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中国政情综述


(北京) 张奇珍


  进入九四年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势，其变化速度在逐渐加快，从
“后邓时代”的种种征兆开始向“邓后时代”过渡。本文拟从上、中、下三个社会
层面和政、经、社、文四个方面作概略综述及分析。

一

  本文将社会上层规定为涵盖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在内的社会统治阶
层。
  今年(九四年)以来的上层政治活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所谓“后邓时代”开始及向“邓后时代”过渡。“六四”以后，随着中共元
老如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王任重等一批人的相继去世，邓、陈、彭、薄等人身
体状况日趋恶化，大限将至。今年年初，“后邓时代”这一话题在北京及海外成为
热门话题。我本人认为这一过渡期的开始有以下几个标志：其一，“十四大”仅确
立市场化大方向，没有完成人事安排，仅仓促了事；其二，经过九二年下半年至九
三年上半年一年的混乱期，朱提出“十六条”及“六项改革计划”，其中已没有邓
陈为首的元老们的影响，他们已基本没有提出具体执政意见的能力；其三，高层政
治结构(党、政、军、人大、政协)出现“邓时代”从未有过的分化格局。没有权力
中枢，院外活动频繁，派系纷争加剧。总之，这期间，邓完成了从政治铁腕人物向
象征性人物的过渡。不是邓策划、操纵什么，而是上层各政治团体、利益群体利用
邓出牌作文章，甚至操纵股市也用邓的身体状况作为信号，
  二、高层派系纷争。“后邓时代”中共高层派系争斗的主要特征是派系与权力机
构的结合。
  (一)乔、田等人绝不甘于“作表决机器”之地位，在强调立法权的同时，强调加
强监督权，近期频繁外出，电视中亮相更多，出访要求与江、李同等接待规格。迅
速成立了“世界议会联盟中国分会”。并将在中国召开第七届世界议联大会。
  (二)李瑞环在万里的支持下，呈咄咄逼人态势，不久前在贵州政协发表讲话，强
调不搞形式主义，意指不当“花瓶”。声言政协对中国的功绩，宪法对政协的权力
规定，历届领导人对政协的重要论述，大有要恢复到“共同纲领时期”政协地位的
决心。
  (三)朱熔基在九三年下半年开始，在市场“有市无序”，中央财政危机加剧的情
势下，从“十六条”治理整顿和“六项改革”方案，及在金融系统果断换人易新的
行动，在中央官僚系统乃至整个经济内阁树立了人望，相当程度地控制着经济系统
的实际运作权力，这个派系的行政官僚色彩较重，没有职业政客的作派，强调市场
发育过程中的规范化建制，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因而要求确保中央
财政具有支持产业政策倾斜、协调发展差距、分配差距的实力。以吴敬琏为首的配
套改革派成为朱的专家班子，周小川、娄继伟、郭树清、李建葛、李克平、肖杰等
人为其重要成员，其中周为中行副行长，李为证券委副主席，娄可能出任财政部副
部长或税总副局长。这个派系的立足是从体制内更新换代加快，技术官僚、财经官
僚水平的提高和人数增多为基础，他们将成为今后各政治派系拉拢、争取的力量。

  (四)“邓时代”下台、出局的胡、赵派系开始活跃。赵近年多次到外地，在湖南
、贵州、长春等地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当地一、二、三把手到场，俨然象汇报工
作，尽管中央办公厅打招呼“按普通党员接待”，但地方并不理会，可见赵仍有影
响力；胡启立到电子工业部上任，受到全体起立欢迎的礼遇；田纪云是人大副委员
长中的先锋人物；朱厚泽虽已出局，但在知识分子中间人缘依在，在体制内仍是可
斡旋多方的实力人物，目前频繁出席多种会议；胡德平在工商联身居要职，积极倡
导民营经济，与其中一些财力雄厚的企业巨头保持联系；万里虽已退位，但其在“
邓时代”的政绩，党内的资深地位，与李瑞环等人的关系，在特定形势下，仍可能
成为赵的盟友，并起到左右一方的作用。另外，象杜润生、李昌、李锐、胡绩伟、
秦川、于光远等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取向上共识于胡赵派，有迹象表明他们登
台说话的时间不会太长。
  (五)团派出身的胡锦涛入中常委后执掌党务，目前政治观点不鲜明，但私下谈话
表明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在“邓时代”团派逐渐成为体制内一支成形的政治力量。
前不久，团派的一些“老人”(目前已是省部级干部)成立了一个“五同事业集团”
，该集团出资办了一个研究中心，下设一综合研究所(政、社、文、教)，同时，正
筹办一个经济所，显然在邓后想有一番作为。补充一点，最近原中宣部副部长龚育
之(因胡耀邦而下台)会重新出山，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成为胡锦涛的助手。
  (六)江、李有明显的危机感，且相互之间已没有信任，对乔、李瑞环的挑战，尤
其是对胡、赵、万系的潜在挑战高度警惕。另外，除胡、赵两个“活案”外，还有
杨家这个活案。杨尚昆在今年三月在珠海与赵有互访，杨白冰仍在政治局有一票。
江、李立场偏左，无明确政见，拿不出主导性思路、方案、才智平庸而无人望，一
但邓撒手而去，二人地位将受到多方挑战而动摇。
  (七)军队体制尚未完成过渡，未知因素较多，但作为十五年改革过程中受损较大
的利益集团，会强烈要求利益补偿。如无“攘外安内”的需求，军方会减少政治性
发言。看不出有新的铁腕人物具有操纵军队打政治牌的实力。
  (八)体制内更新换代加快，体制内太子派与平民长达十五年的角逐已有分晓。太
子派期望“十三大”进中委、“十四大”进政治局的愿望基本落空。相反，平民阶
层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积累政绩和政治经验，取得了优胜。“十四大”后的正部
长有91％均系平民出身的技术官僚便说明问题。就高层权力位置(中委以上)而言，
更新换代基本抑制了特权世袭，将其限制在政务官以下的范围。
  三、统治危机及其回应。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确实有引发大规模危机的迹象，主
要表现为：(一)部分产业工人、退休干部、工人、城市居民为涨价、工资、生活水
平下降、分配不公举行几百次罢工、静坐、请愿、甚至抢粮店等抗议活动。(二)以
流民为主的刑事犯罪案急剧上升。(三)农民为“白条子”和各种不合理的摊派与基
层政权机构发生恶性冲突的事件剧增。(四)边陲省份少数民族发生了几起重大武装
冲突事件。(五)九二、九三年在房地产、金融证券、边境贸易中大规模、赤裸裸的
权钱交易，政府官员公开寻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走私活动，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引起民间社会舆论的不满。(六)广东、福建等地打工妹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没有
人身安全，连续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
  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当局做出了较为迅速的反应：(一)“十六条”出台，撤换李
贵鲜之后，在金融系统又撤掉了一批搞腐败的干部。(二)“劳动保护法”等法规紧
急出台。(三)杀了几个搞走私的县级干部并处理了一批走私案件。(四)大张旗鼓反
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惩治了一批中高层干部。(五)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
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会议，力图缓解农村矛盾激化，加强控制，但
总的精神是怀柔为主。(六)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以及物价检查、不
出台新的价格方案等措施遏制物价上涨。(七)逮捕袁红冰等人，软禁魏京生，监控
、说服王丹、周舵等人，以控制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总之，从下半年情况来看，局
面基本稳定，紧张关系有一定程度缓解，至少重大危机被化解。
  九四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为各界普遍看好，经济增长保持了强劲势头，前三季均在
10％以上，居民储蓄亦以10％的速度增长，信贷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现金发
行量均得到有效控制，泡沫经济，投机行为，大规模走私等受到遏制。抑制了财政
状况的恶化趋势，新税制开始实行。各地方政府和财团企业投资铁路、公路、港口
、机场、通讯的热情高涨，外资踊跃掺入。各项指标表明，中国经济正进入中期起
飞阶段。就区域经济而言，下一个热点是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尤其是以长江三角
州为核心的地区。这是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大，有基础建设的底子，商
业、企业人才济济，一旦看到发展，效果将十倍于珠江三角州，成为民族经济的脊
梁。
  就中国社会上层而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已达成基本共识，分歧点表现为是
选择社会市场经济还是法人市场经济等具体模式上，表现在大政府大财政还是小政
府小财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政府财政的划分，体制改革推进的速度、力度
等问题上。目前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货膨胀指数居高不下，
今年达25％左右；其二，依市场经济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上，仍犹豫不决
，在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的阻碍下，不敢放弃一些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而不惜花
费每年四百至五百亿元的财政补贴；其三，在财政状况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政
府在制定倾斜型产业政策和赶超经济战略方面的回旋余地太小。当然，还有一些政
治、社会方面的非经济因素可能构成经济体制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引发经
济危机、经济衰退、经济崩溃。但仅在九四年的时点上看问题，经济上基本不会出
现什么大问题，这是体制内外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笔者也持这种乐观态度。
  在社会层面上，十五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
从高度政治化的总体性社会进入到市民社会雏形。其显著标志是国家与民间社会分
别占有独立资源，且达到对半的水平。国家面临的任务是要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社会组织、社区管理等诸多方面创制建制。统治阶层尚未适应这种新
格局，体制内专家由于多为经济技术专家，对上述问题在掌握层面上的理解到体制
设计、政策设计尚有相当距离。从九四年的情况来看，上层只是对人口流动(流民)
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对二元社会问题、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开始讨论并
作出试点(安徽省搞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对社团仍取高度监控管制态度。
  在文化层面上，统治阶层面临最大危机，执政党迄今没有魄力完成其正统性原理
的修正，因而与世界文明的潮流难以沟通，统合不了党内的知识层，更无法动员、
统合体制外知识阶层，有关爱国主义、民族文化艺术、革命历史传统的宣传教育日
趋无力。在此情势下，对报刊、电影、电视出版仍取高压姿态，尤其对大众传媒的
监控力度加大。相反，对大众娱乐文化、民俗文化取放任宽容姿态，尤其地方政府
更是如此。可以断言，重建上层文化，形成文化热点和文化思潮，主导文化潮流，
这些均不是当局可以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领域。

二

  本文将社会中层规定为包括体制外逐渐职业化的持不同政见者、学者、专家、科
技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及企业中的白领
阶层、政府中专家及公务员、教师等，还包括由这些职业群体组成的官方、半官方
社团。这个阶层掌握着民间社会的主要资源，利益聚合和利益自觉程度高，也懂得
现代社会利益表达的方式和技巧，是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今年以来社会中层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动向。
  一、年初，袁红冰等人成立了“中国劳动者保护联盟”，随后几个主要成员被抓
入狱中，魏京生因在“六四”前几次强硬的持不同政见发言而被软禁。周舵、王丹
、闵琦在“六四”前被说服前往福建“回避”，在外地发表声明，一方面作人权呼
吁，另一方面希望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二、年初，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李凡、高玉林、陈峰、杨帆等)有过多次沙龙，
以“后邓时代”为主要议题。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同全国总工会、公安部等单位召开
了春季形势分析会，会议纪要引起当局高度重视。《东方》、《战略与管理》自创
刊以来，尤其在今年几个月时间里，分别奠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前者以学理为主
，兼顾社会现实，后者以现实问题为主。《战略与管理》召开了题为“重估中国现
代化”、“民族主义问题”等专题座谈、组稿会，有较大影响。
  三、学者阶层今年以来开始从九二年以后的高潮中逐渐恢复了元气，重新找到了
自信，其中的实力派人物如孙立平、梁治平等人，更注重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学
术而学术，重建中国学派。在政治态度上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前景普遍缺乏信心，对
权钱交易的腐败和国有资财的流失持较宽容的态度，认为是必要的代价，而对下层
抗议、反抗冲突较为恐惧，持保守立场，但自九月以后，态度有些变化。
  四、体制内专家自九零年以后，尤其是九一年下半年后，开始恢复工作状态，各
种调研报告。研究报告的数量猛增，一批经济学博士在其中开始显示实力，有一批
漂亮文章出来。今年下半年以来，体制内专家普遍对经济形势看好，这是他们恢复
研究的重要因素。
  五、八九年“六四”以后，有相当一批精英下海，其中有专家、学者和官僚。时
至今日，有部分重新回头者，有部分成功者，目前已形成新的阶层(资产在一百万以
上者)，通常与权势人物和权势机构有联系，借势发展或联势发展，政治态度有明显
变化，对紧缩、整顿、规范建制反感，利益眼光较狭隘，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六、今年以来，出现申请办报、办刊、办谘询公司、律师所、办社调机构的高潮
，至今势头不减。
  对上述动向可作三点概括：(一)职业化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层的影响在减弱。
原因有三。其一，当局监控强度增大，公共活动空间减少。其二，没有出现八九年
“六四”前与体制内专家、官僚、学者密切联系的局面，单枪匹马没有研究机构，
与专家学者对话水准不够。其三，当局化解了危机冲突，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后
邓时代”党内纷争尚未提供政治空间，机会有限，压力集团缺位。(二)专家、学者
开始活跃，制造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活动增多，且有明确的独立立场。(三)中间机构
猛增，新闻、出版、刊物急剧扩张，为社会中层提供了多种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的
方式，撑开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为新型民间社团和政治性团体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三

  本文将社会下层规定为工人(非熟练工、操作工为主)、农民、从农村流动到城市
的打工者等。这个层面上的各类群体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
处于权利最小的地位，在九二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权钱交易、泡沫经济、公财流
失等分利行为使他们成为最大的利益损失者。物价高涨，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国营
企业经营不善，森工、矿业、纺织等行业衰落，基层官员的欺压，使他们受到直接
伤害。去年底、今年初的几百次激烈抗议行动中表现出激烈的反抗情绪和仇恨心态
。这个阶层里人数最多，但也最散乱，组织化程度最低，利益表达狭隘，没有形成
整体的利益自觉，更谈不上寻找代言人。今年下半年，当局采取一系列怀柔、安抚
、控管措施，至少使他们在行为上平息下来。我认为在近期他们不会成为中国政治
中的有生力量，而是需要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受到保护的弱者。当然，如果在政治
松动的环境下，如有人挺身而出，有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也极有可能成为“民主社
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的压力集团，成为左右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一
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