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陸民運的不連續性 王 珞 楊小凱 中國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呈現明顯的中斷性，其特徵是後起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很少 對先前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有認同感。其後果是：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持不同政 見運動的經驗沒有得到繼承和積累，也從沒有產生過具有象徵意義的領袖人物。與 同時期發生在波蘭、南非和南韓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相比，顯得極不成熟，老是長不 大，更沒有產生過象瓦文薩、曼德拉和金大中這樣在各次不同政見運動中有連續性 影響的人物。 作者之一楊小凱，在「六四」屠殺發生後指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文革後 接受了中共官方對文革的解釋，認可了對文革造反派的政治迫害是導致八九民運的 悲劇----「六四」屠殺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得到了另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陳 佩華的贊同。在堪培拉舉行的文革二十五週年研討會上，她用這一觀點解釋從文革 到八九民運的中斷性。她認為：官方的有意誤導和對於文革歷史的有意歪曲宣傳， 是造成新生代持不同政見運動（八九民運）不認同「北京之春」及文革造反派的原 因。 波蘭和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前的不同政見運動，從未象中國的不同政見份子那樣認 同官方對過去造反運動的歪曲宣傳。恰恰相反，波蘭和捷克的不同政見運動認同過 去的造反派並呈現極強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瓦文薩、曼德拉、金大中、哈維爾等人 成了這些國家持不同政見運動的象徵性人物。 此文試圖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和不同政見者認同官方對文革歷史的歪曲宣 傳以及為什麼中國持不同政見運動呈非連續性及缺乏連續性的象徵性人物。 幾代人對中共的認同 中共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建立的共產政權的基礎是以群眾運動方式推行的對中國國 民黨人及其同情者的殘酷的政治迫害。共產極權的第一代人(指到文革前)對於這種 政治迫害的大規模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是這第一代人對中共政權合法性認同的根本動 機。這種對政治迫害的認同是出於利益而不是由於「歪曲的宣傳」。這種對迫害政 敵的認同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中國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主 要是運行在社會政治心理層面，其主要特徵是：認同中共對國民黨人或反革命的迫 害，因而對已被中共迫害的人不抱認同的態度。 第二代人(從文革到八九民運)是在滲透了這種政治文化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他 們於迫害國民黨人沒有直接的利益，但他們接受了這種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對四九 年後在大陸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主流派的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主流派在這裡指的 是非國民黨人的持不同政見者。主流派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特點是：他們總是在共產 黨內部或共產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裡尋找精神支柱或合法性。 八九民運的很多特點都是這樣。例如當鄧小平指責八九民運是文革的造反運動時 ，民運份子紛紛辯解他們不是文革的造反派。這種辯解首先認同了當局對造反派的 政治迫害。在他們看來，迫害壞人是對的，祗是他們不是真正的壞人和反革命。 一旦結社自由合法化，正如文革中工人、農民、學生可以自組非官方的政治組織 時一樣，則人民就會分成敵對的派別，互相爭鬥。這本來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由 於八九民運認為他們的政治運動不同於文革中的群眾結社，因此不能吸取文革中群 眾結社的經驗教訓。例如他們在處理支持政府的保守派遊行事件上沒有承認和容忍 反對派的態度。 八九民運份子對文革的缺乏瞭解，使他們對共產黨制度下(沒有健全的法制和對私 有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確認)永遠存在的結社自由與社會失序的衝突沒有一點精 神準備，總以為人民是鐵板一塊。八九民運如果不受鎮壓，人民分成敵對幾派的局 面一定會出現。以當時學生領袖的專橫和以我為中心的態度，其結局比「六四」的 結局不一定會好到哪裡去。 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知識份子階層。 以當時的所謂「第三勢力」為代表。 第三勢力對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的政治文化到底起了什麼作用？怎樣起作用的呢？ 簡單地講，第三勢力最終放棄了他們原先想要走的第三條道路，事實上捲入了共產 黨用暴力推翻執政的保守的國民黨政權的革命，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特別是他 們對於共產黨人對國民黨人進行的政治迫害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捲入及認可，是形成 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後以政治迫害為內涵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以宋慶齡、羅隆基、史良和儲安平為代表的第三勢力，主要是一批國民黨時期政 治上失意但又極具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們對國民黨又有著太多的直接的嫉恨，在共 產黨的「民主聯合政府」，「政治協商會議」口號下，終於放棄了第三條道路，成 為共產黨人迫害國民黨人的「同盟者」。他們自信共產政權的建立中「包含著自己 的努力乃至功勞」。(見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這使這批「第三勢力」及代 表人物在中共建立政權後有強烈的功臣感和優越感，他們對共產政權有著極高的認 同。 另外有必要提到的是共產黨內的文化人，以周揚、丁玲、賀敬之為代表，更是這 場革命的直接參與者。他們對於共產黨人對國民黨人的迫害更有著根本上的認同， 即使延安整風(對這批黨內文化人的政治迫害)及槍斃王實昧，也沒有能改變他們的 信仰。因為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的仇恨已使這批激進的知識份子沒有再選擇的 餘地了。 不難理解，出於政治利益上的考慮，共產政權第一代人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國民黨 人及其同情者的可能的報復。因此，政權建立初期的幾次大規模政治迫害首先是針 對國民黨人及其同情者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幾次政治迫害也是以後的持不同政見 者們最少提及的： 一九五零年十月，鎮反，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反」，主要整肅國家機關中國民黨時期的留用人員；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肅反，肅清國家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和黨內的反革命 份子。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是，用政治迫害取消了國民黨人的政治空間，那麼留給迫害 者本身的空間也就所剩不多了。共產政權的第一代人在迫害國民黨人的同時，也鋪 下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軌道。認同對國民黨人的政治迫害，就是認同了政治迫害的合 法性。 政治迫害的合法性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就是歷次運動中受到政治迫害 的人很少會有機會再獲得政治地位和權利，並且會受到社會的普遍的歧視。這些人 更不會被後起的持不同政見者認同。 「平反熱」中的那些事告訴我們，受到政治迫害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並沒有 否定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本身，而祗是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政治迫害沒有錯，祗是迫 害的對象找錯了。這就是「平反熱」的主旋律。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遭受過政治迫 害的人重新工作後，還是用政治迫害的手段來對付自己過去的，現在的，和潛在的 政敵。這也就是以「平反」熱開始以大屠殺告終的八十年代在中國政治歷史上的意 義。 李祿，八九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的領袖，講過：「我們這一代人面臨的問題，沒 有歷史感，沒有歷史知識。」但是這位自稱為「比較特殊，知道得比其他同學多一 些」的學生領袖，在同一次採訪中也說出了「我們不知道共產黨過去殺過人，也沒 想到這次共產黨會殺人。」詩人老木說：「當廣場的學生被問及魏京生為何許人時 的(不知道)這一回答，實際上已經暗示了八九中國民運的必然失敗。」這一代人不 會不知道共產黨曾經殺過「國民黨反動派」，不會沒聽說過「鎮壓反革命」，祗不 過從來沒有把這種「革命行動」與血淋淋的殺人聯想起來，以政治迫害的角度進行 思考。八九民運的領袖人物的話說明這樣一個事：四十年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經驗積 累是一片空白！ 歷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關係 中國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未有過認同從前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傳統，也沒有提出 過在其它專制國家持不同政見運動中常見的諸如「釋放政治犯」和「停止政治迫害 」的政治訴求。一九八九年以方勵之教授為首的三十三名知識份子聯名要求中共當 局對魏京生實行大赦，這原來標誌著中國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成熟。但由於知識份子 自身的猶豫而沒有形成規模，更沒有被緊接著的八九民運所認同和集成。當任畹町 ，這位民主牆時期的活躍份子，中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對八九民運的學生們發 表演講，認為一九八九年民運是民主牆運動的繼續時，遭到的竟是噓聲和譏笑聲。 這些現象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持不同政見運動中，並不是孤立的。右派們對被 鎮壓的反革命甚至連同情都沒有；文革的造反派(除了極少數)也沒有認同右派；毛 澤東死後的歷次持不同政見運動也沒有認同造反派；八九民運不認同八六民運；八 九民運份子到海外後也一度不想認同民聯。當我們現在意識到海外民運陷入低潮時 ，難道沒有感覺到未來的新的持不同政見者(海外留學生和國內知識界)對民陣的不 認同嗎？ 但是，遭到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終於承認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了)對後 起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卻往往有強烈的認同感。文革時，許多右派加入了造反派，一 些國民黨人的同情者也夾雜在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中和文革的造反派中。但是，他們 已不可能成為運動的主流派了。而且，這批人在後來的鎮壓中受到最嚴厲的政治迫 害。林希翎對民陣、民聯的熱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前的持不同政見者對新生代 持不同政見者的認同。 有人認為後起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不認同先前的類似運動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對 於這種解釋，筆者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這種不認同更是一種政治利益上的權衡而非出自於策略上的考慮。首先，對於早 期持不同政見者而言，如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他們主要是國民黨時期政治上失 意的人，對於共產黨人迫害國民黨人及反革命份子，是有著強烈的在政治利益上的 預期的。因此，共產政權的第一代人不會對受到迫害和鎮壓的國民黨人有任何同情 是不難理解的。在後來的平反熱中，有那麼多被平反，就是沒有人為真正的反革命 平反，為國民黨平反，因為他們太清楚了：為國民黨人平反，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就 徹底失去了。 共產政權的第一代人中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不會提出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外的政治訴 求的。他們之所以成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對於政治利益分配的失望。共產政權的第二 代人，就像前面所論證的那樣，是在這種文化熏陶下成長的。他們一般會輕易認同 以前的政治迫害的合法性，而不去追問歷史的真實。另外，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 他們事實上把從前的持不同政見者看成自己的潛在的政治利益上的競爭者。中共鎮 壓了已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事實上為潛在的持不同政見者除去了潛在的政治利益 的競爭者。在中國有政治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在「正統中求正統」的持不同政見 運動，雖然有著極大的風險，但也有著極大的潛在的利益。參加這種帶有極大政治 風險而又有極高的政治利益預期的政治賭博的人，是不希望看到有許多競爭對手的 。 請看一九八七年底一九八八年初的青年理論界重新聚會的通知書，您會有什麼感 想呢？ 「您一定還記得：去年入夏以來，北京青年理論界率先發起並組織了一系列政治 體制改革研討會……遺憾的是，當研討會尚未從自身的發展中總結好經驗走上正軌 時，就被另一種激進的參與形式----學生的遊行示威淹沒了。為了表示自己在對時 局判斷和參與方式的選擇上與青年學子有所不同，也為了不使形勢複雜化，青年理 論界暫時放棄了『研討會』這種形式。」 這算是明確了『研討會』是為了「消弭、化解不安和無政府的政治活動」，對學 生的行為沒有認同，而是不認同。 八十年代的知識界對於中共迫害「三種人」(文革造反派)持認可的態度，這大概 是因為文革造反派不僅是他們當中一些人過去的政敵，而且也是這批八十年代獨領 風騷的政治文化精英的潛在政敵。鄧小平復出以後，造反派和紅衛兵的鬥爭終於分 出了勝負。鄧小平、胡耀邦的「第三梯隊」的政治設計既是出於保護共產黨合法性 的考慮，也是一種政治利益上的重新分配。但是，他們明確讓幹部子弟接班的想法 以及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終於又引發了新的政派。這和同期產生的自由化思潮不應該 祗是一種巧合。瀰漫在一九八八年的兩個十年改革回顧討論會上的悲觀絕望情緒， 預示著這種利益衝突的爆發。祗是胡耀邦的突然死亡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改變了爆 發的時間和形式。從政治利益競爭的角度看，把何新和袁木看成鎮壓學生的劊子手 是不公平的，但他們代表著後來的八九民運人士的政治利益的競爭者。如果這批現 在流亡在海外的流亡民運人士沒有流亡，中國也沒有八九民運，何新們的機會就會 大大減少。有一些知識份子會意識到他們是大批精英流亡的受益者，他們是不會認 同八九民運的。 「六四」屠殺過去了一年，海外民運就陷入了低潮。這固然有這批沒有政治經驗 的年青的持不同政見者本身的問題，但是，民運人士難道沒有感到那種根植於對共 產黨合法性認同基礎上的政治歧視的影響麼？有意疏遠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其出 發點也許是自己政治上的安全，但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認同共產黨對其他人的政治 迫害，非但不能自保，反而客觀上認同了中共將來對你的可能的政治迫害的合法性 ，這實在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大陸出來的青年知識份子都會記得方勵之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鼓勵青年人加入共 產黨，改造共產黨。但這客觀上起到了加強共產黨合法性的作用，強化了共產黨不 可替代的當代迷信。為什麼不在獨立於共產黨和共產黨意識形態之外尋找精神支柱 和新的價值呢？如果青年知識份子普遍不加入共產黨，不是更好嗎？劉賓雁的第二 種忠誠也沒有起到保護他的作用。而且，青年一代接受他倆觀點的客觀效果不是民 主化多元化，而是對共產黨認同的強化。 這些因素就是四十年持不同政見運動在中國大陸經驗上得不到積累，也沒有產生 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的原因。記得讀過一篇叫做「林希翎為什麼總是長不大」的文 章，事實上，林希翎長不大就說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沒有長大。胡平在民運陷 入低潮時，曾呼籲：「大陸民運從頭再來」。可是，我們更應該問自己：我們為什 麼總是需要從頭再來？ 展 望 雖然民運的經驗沒有得到積累，也沒有產生出色的領袖人物，但是共產黨四十年 來不斷的政治迫害，為未來中國政治積累了極大的反共政治資源。「六四」大屠殺 ，是共產黨最大的敗筆，其原因就是樹敵太多。否定這次民眾大規模捲入的抗議運 動，可能是共產黨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樹敵行為。這預示著下一場風暴的來臨 可能不是民運人士所期望的那樣「和平、理性、非暴力」。中國共產黨極有可能會 面臨中國國民黨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命運！ 一批具有民主精神的反對派的成熟和有號召力的領袖人物的出現，會在很大程度 上減緩發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破壞性。但是這種對於政治迫害的合法性的認同及 產生這種政治行為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政治文明和政治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更是海 外民運團體已經遇到的和將會遇到的最大難題。當代中國政治精英要對這種產生政 治迫害的政治文化有所瞭解，更不要迴避這種政治文化的歷史淵源：對國民黨人的 政治迫害是這種政治文化的基礎。 消除這種以政治迫害為內容的政治文化，為四十年來遭受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見 者，特別是為國民黨人討回一個在人權意義上的公正，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不可回 避的任務。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七期(一九九二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