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後的中国值得研究


张伟国 


      现在只听到人们讲“邓小平时代”，而且以“邓小平以後的中国”为题作研
究，也风行一时。尽管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把陈云视为能与邓小平同样等量
级的、可以互相抗衡的超级政治元老，也并不讳言邓小平与陈云为中国政治的前途
在进行一场长寿竞赛，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就没有人谈论“陈云之後的中国”这样
的问题，或者在谈论“邓小平之後的中国”，同时也谈谈“陈云之後的中国”，甚
至有人认为陈云早就对中共没有影响力了，这实在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如果对中国大陆现今十多年政局演变有所了解的话，基本上就能理解，在毛
泽东之後已经没有毛泽东了，对於把自己的影响和控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来
讲，对於中国大陆社会实行个人独裁专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至少是空前绝後
的，将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时代，称之为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也有说得过去
的地方。

“邓小平时代”提法牵强

      但笼而统之的把毛泽东以後的中国大陆，称之为“邓小平时代”，事实上也
有许多人在这么称呼的，但仍然觉得有点牵强。就是以中共信奉的唯物史观来看，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改革开放是在中共集权专制的迫害之下，中国大陆
的人民为了摆脱与集权者一起毁灭、而争取自己生存权力的一种探索，象安徽凤阳
的农民是全村人写了血书，作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才以“改革”的方式，向中
共的专制体制进行抗争的。用“邓小平时代”来概括含有这种人民抗争的现实，显
然是不尽符合事实的。
      当然，历史也不会否认，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曾经顺应、利用“民意”，起
过积极而有益的作用。但历史也会准确的记录，当时代表中共开明派，在基层对於
人民的改革表示最直接支持的是万里、赵紫阳等。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里，
历史不再由邓家子女或少数中共的御用文人等所能垄断。翻开当时媒体的报导，海
外的新闻记者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机制也比较多的将其描述为“邓小平、胡耀邦、
赵紫阳体制”，连邓小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作用，称“天塌
下来由胡耀邦、赵紫阳顶着”。所以讲，把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都贴上“邓小
平时代”的标签，如果不是有意美化邓小平、并藉此在中国复辟个人独裁的封建专
权，在老人政治之後的时代获取新的权力资源，那也至少是一种过於简单化了的描
述，或者是对中国大陆政治所知的局限了。
      中国大陆这十几年的被称作改革开放的内容，有的人士认为，甚至还不如清
末倡导的改革来得彻底，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改良。目前人们见到的
这种结果，其实与陈云和他的一系人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从批评殖民地的“租
界”、限制邓小平的特区开发政策;到利用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使得中国大陆八十年
代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逆转，并逼迫邓小平不得不提出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从
反精神污染、打击经济犯罪(以整垮海南、福建的开放改革，并使众多的改革家中箭
落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清理清查、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每当大陆政
局发展到关键时刻，都可以看到陈云运作的影子，而且他的意见大多在当时都被中
共转化为具体政策。所以，在过去这十几年的大陆改良史上，深深的留下了陈云的
烙印，而且他的影响(除了搞毛泽东似的群众运动、和所谓的“南巡”)，一点也不
比邓小平逊色。
      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曾经对於陈云“光说不做”的“永远正确”，而且每
每在关键时刻有会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颇有微词，有些曾经还流行於一时，如“
看改革的批干改革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也正好从另外一
个侧面体现了陈云的作用。然而，陈云与邓小平又共存於中共的集权体制当中，他
们有共同的政治利益需求，在这个角度上他们也是互为依存，唇亡齿寒。
      确切的讲，过去的十几年，实际上是毛泽东集权瓦解的时代，邓小平没有了
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邓小平充其量只是三分之一强的权
威，而陈云也有三分之一弱的权威，还有三分之一是其他各种新旧政治力量。总体
上看，那也可以讲是中共政治元老“集体执政”的时代，如果一定要用个人的名字
来命名那个时代，至少也应该将它称作“邓小平、陈云时代”。

对主流派的制衡作用

      中国大陆目前正处在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之中，由於这个过程完全缺乏法律
的有效保障，其变化发展扑塑迷离，令预言家们不断地跌破眼睛。鉴於以往的经验
，对於中国局势的观察，不但需要指出其可能的发展“大”趋势，同样也不应该忽
略、更不能遗漏对发展趋势将产生影响的种种“小”因素。这里我就想提请预言家
不要忽视的两个“小”因素：
      其一，如上文所说，陈云对於这个时代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他不仅表现在
他信奉的理念当中，而且实际上也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机制——客观上对於主流派的
权威起了某种制衡的作用。常见有的评家提出，如果没有陈云的阻挠，邓小平的改
革开放将取得更大的进步，其实这有可能是一种富有情感理想的误会。如果没有陈
云和他为首的保守派有效的抗衡，中国现在的政治改革也许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
这只是可能之一，并且还无法排除其他可能，如邓小平也许就不是现在的邓小平，
甚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设计”的所谓改革开放，也许就有
可能变成又一场“大跃进”似的劳民伤财的群众运动。无论陈云对於改革开放的看
法如何反动，但他在客观上形成对权力的制约，远远超过了他信奉那些意识形态观
念的价值。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大陆政坛，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并不缺少毛泽
东、邓小平，并不缺少主席、总书记等主流派，缺少也许恰恰是象陈云这样，能够
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尽管还很不规范、甚至也并不自觉)的非主流派。中共内部一
直都有非主流派存在，毛泽东自己就说过，党内无派，千齐百怪。但那些非主流派
从来都没有获得象陈云那样的成功：既发挥了对主流派权力的制约作用，同时还有
效的保存并发展了自己。陈云的这种功能在毛泽东时代无法施展，而在过去的十几
年中却发展到了极至。
      陈云之後，中共如果不能让他的这种制约机制“香火”延续下去，并努力使
之合法化——变凭借个人权威保障的权力制衡，成为依靠法律制度保障的权力制衡
，那么大陆的改革开放局面，不是维持继续发展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寿终正寝的
问题，或者是什么时候复辟倒退的问题。千万不要用“不可逆转”之类的神话来麻
醉自己。“固然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迫使中国回到毛泽东式的体制中去，但在表
面上支持改革的同时，仍然有扭曲改革内容的可能。墨西哥的经验足以警告世人，
一个现今生机勃勃的市场，随时都可能萎缩，特别是象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独裁统治
的社会。”西方评论家的这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
      当中共主流派失去制约之际，也就是“六四”、甚至是文革重新发生的时候
。在1989年的惨案发生以後，一位挚友曾痛心的对我说，万里去人大是邓小平安排
的，鉴於彭真在人大“自成体系”的教训，邓小平嘱咐万里支持赵紫阳在第一线的
改革开放工作，所以人大对於中南海失去了可能有的制约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改革
派的万里掌控全国人大，哪怕是让陈云手下的左将左帅去干，人大如果还能行使某
些制约功能，“六四”的局面都或许还有得以避免的可能。
      在摆脱元老政治以後，建立现代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在中国大陆会又出现
了一次机会。陈云之後的中共，能否建立容忍反对派的制约机制，或者讲非主流派
能否象陈云那样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是检验中共进步还是倒退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於，中共四十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人们常常有一个心结，当自己处於非主流派
的地位时，比较强调要宽容，要建立健全权力制衡的机制;但当对手处於非主流地位
时，态度立场就完全相反了，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也是，中共一直
无法形成良性的党内民主机制的重要原因。在这种传统背景之下，前两年田纪云倡
议，让那些僵化保守的极左派去管理某个地区，以经营他们的“特区”，就显得十
分的难能可贵。
      其二，陈云先邓小平而死，有人以为对持续改革开放有利。其实并不尽然，
甚至也可能完全相反。前面提到的是一个权力可能失去制约机制的问题，这里我们
来看陈云的现实政治基础：中共只要不放弃现行的意识形态，邓小平和改革开放，
就永远有可能被当做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批判，在这方面，陈云的派系完全有可能
在他死後再伺机成为“主流”的充沛资源，这也许是陈云留给中共保守派的最大遗
产。
      在另一方面，陈云长期主管中共的组织人事大权，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他
曾起过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在用人方面与邓小平有比较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凡是经他
提拔重用过的干部，他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安排保护，最後的结局都不会太差的;而邓
小平在这方面做得远不如陈云了，时而“断臂”、经常食言，这在中共体制内部也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也是陈云即便是非主流派，照样有象邓力群之流的人向他效忠
的重要原因。

陈云对江泽民的影响力

      目前在台上的主流派——上海帮，外界都认为是邓小平作後台，其实始作佣
者还是陈云。江泽民“登基”与陈云的关系日前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披露，其实，“
四人帮”倒台後的那几年，上海人一直感到压抑、抬不起头来，形势的转变发生在
陈云一系的陈国栋(原粮食部长)、胡立教(原人民银行行长)、汪道涵(原经贸部部长
)三位到上海主政以後，目前上海帮中红的发紫的两位新贵：吴邦国、黄菊，都是他
们在上海培养第三梯队干部时，选拔上来的。被外界误以为改革派的朱容基，更是
把陈云力主的计划经济推向极端，变成了“命令经济”，由此也收到陈云的首肯;上
海是国有经济的大本营，陈云每年在上海的时间远比邓小平要长，一般相信他对上
海帮的影响力不会输给邓小平。
      正在美国访问的一位前中共国务院官员向笔者表示，陈云去世，对北京目前
十分脆弱的权力结构，是除了邓小平去世以外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江泽民的上台
与陈云有相当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陈云是上海邦的後台，尽管陈云早已不过问具
体政事，但他的去世对眼下极不稳定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派别的划分，将产生不可忽
视的影响。
      所幸的是现在中南海执行的是“问题经济学”思想，即务实的有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所以陈云的所谓鸟笼经济思想，影响还会继续缩小。但邓小平之後
，上海帮如果还能有机会维持一段时间，没有陈云的“陈云非主流派”在今後中国
大陆，转变成为主流派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这应该是值得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