開大分裂，二是下面公開大挑戰。當 然，不論以哪種方式發生，實際上都會是朝野上下雙方的相互作用，區別僅在於發 端的不同而已。 上層的公開分裂，在元老派去世之後爆發的可能性很大。中共內部的分歧無疑要 比我們現在從外面上觀察到的更為嚴重。這裡邊既有純粹的權力爭鬥，又有深刻的 路線分歧。畢竟，深化經改的路線，儘管在現階段具有「可守可退」的雙重作用， 因此從原則上亦會被力主維持一黨專政的強硬保守派所贊同。但此一路線越是進一 步發展，其引出的後果便越是不確定。更何況，深入推進經改，本身就會造成上層 權力格局的變化，務實派地位會加強，強硬保守派的勢力會削弱乃至遭到淘汰。因 此，無論是從「遠憂」還是從「近慮」的角度出發，它都會激化目前台上兩派人的 矛盾。還要考慮到，作為務實派一方，不少人原本是作了「退」的準備的。他們未 必會主動進行民主改革，但他們也未必願意死命地壓制民主改革，這就使他們有可 能效仿南韓的盧泰愚，在一定條件下接受民主改革而借勢打倒死硬派。至於黨內更 開明的一派，雖說眼下難以有什麼作為，但這派人物的潛在力量仍不可低估。死硬 派不可能不感到這種致命的威脅。他們要麼會採取進一步打壓開明派的辦法鞏固自 己，而此舉勢必會突出他們與務實派的矛盾；要麼會直接向某些務實派進攻。上述 種種矛盾，六四後即已深刻存在，祗是由於元老派的平衡作用而被控制住。一旦平 衡因素消失。情況便可能急轉直下。 在民間方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倘若再度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共將無 力進行鎮壓；祗是在一時間，民間也還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運動。這畢竟祗是個時 間問題。在此期間，民主派會進行各種形式的試探性努力，逐漸恢復壯大自己，從 而形成一種持續增長的更大壓力。不論是從非暴力抗爭的特點出發，還是從以往大 陸民運的發展狀態出發，未來大陸民間的抗爭運動，北京等大城市仍將成為重點， 而青年學生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其它地區、其它階層的抗爭，一般發動較難，而 且在初期，很可能不具有明確的民主訴求，因此它們或者成為導火線，或者成為強 大的後援。要求為六四平反，則很可能成為這種抗爭的最有力的緣由。 根據大陸的具體情況，不論轉折性變化方式如何，大概也不會像東歐等小國那樣 在短短數月內即完成轉型。換言之，大陸在確立了自由民主的方向後，仍可能經歷 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因此，大陸在開放民主後出現大亂局面的可能性並不像現今 某些人憂慮的那麼大；而多年來經濟改革的進展也會有利於這一轉變的平穩進行。 這也會給大部分共產黨人調整自己提供一定的時間。一旦邁過關口，原共產黨人的 自我調整也會進行得比一般人預想得更順利。六四事件固然造成了大陸政治的兩極 化，但祗要確立了實行民主的基本方向，朝野各方面的妥協意願便會重新加強。和 蘇聯東歐等國相比，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是落在了後邊。然而，後來者也有自己的 優勢，那就是它可以從先行者那裡得到經驗教訓。因此，我們不妨以一種堅定而謹 慎的態度，對未來政局的發展懷抱更大的信心。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七期(一九九二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