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對話團 王超華 這裡提供的是我在八九年十月寫下的有關「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回憶。 之所以選這一段，是因為它相對獨立，相對集中，比較容易從其他部分中抽出來。 以後有機會，我當然願意與讀者分享我回憶中的其他部分。 形勢與策略的研究 八九年五月四日以後，我的態度要比梁二的更激進些。在對話團的一次預備會上 我曾談到，高聯是這次學運的重要產物，學運結束後也應保留高聯。那時曾聽人傳 言，鄧小平說了，我們成立高聯這樣的非法組織就是想在中國打開一個波蘭團結工 會那樣的口子，因而決不能讓我們得逞，不能讓高聯存在下去。與其說這種說法使 我們看到鬥爭的嚴峻和長期性，毋寧說它刺激了我們的好勝心。加之政府態度克制 、和緩，我覺得（很多同學也這樣看）我們應當把已取得的成功轉化為某種可見的 東西，不說要乘勝追擊吧，至少要乘勝鞏固。 那次在對話團談到的對話內容還包括對「動亂」的評價和四月二十日北京、四月 二十二西安事件的調查，還談到「最大失誤」的教育問題。在這幾個問題的談論上 都可看出當時學生自認已有奪取進一步勝利基礎的驕縱輕「敵」思想。對「動亂」 的評價，大家注意到趙紫陽講話，也注意到講話的規格，認為把學運打成動亂時大 張旗鼓，嚴厲鄭重地發人民日報社論，現在想平息了，卻只在接見外賓時旁敲側擊 ，不肯正式評價，這是難以接受的；但考慮到中央轉彎子困難，又聽說袁立本五月 四日後惡相畢露地在會議上公然大叫：「趙紫陽把我們給賣啦!」加上大家早就對北 京市愚民式的統治手段厭惡反感，所以不妨把北京市推給中央當替罪羊，叫做「北 京市委謊報軍情」。我記得這種提法和我有關，當時還不由得想起文革初期炮打北 京市委的事情。這一提法並不完全是捕風捉影，從四月二十八日新華社消息中也可 看出，對四月二十七日遊行，北京市發言人的態度比國務院的要強硬得多。 關於四月二十日、四月二十二日，大家提到應讓王芳向學生道歉，又有人質疑說 ，也許不是他下的命令，還是追究直接責任者更好，不論他們拋出誰來都可以。至 於教育失誤，談得比較活躍。四月二十九日對話後，學生中都說袁立本是北航的叛 徒，何東昌是清華的敗類，袁木則給新聞界丟盡了臉。還曾說到某高層幹部是北大 的叛徒，我已記不清是誰了。此時說到追究責任，又說起大興安嶺火災林業部要承 擔責任，八八年交通事故丁關根要辭職（後來他反倒上得更高了是另一回事，至少 當時做過表面文章），這次不追過去的教委主任李鵬和現主任李鐵映，至少要把何 東昌撤下來出出氣。這些似乎都作為對話團希望達到的目標而為參加者所接受，我 也都表示了贊同。 對話團與高自聯脫離 要評價對話團在學運中的地位和作用，還應該談談我與對話團關係中的另一方面 。在對話團存在期間，我總感到自己與對話團之間有一種我希望能消除的隔閡感。 還在對話團成立前，我大約就和沈彤說過，我也很想到對話團去。我確實覺得和其 他（高聯）常委相比我更適於參加對話。同時在我看來，這些積極分子更能發揮作 用的崗位是校園裡的群眾運動。沈彤針對我這種顧慮說過：「你放心，準備對話的 過程中那些水平高的自然就成為主要人物了。」他指的是各重點院校包括我們研究 生院的一些博士生，這是對話團的骨幹力量。這些人的水平、口才都沒得說，但他 們忽視考察學運的實際情況，相對孤立地看重他們將承擔的對話任務。 在列席他們的會時，我曾提到對話的基礎是學運（民運）的存在。當時我們提過 把運動看成雙方對峙，只有雙方實力對比的結果才能導致對話。而我們的實力只有 學生，因此必須抓住學運不放，對話團的活動才是有意義的。談到這一點時，大家 好像還議論過由於學生的流動性，「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運不可能有團結工 會領導的工運那樣深厚長遠的實力。為此我曾要求對話團召集人參加高聯常委會。 沈彤和項小吉都同意了，也來過，但因兩邊會議時間衝突，也因為當時高聯工作比 較混亂，他們常常是來匯報了對話團的大致情況後就沒時間也沒耐心再聽我們的會 。 這一點當時我就覺得不對勁兒，但總說不清是怎麼回事。後來才想明白，我讓他 們來開會是希望他們能掌握學運的實際進展情況，瞭解高聯對學運的認識和想法， 把這些和準備對話結合起來，不是光讓他們匯報。他們卻似乎覺得所有這些工作有 我們高聯做就夠了，他們只管專心準備對話就行了。後來在廣場，我曾幾次提過應 使對話團成為高聯的「智囊團」，希望當我們被具體事務纏繞得暈頭轉向時，他們 仍能保持冷靜地幫我們務虛。我是認為他們有這種能力和水平，而且知道他們（那 時）仍堅持在政法大學教學樓活動才這麼提的，可這個建議從沒得到落實。 很多人一直抱怨高聯把自己搞得神秘兮兮的，對話團其實更神秘，大部份學生一 直不知道他們有過什麼活動做過什麼工作。大約他們中的很多人回到自己學校時也 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並不認為自己應負起溝通聯繫的作用，使群眾瞭解學運 領導層的狀況。其實，他們能不瞭解五月四日後各校學生組織渙散的狀況嗎？在聯 絡部因找不到原有的各校聯絡員而導致發通知困難時，我拿著一份學校名單去對話 團，請那裡的一些同學代發通知（比如以匿名張貼的方式），因為我已經發現有些 學校聯絡員找不到了，可他們的對話代表每天來的卻不只一人。我現在想到他們的 神秘恐怕還由於他們過於欣賞自己將扮演的最後出場定乾坤的角色。我曾幾次建議 他們向群眾公佈對話要求，建議他們搞出一個對話的最高限和最低限要求來，希望 他們同意高聯用這些去宣傳鼓動學生群眾，他們都不以為然，認為絕不能在對話正 式開始之前讓對方摸到己方的底。 我對對話團成員相當尊重，在五月下旬以前從未與他們發生過爭執，而且總覺得 自己應當遵守起初定下的協辦的原則，因此每次去都只說是作為高聯常委來聽聽， 瞭解情況，提提建議，從未像在高聯常委會上那樣有過據理力爭的情況。有兩位高 聯常委也參加了對話團活動，此外是否還有其他常委參加過我就不清楚了。問題是 只有我一人始終是以高聯常委的身份去參與的，但我沒能力使這兩方面相互重視起 來，雙方總處於分家狀態。沒能抓住五月四日後相對平緩時期廣泛宣傳對話團的工 作及其具體的對話要求是我們工作中的又一重大失誤。 應說明的是，我在這裡把對話團當一個整體來評述，其實對話代表間也有很多不 同。包括那些骨幹分子博士生在內，政治態度也有很大差別。 確定三方面的要求 我在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間大約去過三四次對話團，但沒一次是完整地參加 他們的會的，因此對他們的情況瞭解得也不細。據我所知，他們的活動主要是與政 府聯繫請求對話和準備對話兩項。在他們五月六日遞交請願書後，中辦信訪局曾於 五月八日約見過他們一次。約見似乎是通過電話通知項小吉和我院一位博士生的， 去了四個學生。政府的答覆仍是打官腔的泛泛而談，這些學生當然不滿意，遂據理 力爭。於是信訪局答應再研究，請繼續等候答覆。大約就是這個答覆引起了我們關 於實力的議論。 事有湊巧，這次答覆後，九、十日先後兩次學生舉行了騎車遊行。遊行主要是由 新聞工作者請願引起的，但政府恐怕是把高聯和對話團的關係看得過於密切了，覺 得遊行和請願對話有關，於十一日再次約見那幾位對話團代表。答覆基本上沒變， 可還是沒把話說死，似乎大意是中央已反覆表示要和各階層對話，你們實在沒必要 再糾纏了，不過也還可以再研究，請等下一步通知答覆。十日遊行隊伍出發後我就 到了對話團，我也沒想起提醒對話團遊行和請願的關係，可知我自己也不大明確應 怎樣落實二者的聯繫。五月十二日決定絕食後，我們沒及時通知對話團，對話團於 十三日凌晨被政府約見後也沒及時通知我們，大家都憑著自己的機智相機行事，根 本沒能做好戰略配合。 在對話準備方面，對話團彙集整理了四月份以來各校不同時期提出的不同版本的 請願書，將各種要求分成三個主要方面。他們在自報基礎上分成三個大組，每天分 頭準備並集中匯報。各組的召集人好像是經項小吉等人提名無人反對而確定的，都 是兩天的會上顯露才能的人，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沈彤作為本科生能一直擔任對話 團領導工作，也說明他確有能力。這三大項內容大體上分為：一、正確評價此次學 運；二、維護憲法賦予的各項公民權利；三、揭露糾正各種社會弊端。 我沒聽過他們的詳細討論，印象中似乎各項涵蓋的內容都挺繁複，使我多少有些 失望。我認為應當突出簡明扼要的特點。但我又認為根據對話團組建原則，我作為 高聯常委不便干涉，也就沒再提異議。不容否認，他們的準備是認真且有成效的， 頗有點要參加辯論比賽的勁頭。他們的成績在五月十四日中對話中有充分的展現， 曾把李鐵映、閻明復搞得非常窘迫，因此，雖然當時外界壓力非常大，政府方面還 是不情願將那次的錄像公之於眾。可惜的是廣大同學特別是參加絕食的同學不瞭解 他們的工作，對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懷疑和不信任，從而導致對話中斷。但使對話中 斷的具體執行人卻是我，這使對話團的一部分人對我，並進而對高聯相當不滿。 造成對話團和同學間隔閡這一失誤的責任主要應由誰來承擔是很難說的，因為誰 （包括對話團成員）都以為高聯是個完善的組織，凡事高聯自應且自會通盤考慮， 而當時高聯工作卻正陷於癱瘓狀態。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一零期(一九九二年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