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密切关注上书请愿

郭仁 海民


  早在去年底我们便了解到，国内一批民运人士准备在九五年展开一轮新的行动。
他们指出，目前海内外都在热烈地讨论和研究後邓时代，这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政治
期待，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政治策略和动员手段。换句话，他们通过发表预言的方
式努力促成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人们普遍相信後邓时期的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邓的去世本身就可能起到一种信号的作用。届时，各种政治力量便会不约而
同地积极行动，从而导致了变化的实际发生。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既缺少自由交换
意见的公开机会，更缺少共同行动的组织形式；於是某些偶然事件，例如最高统治
者的去世，就常常成为人们心理状态发生集体转变的契机，政治这件事，在很大程
度上是个集体心理的问题。既然如此，作为当事者一方的我们，就必须注意不要不
知不觉地掉入自己的预言之中，以为那是一个客观上必定要出现而无须我们主观上
再努力的东西。简言之，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消极等待，我们必须积极行动。事实
上，即使邓还活着，中国仍在急剧地变化发展，民运力量仍然有着广泛而实际的活
动空间。再说，邓後的情况和当年毛後的情况到底还有所不同，因此很难说是邓在
世还是後邓的一段过渡期内的政治高压更强一些。政治战略绝对不能建立在一厢情
愿的形势估计之上。否则，口头的激烈份子很可能沦为实践中的取消派。只要坚持
理性的和宪政的立场，反对派完全可以，也应该从现在起便积极行动，注意循序渐
进，尽管步子小一些，也不要站着不动或者盲目前进。
  正是本着这样的态度，在这次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召开之际，一批知识分子和异
议人士连续发表了几篇公开的请愿书，就国人共同关心的反腐败问题和保障基本人
权问题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请愿书的发表，在海内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当然，我们首先关心的一点是上
书者的安全。据悉，若干上书者被警方传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反过来说，假
如请愿书发表後，当局没有对上书者做出任何反应，那就表明当局对此类事件的发
生早有预料并已经决定予以容忍，那自然很好。不过这种可能性毕竟很小。应该说
，到目前为止，当局的态度还算克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承认上书请愿是公民的合
法权利。一些警方人士在传讯上书者时也承认他们的做法并不触犯刑法。但与此同
时，一位人大发言人却又指责请愿书“别有用心”、“制造事端”、“施加压力”
。其实在这里，问题不在於对请愿书的具体内容当局是否接受，而在於必须对这种
表达意见的形式即权利予以肯定和保护。另外，官方发言人又说，仍在服刑的人士
(此处应是指陈子明、徐文立)因被剥夺政治权利，故而无权参与上书请愿。这种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谓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权利
属基本人权，不在被剥夺之列。
  站在海外的角度，我们应当对上书者的状况继续密切关注。如果当局能够保持这
种比较克制的态度，我们就不宜作出过於强烈的反应。尽管说在当局垄断一切传播
媒介的条件下，上书请愿这种表达意见所提供的言论空间极其有限，但只要这种空
间能够开始受到尊重，那总不失为一种进步。一般来说，当国内的言论空间遭到打
压时，我们必须强烈反对；而当国内的言论空间正在拓展时，我们的反应则需要谨
慎。这样，才能收到国内国外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之功效。在这一点上，海外人士已
有相当的共识。
  这次请愿活动也向体制内的开明派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我们完全理解体制内
开明派的存在价值及其微妙处境。体制内的开明派应该尽其所能推动社会的开放进
步。如果你不便於对整个上书请愿活动表示完全的支持，至少应该对上书请愿这种
形式表示肯定；即便你不便於直接的肯定，起码也应该表示间接的肯定。譬如说你
可以重申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关於“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的主张，可以讲一讲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可以讲一讲“广开言路”，“正确的话，
错误的话都可以说”的道理等等。那多少可以对强硬派造成一种压力。倘若连这一
点话都不肯说，那岂不愧对人民，愧对历史？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最近一段时期，国内知识界对自己的角色功能又有了新的体
认，在例如“重建人文精神”一类的口号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对社会生
活和政治生活表示了相当的关切。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都
直接加入到上书请愿者的行列之中，但至少我们应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做他们的坚强
後盾，我们应努力让这些勇敢的声音传播到更多的民众之中。身为现代知识分子，
却从不为言论自由尽一份力量，还有什么资格妄谈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
  中国的民运任重道远。让我们不懈不燥，不屈不饶，坚持奋斗，争取最後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