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六四人物谈六四
本刊记者
为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六周年，本刊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六年
前上述事件的部分参与者。那音调不同的话语在告诉人们：鲜血和生命凝成的记忆
不会轻易地被时间的流水冲淡，经历过死亡威胁的大脑形成的思考也往往带有常人
难以理解的深刻内容。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未经被采访者审阅，篇目安排
以采访时间为序。
郑 义：我对历史上的暴力和鲜血，有很多的理解……
(郑义，作家，八九民运中参与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和首都各界联合会领导工作，六四
後被中共当局通缉，在国内流亡三年，一九九二年出国，现为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
社成员，中国人权理事。)
记 者：八九民运和六四快要六周年了，在这个时候，不知您有什么想法?
郑 义：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吧，上面有关於柴玲那个讲话的报导。今天我们中国学
社开会，大家也都说到了这件事。我不能同意报纸上的说法，抓住一些人说过的一
些话，来否定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我觉得这种社会思潮，这种倾向最近一两年来越
来越严重了。我是写小说的，常常研究人物心理，我觉得害怕这种心理是人人都有
的。如果一个人在一种情景下害怕过，但是後来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这种人是
值得普通人钦佩的。您说那些学生在天安门坚持了那么多天，以共产党的最高层作
对手，在心理上当然会有很沉重的压力。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柴玲说过那些话，
但是她还是最後一个撤出广场。这个事实报纸上没有说，她虽然懂得利害，但并没
有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认为领袖的命比一般人更值钱。柴玲的话只是反映了她知
道共产党会镇压，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和自己的决心。
不说柴玲，就说八九民运吧，这都是在学生的集体领导下进行的。就是到了
最後的时刻，也不是一盘散沙，并非大军压来，一片慌乱。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个领
袖集团，自始至终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人们可以在事後
批评某一些人，某一些事，但是如果用一部分人和事来否定整个运动，这种立场就
是不客观，不严肃的。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关於八九民运的更多的“细节”
被挖掘出来，但不管有怎样耸人听闻的事件披露，都不会在根本上动摇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整个人民，青年知识分子和它的领导集团作出的伟大贡献。
记 者：您的意思是，就对柴玲的评价来说，不能从一句话来判定她整个人；就八
九民运来说也不能就一两个人，一两件事来判定整个运动。
郑 义：对。对柴玲究竟如何评价我们可以讨论。退一步讲，就是柴玲本人或者其
他的学生领袖有什么问题，但是八九民运的最基本的政治事实还是不能抹杀的。即
使有些人由於害怕没有坚持到最後，但他们并没有拿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自己
的什么利益，
当年在广场的人都知道，广场上的人非常疲倦，又要处理很多事情，整个人
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很容易发脾气。话说得不周延，可以理解。柴玲的话是说共
产党会镇压，而不是希望共产党来镇压。我觉得八九民运可以说是在世界历史上很
难找到的非常理性、和平的运动，现在被人骂成这个样子，可见在中国作事情之难
，很难。所以中国百年来国运不济。看看世界历史，有多少被正面肯定的事件也包
含了激进，暴力和战争?而八九民运并没有使用暴力。现在的事情很简单，为什么越
说越复杂，这里有利益在。一涉及到利益就没有是非了。
记 者：说起激进，我觉得对激进主义或激进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倒是可以
研究研究，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价。
郑 义：从作家的角度，我对历史上的激进，暴力和流血，有很多的理解。
熊 焱：心中永远记着中国
(熊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八九民运中参与组建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和
绝食团，六四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关押至一九九一年初。一九九二年来美国，一九
九四年加入美国陆军。现任中国自由民主党顾问。)
记 者：您现在在美国陆军中当兵，我想不至於把八九年中国的事情忘掉吧。
熊 焱：不会。笼统地讲，有不少中国人把这件事情忘记了，这是很使人痛心的。
但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八九民运已经载入了历史。一些美国朋友见到我还提
起八九年的事情。有些人当时还是小孩，现在对当时电视里的画面记得还很清楚。
在图书馆，你可以发现关於中国八九民运的书许多人还在看。这样的历史事件是不
会被人类忘记的，有些中国人看起来忘记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一些信念也许没有
当年那样执着了，并不是真正忘记。
记 者：您是一个美国军人，应当遵守民主社会军人不介入政治的守则；您又是中
国海外民运忠诚的一员。这样两种角色在您身上如何协调?
熊 焱：作为一个军人，是不介入国内政治的，不支持国内的那一个党派。按照美
国军人的规定，不能穿制服，不能动用军队的任何财产参与政治活动。总之你不能
作为一个“军人”去支持哪一个党派、主义或政治观点。至於在你的假日里，你要
做什么，那是你的自由，宪法保护的自由。加入美国陆军之後，我遵受军规，只是
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利用假日出来参加一些活动。我在服役期间，训练和工作很
忙，民运的事情也只能少管一点。
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我还有特殊性。我是个REFUGEE，是POLITICAL REFUGEE
，在美国陆军中象我这样身分的人似乎就我一个，他们找不出先例来规范我。美国
人知道天安门广场这一大事变，知道我是一个参与者。美国军方对中国八九民运这
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的，事实上，世界冷战的结束，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而美国
军队是冷战的主要一方。美国朋友要我加入美国籍，作为军人，我要加入美国籍很
简单。但是我将来总要回到中国去，心中也老想着中国，所以我婉拒了。美国人对
此也很理解。
记 者：记得您以前有过这样的想法，加深对美国军队的了解，对未来在中国开展
民主运动有益处。
熊 焱：是的。美国军队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应当对它有一个比较深的
了解。军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美国的军队管理来说，就有许多值得中
国学习的地方。顺便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太太立筠已经通过考试和身体检查，将
在今年九月加入美国陆军，不久我的军阶也将会得到提升。我在军队中作人事工作
，管士兵的提升，她将作行政工作。我打算提前离开军队，再到学校里读书，完成
学业。现在只能利用中午，晚上，周末读书，军队中不少人都是这样得到学位的。
姚勇战：中共为什么还不垮台?
(原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系学生，八九民运时任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六
四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关押一年。现居香港，在一家公司作会计。现任中国民阵理
事。)
记 者：在六四六周年到来的时候，您最强烈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姚勇战：就是中共为什么还不垮台，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用坦
克和机枪镇压人民的政府，当年受到国际普遍制裁，现在竟然还没有垮台。那时许
多人说它很快要垮台的，但就是没有垮台。
记 者：是当时有些人过於乐观，还是这个政府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姚勇战：大概都有。我觉得还是中国的老百性不大争气。海外民运当然是不争气，
但是即使海外民运争气，也成不了事情。如果海外民运搞得有声有色，没有内斗，
没有丑闻，但是国内人民不跟你，也没有用。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作为一个整体，不
如俄国人，不如东欧人，不如菲列宾人，甚至不如缅甸人。
记 者：您是不是在抱怨国内民众觉悟不高?
姚勇战：中国知识分子受共产党压迫，可是去拥护共产党的也是知识分子。有什么
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种说法一点不错。我想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一些可能
比较好。我们所面对的不光有一个强大的中共政权，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老百
性也还没有达到可以与这种政权抗衡的水平。许多人不在这样想，这样做。
记 者：您所批评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老百性的这种态度，是否也有它现实的合理
性?
姚勇战：说穿了就是一种利益。一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无可厚非；但是整个
一个民族醉心於物质利益，那就可悲了。
记 者：问题在於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是不是大部分都
在打小算盘而不去考虑民族的前途和利益。
姚勇战：我不想把笼统的“民族大义”这类词望人们身上套，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
否要维护社会公义。社会公义就在身边，只要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出小小的一
点牺牲，就会成为一种力量起到作用。而这一点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如果说对一
般民众不能如此要求的话，那么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就应当具有这种牺
牲精神。
记 者：不久前国内的公民上书活动还是令人感动的，海外民运也有积极的方面。
姚勇战：我不怀疑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考虑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们没有形成一种
合力。上书活动後继无力，好象昙花一现。至於海外民运，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
借用共产党的话，现在是海外民运的“初级阶段”，我们只能作初级阶段的事情。
严家其：六四是中国的“国殇日”
(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八九民运时担任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
召集人。六四後被中共当局通缉，现居美国，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
记 者：在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六周年时，《北京之春》想请您谈一谈想法。
严家其：最近读到有关“六四”事议的报道，据《世界日报》五月二日报导，香港
“人权人士”蒙洛(Robin Munro)说：“假如学生们早些离开，大屠杀就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早些离开，就不会有‘六四’。民主运动所留下的绝不是屠杀的形象
。”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话竟然出於“人权人士”之口。按照蒙洛先生的逻辑，
为了避免“六四”屠杀 ，学生们根本不应该去天安门广场。在“六四”六周年的今
天，听到“人权人士”以如此“公允”的口气为“六四”凶手辩解护，真令人震惊
和痛心！
记 者：那就需要有人为被凶手迫害的学生和百姓辩护，这样才公平。
严家其：我要为学生辩护。六年前，学生们提出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条件”主要有
一个，就是要求一位“中央负责人”公开宣布收回“四·二六”社论中指责学生是
“动乱”的提法。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我们十二位知识界人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紧急呼
吁》，要求中央负责人公开肯定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同时“恳请同学们发扬
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可是几千名学生的绝食，都不能打动邓小平的心肠。这使我加深了对中国政治
制度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我曾在北京《新时期》杂志上撰写
了“考察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专制·立宪·共和”和“皇权与皇位”等文章。
从八四到八五年，又撰写了《首脑论》一书，用大量篇幅叙述“没有明确权力更迭
规则下专制政体”下的种种现象。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毛泽东、邓小平就是“没有皇
帝头衔的皇帝”。八九民运中看到邓小平面对几千名学生的绝食，绝不修改自己一
句话的做法，我在五月中旬在一篇声明中才写下了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於浩成、李洪林、高皋同去天安门广场，
会见学生领袖张伯笠、郭海锋等人，建议他们在宣布绝食取得胜利的同时撤离天安
门广场。
记 者：後来学生没有接受你们的建议?
严家其：实际上，当时未参与天安门广场绝食的知识分子虽然发表了许多声明，但
对学生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我曾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柴玲、李禄。焱热的天气、糟
杂的声音，绝食中身体衰弱和疲惫不堪的样子，使得任何稍长的谈话难以持续下去
。学生们只是要求改变“动乱”的提法，当时虽有种种“流血”之类的“传谣”，
但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都不相信真会发生大屠杀。七十年代末，我曾和几位社
科院的同事合写了一本《四五运动纪实》，详细调查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情
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出动的“民兵”和“棍棒”，当时没有打死一个人，如果
说不怕流血，想到的也只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有鲜血洒在广场。无论是知识界人
士，还是几位被推举出来的学生领袖，都没有力量让几千名仅仅要求中央收回“动
乱”提法和与中央负责人“对话”的学生离开广场。我想，唯一能使学生撤离广场
的就是“时间”。如果没有“六四”大屠杀，六月十四日，或六月二十四日，学生
们将会在疲惫不堪中逐渐离开广场。
“六四”是中国的“国殇日”！在“六四”六周年的今天，面对蒙洛这般“
人权人士”对学生领袖的指责，我还要在这里重申：“‘八九中国民运’是当代中
国划时代的大事，它表明‘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现代专制主义已穷
途末路，‘六四大屠杀’不过是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最後挣扎。”“六四大屠杀并
不是八九中国民运的总结，而恰恰是促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的觉醒和新的开端。
”
连胜德：中国需要民主政党
连胜德，原天津中国民航学院计算机系学生，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外地赴京高校指
挥中心(即“外高联”)主席。六四後被中共当局逮捕，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狱。一九
九四年九月出国，现在在哈佛大学读英语。现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常委。
记 者：您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却似乎是一个新面孔。您
是否可以就八九民运六周年谈些看法?
连胜德：我到海外不久，听到了各种声音，好象有些人认为六四过去很多年了，不
必再提了。就我个人来说，六四在我心中是永存的，不会淡忘。我认为在中国历史
上，八九民运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记 者：来到海外不久您就参加了自由民主党，这是为什么?
连胜德：虽然海外民运正在低潮，没有很大起色，但是我觉得六四的深刻影响在人
们心中并没有消失。说起加入自民党，我得多说几句。记得在一九八九年时我才二
十岁，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八九年在北京，在中国有那么多人要求民主和
政治改革，这给共产党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它进行改革，但是它用武力镇压回答了
人们。六四以後，人们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共产党也想改变自己，试图用让人们
吃饱肚子的办法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它不知道，人们的不满不仅仅在於肚子不吃
饱。事实证明，到了今天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领导中华民族前进了，人们需要
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去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新的政党必须是成熟的有理性的专业的
政党。
我出国比较晚，对大陆现在的民情比较了解，我觉得在中国民主运动中，人
们可以作一个独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参加人权组织，但是中国需要一个负责任
的强大的独立的不同於共产党的政党组织。一九九二年我在国内时，我和朋友们就
有这样一个组党的愿望，曾经尝试过，有二十几人被捕。自从我到海外以後，经过
我的观察，自由民主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政党，它用一种政党政治的方法运作，直
接打出政党的旗帜，所以在我今年初就加入了自由民主党。我想经过十年二十年的
努力，这个政党就会成熟起来，可以担当起重任。
吾尔开希：
理性和道德的光辉
吾尔开希，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担任过北京高
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北高联)主席，六四镇压後被中共当局通缉，流亡海外。现居美
国，在旧金山求学。
记 者：在八九民运六周年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这位当年的风云人物谈谈自己的感
受。
吾尔开希：不久前《世界日报》的报导引起的这场风波，使我们开始讨论八九民运
的问题。薛晓光小姐的这篇文章引用了丁学良和龚小夏的话，把八九民运形容成一
场道德价值荡然无存的运动。作为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我们对八九民运的反思也是
很深刻的，但对上述报导的这种说法觉得不能完全接受。
我觉得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影响极为
深远，它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超过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事实上从一九八九年六四
之後，中国的现代化的步伐，包括经济和政治的都大大加速了，八九民运也是世界
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瓦解的一个起点，是重要的里程碑，这些都是不容
抹杀的。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和批评非常重要，但是不能用情绪化的词把它的意义抹
杀掉。第二，我觉得八九民运中最令人骄傲之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
道德，闪耀着理性和道德的光辉。虽然在运动的後期，有少数激进派的学生领袖，
他们的表现使得学运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光辉都打了折扣，有了暇疵。更令令我们这
些运动的参加者和全世界人感到痛苦的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断送了两次学运可能
成功的历史时机。对於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学运势力的反思，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前提条件是不能抹杀运动的理性和道德的光辉。
记 者：您的意思是认为整个八九民运高扬理性和道德之精神，但是在其中，尤其
是在後期，也包含着非理性内容，导致了不好的後果?
吾尔开希：是的。过去几年来，象国内的王丹、马少方，国外的王超华、沈彤和我
，我们这些学生领袖对八九民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主要是出於三个原因，我个
人一直缄默不语。第一个原因是我认为检讨历史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也不用太着急
，总有一天可以用非常理性、非常深刻、非常严肃的态度检讨这一段历史。第二个
原因是，毕竟事件的主要责任还在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我想那些激进的学生
领袖可以利用在海外流亡的时间，作自我反省。如果他们自省，或许历史会原谅他
们，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机会。这也可以说是我对那些负责任的激进学生领袖的良
好愿望。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如果对天安门事件的责任问题展开讨论的话，将无可
避免地会去批评象柴玲、李录这样一些个人，而以我同样是一个学生领袖的身份，
这样去做将很难见容於中国的传统价值标准。中国的传统价值标准总是希望我们学
生是团结的，如果作为一个学生领袖去批评另外一个学生领袖的话，就很容易在动
机论上陷於一种尴尬的局面。出於这样三个原因，我长期缄默不语。
然而到今天，我不得不说了。虽然时机成熟与否我还不清楚，但它确实到来
了。《纽约时报》和《世界日报》的文章，表明对於这场历史的深刻检讨已经开始
。这场风波开始不久，柴玲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很久。联系柴玲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这些激进的学生领袖对自己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行为并没有任何反省。在谈
话中我明确地向柴玲表示对她在当时不信守承诺，出尔反尔地主张不撤离广场的强
烈不满。而且当我责问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决策负责时，得到的是她的断然否认。她
认为不撤出广场的决定是由所谓的“广场议会”作出的。所以她不是决策人，换言
之，对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她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且不说主张撤离天安门广场
的学生当时早已自行离开天安门广场，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然是主张不撤离广
场的，因此这种举手通过不撤离广场的决定本身毫无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所谓的“广场议会”是由每天大量流动的学生组成的，它没有自己的代表性，不存
在明确的民意基础。在如此重要的政治运动、学生运动之中，作出如此重要的政治
决策，要让一个三四百人的议会去承担责任，这与共产党搞一个三千人的人民代表
大会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在与柴玲的谈话之中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
认为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当时不能避免学运失败的话，
至少还可以避免流血，虽然造成流血的主要是共产党，但是没有能够避免流血，我
们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对此作过努力，包括我个人，然而努力的失败，确实跟柴
玲、李录这两个人坚持不撤离天安门广场有直接的关系。从今天对八九民运的反思
来看，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非理性的东西。它不仅使天安门广场运动中可贵的理性精
神大大地打了折扣，更使我们丧失了可能的成功。
几年来我虽然一直抱有不同的想法，但为了维护学生运动的整体形象，从未
在任何公开场合评论过其他学生领袖。由此，我今天这样深刻地指责柴玲和李录，
人们也不应该怀疑我的动机，如果我真有什么个人动机的话，早就讲了。
记 者：您现在还耽心这一点吗?
吾尔开希：耽心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老耽心别人怀疑自己的动机而不把自己
的观点表达出来的话，那就不符合我所追求的民主的目标。所以我宁可让别人误解
，也要把自己的 想法说出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事论事，就我的一番观点进行讨论
。不要一说就说到“动机”，老实说，我对这个还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丁学良在接受薛晓光的访问中说的一些话我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参
加八九民运的这一代人，是在中国传统道德被文化大革命扫得一干二净，社会道德
完全破产後成长的；在道德空白期间恰恰又传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首先我
想说道德的破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那么容易破产?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丁学良先生又以什么资格来评论我们的道德破产呢?他自己的道
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不也早已破产了吗。而且，如果认为柴玲关於别人可以死，她
不能死的讲话证明了学生们道德破产了的话，那么我可以举出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
的反例，来证明广场上理性的光辉和道德的光辉。例如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它
是至今为止所有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都津津乐道，引以为自豪的。为什么我们如
此怀念“四·二七”游行呢?主要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四月二十六日刚刚公布了《
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受到的来自政府的压力和恐吓是史无前例的，我个人就被告
知，只要我带领学生走出北师大校门一步，外面就有一个营的警力专门对付我们北
师大的学生。水龙头、橡皮子弹、棍棒都不在话下，甚至会有更严重的镇压，这是
我们的校长代表北京市委明确告诉我们的。当我把这一个消息告诉我们师大同学时
，总数七千学生中有六千五百个参加了游行，我个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里
的道德勇气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也是
八九民运中最普通的口号。
这不是道德破产这能够喊出来的口号，绝食时就更不用说了。以自己的生命
来追求理想的做法，道德破产的一代人是做不出来的。多少人在绝食之前写好了自
己的遗书，这不是凭一时冲动所作的选择，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具有缓慢的煎熬
的过程。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的话，我们怎么承
担得了?八九民运闪现的道德光辉，不仅在学生中表现出来，还影响了北京市民，影
响了全国老百姓，乃至全世界。香港人民正是受到了学生们道德的光辉的感召，才
会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大游行。这样的道德力量难道丁学良先生就看不见?丁学良不是
不了解情况的人，也不象一个缺乏理性的狂热份子。比较一下他在八九民运还如火
如荼时的表现，再看今天他在海外民运相对低潮时的如此表现，我倒怀疑他的道德
观是否已经破产。
八九民运的另外一个理性色彩也是为全世界所称道的，至少在学运的早期是
如此。四月二十二日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参加胡耀邦的葬礼的时候，这第一次
学生的有组织的大游行，将近八万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如此秩序井然，如果不是
有理性主导，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流血，没有发生打砸抢
，虽然有些过激的言论，但是从头到为没有考虑过使用暴力。这难道不是一个理性
精神吗?丁学良先生、龚小夏小姐、薛晓光小姐关於八九民运“没有理性”的指责有
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晚期的学生领袖的确有一些非常不理性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确
也导致了很严重的後果。但是不可因此而抹杀八九学生运动的理性精神。我们今天
在怀念八九民运的理性和道德精神的时候，也应该去认真思索和批评，检讨学运中
出现的非理性、非道德方面，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记 者：您刚才说说“我们要承担责任”，这个“我们”是否包括您本人在内?为
什么?
吾尔开希：包括。很多人有一种观点，说广场上的激进派学生领袖必然会被选出来
，理性的领袖必然会被取代。经过六年的反思，我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天安门广
场的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就理性的学生领袖和非理性的学生领袖进行过选择。因为非
理性的学生领袖占据了广场，占据了广播站，占据了所有能够让人们知道的舞台。
他们控制学生运动，不让学生有机会进行选择。而理性的学生领袖在这种情况下表
现得极为无能，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我们没有能够让理性的精神继续发扬，这是
我们最主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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