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良心的安寧 呂京花 六四這個日子又來臨了。每當這種時節，我總是格外思念我那年邁的父母，還有 剛滿一歲就被迫與我這個母親分離的女兒粵粵。然而，在我的腦海裡同時出現的， 還有許許多多普通的北京市民，就像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樣。正是他們，當年匯成 了八九民運的洪流，今天又支撐著我們這些海外「異議分子」為祖國的命運而盡力 。 我的「廣場癮」 一閉上眼睛，就是那水洩不通的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上來來往往的救護車。那幾 天，家裡人說我好像得了「廣場癮」，每天一早就往廣場跑。我已經記不起什麼時 候上的這種癮，只是忘不了一件件小事：在一個捧著募捐箱的學生面前，一位剛剛 出差回來的市民掏出一千一百八十五元三角人民幣說，我自己留下五元三角，我一 點也不想顯示自己，也不是憐憫學生，只覺得大學生替我們老百姓說話。我心裡也 是這樣想的。於是，我就天天往廣場跑了。 那天早上我從「六必居」買了一點小醬蘿蔔，去慰問學生。等我跑到廣場，發現 廣場變了樣，小帳篷搭了起來，旁邊堆著各方捐送的棉被和大衣，還有五花八門的 飲料。相形之下，我的醬蘿蔔檔次太低了，不好意思拿出來。我推著自行車沿著長 安街往前，只看見那些拉警戒線的學生和市民跟昨天的人一樣，沒換過。這樣連軸 轉，怎麼吃得消？我心裡想著。一位老太太推著一輛七歪八扭的小竹車嘮叨著：「 就是機器也得有休息的時候，何況人哪！」說著就從車上的鋁鍋裡撈粥，一碗碗地 遞給學生。我一想，醬蘿蔔就粥也不錯呀，就把醬蘿蔔拿了出來，把學生的傳單帶 回店裡。 「工自聯」廣播台 戒嚴令發佈後，北京兵臨城下。「就是蔣介石與共產黨打仗的時候，為了保護北 京古都，國民黨還舉了白旗，如今用得著拿坦克來對付學生嗎？」一位老大姐在廣 場上說。正是在一種強烈的責任心的感召下，「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了。我當時 參加「工自聯」的動機，只是想幫助大家做點事。我參加了廣播台的工作。 那時「工自聯」的物質條件非常差。廣播台剛成立時，只有一台發電機，一部擴 音機，兩個大喇叭。那個發電機還要人用一根繩子繞在機器軸上猛拉幾下才能發動 。我們沒有固定的廣播員，當我廣播第一篇稿子時，緊張得全身都發抖。我記得第 一篇稿子是一位八十幾歲的河北老農托孫子帶來廣場的，裡面說到了他們那裡農民 賣了棉花拿不到錢，又沒地方說理。他還說希望廣場上的學生要保重身體。雖然那 時在工自聯的後勤部裡常常領不到麵包，我們經常餓肚子，但是大家都有一股勁。 鮮紅的《中國淚》 石碑胡同附近的街口，一位老軍人對一群市民大聲喊著：「看這來頭就不對勁， 頭帶鋼盔，腳踩大頭鞋，裝甲車跟在後頭，對付學生不用這個，就像軍隊嘩變！」 老頭一邊說一邊揮動著手裡的一本書。我伸頭一看，書名《中國淚》醒目地躍入眼 睛。那個「淚」字用紅色印得很大，就像淚水在流淌。翻開書，裡面儘是「權大於 法」和「官倒」、腐敗的真實記錄。我記得很清楚的一篇是寫了江蘇省一個省級干 部的兒子，貪污十萬元人民幣，被判了三年徒刑，監外執行；另外一個農民的兒子 ，是個會計，為了籌備結婚，挪用了五百元，卻被判了五年徒刑。當記者問法官這 是什麼原因時，法官無奈地說，有些事我們也很難講清楚。我把書裡的故事在廣播 裡念給大家聽，效果很好。 老人熱情地帶我到附近的一個私人小書店，《中國淚》果真是一本暢銷書。為什 麼不拿到廣場去賣呢？我打聽好書價是三元五角一本，批發價是三元一本，一捆一 百二十本，如果全部賣了，可以賺六十元錢，這六十元可以買上三十個盒飯，或者 六十個煎餅吶！想來想去，下決心買了一捆一百二十本。拿到廣場，對著人群我大 聲喊著，書價三元五角，歡迎募捐，錢沒帶夠的，也可以拿。人們一湧而上，不到 一刻鐘，書全部賣掉，一數錢，比預料的還多出八十元，我跟幾個小伙子都樂了。 韓東方的力量 獨裁者最怕工人群眾的覺悟，他們千方百計想把工人市民與學生、知識分子分割 開來。在八九民運中，中共當局對市民和工人採取了特別強硬的手段。早在五月三 十日公安局就抓走三名「工自聯」的核心人員。韓東方與法律顧問李進進帶領「工 自聯」的隊伍去公安局交涉，大批市民跟在後頭高呼「放人」、「放人」的口號。 從公安局裡衝出來三十多名警察把市民和工人代表分割開來，相隔十來米，用攝像 機反覆錄了幾遍。市民群眾不但沒有被嚇走，反而原地坐定，等待交涉的結果。工 人代表都很冷靜。 六四以後，中共當局尤其強調事件中有「暴徒」參與，似乎除了學生以外，參加 運動的市民和工人都是「社會渣滓」、「不法份子」，這是最卑劣的手法。其實， 「工自聯」的成員都是最普通的工人，興許可以說，他們一般只是由於親身經歷而 對中共政權有了清楚的認識，是比較覺悟的工人。他們的政治立場比較實際，也很 溫和。「工自聯」負責人韓東方就是一個代表人物。 記得六四凌晨，韓東方從「工自聯」指揮部來到廣場中心，面對著成千上萬的學 生和市民，大聲疾呼。他說，人民的最高意願就是憲法，而現在的憲法對罷工並沒 有禁止。我建議這次運動的法則第一是合理，合乎真理；第二是合法，合乎現有的 憲法；第三是和平、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這就是這場運動的形式。我們並不是要 「敢死隊員」與士兵們去動武，否則就是干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們就犯了不可 饒恕的罪過。我們的「敢死隊員」在與士兵們對持時，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感化再感 化……。韓東方的講話，表達了工人們的心聲，他想勸阻那些「誓死保衛廣場」的 學生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想一想在那種情況下，面對著全副武裝的士兵，面對著極 其憤怒的學生，該需要什麼樣的明智和勇氣？說得難聽一點，依據當時的場面，誰 要是說得稍有差錯，有可能被眾人打下來。此時的韓東方，發出這樣負責的呼籲， 真是聖人之舉！ 永遠不能忘記 度過了幾年監獄生活，韓東方被釋放後又開始了新的鬥爭。他依照現行法律申請 遊行，為建立自由工會而吶喊。還是合理、合法、非暴力的抗爭。在他身上，我們 可以看到現代中國工人的力量所在。在海外的這些日子裡，我時時刻刻關注著國內 的朋友，那些普通的市民和工人。他們橫遭迫害又無處聲辯；他們忍受著屈辱和折 磨，卻沒有任何「光輝的業跡」留在外國記者的筆下和電視鏡頭裡。作為倖存者的 我，怎能忘記他們？ 我是一個在北京大雜院裡長大的普通人，也是當年天安門廣場百萬市民中的一分 子。今天，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但忘不了故國大片不自由的土地。在海外，要掙 個幾萬美元並不困難，然而，許許多多朋友卻在為民運而盡力奔波。雖然中共政權 看上去還很強大，但是骨子裡還是虛得很。別的不說，就說六四時他們開口「鎮壓 」閉口「平暴」的，可是一年不到，這些詞提都不敢提了。我想我們不會永遠是在 海外的「異議分子」，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到祖國，和市民百姓重聚。在這六四三 週年時，我為中國的工人和市民說幾句話，為了歷史的公正，也是為了我良心的安 寧。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一零期(一九九二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