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项小吉


      “六四”过去六年了。也许是中国近代发生的悲难太多，人们的记忆不堪重
负；也许是中国目前的变化太快，人们的脑子里剩不下隔日的东西；也许是中共的
宣传和英雄的传记同样被人认为不可信而干脆全都不理。总之，在中国，八九渐渐
远去，六四不再记起。如此，谁敢说将不会有七四、八四呢？但八九学运是我永久
的记忆，是我从事民主运动的起点。
      那年我在北京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即将毕业，四月在师长与同学的支持与鼓励
下参与了学运的组织工作。当时的设想是通过与政府的对话谈判来向公众传播民主
法律意识，迫使政府同意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我当时强调这种对话应
是平等的、公开的，学生代表应由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自治会选派，时间地点议题等
程序问题须事先商定。这种“有组织”(对话代表团)“有计划”(学运、政改、人权
三大议题)的学生运动当然为政治中的保守势力所不容。因此，对话日期迟迟定不下
来，政府方面一再出尔反尔。这时学生的情绪虽然一天天高涨，但基本上还是保持
着和平与理性，直到五月十四日对话破裂。破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方面缺乏诚意，
且意见不一。阎明复比较温和热心，李铁映阴阳怪气，尉健行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学生方面开始的发言虽慷慨激昂但也还井然有序，江棋生、童屹、熊焱、徐国栋、
吕祥、罗建、沈彤和我都极力维持着秩序与气氛使对话能继续下去。但到晚上快七
点时我就无法主持场内的谈判而必须到场外去劝说学生不要冲击会场。到五月十六
日晚，政府方面彻底关闭了对话渠道，之後，“五·一七”宣言和“五·一九”戒
严相继宣布，朝野双方无妥协余地，只剩下李鹏政府的磨刀霍霍和“广场指挥部”
的誓死保卫。六年过去了，杀人者与保卫者都安然无恙，在地球的两面同时分享着
平暴英雄和广场英雄的殊荣，只有死难者的亡灵仍然回荡在中国的上空等待着一个
公正的审判。
      与八九民运有着深刻联系的海外民运这几年也一波三折，受到批评最多的是
所谓“内斗”，於是呼吁“团结”的声浪一阵接一阵。有人因为“内斗”而退出，
有人因为“内斗”而停止对民运的支持，有人更感慨地认为中国人就是喜欢“内斗
”。其实，内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好，也不是民运界所特有，甚至可以说不是什么
不光彩的事。一个团体内部，各个团体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或做事的风格而引起一
些争议都属正常。对此外的造谣生事、恶意诽谤要另当别论。民运本来就是两线作
战，既要对付面前中共的强暴专制又要揭露後面“领袖”的胡吹乱骗。民运是一个
说服与教育的过程。在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这个过程自然会更长一些，
也更艰难，看到政府时而会用民族主义来对抗民主主义，时而会把民主的目的说成
是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他们也正朝着这方面努力。一些投机份子也会时而把自己打扮
得很激进，打小就是民运胚子；时而把自己打扮得很理性，祖上就有民运遗风。对
所有这一些手法伎俩，我们所有依然热衷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朋友要坚持不懈地揭露
批驳。坚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对“六四”最好的纪念，就是对“六四”受难者、
对以往为推动民主运动而受难的同胞最大的安慰。□
(作者原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八九民运时担任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团长，六四镇
压後流亡海外，现居美国，在法律事务所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