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经济发展的生死大关


岩 华


一、牺牲税收：大陆沿海经济发展的内幕代价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从你死我活的官场斗争中夺得大权的邓小
平，开始对“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邓语)着手进行改革。先在深圳、珠海“
划出一块地方，中央没钱，你们自己想办法，杀出一条血路”……成立了当时被左
派骂为“卖国”“租界”的“经济特区”。其后又新辟海南岛、汕头、厦门三地，
形成“五大经济特区”，而后又划出“沿海十四大开放城市”。
  这些特区之所以“特”，就是“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鼓励工商。而这
些所谓的优惠政策，其唯一的实质内容就是“减税让利”。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汉
代的“休养生息”制。最大范围地减少政府干预，减免苛捐杂税，让经历浩劫的国
民经济迅速完成产业的“原始积累”，在短时间内获得重大发展。
  邓小平在这点上获得重大成功，东南沿海经济在外商的带动下迅速发展……但同
时，作为国家立足之本的财政税收，由于被减免得支离破碎，残破不堪，在财政支
出无限增长的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却每况愈下，致使财政赤字无限递增，而政府对
待赤字的办法就是一味地发行钞票。致使通货膨胀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失控。并且
由于局部地区经济畸形发展，造成整体社会结构失衡，地方势力日益坐大，中央政
府控制能力丧失。因此应该说，大陆沿海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税收为代价的。

二、财政赤子逐年扩大国企亏损雪上加霜

  在九二年朱熔基主持经济工作以前，大陆的财政逆差(赤字)是与银行的印钞机连
在一起的，赤字的很大一部分直接由银行冲销，政府的收支逆差隐藏在发钞机的流
水线中。这种一塌糊涂的烂帐，制造了多少隐蔽的通货膨胀，使多少升斗小民贫穷
农夫一年到头挣得的几张人民币暗中变为废纸。即使现在，中央文件上规定银行与
财政脱钩，但国营企业亏损的烂帐仍然最终由银行承担，而银行是国家的……转来
转去，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使老百姓的口袋在不知不觉之间变瘪。至今，
真实的赤字数据仍属“机密”。据国家计委公布的数据，从八十年代起由银行冲销
的赤字从五十亿到一百亿。近年来单列的财政赤字都在二百亿以上，九二年达到创
记录的二百四十亿，已累计一千二百亿赤字。但是，若按国际上另一种比较真实的
算法，即扣除债收入，仅九二年一年的财政逆差就达一千亿之巨。可以估算，近年
来的实际财政赤字应在万亿以上。
  之所以有如此之巨的财政逆差，主因有三：第一、政府机构臃肿，官满为患。数
百万之巨的全脱产“专业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懂管理，潜心争权夺位，吃喝
玩乐，而且终身薪俸，世袭贵族，他们每年买豪华轿车，国内外观光旅游(名曰：学
习、开会)，大宴吃喝公款送礼等每年浪费的“办公费”，据官方公布就在一千五百
亿以上，这支“专业队伍”现在正依裙带世袭关系无限扩张。第二、党政机关、企
事业团体中，至少有30％，即三千万以上的“在职失业”人员，他们一方面无事可
做，另一方面照领工资。最严重的是第三，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五十多万家国营
企业，由于产权关系不明，导致管理混乱、效益低下和贪污腐败。这三种公有制的
天然属性，造成46％的国企长期、严重亏损，它明亏、暗亏、潜亏三项每年耗费三
千亿以上的财政收入。即使帐面上不亏损的企业，所盲目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多积
压在仓库里。而按大陆的产值统计办法，只要生产出来，不管能否售出、有无利润
，都算经济增长率，但实际却造成了浪费。仅九四年一到七月份，工业产品库存占
压了银行信贷的78％，造成整个社会的资金短缺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两难处境。


三、税收制度陈旧落后 税务机构僵死腐败

  据调查，现在大陆“收入最高的十类人”，有九类是“偷漏税者”。至今，大陆
征税的主要依据仍是印刷得粗糙简陋、极易模仿的“统一税务发票”。因而一张普
通的单色薄纸的“千万进位”，就可造成政府上百万元的税收损失。这种荒唐现实
还造就了一种中国大陆所独创仅有、畸形庞大的行业：“盗印、贩卖发票”。在全
大陆各地、各大城市车站码头、街头巷尾，到处活跃着一群专业队伍，他们每天向
成千上万的过往旅客逐个兜售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税务发票”。有的干脆摆摊
挂牌，批发承印这种比真发票还真的“假发票”。一个行业的繁荣，就说明它一定
有其市场。只要公费观光的干部们花三十元买一张千进位的空白发票，回单位就可
报销，另外“收入”一千多元。个体户和工商业者购买一本发票，几个月的繁重税
收就可省略……仅日吞吐量三十多万人次的广州站前，每天总是聚集着成千上万的
这种“发票友”。
  更严重的是国家税务机关和税收管理的混乱、无能、贪污腐败。各地税务局对企
业往往实行的是“定额收税”，即每家企业每月不论盈亏，同样上缴国库固定的税
款。而这一定额大小的唯一标准，便是税务干部的嘴巴。这种落后、愚蠢的定税办
法造成了普遍的贪污和腐败。税务官成了对企业拥有生杀大权的领主，看谁不顺眼
就无限加税，只要送礼受贿，就慷国家之慨给予几十倍的税款回报。历年来，通过
中央人大立法颁布的许多税种、税法，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体制僵化，政
令不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体制上的弊病，使多项税收只存在于废纸式的文
件上，形同虚设。如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税、遗产税，还有为防止房地产炒作爆
发而刚刚设立的土地增值税等，都由于以上原因而不了了之。
  在大陆实际商业运作中，“税收”这个观念在商业文化中非常淡薄，特别是私营
和中小企业及外资企业，税额往往不被打入商业成本作商前预算，因为最后利润往
往可以不纳税。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活动中，这种不平衡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利润微
薄的商业形成一种偷税逃税的惯性环境，谁纳税谁就无法参与竞争。此时，如果按
国税法真正严格向企业征税，那么，商业往往是亏损的。如果对每家企业秋后算帐
，严格审计并追缴税款，那么每家企业都得破产。不幸的是大陆内地税务局就是对
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小企业这样干的。给这些规模小、素质差、本应进行必须的产业
原始积累的私有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种“东方传统的小市民式的愚蠢和嫉妒
”(马克思论东方式的社会主义语)，严重地制约着内地经济的发展。

四、南北税率悬殊失衡 中央地方损益不均

  内地和北方各路诸侯与中央关系紧张，他们的诉状是：内地与沿海地区之所以有
今天这样悬殊落差，完全是偏袒和歧视性的税收政策一手制造的。在内陆各省，长
期以来执行的一直是“利润上交”制度，所有的利润都无尝上交财政。不但严重挫
伤了企业的积极性，更使企业无法进行资本积累，作为发展基金扩大投资，制约了
盈利企业的发展。而亏损企业却可以无限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这种状况在“利改税
”后，虽从文件上改变了，但在公有制的总体环境下，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公有制
“平均主义”的本质。各地政府官僚开始把盈利企业的信贷指标，转给亏损企业，
以“让大家都有饭吃”。更严重的是，政府官员可以随时随便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
，任意向企业伸手、摊派。
  内地不但实行着高税收，无法吸引外资，更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着“国民收入不分
配”的公有制原则，国家财产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国民收入，通过国营企业分配的工
资，只占所创产值、利润的很少一部分。这样，公有制效益低下→国民收入微小→
市场经济缺乏资金→无法形成私有产业→公有企业更没有市场→国民收入更微小。
如此的恶性循环使内地经济每况愈下。
  内地与沿海地区税收严重不合理。在九二年以前，上海地区的工业产值不及广东
的三分之一，却承担着国家六分之一的税收，而同期广东上交财政的只占全国的15
％。广西自治区和它邻居海南省虽近在咫尺，但一个是“特区”，一个是内地，税
收竟有天涯之别，特别是海南岛的进口关税，只有广西的50％。这种状况到了朱熔
基从上海高升，雷宇(原海南省长，著名改革家)担任了广西自治区副主席，便彻底
改变：上海税收减到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广西也开始“改革开放”。而沉重的税
收便转移到其它内地省份身上。由于沿海经济飞速发展，地方诸侯能够私设屠案，
横刀向当地企业下手。他们巧立名目，增加税收，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十分普遍。
他们逐渐吃得腰肥体壮，财大气粗。中央财政囊中羞涩，反而要向地方低声下气的
要钱……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权威，威胁着政府统治。

五、分税制应运而生 实施中步履艰难

  九三年底，中共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后，朱熔基提出“分税制”的税改方案。
分税制的构想源自于海外的两位学者(胡安钢和王绍光著有“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转
型中的地位”)，被国务院改革派经济学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采纳。它是效仿西方
国家，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按不同的税种税率分别各自课税的一种平衡财政
收支、行之有效的税制办法。它有效地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并使国家的财政
收入能随国民经济的增长，各地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朱熔基推行分税制的最大
目的，是在当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一方面使财政收入在各省市经济发
展中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给予各地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而采取优惠外资“减税让利
”的自由。地方政府减免地方税收，并不损害中央利益。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朱熔基为推行分税制，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召到北京
，以“学习邓选”为名开办学习班，“统一思想，加强认识”，借机向诸侯施压，
让他们接受分税制。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中央本打算只给地方留税20％，众
诸侯不干，群起而攻之。朱只好让步，加到40％。万万没想到，诸侯们仍不接受。
几次学习班下来，各路诸侯寸步不让，矛盾火爆。有几位又臭又硬的诸侯与朱拍桌
对骂，摔杯泼水，朱熔基大怒，没与李鹏打招呼便撤销了两个省当政者的职务：黑
龙江省长邹奇惠、省委书记孙维本，江西省委书记熊清泉。但地方既得利益团体和
保守势力与中央“朝里人”裙带、派系关系纵横交织，使朱时常被诸侯“清君侧”
。九四年七月份，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为了分税制问题，与各地谈判，天天无
法入睡，身上的肉掉了五磅……反对派在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制造舆论展开围攻，
说朱熔基独断专行不讲民主，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给朱极大压力。九四年初，
为真正落实分税制朱开始飞往各地，逐省逐市地与诸侯谈判分税比例。在各地经济
发展迥异的情况下，力争为中央确保60％的税收。九四年一月，朱到广州与广东大
老朱森林和谢非谈判分税制问题，在省委会上朱熔基要求立即实行分税制，并在分
制后再多向财政上交130亿人民币，以弥补中央的亏空。朱熔基要求这件事只在省委
小范围内传达。但广东省为顶住压力，把这事层层传达到处级。于是，广东省内形
成舆论：说朱熔基“吃大户”，搞一平二调，打着邓小平的旗帜，反对邓小平路线
。这时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诸侯与中央保守派联合再次要挟朱熔基，使中央
不仅在经济，更上升到政治等问题上，分成两派，内斗不休。

六、高层派斗诿密 税制改革难产

  九四年上半年，大陆整体经济环境每况愈下，财政赤字无限上升，致使通货膨胀
一浪高过一浪。六月过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将召开四中全会，先加强部分引起争斗
的党政大权，再逐步在经济上寻求妥协。在漫长的会议筹备期间，经济继续恶化，
通货膨胀对农业、重工业等基础产业破坏形成恶性循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使农
业粮食、蔬菜生产入不付出，食品和菜篮子物价上涨50％以上；重工业生产投资大
、期限长、周转慢使46％的大中企业亏损。税制和整体社会机制的改革到了迫在眉
睫的地步，不立即改革将面临崩溃的威胁。朱熔基在他的四大智囊团：国家证券委
副主任李剑阁(主任由朱自己兼任)；中银副行长周小川；经改委宏观司长楼继伟；
综和司长郭树清推动下，在国务院和政治局力排众议，推出他的“税改方案”。八
月五日，即中央十四届四中全会第五次筹备会后，国务院颁布任命案，任命朱的两
名干将项怀成、卢仁法为国税局副局长。开始推行朱的“加强税收管理；健全税制
立法；改革税务体系；实行分税制”一揽子方案。但是，中共高层的分歧仍无法统
一，必须与税改一起配套实施，才能使之有效的“国企现代企业化制度”、“金融
体制改革”、“农业政策”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方案，都遭到以李鹏为代表的保
守派的封杀。他们认为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占全国产业的绝大多数
，盲目地对这个主体进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将势必损及这些绝大多数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从而损害国家整体经济，引起混乱，重踏苏联东欧经济崩溃之覆辙。而以
中共元老陈云、被称作“地下总书记”的宋平、宋任穷、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
及被誉为左王理论家的原中宣部长邓力群等为代表的极左派势力，则更是“义愤填
膺”，以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朱的改革全盘否定，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冲击社会
主义整体，使中国变色，使党的事业毁于一旦，在下半年经济情况如此恶化，财政
收支严重失衡关键时刻，再次下令给那些早已病入膏肓的亏损企业以巨额“财政补
贴”，使几百亿的人民币通过国企又流进了火热的消费市场，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
霜。然后，国企仍然亏损，李鹏继续补贴……
  在税制实施过程中，改革派更遇到地方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团体阻挠，他们软磨
硬泡，推、拖、等、抗。利用中央矛盾，与中央权威抗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使政令不通，政府瘫痪。在九四年开始落实分税制时，虽历经争吵，谈判后中央作
出让步，协议以“定额返还”的形式对各省市不同的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区别对待
。以原来的税收水平为基数，以后逐步提高。凡自分税后多向中央财政上交的税款
，再由中央返还地方……但如此完美的政策引出的却是另一场悲剧：各地诸侯私下
竟开始虚报税收基数，坑骗中央税收。其中做得最过火的上海、江苏、福建、广东
、广西等省，往年税收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十几，而今年却报称增税百分之三十以
上。而最出格的海南省今年虚报税收增长了93％，本来中央九四年计划完成税收近
五千亿元人民币，上半年本该完成两千多亿，但六个月过去仅收税一千七百亿。且
按此基数年底结算，中央不但不会增税，反而要比往年倒贴更多给地方。
  朱熔基能否在高层错综复杂、派系林立的权力斗争中站稳脚跟？能否在大陆畸形
多变的经济发展中，继续推进前两位改革者的未竟事业？还需拭目以待。但自从分
税制推行到九四年第三季度显示：大陆财政收支逆差继续扩大，税收的增长远不能
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赤字仍在增长，通货膨胀仍在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