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留下見證 ----從黃琉先生的長篇小說《逆黨》談起 胡 平 為歷史留下見證 長篇小說《逆黨》（黃琉著，上下兩部《煉假成真》、《驚濤裂岸》，香港田園 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被稱為「向當代文藝界挑戰之作」，誠非過譽。試將此書 與《傷痕》、《班主任》、《人妖之間》、《在社會檔案裡》、《天雲山傳奇》、 《人到中年》、《芙蓉鎮》、《綠化樹》、《血色黃昏》一類「新時期」寫實主義 名作以及《尹縣長》、《革命之子》等相比，《逆黨》的確是獨樹一幟，向讀者揭 示了中國大陸社會的另一個重要側面。這一側面長期以來被嚴密掩蓋，以致於許多 人至今仍對之一無所知；或者是久已遭人淡忘：記憶本來就是很脆弱的東西，倘不 曾得到外界的有力呼喚便可能沉睡於人心之中，有如壓在箱底多年而不被翻動過的 衣物，到頭來連它們的主人都會忘記它們的存在。文人的使命之一便是將無形的記 憶變成有形的文字，從而為歷史留下見證。然而，在言論不自由的條件下，這種保 存記憶的工作本身也受到極大的限制，於是歷史便遭到嚴重的扭曲。人們說「事實 勝於雄辯」。不錯。但那只是在事實得到昭示、得到確認的前提下才是如此。和概 念、和理論相比，「事實」有兩個致命的弱點：第一，「事實」----此處尤指人的 行為----不具有邏輯上的自明性；第二，在「事實」與「事實」之間缺乏堅實可靠 的邏輯上的蘊涵性。換句話，任何事實都是偶然的、非系統的、非演繹的。由此引 出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許多真正發生過的事實很可能被歪曲、被封鎖、被抹煞， 而某些純屬虛構的神話卻可能認假為真流傳天下。等到有朝一日，當事者或目擊者 終於有機會大聲講出某一件被長期埋沒的事實時，一般人倒要滿懷疑惑地問：「這 會是真實的嗎？」 《逆黨》獨樹一幟 這正是不少《逆黨》的讀者提出的疑問。 《逆黨》描寫的故事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大陸南方某市，一個被公安機關抓 去的「投機倒把分子」因苦打成招，胡亂供出一個「反革命集團」的案件。公安機 關如獲至寶，立即派遣此人打入該集團內部，以求一網打盡。但這個所謂「反革命 集團」本是子虛烏有，那不過是幾個身處下層、交情深厚、對現實不滿的年青人。 公安機關騎虎難下，一則為了邀功，二則出於自保，主事者決定弄假成真，誘使這 批人真正組成「反革命集團」。而這幾位血氣方剛的年青人，既然早已對現實不滿 ，又目睹到「文革」的血腥殘暴，果然萌生異志，著手進行有組織的反抗。爾後他 們發現了公安局的陰謀，一方面努力周旋，一方面更堅定了反抗意志，遂展開了一 場錯綜複雜、力量懸殊的激烈鬥爭。最後，這一批年青人有的被捕、有的被殺，剩 下的幾個不得不投奔怒海、亡命天涯。 和大量的「傷痕文學」一樣，《逆黨》揭示了中共專制的黑暗暴虐。然而與眾不 同的是，《逆黨》還展示了被壓迫者的充分自覺的英勇反抗。在以往的「傷痕文學 」作品中，身受迫害的人們，不是逆來順受，就是一味愚忠。其間也有少量進行反 抗的，但反抗的深度和強度大都十分有限。這些作者，或許是囿於見聞，對於那些 英勇反抗的故事缺乏瞭解。更多的作者恐怕是不具有相應的眼光。他們不喜歡殘酷 的壓迫，但同樣也不喜歡強烈的反抗；充其量，他們只同情那種「第二種忠誠」式 的反抗，而對於象「逆黨」那樣明確針對著整個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反抗，至少是在 前幾年，他們還是不能充分認可的。當然，也有的作者早已有此觀念，僅僅是考慮 到國內的出版條件，不得不自我設限。我並不否認這一類作品的社會意義。事實上 ，當你看到那些老共產黨人、那些真誠信奉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那些天真幼稚的 青少年、那些小心本分的普通老百姓身受無妄之災時，你很難不對那整個制度產生 深刻的懷疑。無可否認的是，這些作品也同樣深入地揭示了中國大陸社會的若干真 實側面。但是，這類作品讀多了，有時也會令人發生誤解，以為在過去就沒有什麼 人在明確自覺地反抗整個制度，或者是以為只有一些知識分子才較早地具有那種明 確自覺的反抗意識。這種誤解已經發展為成見。以致於不少讀者在接觸到《逆黨》 的故事時，反而會懷疑它的真實性。正是在這一點上，小說《逆黨》的貢獻是不容 低估的。我不知道，國人是否有一種偏愛「怨而不怒」風格的審美習慣。但一般而 言，像《逆黨》這類作品(它並非唯一的一部描寫人們明確自覺地反抗共產制度的文 學作品)一向少受讀者和評論家的重視，那倒是個事實。這也是我要寫這篇文章的一 個原因。 從楊小凱先生的獄中雜憶，我們可以瞭解到，起碼是在六十年代後期(其實還可追 溯得更早)，就已經有不少人對共產制度具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其見解之透闢，便 是比諸當今民運先進也不遑多讓甚或尚有過之。無怪乎小凱要說：幾十年來，中國 大陸的第一流人才都死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二、三流而已。此話當然有點極端。 以暴秦之酷，猶有張良、韓信之輩大難不死；以克格勃之狠，猶有索爾仁尼琴得以 倖存。所以，我們似乎也不應對如今中國的異議人士的素質評價太低。不過小凱此 話仍大有深意在。它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些無名的先驅，它要求我們務必要重建被 埋沒的歷史，並且如實地評價自己，從而以更沉重的責任感和更堅韌的意志力去推 動我們的事業。 鐵幕內外 《逆黨》並非自傳，但它卻有著作者本人豐厚的親身經驗作基礎。黃琉先生是廣 東人，在一九六七年曾浪游中國大陸，因涉嫌為「反革命集團」起草綱領宣言而被 公安機關緝拿，以後又多次逃跑和多次被監禁，最後隻身來到香港。《逆黨》一書 是黃琉先生歷經十年、反覆修改的精心之作。個中艱辛，凡體嘗過海外生活者當不 難想見。誠然，「時無出版自由，遂使三等貨成名」；然而，如果說在鐵幕之內你 苦於有話無處說，那麼在鐵幕之外，你又會苦於說話無人聽。畢竟，在那些未曾經 驗過極權統治的地方，一般人對於描述那種非常生活的文學作品是不大容易引起深 切共鳴的。這類作品之中也有少數在海外獲得了廣泛注意，但那多半(當然不是全部 )是因為它們先在大陸發表而在大陸造成了某種轟動，有時還加上中共點名批判的免 費宣傳，這才使得在海外，除了一批有心人之外，一般讀者會出於慕名或好奇之心 而爭相傳閱。況且，就連這種膚淺的趕時髦也要常常受到變幻莫測的政治輿論氣氛 的巨大影響：同樣一部作品，倘若不期而遇地碰上了某一時刻在海外出版，能夠得 到相當可觀的反響，而若是發表得晚了一點甚至早了一點卻很有可能遭到冷落。江 文先生描寫反右運動的長篇小說《浪淘沙》，無疑要比「新時期」若干同類作品深 刻得多，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在香港出版，但其反響有限，即為一例。海明威說，作 家最大的敵人是耐不住寂寞。說得很對。但是要能耐得住寂寞，真是談何容易。人 們常說，作家脫離故土，就失去了那種特殊的感覺，因而常常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來 。依我之見，失去感覺倒未必，失去讀者才是貨真價實。寫作過程中的寂寞還好忍 受，作品發表後反應寥寥、依舊寂寞，那就更難忍受了。我寫這篇文章，多少也是 為了給作者、以及給一切在孤寂中從事嚴肅寫作的朋友們增添幾分相濡以沫的溫暖 。 受壓抑或者被冷落 自由世界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但它卻未必是文學創作的天堂。也許， 人間壓根就不存在文學創作的天堂，因為在天堂之中就不再有文學創作----除非是 娛樂性的文學創作。不要說對於脫離了故土的作家，就是那些在自由世界土生土長 的作家，當他決心從事陽春白雪的創作時，也免不了要受曲高和寡的寂寞之苦。過 去東西方的作家一起聚會時，東方的作家總是抱怨政府的壓制，而不少西方作家則 常常是抱怨社會的冷淡。也許，有些作家或知識分子甚至認為，寧肯受壓制----只 要不太嚴酷，也勝似被冷落。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偏偏是我們這些在過去「新時期」 十來年間成名的文人朋友們來到海外自由世界反倒覺得彆扭，反倒寫不出我們本當 寫得出的更好的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去在國內，我們固然常常苦惱於政府的壓 制而無法暢所欲言、拿出我們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但是，每當我們發表了一些相對 優秀的東西時，我們都能立即獲得整個社會的強烈反應。數量龐大而又善解人意的 讀者們的熱情共鳴，在很大程度上衝淡了由於言論不自由的壓抑之感。它使我們體 會到自己工作的巨大價值。我們很有成就感。這就使得我們對由於大膽創作而招致 的種種有限的麻煩甘之若飴，並進而還產生一種獲得某種道德自我完成的崇高意識 。 六四之後，國內的言論空間急劇萎縮。當然，你可以爭辯說現今國內的言論空間 也還不至於太狹小，和八十年代後期雖不能相比，但較之於八十年代初期，在某些 方面或許還要略寬一些。即便如此，兩者的走勢是不同的，作家和讀者的自我感覺 也就是不同的。好比讓一對已經經驗過接吻擁抱(如果還不曾真正做愛的話)的戀人 重新隔離，只准魚雁往還或互贈信物，其感覺便和當初他們剛剛只是寫情書、「談 」戀愛時的那種感受貌似而實非、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風花雪月的軟性 文學可望獲得一種畸形的繁榮。而舉凡觸及敏感現實內容的東西，多半只能採取諷 喻或調侃的形式。整個社會既然被迫「由聰明轉糊塗」，這就會造成一種普遍的玩 世不恭的氣氛，它對於嚴肅深刻的文學創作的消極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偉大事業多半是在暗中完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寄予厚望就是很自然的了。 偉大事業多半是在暗中完成的。像民主牆時期的優秀作品，許多都是作者在幾年 前就寫好的。我們很可以大膽地推測，在今日大陸，恐怕有不少人還在暗中著述。 既然人們普遍相信眼前的文化控制決難持久，這就會極大地鼓舞作家們創作的意願 。當代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海內外交流的種種便利，客觀上也為地下文學提供了 良好的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講，眼下國內的高壓可能還有它特殊的好處，因為它可 以使那些有雄心、有才氣的作家免於急功近利、削足適履的誘惑，橫下一條心，為 明天而從事真正自由的寫作。 流亡作家的特殊處境 我要多談一談流亡文學。流亡者是出於政治原因，自願地或被迫地離開故土，短 期內不能或不願回到祖國。這就和觀光客或出訪學習人員不一樣。流亡者也和僑民 或移民不一樣，因為他們在心理上始終把寄居他國作為一種臨時狀態。流亡者和飄 泊四海的游浪者也不同，因為他們是秉持著某種原則。流亡者的最大特點是，他不 僅僅是懷念祖國，而且是把祖國當做自己活動的目標。流亡者所從事的事業，即便 具有超越國界的意義，但他們總是首先地或主要地是為了自己的祖國。流亡作家之 為流亡作家，在於他無論寫何種題材，其心目中總是把本國人的人們、而不是把他 所寄居的外國的人們作為第一讀者。 和地下文學不同，流亡文學是「地上」的，也就是說，流亡作家能夠使自己的手 稿變成書籍；但和地下文學類似的是，流亡文學和它所意欲面對的主要讀者群是相 互隔離的。因此，流亡文學也是為著明天而寫的；流亡作家也要忍受更多一層的寂 寞。近代以來，中國人有著相對豐富的留學生文學、遊記文學或浪子文學，但真正 的流亡文學則相對貧乏。這是因為在過去，身為作家而流亡海外者還相對稀少。只 是在今天，屬於中國的、嚴格地說應是屬於中國大陸的流亡文學才可能成為一個引 人注目的現象。 流亡作家的處境是特殊的。一個來自大陸的流亡作家，他和其它來到海外的大陸 人一樣，面臨著種族、文化、生活習慣和謀生方式的種種嚴峻挑戰。由於流亡是不 得已而為之----這和流亡的自願性或被迫性沒有關係，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別人 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準備(例如語言上的準備、謀生方式的準備)。所以，流亡者往 往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去調整自己以適應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堅持從事流亡 的文學創作，他又必須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經驗。他必須始終保持對本國狀 態的深刻感覺，必須始終保持對母語運用的高度技巧。換句話，他必須在努力進行 調整適應的同時，又努力地抗拒調整適應。對他而言，過分的不適應和過份的適應 很可能同樣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會變成「四不像」而一無所成：沒進入西方 ，卻脫離了東方；外文學不好，中文卻退步了；既沒有過上安穩的小日子，同時又 沒有做出可觀的大成就。 從別林斯基到索爾仁尼琴 我們不妨看看俄國流亡作家的先例。在沙俄時代，像別林斯基這樣的西化派，當 其來到西歐時，由於不懂外語而極感狼狽(據說列寧在流亡西歐時也比其它的流亡者 更為不快)。這甚至影響了他們對西方的評價。赫爾岑等人的處境當然要好一些。不 過我們不應忘記，赫爾岑等人出身貴族，從早年起就對西歐國家的語言、文化乃至 生活習慣相當熟悉，並和那裡的許多文人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再加上家境優裕不 缺衣食。但就是赫爾岑等人，其作為流亡作家的生活也遠遠不是舒適平和的。蘇俄 時代也有過不少作家流亡。納博科夫雖然是人到中年才移居美國，然而他從少年時 代起就在西歐求學，英文造詣非同小可。嚴格說來，納博科夫並不算流亡作家，因 為他的小說並不那麼切近蘇聯的現實並主要用英文寫作(為此，索爾仁尼琴還有點抱 怨)。在美國的百科全書中，納氏被稱為美國作家而不是被稱為俄國作家。索爾仁尼 琴當然是一個偉大的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美國生活了十好幾年。除了在一開始 還偶爾地外出講演外，長期以來他把自己禁閉在弗蒙特州自家的深宅大院之中，過 著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活。他之選擇弗蒙特州作為居住地，據他自己說，是因為那裡 的「漫長而多雪的冬天」能使他「想起俄羅斯」。他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的是純粹 俄羅斯式的教育。索氏這樣做，從主觀上講，是為了盡量排除外界影響，充分利用 自己以往的豐富經驗和西方社會的豐富文獻從事寫作；從客觀上講，那也有賴於他 的雄厚財力與赫赫名聲，使得他能夠一心寫作並使其著作能夠順利出版以及獲得外 界的重視。因此，作為流亡作家，索氏的情況並不是很有代表性的。大部分流亡作 家，既不能像納博科夫那樣溶入西方，又不能像索爾仁尼琴那樣與世隔絕。他們必 須在充滿矛盾的境遇中從事創作。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無論如何， 俄國的流亡作家的確實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的作品不僅在俄國文學史、甚至在 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創作出輝煌的流亡文學 相比之下，迄今為止中國大陸的流亡文學的成就仍是貧乏的。平心而論，我們現 在的客觀條件並不差。我們有台灣、有香港這樣的華人社會；有廣大的華僑和留學 生、新移民。由於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由於中國大陸已是最後僅存的 共產大國，我們的流亡作家們所受到的國際社會的關注是罕見的。和更早來到海外 的大陸文人相比，和大部分其它國家的流亡作家相比，我們的條件就好多了。我們 理應創作出輝煌的流亡文學。 不錯，如前所說，從事流亡文學的創作決不是輕鬆的。這需要勇氣和毅力，那是 一種和我們在國內面對專制政府的壓力從事創作所需的勇氣和毅力不盡相同的另一 種勇氣和毅力。對許多人來說，還需要有進一步的眼光和知識。大多數當年在國內 發表而引起強烈效果的文學作品，它們之所以能引起那種效果，其實是和當時特定 的國內形勢密切相關的。現在回過頭去重新檢視這些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的種 種局限；而這種局限並非都是由於當時的客觀環境，同時也是由於我們的主觀認知 。要有大魄力、大眼光、大手筆。記得在前些年，大陸文壇頗有些繁榮景象，很多 人都對之抱以極高的期待。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們都不那麼以為然。正所謂「人道 洛陽花似錦，依我看來不是春」。我並不是要否定「新時期」的文學成就，那無疑 是四九年以來的高峰。我只是說我們要看到「新時期文學」的局限性，我們必須走 出「新時期」----隨著六四、隨著共產制度的歷史性失敗，這個時期已經結束。我 寧可對今天寄予更高的希望。 流亡的政治活動和流亡的文學活動不是一回事，不過也有若干相通之處。我想： 一切在海外致力於推動大陸自由化民主化的朋友們，也應當認真思考一下，對我們 的境遇、對我們的角色功能有進一步清醒的認識。流亡的政治活動最容易犯的毛病 是失去坐標系，失去現實感，失去準確評估自身活動意義的能力，耽迷於虛幻的自 我滿足而未能將精力投之於真正有實效、有積累價值的工作。流亡是一種特殊的生 存方式。它能給人們一種特殊的觀察角度去認識祖國，認識世界，認識自我。古今 中外，有多少偉大的事業是在放逐之中完成的！然而，流亡者又是那麼地容易墮落 (此處的「墮落」一詞主要不是指通常所謂的道德上的墮落)，變成化石，變成戲子 ，變成夢幻家或變成恨世者。和一切非常狀態一樣，流亡生活會造就強者而打垮弱 者。但願我們相互激勵，相互鞭策，不躁不懈去贏得那難能而可貴的成功。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零八期(一九九二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