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大地】
新上海写生
李 波
去年八月我回国省亲，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四年不见，上海面貌大有改观，新
的大厦拔地而起，不少地方大兴土木；本文想说的则是被大陆新闻媒体刻意隐瞒的
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急诊室一瞥
去年夏天上海遇到百年少有的高温，医院人满为患。一天我到中山医院看病，该
医院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是有名的大医院，因为名气大，病人更多。简陋
的急诊室里挤满人，许多病人靠在门外躺椅上吊盐水，有的就弄张草席铺在地上。
原有病人没安置好，急救车又呼叫着送来新的病人。
在嘈杂纷乱中我听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指着地上用担架抬来、双眼紧闭、面色
腊黄、嘴角沾满血迹的老头向医生哀求：“医生，你救救他，救救他，我老头子一
生勤勤恳恳，巴巴结结……”
“老阿姨，你听我说。”戴眼镜的年轻医生打断他的絮叨，“他胃大出血，要开
刀输血，你去付了这帐单才能进手术室。”
“可……可……”老妇拿起帐单，“要五千元，我哪能拿得出？”
“那我就没办法了。”医生摇头。
“阿姨，你应该去找老头单位。”旁边围观的人中一个中年妇女说。
“单位？单位早就解散了。”
原来老头早年支援内地到大西北，后来退休回上海，如今那儿的工厂早就停产关
门。
“你自己想不出办法？”人群中又有人问。
“我有啥办法，”老阿姨开始抹眼泪，“我原是里弄生产组，老头子从外地回来
我俩退休工资加在一起每月三百来块，连吃都紧绷。”
“没小辈？”
老太婆摆头：“一个儿子，是残疾人。”
“可怜！”人们唏嘘。
躺在地上的老头子又开始咳血，鲜血大口大口从嘴里喷出来，弄得到处都是。
“阿根！阿根！”老太婆呼唤老头子，急得坐在地上捶胸顿足：“侬为啥命介苦
？这是个啥世道？！”
“医生，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实在忍不住，问医生。
“我说了几十遍，要抢救得先付钱。”医生举起帐单。
“这完全是资本主义嘛。”一个妇女气呼呼地说。
“资本主义不一定都这样，”我说，“人家还讲人道。”
“你们说啥主义都行，”医生不屑，“制度是上面定的，你们有意见去找上面，
找市委政府。”
这时又驶来一辆急救车，医生撇下众人走向救护车。
我因有病只得离去，不知那个阿根是死是活。后来碰到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中学同
学谈及此事，他认为我少见多怪。他说，以前医院吃国家的大锅饭，如今医院也讲
经济效益，独立经济核算，盈亏自负。医院开销大，医生得拿工资吃饭，没钱怎么
行。
“可没钱的病人怎么办？”
“那就不是医院的事了。”
以前中共一直将看病不要钱炫耀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工人看病有“劳保”，国家
干部事业单位有“公费医疗”。如今公费医疗岌岌可危，许多单位拿不出钱，而劳
保更成问题。许多工厂连工资都发不出，工人们只得将医药单据积存着等厂里有了
钱再报销，有的半年一年甚至二、三年报不掉，实在迫不得已工人不去看病。至于
象阿根这样从外地回沪的，社会上没有单位的穷人和乡下农民更是无人过问。
十元钱三条人命
从纽约中英文报纸上经常看到大陆物价飞涨的消息，回到上海置身其中才体认到
涨价的厉害。就拿猪肉来说，八月初我上菜场买菜，大排骨七点五元一斤，十月份
却要十五元一斤，整整上涨一倍。人们发牢骚：“现在是样样都涨，就是‘鞋子’
(上海话“矮子”即指邓小平的谐音)不涨。”
涨价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怨声载道。报纸、电视和电台上经常有某某市长、
副市长，区长、副区长下基层到菜场检查物价的消息，以安抚民心。但稍有常识的
人都知道，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不是当官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而且涨
价的罪魁祸首也不是普通商贩而是政府。拿邮资来说，仅我在沪期间寄到海外的航
空信，从每十克人民币二点一元，调至二点九元，涨幅近40％，其余煤气、电话、
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莫不如此，每次涨幅都至50％以上，有时成倍翻。
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前不久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稿，反映杨浦区控
江新村发生的一件惨案。一个姓马的工人因厂里不景气，夫妻俩都“下岗”(就象将
失业说成“待业”一样，这是中共发明的又一新名词，所谓“下岗”其实就是失业
)，名字挂在厂里，每人每月领取一百五十元生活费，家里还有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儿
子。在上海目前仅是普通的家常菜饭，每人每月得化一百元，试想三口人之家总共
三百元怎么够？夫妻俩节衣缩食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荤腥难得进门，儿子常
常吵着要吃肉，有一天他想买点肉回来炒个肉丝，打打牙祭，他摸出四元钱，卖肉
的不屑：“四块钱哪能斩？”“随……随你斩多少。”小马脸微红。“去，去，”
卖肉的将钱仍给他。小马尴尬之极。这时正巧隔壁邻居王大姐也来买菜，她知道小
马家困难，掏出十元钱给营业员斩了一斤肉，小马既感激又惭愧，拎着肉到家，越
想越不是味，这样做人实在没意思，他将肉剁成肉酱，包馄饨，里面拌上药老鼠的
剧毒药磷化锌，瞒着妻儿，最后三人一起死亡。人们发现一份遗书：“我本本份份
做人，老老实实工作，想不到日子会过到这一步，我对不起妻子儿子，我恨自己无
能，更恨这社会……”
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这样的消息报纸不敢刊登，编辑和记者无不叹惜
扼腕。
这种惨绝人寰的命案当然不多，但象小马这样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下岗”工人在
拥有三百多万产业工人的上海却可以百万计。
大墙背后的泪水
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这些年造了不少高楼大厦，给中共大为增光。中共大量
吸引外资，当外商看中某块黄金地段，说好价码，在图上用笔一圈，这块地皮就批
租出去。
拆迁旧屋世界各国常见，但应该尊重居民的合法权益。但中共不管这一套，完全
采用专政措施，强迫命令，老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而且不允许任何新闻媒体
报导。当局的做法是对批租的土地首先冻结户口，然后限期搬迁，迁往的地方全在
偏僻的郊区，这些在市区生活惯的人一旦被扔到偏僻的角落，其困难可以想象，不
仅每天上下班是大问题，孩子读书、老人看病，买菜买东西都十分困难，不仅如此
，许多新工房建造质量差，设备不配套，一些房子不仅没有煤气，甚至连自来水也
没有。老百姓为此怨声载道，骂爹骂娘。
朋友告诉我，前不久曾发生过一次老年人示威，大约二三百名老头老太聚结在康
平路中共上海市委门口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对他们不公平的强迫搬迁，这些老头老
太婆都已退休，用上海人的话说“横竖横”，不在乎什么迫害。市委如临大敌，为
避免事态扩大，调动警察和武警将附近地段全都封锁，然后派人劝说，老人们不听
，最后只得来硬的，招来几辆大巴士，两个警察对付一个，架着胳膊，连拖带拉将
老人们架上车，平息了一次“动乱”。
此系耳闻，但我目睹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那天我去中百一站，途经浙江路附近，
那是市中心的中心，夷平的地块上孑立着一幢小楼，门上帖着法院限期搬迁的告示
，用上海人的话说是“钉子户”。从人们的议论中我了解到该地段已批租给新加坡
一家外商，这里的居民搬得都很远。而这一户是个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年老多病行
动不便，要求留在市区，上面不答应，老人决定与老屋共存亡，躲在家里，哪儿也
不去。从周围人们的议论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公众对这种近乎抢掠的强迫搬迁极其愤
怒和不满。
你听说过强迫清洗汽车，不从就赏以老拳的事吗？在上海我领教过。
一次有事去嘉定，一位任公司经理的朋友借一辆桑塔纳轿车给我用，傍晚返回上
海时经过一个名叫钱门塘的地方，忽然前面一个身穿解放军迷彩服、手举小红旗的
人往路当中一站，挥着旗子命令司机驶向旁边一条小路。
“XX！”司机用上海话骂着，心里老大不愿意，可不得不转动方向盘。
“干啥？”我问司机。
“有啥事体，汰汽车。”司机嘟囔。
“我们不是洗过了吗？”我很奇怪，刚才在前面一个道口我们被拦住清洗过，不
过十几分钟，车身还水淋淋的。
“什么洗车，”司机忿忿，“强收买路钱。”
开到清洗站，只见前面已排了好几辆车等待清洗。紧靠我们的是一辆挂安徽牌照
的丰田车，这辆车在前面那个道口同我们一样清洗过，如今又要清洗，司机显然不
愿意，同清洗人员发生争执，几个身穿迷彩服的人二话没说，上去一顿拳头，司机
势孤力单，被打得鼻青脸肿，连声讨饶，答应付钱洗车这才罢休。
我觉得这实在太不象话，轮到洗我们的车时，我忍不住说：“洗车要自愿，你们
怎能强迫甚至动手打人？”
“侬哪能？”听我的话一个家伙眼一瞪。
“朋友，侬勿要乱来，人家是美国客人。”司机看苗头不对忙上来警告对方。
一听我是美国回来的，那家伙的气焰顿时收敛不少，但似乎不相信，双眼瞪着我
：“侬是美国来的？”“对呀，”我说，“要不要看看护照？”那家伙摆摆手。
我心里只是好笑，我这个美国来的又怎么样？只不过是个打工仔。看他威势完全
没了，我说：“洗车应该自愿，怎么可以这样强迫？”“这有啥不可以，”那家伙
眼睛又一瞪，“当官的有权，厂长经理有钱，阿拉老百姓有啥办法？这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靠着公路吃公路，汽车洗洗干净进市区对上海卫生也有好处。”
我无话可说。
所谓洗车不过拿着水龙头冲一遍。前后五分钟，代价二十元，每天清洗几百辆车
，其收入可想而知。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上路后我问司机。
“都是当地农民，还有城镇无业人员，打着乡办集体企业的旗号，为了吓唬人，
拦车时穿上部队迷彩服，有的还穿警服。”
“这不是胡乱来，”我说，“公安和交通部门为啥不管。”
“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不这些乡下人敢这么乱来。”
后来我知道类似的事不仅嘉定有，金山、奉贤、青浦，外地进入上海的要道口都
有，事情闹得实在不象话，而且出面的毕竟是农民和城镇无业人员，根据“只拍苍
蝇，不打老虎”的原则，上海的报纸对此也“拍”了一下。有一天《新民晚报》在
“读者之声”中刊登呼吁文章：“进城车辆屡屡被迫清洗，若有不从拳脚相加，而
且无人敢管，众多司机纷纷投诉本报，呼吁有关方面管一管。”
有关方面管了没有？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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