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号-特稿 包遵信简介 包遵信文章检索

 
自由以后的愿望.........(北京)包遵信
 
 

【特 稿】

“自由”以後的愿望

包遵信


  一九九五年的新年对我有点特殊的意义。我在失去自由五年多以後,现在终於假
释期满了,剥权期过了,从法律上讲我终於恢复了自由。虽然这件事只有字面的意
义,还是值得高兴的啊!

为什么自由离我们这么遥远?

  这几年我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自由离我们中国人总是那么遥远?当我
还在监狱,每次放风时,总会看着天空发呆。同是一片天,大墙电网之外就是自由
天空,大墙电网之内就是牢狱之地。外与内竟有这样的不同。可是再认真仔细一想
,外与内真的这样界线分明吗?未必如此。生活在“外”的人如果有自由,那为什
么不断有人要呼求自由?当年百万学生走上街头,不就是高呼“要自由”吗?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原是呼求自由,结果却是更不自由,甚而被抛进了牢狱。现在五年
过去了,是不是有所变化呢?确实,我和一些朋友都先後走出了大墙电网,算是有
了自由。可是却又有朋友陆续被抛进大墙电网,前不久,高瑜被判就是一例。
  高瑜何罪?不就是写了几篇报道,披露了某些真情!一个连公职都没有的人,又
何能泄露国际机密?一个以自由撰稿谋生的人,难道连了解、开掘她所要报道的事
实真相的权利也没有吗?现实竟这么残酷,这外与内的界线也太模糊、太脆弱,要
想不越线不过界就太难了。象魏京生、王丹、陈子明……到底算是在外还是在内?
恐怕谁也无法回答。我只知道用这么多警察把他们围护起来,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
先例,与现代文明相距太远,它与现行法律也对不上辙。

为自由而战!

  一九二三年二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过一篇“为自由而战!”的文章。陈
独秀指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是“一般国民失了自由的问题,不单是学生、工人
自身一部分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可是“国民”的境况
并未改变。高瑜等人的遭遇,套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也不单是他们个人问题,而是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兑现问题,是某些当权者公然践踏宪法,蔑视人权的问题


  中共某些人把要求自由民主的人,说成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却忘记了中
共的历史。现在我们对自由民主的呼求,不但在方法上要比历史上的中共温和得多
,而且内容也远不如当年还没掌权的中共讲得那么广泛、明快、坚决。上述陈独秀
文章算是一例。如果陈独秀不能作数,那就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在“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就把“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列为头等任务,成为抗
日的前提、重心,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毛还提
出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划分已无必要,当务之急是“实行民主政治”,并
且批驳了反对宪政的奇谈怪论,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是
“宪政的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因为他们徒有宪法、总统,
就是没有自由。“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自由”(“论民主主义的
宪政”)。所以,“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
治犯”,就成了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个任务还写到了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纲
中,毛在七大的报告中还具体阐述了“人民的自由”,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论联合政府”)
。这里说得多好啊!要说自由化,毛可算是老牌的自由化了。毛的这些话不是他个
人的言论,他是以党的领袖的身份,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今天中共领导
难道忘了这段历史,没有读过这些文章?
  当然,现在的中共领导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毛本人在几年之後,调门就变了样
,他所讲的人民的几项自由,虽然写进了宪法,却并没有兑现,也不打算兑现。在
这一点上,现在的当权者倒是继承了毛的衣钵。

关於自由民主的启示

  从鼓吹自由民主到反对自由民主,进而恐惧自由民主,毛的前後变化太大,似乎
判若两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毛以前讲的那些话是言不由衷,如果真的这样,历史
就太简单了。应当承认毛以前讲的是真的,当然以後他反对自由民主也是真的。历
史总是连续的,我们从毛的前後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得到非常有益的启示。
  一、自由民主只有阶段性,没有阶级性;只有前後不同,没有东西之分。毛在讲
自由民主的同时,总是谴责西方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虚伪性,只有他讲的自由民主
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这种说法如果在中共执政以
前还有很大欺骗性,那在中共执政以後就成了人们逐渐觉醒的突破口了。从五七年
的反右到八九民运,呼求自由民主越来越多,当权者总是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为理由给打杀下去。其实,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虽然在不同国家(当
然是民主国家)、不同民族(当然是自由民族),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但它们的基本特
性则是相同的,那就是尊重人权,维护人权。所以,自由民主没有东西区分,更没
有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性质的不同。把自由民主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
际上是理论上把自由民主抽象化,实践上则拒绝任何自由民主呼求。过去几十年的
历史不就是说明吗?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资产阶级人性论一直是批判讨伐的对
象,实际是拒绝人权,践踏人权;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捆在一起,自由民主没有滋
生的土壤,所以它只能是诗人是文学的词句,是理论家精心构筑的乌托邦,实际生
活中,没有人身保障,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经济自主,更不用说什么结会、结社的
自由了。
  二、自由民主只能靠我们自己觉醒之後奋力争取,不能靠救世主的恩赐。过去我
们都相信,一切幸福都是救世主恩赐的,我们讴歌救世主,教科书和宣传物中,这
类说教成篇成堆。可是我们究竟得到什么?我们越是真诚地讴歌,失去的就越多,
十年文革就是这样。我们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可是真的照它说的去做了吗?我们真的相信它的
道理吗?为人民服务喊得山响,可是现在真正有几个人是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呢?
有多少人利用手中权力,肆意侵吞人民的财产、挥霍公款、以致道德沦丧,价值迷
失。这一切的腐败现象,不正是由於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缺少自由民主的权利所造
成的吗?社会的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异化,医治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政治改革,加速
政治民主化。
  三、自由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市场经济的健全化同样也
有赖於自由民主的确定。小农自然经济需要的是封建中央专治;计划经济最适宜集
权专制的统治,只有商品市场经济才是自由民主滋生的土壤。严复在《论世变之亟
》中曾讲过,中国从来就没有自由,自由是“中国万古圣贤之所深畏”。严复这篇
文章发表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到现在正好一百年。中国自由民主还没有确立,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的统
一整体,它们缺一不可。经济搞上去了,并不等於就算是现代化,事实上没有民主
政治,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真正确立、健全起来。所以,要求自由民主不是少数人的
自由化,而是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点对於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人,
难倒还有什么难懂的道理需要明嚼舌吗?

汇入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

  自由民主是当前世界潮流。中国难道不应该急起直追,迈开自己的双腿,跨入这
一潮流?
  现在政治家们喜欢谈的一个话题是“全球化”,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为“全球化
”进行了论证。我理解所谓“全球化”,绝不单纯是个经济发展的格局,而是包括
政治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为什么我们能在经济上不讳言“全球化”,
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照国际惯例办事”、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却不肯或
不敢在政治上主动汇入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呢?中国要是与这个潮流脱轨,真的能
够成为世界文明强国?
  政治上汇入世界民主潮流,当然不是照抄照搬某个西方国家既有的政治模式,所
以用不着动不动就抬出“国情论”作为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借口。“国情论”犹如一
支两面锋刃的剑,它既可以使我们政治民主化脱离实际,陷入空想蛮干的泥泞,也
可能会成为阻挡民主化的一堵墙。现在高唱“国情论”的,实际就是在加固这堵墙
。近年国际时局的发展说明,中国的国情不应该成为我们步入民主自由不可逾越的
屏障。我们没有理由躲在“国情”这堵墙的背後,不肯进入民主自由的潮流,甚而
连正视它的勇气也没有。
  我绝不是无视中国的国情,恰恰相反,我赞成中国政治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要
渐进地有序地进行,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
  我主张渐进有序地进行政治民主化,前提是执政者要进行政治民主改革,并能承
认公民有自下而上要求民主、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自由。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政治民主化,对民族损失最小,会使我们的民主化能在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
的基础上健康成长。
  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主动权却不在人民手里,而是在执政者手
中。最近,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後,加强党的领导喊得山响,这是唱错了调子,
当务之急是要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与政治民主化接轨,通过政治民主化来改
善党的领导。现在社会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中共的各级组织,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民
主改革,中共又将凭什么来遏制这种腐败趋势呢?一个完全腐败了的党,能够继续
生存下去吗?所以中共为了自救,也应当着手推行政治改革,进步实现自由民主。

  应当承认,中共不时也讲政治改革,也讲要实行民主,现在的问题不是理论上承
认要进行政治改革,而是如何实际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最切实也是最可行
的就是把宪法载有明文规定的人民权利交还人民。就象当年毛泽东讲的:“人民的
言论,出版、集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这是宪法
肯定了的自由。难道也要躲躲藏藏,不肯还给人民?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一下子实现这几项自由,实际操作起来也有困难,但总
可以一步一步地实行,譬如先从开放舆论实现言论自由、允许民办报纸做起。这在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就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我们反而倒退,连那时代也不如了?可
见,问题的症结在於我们肯不肯迈步,并非真的有什么“特殊国情”难予逾越。
  但愿自由民主的旗帜能在中华大地上飘扬,这就是我“自由”以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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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包遵信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3年1月30日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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