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平演變」與李澤厚商榷 周義澄 知識分子不能不談「主義」 也許是因為我正在編寫《海外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一書的緣故，李澤厚先生發表 在《中國時報週刊》第十九、二十期上的長文「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 良不要革命』」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李先生此文是他來到 海外以後全面地發表政見的第一篇文章。李先生的文章對現代中國社會問題及其改 良之道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說和發人深省的意見，值得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細細讀 來。但是在論證及語言、邏輯方面，李文也有著可容商榷的地方。我覺得，自己所 主張的和所實施的之間往往存在著某種衝突，這是中國知識界的通病，看來，學富 五車如李先生者也不能免。比如，李先生說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但是通讀李文全篇，發覺他從辛亥革命說到五四運動，從唯物史觀說到進化改良 ，幾乎都離不開「主義」。直至文末，還言猶未盡地在談「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 二律背反」。我認為，知識分子，尤其是專攻思想史或哲學美學一類者，談論「主 義」是天經地義的事。問題固然要研究，主義也不能不提。如果說現代物理學普遍 接受愛因斯坦提出的「理論先於觀察」之命題的話，那麼，在人文科學研究中，「 主義」先於「問題」也是很自然的。沒有一定的「主義」作為理論背景，也許連一 個像樣的問題也提不出來。鑒於「改良」與「革命」一樣，首先具有「主義」層面 的意義，同時又有「問題」層面的許多內容，所以，我在與李先生討論諸多問題時 ，也不得不涉及一些「主義」，此事敬請不喜歡「主義」的讀者原諒。 「反革命」已成海外華人思想界的主流意識 「一味地提倡革命」的是中國共產黨 李先生在文章中為他歷經四十年學術研究後得出一個「反革命」的結論而自覺驚 訝，而就海外華人思想、輿論界的全貌來看，主張用和平、進化、漸進、演變的改 良方式解決中國問題，卻已經是人們一個比較普遍的，絕對不會使人驚訝的共識了 。從許多來到海外的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對「六四」事件的回憶和反思中可以看到， 在八九民運期間，儘管在學生、知識分子、市民中都有激進的部分，但是，相當多 的參與者還是主張採用而實際上也採用了和平、請願、對話、妥協的形式。這幾年 ，「和平、理性、非暴力」幾乎成了海外民運的共同口號。主要的民運組織「中國 民聯」和「民陣」的綱領，完全不是破壞性的革命綱領，更不用說「學自聯」一類 以遊說為主要工作方式的溫文而雅的群眾團體了。即使拿相對激進一點的「中國自 民黨」來說，雖然它主張在獨裁者使用武力鎮壓人民的情況下，「人民擁有抗暴自 衛的權利」(見「中國自由民主黨黨章」總綱第六條)，但它也從未主張「無法無天 」的暴力革命，只是想在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上表示得更明白、尖銳些罷了 。 李先生把「打倒」、「推翻」之類列入「革命」的範圍內。在海外也確實有人主 張「打倒」或「推翻」共產黨的，那麼，這些人是不是革命黨人呢？「六四」以後 ，海外華文報刊上曾經有不少人士撰文論述「打倒共產黨」，有人曾對爭議頗多的 「打倒共產黨」這一句子作過比較細緻的分析。認為「打倒X」可以理解為：一、理 論上不允許X存在；二、理論上不允許X執政；三、結束現在正在執政的X的統治。大 多數人提出「打倒共產黨」者往往是使用後一個意義，而從共產黨違反憲法的角度 來看，可以使用第一個意義(見《世界日報》一九九零年一月五日)。為了表明自己 並非如同外界某些人所說的是「一個暴力革命的團體」，有的民運組織還專門發表 聲明，指明自己「是一個致力於用和平方式完成中國社會從專制到民主的演變的民 主政黨，」「向來主張用政治方式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不主動尋求以非和 平的手段來達到建立民主政體的目標」。(「中國自由民主黨特別代表大會宣言」， 一九九一年六月)可見，在一些民運團體與個人眼裡，「打倒共產黨」就是結束共產 黨的不合法理的一黨專政的意思而已。這樣說來，似乎也沒有理由認定凡贊成打倒 共產黨者必主張暴力革命。也許，李先生在說明他所反對的「革命」這一概念的時 候，其內涵、外延還需要細緻地辨析一番。更何況，還有不少民運人士至今不贊成 「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李先生主要是從對思想史的研究中(當然也有對八九民運的實 際觀察)得出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結論，而海外許多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則 主要從對現實運動的反思中(當然也伴隨著對西方民主理論的認真研究)得出了原則 上相同的結論。殊途同歸，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仔細想想，也不為怪，本來， 為人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其本質就是以改良為特徵的。現在，在理論上「一味地 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頌革命」的，在中國大陸，恐怕只剩下共產黨了。在共產 黨的黨綱裡，在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言論和文字裡。暴力革命一直是傳世之寶。所以 我認為，李文的主要批評對像應該是共產黨的當權者。 李文在分析當前中國形勢時認為酷似辛亥之前，他指出，革命的情緒、願望、意 欲、主張、理論在年輕的知識群中「大量地、深深地潛伏著、存在著、發展著。」 不能說李先生的擔心一點沒有道理，但是，更值得人們擔心的倒是，革命的知性和 情意更大量、集中地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當權集團內，一大批老一輩的「無產階級 革命家」和各個梯隊的「革命接班人」積聚在那裡，這是現代中國的暴力革命之源 ，這一點是萬萬不能忽視的。 也值得一提的是，從總體上看，今天在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 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是一群「烏合之眾」，也不是如同毛澤東在《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歌頌的「痞子」，他們是具有較高學歷和學識的學者、學生 。是一群文質彬彬的紳士、淑女。是以改良方式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擁護者。 歷史的虛擬式沒有意義：也說「未必」 在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革命時，李先生提出了兩個「未必」：「辛亥革命未 必必然」，「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李先生的意思說簡單點，就是辛亥革命「不必 然」、「不必要」。在這裡，我無力也無意與李先生爭論，只是想指出，如果我們 能從傳統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必然性」的理論框架中解放出來，那麼就會發現，沒 有一件歷史事實是「必然」的，至少無法在邏輯上證明其必然性。至於「必要」， 更是一種主觀意願的表達，就如毛澤東說文化革命「完全必要」，而更多的人則認 為「完全不必要」一樣。誰也無法從邏輯上證明「六四」民運或「六四」鎮壓是「 必要」的。因此可以說，沒有一件歷史事實是「必要」的。討論已有的歷史事件之 「必要」、「必然」性或未必「必要」、未必「必然」性沒有意義。 這種無意義性往往表現在日常生活或學術論文中出現的對已成歷史事件的虛擬式 的表達上。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新在「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一文中提出的：「如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間，中國不搞文革，不搞 備戰，……，那麼後來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機會，恐怕不會落到四小龍手裡， 甚至與日本比較誰短誰長，也還要另作商量。」(《人民日報》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 二日)再如，一些人在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中提出的，如果學生不上街，那麼，鄧小平 的改革道路就不會被打斷。這裡的「如果」、「假如」，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假設， 而是虛擬一種事實上已經完全不發生的歷史事件。這種虛擬式在日常生活中表達某 種無可奈何的願望時是常見的，但在嚴肅的科學論文中不具有地位。 在李先生的文章裡，我們也看到了這種虛擬式：「我想從辛亥起，如果本世紀沒 有那麼多的革命，社會各個方面由無人管理、無序混亂、傳統毀棄、動盪不安而帶 來的各種破壞損失一定要小的多。」一定嗎？根據何在？從形式邏輯上講，不能必 然地推出這一結論；從事實上講，也不可能提出驗證，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學家或社 會學家，都無力設計另一個不曾發生辛亥革命的中國作為「對照組」實驗。倘若我 們承認李先生採用的虛擬式有理論價值，那麼，順著同一思路，還可以提出諸如「 如果秦以後沒有陳勝、吳廣至太平天國的農民造反，那麼，至少三百里阿房宮可以 保留到今天。」只要有時間，這種「假如」可以沒完沒了地提下去。 我想，與其去說明年代久遠的辛亥革命如何不應有，還不如去說服歷次最近的中 國革命的主要挑起者----中國共產黨放棄任何革命的理念和實踐，例如放棄「四項 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暴力革命的特徵是極其明顯的，它把階級的專政 ，把某一個政黨和主義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必然最終使用暴力對付任何反 對者。對這一點，人們無須很高的理論水平都能理解。 民主、自由與秩序：八九民運不是革命運動 李先生談了不少關於民主、自由的問題。根據我的理解，他主要是從「秩序」的 角度來談的。他說：「民主不是為所欲為，自由不是隨心所欲。」這話非常耳熟。 在中共官方每次批判「自由化」的文章中，常常有這種句子。可是，無論在國內或 在海外，我都沒有見到過哪一個民主自由的主張者說過民主、自由是「隨心所欲」 、「為所欲為」這類話。這幾年在海外，不少民運人士或持不同政見者對民主、自 由的研究還是認真的，而且還注意聯繫中國的現實和傳統來討論。他們並不只憑「 激情的衝動」或「狂熱的宣言」來解釋中國問題。 李文認為民主「通過法律才能實現」，此言得之。可是，法律哪兒來呢？李文又 說，要「民主地立法、司法、守法」----民主又成了法制的前提。雞生蛋，蛋生雞 ，轉來轉去，不知出路何在。其實說來也簡單，只要現執政者把「黨」和「領袖」 放在法制和民主之下就可以了。或者說，放棄一黨專政，事情就好辦。因為在大陸 官方的意識形態裡，黨、領袖、政府都是至上的，現在把法制和民主置於至上者之 上，其應有的地位自然就可以得到保證。現實的問題在於，這裡的黨、領袖、政府 不願意在法制、民主之下，這樣，與法制、民主相連接的秩序也就不可能出現。 於是我們不得不再討論李先生的「最壞的政府也比沒有政府好」的論斷了。熟知 中國近代史的李先生肯定知道，在這段歷史上，壞政府很多，沒有政府即無政府的 時期幾乎沒有。而且，社會的混亂包括革命造反大多是壞政府所造成的。李文花了 很多筆墨描繪了壞政府被推翻後的可能出現的可怕的無政府景象。我想，如果用此 勸導具有革命激情的青年接受改良，其意不可謂不善。但是，必須同時指出壞政府 常常使用暴力造成的可怕景象----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軍隊直接介入(三支兩軍)的 ，並伴隨有大規模武鬥的無政府景象的十年「文化革命」，恰恰是由毛澤東的「壞 政府」發動的；還要指出在壞政府被推翻以後它所擁有的殘餘暴力也可能造成的可 怕景象(這筆賬不能算在推翻壞政府的民眾頭上)，這樣才顯得公平。況且，最擁有 而且最有可能使用革命暴力的壞政府被剝奪了暴力和革命的權力後，社會的暴力發 生的幾率不一定會更大。現代中國的動亂之源在於獨裁的一黨專政制度(壞政府或其 一部分)而不在於廣大的學生、知識分子、市民百姓。這一點還是要說清楚的。 以當代中國最近的一次大規模使用暴力----三年前的天安門事件為例，其責任者 毫無疑問是擁有革命軍隊的中國當局。群眾行為都在非暴力範圍之內，包括絕食斗 爭。我不贊成絕食這種方式，因為它摧殘青年的身體。但是，我不同意李先生把絕 食歸入「逼迫對方非接受條件的」「革命」一類。學生絕食實在是一種迫不得已、 無可奈何的哀怨之舉，與暴力革命一點也搭不上界。李文提到了他反對劉曉波搞「 七十二小時絕食」的打強心針，然而恰恰正是這位劉曉波，與侯德建等人造成了廣 場最後的和平撤離。當時機智的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提議以數千學生市民的喊聲表 決堅持還是撤離，結果大家在槍炮下含淚悲壯退出，這實在是不折不扣的妥協、讓 步。「狂人」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在關鍵時刻如此冷靜、理性、「軟弱」、「背叛 」，也實在是一副改良的面目，一點也不革命，這一點，李文隻字不提，似乎是不 應有的疏漏。有趣的是，八九民運中被抓被判者，當局所給予的共同的罪名恰恰就 是「反革命」！ 對一黨制的評價：專制政體才是中國內亂之源 這裡涉及到對一黨制的評價問題。現在海外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大都認為， 現時的中國政府是一個「壞政府」，主要是因為這個政府是一個一黨專制的政府。 所以人們主張要「結束」(「民陣」綱領用語)、「廢除」(「民聯」綱領用語)、「 剷除」(「自民黨」綱領用語)這個一黨專制制度，爭取一種多黨的民主制度。但從 李文看，作者並不主張結束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他認為：「如果目前一下子全部開 放，便很可能出現一萬個政黨。黨派林立，互相攻訐……人心動盪，無所適從…… 」。他認為，假如取消了中共黨和現政府，那就是「凶多吉少，無序混沌，天下大 亂。」李先生描繪的結束中國一黨制獨裁製度以後的駭人圖景，只是一種猜測和假 定。這種假定尚待驗證。但有一點大致可以確定，即使象李先生說的，在開放黨禁 以後，中國大陸出現了一萬個政黨，造成「大量的爭論吵鬧」。那對社會造成的正 面影響(思想解放，言論自由，沒有反革命罪)自然要勝過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下昇平 時期的萬馬齊喑；它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用李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人心動 蕩，無所適從」用共產黨常用的話來說，是「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精神污染 」，「資產階級自由化」)，也絕對低於擁有幾百萬軍隊暴力的一黨專政導致的大量 冤獄和流血事件。這一萬個政黨最多只能舞文弄墨，遊行集會，演說示威而已。絕 對不會成為靠槍桿子起家的革命黨。 這一點看看台灣經驗大致可以知道。台灣在開放黨禁以後，陸續出現了大小五六 十個政黨。有時候反對黨的街頭抗爭，議會場上的肢體衝突，打鬥場面，看上去確 實是「無序混沌，天下大亂」的樣子。但到頭來，天下還是沒有大亂。台灣社會的 經濟政治發展的總方向還是健康的。經濟的突飛猛進不用說，政治上也漸上軌道， 以往出現的某些亂象也在弱化。以台灣兩千多萬人口，擁有五六十個政黨之比例計 ，在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口中，出現三四千個政黨也不算多，而且在自由競爭的政黨 政治中，會有一種自然的淘汰機制。真正在全國性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的，最後也 不會太多。去年年底台灣大選，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國民黨、民進黨、社民黨和非黨 盟幾家，其餘十三個小黨更無法得到影響選局的票數。李先生擔心在中國大陸出現 萬黨爭鬥的景象，也許是多慮了。社會系統作為一個耗散結構，它會從某種程度的 混亂無序中達到一個遠離平衡態的有序結構。像最簡單的自然界中的「貝納德流」 一樣，它通過能量、質料的耗散，由亂而序。也許可以這樣說，社會系統如同自然 界一樣，沒有個別事件的隨機變動，就沒有系統的進化。進化與改良並不排斥一定 範圍、一定時期的無序或混亂。當然，任何系統由亂到序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若要避免李先生所說的「真槍實彈的內戰危險」，就不能保留一黨專政，反對開 放黨禁。相反，只有多黨政治才能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軍隊分割開來，徹底改變現 有的「黨軍」制度。軍隊國家化，非政治化，是與多黨政治連結在一起的，在多政 黨政治中，即使共產黨具有合法存在的地位，它也沒有理由獨霸本應屬於國家的軍 隊。如果作為主要暴力載體的軍隊脫離了共產黨，離開了政治鬥爭，那麼李先生所 擔心的內戰危險也就不會出現了。如果繼續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至少「六四」 鎮壓事件還可能重現。遺憾的是，李先生還認為共產黨作為某種社會力量「幾乎無 處不在」(包括軍隊和政府)還是一件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好事。真不知從何說起。 蘇聯的解體和「和平演變」：不要輕易拒絕蘇聯道路 需要順便說一下蘇聯、東歐問題。李先生說：「我不認為中國有可能和有必要走 東歐蘇聯的道路。那條路充滿危險，對中國非常不利。」這句話的本身是非常籠統 的，至少在這幾年間，蘇聯的道路，波蘭、捷克、匈牙利以及羅馬尼亞、南斯拉夫 的道路是有很大不同的。除了羅馬尼亞夾有血雨腥風，南斯拉夫因為民族問題而戰 火紛飛外，其他國家基本上是一種和平過渡。拿蘇聯來說，從共產黨七十多年的一 黨專政制度轉變到一種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的社會形態。沒有開槍打炮，沒有流血， 沒有國內戰爭，完全可以說是一種「和平演變」。如果說，在本世紀五十年代，西 方政治家口中所謂的共產黨國家的「和平演變」，還只是一個極其抽像的概念，那 麼由於東歐諸國的轉型，尤其是蘇聯的解體，這一概念獲得了豐富生動的具體內容 。套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用語，「和平演變」由抽像上升為具體。蘇聯前領導 人戈爾巴喬夫全程推動了這一過程，他是和平演變的實現者。 依據對蘇聯的觀察，我認為和平演變就其內容來說，是根本性的變革，或者可以 說它是一種革命，而不是改良；但就這種根本性質的變革的進行方式而言，它與一 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以及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截然不同，不通過戰爭，不使用 軍隊，不訴諸暴力。因而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早在一九八八年的名著《改革與新 思維》中，戈爾巴喬夫就明確指出改革就是革命。他說改革是一個具有廣泛涵義、 內容豐富的詞，如果從它的許多同義詞中選擇一個關鍵的最能表達其本質的詞，那 就是「革命」。他反覆說明改革是「觸及整個社會的」、「根本性的」「革命變革 」。與葉利欣相比，戈氏曾被認為更保守(或者說是更傾向於改良)些。但是，他所 採取的取消共產黨特權地位，放棄一黨專政，主張土地、企業、商業和住房私有化 ，還是帶有根本性變動的措施。後來他對蘇聯解體所持的不失瀟灑的態度，也與此 有關。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無論是鄧小平式的還是胡耀邦、趙紫陽 式的，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都還沒有離開四項基本原則的框架，所以，要說他們也是 在進行和平演變，實在有點牽強。 李先生說，東歐蘇聯對共產黨是「突然解散、禁止、取締」他們的。這話也不符 合事實。遠的不說，在蘇聯，蘇聯憲法中原有的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 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是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及內政外交的決定者 」這一內容，是戈爾巴喬夫等人遵循法律程序提議，在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蘇聯最 高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於前年二月正式表決廢止的。蘇聯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消除還 是屬於一種漸進的過程。如果我們不注意和平演變內容的根本變革性，那麼這種「 和平演變」或改良就變成了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下的鄧小平式的改革。不管叫 和平演變也好，叫和平進化也好。在中國，政治上的一黨專政，經濟上的社會主義 僵硬的計劃體制，都是必須改變的。這是中國和平演變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實在生 物進化史中，就有許多根本性的變革事實。近代進化論中的「中心突變」描述的也 是「革命性」的變化。如果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的結果並未改變一黨政治和虛假 的公有經濟，這種改革很難被稱作是「進化」。 當一些朋友就蘇聯的變動發表意見時，我總是請他們再多觀察一段時間，切莫急 於下什麼結論。在這裡，我想向李先生提出同樣的建議。至目前為止，大致可以說 蘇聯的道路是一條和平演變的道路，曾經跟著俄國人走過武裝革命道路的中國人， 似乎沒有理由斷然拒絕現在的這一條新路。 改良主義與學術自由：取消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優先地位 李文認為，「近年東歐蘇聯的變局，以及歐洲共同體的日益形成等等」，「恰好 證實著」馬克思發現的唯物史觀。李先生對他十多年前主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後 來鄧小平提出的某些路線(諸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相平行相一致」感到「非 常有意思」。實際上，被大陸官方稱為鄧小平的重大的理論新貢獻的「科技是第一 生產力」的命題，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圍內看，也是缺少根據的。這個問題留 待日後有機會再與李先生討論。我想提醒李先生的是，如果完整而系統地考察馬克 思的唯物史觀，還是很容易得出社會革命而不是改良的結論的。 李文批評了與革命的政治相聯繫的文化學術表現。作者主張「多元」、「寬容」 、「理性」，這一點我非常贊成。和平演變、改良主義的民主政治，是與學術自由 伴生的。民主政治的主張者，必然會同時主張知識界學術界不依仗官方政治背景或 革命運動的聲勢而進行純學術的討論、爭論、批評、批判。李文批評「那種不講邏 輯，沒有論證，好像絕對真理在手，不容他人分說的學風和文風」，對專制的意識 形態來說，可謂一言中的。在我看來，這真是大陸官方理論權威----例如胡喬木、 鄧力群面目的生動寫照。不過，李文指名道姓批評的卻是高爾泰、劉曉波、吳亮等 人，還有《河殤》。這使我大為不解。 非常抱歉，《河殤》及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讀過，無法發表具體的評論。高爾泰 的哲學美學論文倒讀過一點。似乎還記得他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論美》一書。想 來想去，實在沒有李文所說的「不講邏輯，沒有論證，好像絕對真理在手，不容他 人分說」的印象。不管怎樣，在當代中國美學理論界，論及「美」、「美感」和美 的創造，高爾泰之說總算一家。記得在大學美學課上，凡介紹到各個理論學派，總 會說到朱光潛、蔡儀、李澤厚、蔣孔陽、王朝聞、宗白華、施昌東、高爾泰等。比 較起來，自以為正宗唯物主義的蔡儀之面目不太可愛，因為他常常會乘政治運動之 長風來打擊理論對手(八九民運以後他對李澤厚的批判又是如此)。相比之下，高爾 泰則完全不一樣。在官方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此人總是挨整的對象。「清污」 、「反自由化」，均不能免。我想，在這一點上，李先生予高氏應有「惺惺惜惺惺 」之態。不知道為什麼，李文不去揭露胡喬木、鄧力群這類官方學閥，也不批評「 高舉革命大旗」的蔡儀們，反而對本應同病相憐的高氏狠加討伐，實在有背自己主 張的寬容原則。即便高爾泰等以往說話作文用詞尖刻，立論偏頗，但他們畢竟沒有 (也不可能)借助官方的政治聲勢來陷害對手或落井下石呀。 再化點筆墨說說何新與劉曉波，因為這兩個人都與李先生有點關係。多年前在大 學裡與學生閒談如何成名，我戲稱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劉曉波法，一種叫何新法。 前者是抓住一個名人開戰，後者是拉一個名人作依靠。說也真巧，這個名人就是李 澤厚先生。當年劉曉波作為一個博士研究生，確實是在對李澤厚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後才為學術界知曉的。我和我的同伴們知道何新的名字，則是在讀了李澤厚為何新 的第一本書《諸神的起源》寫的序言之後。此序發表在印數超過百萬的《文匯報》 上，何新的著作我一本也沒讀過，但李澤厚的序使我記住了何新的名字。我的上述 說法帶有開玩笑性質，但問題本身卻是嚴肅的，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問題 。 劉曉波、何新是走兩條不同道路的典型。劉曉波繼續在反權威的道路上走下去， 從反李澤厚這個學術權威到反對專制政府這個更強大且可怕的權威。在八九民運中 ，他毅然從美國返回北京，最後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和平撤離，減少傷亡人數作出 了連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的貢獻。何新也在依靠權威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從借助李 澤厚這個學術權威到全面靠向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權威。我以為，何新或劉曉波都 有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發表自己學術見解的自由。但是，以知識、學問為自己的 工作對象的知識分子，他所賴以生存的只能是個人獨立的人格和知識、才能的力量 ，他不能仰仗學術以外的力量(包括官方當權者的政治力量甚至軍事力量)來解決學 術問題，對付理論對手。知識分子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在權貴面前總有幾分清高和 傲骨。就此而言，劉曉波的道路似乎離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更近一些。我想， 在中國的和平演變或「和平進化」(李澤厚語)的過程中，相當數量的崇尚自由、不 仰仗權威(無論新舊)，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實在是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反 對新權威的李先生也會同意吧。 在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執政期間，本是一種理論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成了官方意識形 態，它被賦予先天絕對的優先權，而那些研究或信奉這一理論學派的知識分子，也 自覺不自覺地分享了這一優先權。這是不合理的。在中國和平演變的進程中，消除 學術界裡的這種不合理現象，也是知識分子要作的努力。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一二期(一九九二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