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八九民运的思考
王超华
八九年的北京民运，在镇压实际发生之前的近两个月里，多次成功地动员起
上百万的参加者，有共识有默契地投入具有约束力的集体性行为，成为世界史上罕
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和平请愿事件，为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留下
前所未有的光辉纪录。这是八九民运最值得纪念的原因之一。因此，任何关於八九
民运的讨论，即使可以不直接牵涉这个话题，都不应该忽略北京市民参与的直接背
景。任何假定运动机制可以单纯从学生组织的决策过程或决策结果来推定的讨论都
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特别是会将我们引入政府有理由开枪镇压的歧途。
我们不妨在这里举几个这种误导的假定。第一，以为八九民运是否值得肯定
取决於是否从中产生出了伟大的思想家或是伟大的纲领。如果有，即使一时被镇压
了，它也值得赞扬；如果没有，既然它最後被镇压了，也许就要在当时出面的学生
组织内部找寻直接责任者。第二，以为八九民运是否值得肯定取决於作为其领导形
象的学生组织。如果能证明学生组织确实有意并有效地建立着“民主”机制，则运
动仍不失其正面价值；否则，在一个混乱的组织的领导下，它是否值得继续受到肯
定，以什么标准来肯定，都是可怀疑的事。第三，以为八九民运的主要成绩在於其
理性方向，而五四复课後对话团就掌握着并代表着运动的理性方向；这个假定常常
引出的结论是，这个方向被发起绝食的人们否定了，而且，只是因为代表这个方向
的人在绝食开始後仍不断努力，才保证了运动的理性成份。第四，以为八九民运的
主要成功和社会支持关系不大，而在於数千学生不惜牺牲自我的绝食，这个假定常
常引出另一个假定，即绝食发起前形势十分险恶，可是按照这个逻辑，戒严令颁布
前中止绝食时形势不是更险恶吗？那时不更需要坚定地不惜牺牲自我吗？第五，以
为戒严令颁布後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撤离广场；这个假定可以引出的结论有好几个，
比如说，只要主张过撤就足以证明一个人的政治负责精神，或者，只要反对过撤就
是导致政府镇压的直接原因；反过来，坚持不撤有可能被解释为当时“学生”对可
能的後果已经有过精确的估计，或者，撤与不撤本身就是当时广场“营地联席会议
”每天必有的议题，即使没撤，也是民主决定的结果，等等。
这里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假定一一分别讨论。可以看出的共同点是，在这些前
提和结论里，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市民的存在及作用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不计了，八九
年的事件变成了纯粹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即使在多少有一些延伸性考虑时，也
不过是在学生方面加上知识分子，在政府方面加上内部的权争，甚至会把所有的两
个月都归结为高层权争的反映和结果。
与这些假定不同，本人一直试图在充分考虑市民作为社会各阶层成员在八九
年参与的范围和程度的基础上，建议以新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学生组织的形成发展
巩固及其巩固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一些学生领袖个人形象的上升定型过程及这一过
程对个人选择范围的约束。简略地说，这种分析将集中於识别：1、学生组织形成时
和学生领袖上升时所依赖的合法性原则，2、同样的合法性原则在八九年的中国可能
具有的特殊涵义，3、同样的合法性原则当时在动员学生群众和市民群众上实际的不
同诉求和效果，4、这些合法性原则对政府形成压力的不同程度和政府的实际反应。
在我的考虑中，所谓运动中的合法性原则主要是通过当时被广泛应用而且被抓住不
放的一些关键词表现出来的。在有机会时我会对这些关键词逐一进行讨论，并根据
史实探讨它们之间的不同与相关性。这些词是：自发、自觉、民主、授权、选举、
对话、不是动乱。
读者可能会惊讶，最後一个“不是动乱”似乎和前面的一些词完全不是同一
层次的。在什么意义上它会构成某种合法性原则呢？虽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对我的建
议展开充分讨论，这最後一个词却正与我希望在这里澄清的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
题既是史实，也是我的认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认识到的我在当时造成的重
大错误。听上去象不象文革时的检讨？也许这正是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历史烙印。
无论如何，我的重点不在深挖思想根源，不在赎罪，不在争取宽大处理，而在为历
史提供更多比较可靠的资料。这就足够了，这已足以支持我不轻易接受简单化的结
论。至於我说“到目前为止”，是因为我相信在不断收集史实的基础上，我还有可
能发现更多的类似问题，这种讨论或“检讨”仍具有开放性。这里要谈的大致有四
个问题。
第一、五四复课後，高联和对话团的关系。我自己从五月三日对话团组建开
始，就没有充分思想准备要把他们的活动与整个学运通盘考虑，而是有一种责任有
人来分担的轻松感。因此，在五四宣布复课後我负责起草的各校自治会下一步工作
重点中，虽然督促各校尽快选出对话代表，但在针对复课後新形势提出的宣传口径
中，却根本没想到要用对话团的组织和活动来保持群众信心，使群众意识到校园民
主建设和对话团活动的内在联系。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没认识到这个内在联系。
在五月五日至八日间，高联工作几乎处於瘫痪状态，而这却正是对话团刚刚建立、
迅速成形、进入轨道的时期。当我奔波於政法大学的对话团和迁到北大的高联总部
之间时，有序和无序的尖锐对比常常使我很恼火，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曾极
力建议对话团成员回到本校後参与动员本校的各种工作，要求对话团召集人定期参
加高联会。项小吉虽然来开会了，但坚持认为运动的事应该由高联管。到美国几年
了，我还一直以为对话团的最大错误是他们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没有意识到当
时我把他的这个意见解读成“运动的事有高联管就行了”。这两种解释之间的不同
在於一个是对原则的认定，一个是对政治态势的把握。项小吉坚持的是对话团代表
被授权的范围。很明显，这种对内在联系缺乏认识的状态对学运前期积极份子在这
一时期的失落感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五月十四日下午的中止对话。我从《光明日报》回到中共中央统战部
时统战部内的对话已经开始，对对话不放心的绝食学生也已经大队地陈列於统战部
大院门外。虽然他们的先头部分只是坐在刚进大门的院子地上，虽然我匆忙中见到
了项小吉、沈彤等对话团同学，我的注意力却只在埋怨当时的混乱局面，根本没有
想到我应当先向在场的人详细了解情况。结果，只是在来美国後，我才知道绝食代
表王丹、吾尔开希、程真等人也在二楼的对话会场内，而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得知
当时柴玲也在这个对话会场内。在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以前，在对话团同学仍然尽一
切努力争取把绝食同学的意愿包括在内、坚持把对话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我自以为
是地开始对坐在院内等待的绝食同学做工作，劝他们回广场。当他们坚持不走时，
我以为这就是对话团在楼上受到的从广场来的最直接压力，自以为很负责和有勇气
地对带头的几个绝食的北大男生表示，我愿意去转达他们的意见。当他们直接说“
我们不信任你”时，我主动建议他们出两个人监视我。这样，我们三个人冲进会场
，由我出面以绝食同学的名义中止了对话。本来在柴玲或吾尔开希等会场内绝食学
生和会场外乃至广场上绝食学生之间有一个假定的代表关系，只要对话还在继续，
对话活动和绝食活动间就会保持有效的内在联系。可是，保持这种关系和联系的可
能性被我的行为彻底破坏了(从可能性来讨论，不同意对话的封从德当然有可能不停
地往统战部送第四批第五批打断对话的绝食学生，但对比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关於
是否停止绝食的争论，当不同意见占多数时，他绝对主义式的行为不是没有可能受
到压抑的)。
第三，自五月十五日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能把绝食学生带出广场。这时，我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方面当做了求援的对象，这也就注定了我既不可能真正被
绝食同学接受，也不可能正确接受政府方面的信息。据我记忆，在五月十六日夜，
我有一次机会接触中共中央高层代表。当时我提出的把绝食学生带出广场的建议大
约是两条。第一是政府方面或者出一个与四·二六一样的《人民日报》社论，或者
由赵紫阳或李鹏出面对学生直接表态，或者由这两个人在接见国宾时发一个明确信
息再加一个比社论低一级的评论员文章，三者选其一，说明学生运动不是动乱。第
二是开始对话。离开这次会面的场所後，由於偶然原因，我在半夜里回了一趟北大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竟再次感到了有人(这次是政府)来分担我的责任的某种轻
松。虽然我心急火燎地从北大又连夜赶回广场，但我急的只是如果政府方面给我一
个回信，我会错过了接收的机会，我会不知道政府打算怎么考虑我的建议。政府方
面实际上没有任何要给我一个明确答复、通知我他们的行动计划的意愿，而且，在
这个政治关系极为微妙高度紧张的关键时刻，我作为学生方面的代表实在也没有多
少理由这样期待。可是，所有我要求的都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实现了。先是赵紫阳於
五月十七日凌晨(大约二时)发表了公开的广播讲话，讲话的签名者包括政治局六名
常委中的五名；新闻控制自五月十七日起开放了，发表了大批肯定学运的言论和报
道；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了，对话并向全国原封不动地播发了。在政府
方面做的这个姿态里，最可玩味的是李鹏与学生的对话。以任何理由来解释，我都
不能想象李鹏自己会建议这次对话，或者李鹏曾为分到了这么个任务而感到高兴。
可是，我们只注意到他说的一句一句的话，没有注意这个行为本身包含的政治姿态
含义。我不是说所有当时没注意到其政治姿态含义的人都应该与我分担一份造成错
误的责任。我以为，我的错误在於，当我自以为我的目的很可理解、我正在忙於劝
说绝食学生撤离广场，而他们不肯听从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保持清醒地认识形势分
析形势才有可能争取主动。
第四，我的错误同时在我对绝食学生的态度，即对於“不是动乱”的认识。
当我在十六日晚提出要求时，我同时请政府方面帮助控制柴玲和封从德。如果他们
已经在医院，不要放他们出院；如果还没有，要设法把他们送进去。由於我还在绝
食开始前就曾坚决反对这个行动，我在很长时间里对绝食学生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
感觉，骨子里觉得他们在找麻烦。因此，我在寻求解决途经时注意力总是集中在把
他们给“解决”掉。甚至不惜寻求政府方面类似这种阴谋行为的配合。由於这种态
度，在很长时间里我对八九年绝食行为的动员潜力有相当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它只
是依赖於因牺牲自我而唤起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为什么说这种理解简单化？因为
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偶然性的理由为号召发起一次绝食，而仍能达到八九年
那样大规模的、广泛深入的响应。因此，八九年的绝食行为必须与绝食要求同时考
察，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当时的很多现象，包括四·二七游行为什么会成功，这一游
行与绝食的内在联系，同时包括为什么在绝食宣布停止、戒严令发布後北京市民大
批涌向街头阻拦军车，等等。这些恐怕不是人道主义同情能够完满解释的。我当时
对绝食缺乏内在理解，决定了我与绝食学生不可能有默契，不可能有配合，更不用
说有我所期望的通过组织实现的控制了。
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它的复杂性决定了
任何因它而崛起的个人都无法象印度甘地那样以个人形象超越集体形象。正因为如
此，任何个人的光辉英勇行为都不足以取代这种运动的群体性光辉，而任何个人所
犯的错误都无从来否定整个请愿运动。也正因为如此，对八九民运政治上的重新评
价就必须是一个彻底的翻案，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至於说学术上和道义上的讨
论，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所有当事人和参加者，都有义务尽自己可能，向公众提供
我们的回忆，核查史实，检讨我们曾经做出的各种决定。这也正是我目前正在进行
的工作之一。□
(作者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八九民运中任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秘
书长，六四镇压後流亡海外，现居美国，就读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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