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郭罗基
【编者按】此文原是作者为提名魏京生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而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供的报告，英文本编入WEI JINGSHENG: THE MAN A
ND HIS IDEA, 中文本曾发表於《争鸣》一九九五年九月号。发表後作者发觉原文在
某些方面有出入和遗漏，且在和平奖评选揭晓後又有了一些新的意见。在作者对原
稿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之後，本刊重新发表此文。
魏京生的命运表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曲折历程。魏京生问题具有时代的象征
意义：它是国内人民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重大议题；也是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的民
主化、自由化的持久热点。
一
魏京生属於“文化大革命”之後觉醒的一代青年，从狂热的红卫兵变为激进
的民主派，从迷恋革命化转到追求民主化，不再盲目地“跟着党走”，而是用自己
的头脑思考，走自己的路，走出了历史的狭谷。
魏京生出身於一个革命家庭。他本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文化
大革命”发动之初，他才十六岁，加入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自传中称是“狂热的
毛主义分子”。他们这一派红卫兵叫做“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有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都有“英雄”
的老子，以“好汉”自居。这是一批具有特殊优越感的共产党“八旗子弟”。遇罗
克为反对那两句口号而发表《出身论》，结果遭杀身之祸。
魏京生被判为犯了“反革命罪”。“革命後代”怎么会成为“反革命”？究
竟是谁造就了魏京生？把魏京生造就成为“反革命”的，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
命”。“联动”们的“英雄”老子也先後成了“走资派”，逼得他们从反面去思考
“文化大革命”。对“旗手”江青发生了怀疑，於是就被揪斗、被关押。魏京生和
那一代青年的许多人一样，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下过乡，当过兵，後来当了工人
。他在安徽看到“三年困难时期”死绝了人留下的荒村，他在河西走廊看到十七八
岁的大姑娘光着身子要饭，他在新疆看到知识分子和劳改犯一起接受锻炼……。人
民的苦难使他产生改变中国落後面貌的强烈愿望。他在“革命”口号喧嚣的年代看
到无数卑劣行为，因而不得不怀疑“革命”、反对“革命”。
一九七八年冬，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後，被压抑的能量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在
北京的闹市西单电报大楼以西的一堵矮墙上，连续出现许多大字报，分析“文化大
革命”的後果，展望中国的未来，特别是要求为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平反。这
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汇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们不时举行民主讨论会。这里成了中
国民主运动的窗口，吸引了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注意力。中国人热烈追求“四个现
代化”。魏京生於十二月五日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後来
又两次发表续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化是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社会的综合发
展。在中国，向往现代化却不知现代化为何事，把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化”为“四
个现代化”；虽然从一个变成了四个，在现代化中被忽略了的东西更多。“四个现
代化”中就没有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
系现代化等等。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魏京生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将民主定义为
“第五个现代化”也未必恰当，但文中强调“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
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这一观点，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中国的民主力量活跃起来，形成了三个层次
。西单民主墙是下层的民主力量，由下乡回城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大学生等组
成；进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历来被称作“右倾”的一部分干部鼓吹思
想解放（後来被称之为自由化思潮），是中层的民主力量；胡耀邦是上层的民主力
量的代表。论态度的坚决，以下层为最，中层次之，上层不仅势力不大，胡耀邦本
人也比较软弱。论斗争的智慧，次序就颠倒过来了，以上层为最，中层次之，西单
民主墙人物有勇无谋。以後来的遭遇来说，首先是西单民主墙人物陷入厄运，而後
是思想解放派中箭落马，最後，失去了社会基础的胡耀邦也被迫下台。这三种次序
，值得深长思之。
当时，民主运动的缺点是三个层次的民主力量没有互相贯通、互相配合，形
成联合战线。上层和中层还有所联系，上层、中层和下层是脱节的。一九七八年上
半年，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思想解放派发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
凡是”，也就是反对华国锋所继承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
九七九年一月至三月，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思想解放派大获全胜，
“凡是”派纷纷检讨，溃不成军。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员中，与西单民主墙发生联
系的祗有严家其、王若水和我三个人，後来都挨整肃：严家其受到延长党员预备期
的处置，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遭撤职，我被赶出北京大学发配南京。在打
击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思想解放派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予以声援；在打击思想解放
派的时候，胡耀邦也一味退让，未曾有效地保护；而逼迫胡耀邦下台的时候，民主
运动已难以显示力量了。粉碎“四人帮”以後生长起来的民主力量终於被各个击破
，结束了民主运动的一个周期。直到胡耀邦逝世以後爆发的八九民运，又开始了一
个新的周期。
西单民主墙对中国民主运动有突出的贡献：
第一，论说民主的理念，超越了五四运动。五四时代高扬“民主与科学”的
旗帜，对後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追求民主祗是出於救国之所需。西单民主墙将
民主归结为人权，并且号召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不是呼吁党和政府“发扬”民
主。民主不再附丽於民族救亡，也不再寄希望於新老救世主，而是萌发於中国古老
的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需要。
第二，从大字报发展到民办刊物，扩大了言论自由的阵地。据统计，北京有
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⑴。在一九五七年
，提出“同仁刊物”的主张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谈不上办刊物了。“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种小报，是迎合当时的需要为当权者所允许的。作为西单
民主墙的延伸的民办刊物，完全是独立於官方意志之外的。民办刊物如能继续发展
，最终必将冲破报禁。
第三，锻炼出一批街头理论家、广场批评家、露天演说家，而後成为人权运
动、民主运动的积极斗士。“文化大革命”中反叛的个人、三三两两的小圈子，在
民主墙的活动中联合起来，北京的又和全国各地的联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
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富有理想，而且意志坚强、人品高尚，不惜蒙受冤屈、陷
於贫困、遭受牢狱之苦、乃至流血牺牲，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不懈。
西单民主墙除了不能与中层、上层的民主力量沟通外，在内部也是比较松散
的联合。虽然有过一个“民主墙联席会议”，参加者祗有七个组织和刊物，作用有
限，难以控制局面。据联席会议召集人刘青的分析，西单民主墙人物分为三派：激
进的人权民主派、温和的人权民主派和支持体制内改革派⑵。以魏京生为代表的《
探索》等两三个刊物、组织属於激进的派别，其他的大多数属於非激进的派别。《
今天》的一位诗人针对《探索》的成员的演讲说道：“这叫‘探索’吗？纯粹是‘
探雷’！”与任何的运动一样，多数非激进的派别不能制约少数激进的派别，而激
进的派别招致的後果却要全体承担。
分析西单民主墙的历史时，必须确定一个座标系。既然它对民主运动作出了
贡献，能否存在下去就是衡量一切活动是非成败的基准；既然它已经出现，也就有
存在下去的理由。但事实上不久就消失了。教训何在？
魏京生无疑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优秀人物，他具有挑战的勇气、独到的见解
，但他并不代表西单民主墙的主流。三月二十日前後，魏京生在联席会议上提议：
“举行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发表联合声明，旗帜鲜明地针对邓小平，戳穿这个忘恩
负义的新独裁者。”经过激烈的争论，联席会议否决了这一提议⑶。魏京生以《探
索》的名义单独发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其他刊物的伙伴们曾加以劝阻
。他坚持己见，并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魏京生虽然激进，他真诚地准备为激进作
出牺牲，不是期待别人流血、自己求生。但他的被捕，决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成了
打击西单民主墙的信号。《四五论坛》事先与魏京生约定，将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
，结果也不能幸免。魏京生的被捕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魏京生的做法是不是无可选
择的？当然不是。
魏京生反对独裁、追求民主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如何扮演民主反对派的角色
？他的姿态基本是对抗，他的工作主要是谴责，而且不无“大批判”的笔调。没有
反对派，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有了反对派，祗会拆台、翻天，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誓不两立、推倒重来。一九七九年西单
民主墙运动失败以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失败以後，直到一九九五年，陈子明
在保外就医期间提出民运人士应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这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
走向成熟的标志。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目前的中国
，一方面是共产党不允许出现反对派；另一方面是民运人士还没有学会当反对派。
出路何在？不可能靠共产党开恩，祗有一个强大而机智的反对派的出现迫使共产党
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存在。在台湾，也不是先由国民党宣布开放党禁，然後才有民进
党；而是先有民进党，国民党无法再镇压，然後才不得不接受现实。
魏京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在当时是不明智的。粉碎“四人帮”以後，通向
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邓小平是反对“凡是
”派的实力人物，思想解放派在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时还故意抬举邓小平。虽然邓小
平具有潜在的实行独裁的可能，如果按照魏京生的愿望把邓小平打倒，祗能有利於
“凡是”派，推迟改革的进程，中国的局面会更糟。历史的前进祗能一步一步实现
，还没有走完第一步，就不能跨出第二步；不能跳过今天的对手预先向明天的对手
发出挑战。邓小平利用了西单民主墙的力量向“凡是”派施加压力；西单民主墙却
不善於利用邓小平的力量来扫除民主的阻力。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
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谈到西单民主墙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
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
。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⑷
《参考消息》刊登的日本共同社报道的邓小平谈话是：“党中央不压制、不否定人
民群众发表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有时还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促进群众运动。由於
有大字报，外国人慌了，可是我们坐得住。”当时邓小平正借重民主墙这一偏师向
“凡是”派发难，所以还要“促进群众运动”。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还说：“当前这个
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甚么可怕。”“最可
怕的是鸦雀无声”。⑸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保守的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
文件，准备对民主墙进行镇压。由於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牵制，未敢动手。一
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还对民主墙叫好：“西单民主墙，可有劲！”⑹这是在出访美
国、日本前夕听取胡耀邦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情况时说的。他还大讲民主：“十月
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两、三万字的大文章，五
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
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
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
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民主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⑺魏京生的
《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火，刺激他走向反面⑻。当邓小平
动手镇压民主墙的时候，“凡是”派正中下怀，再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牵制了。这种
对当权人物不作区分的态度，在後来的民主运动中又重演了一次。一九八九年五月
十八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含着眼泪讲
话，作了一番暗示。现场转播的电视显示，後面却有人高喊：“打倒赵紫阳！”
言论的激进，往往掩盖行动的停滞。刘青说：“对於我们，当年的首要事情
，就是争取民主墙的生存和发展，并使民主墙的存在得到事实的认可，甚至法律的
承认。”⑼对於这一“首要事情”，没有步步进取，反而坐失良机。当时思想解放
派胡绩伟、王若水掌权的《人民日报》曾考虑转载《北京之春》的文章，对於民办
刊物的合法化将是重大突破。但《探索》的激进言论一出，便成泡影。官方还曾派
人与民主墙联席会议进行不公开的沟通、磋商。一次，来人提议民主墙运动中的有
影响人物到团中央去工作，以便对民主墙进行辅导和协调。民主墙联席会议认为这
是“招安”，予以拒绝。在镇压之前，官方试图加以“引导”。民主墙丧失了一次
保护自己、避免镇压的机会。又一次，来人提议民主墙迁离西单这一交通要道，另
选一处，例如月坛公园，可以搞成“海德公园”。联席会议讨论时，魏京生、任宛
丁表示“绝对不接受”。经过激烈的争论，此种意见占了上风。⑽没有商量的余地
，结果十个月後西单民主墙被强行迁徙到月坛公园，完全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
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对策，民主墙迁到月坛公园後便无疾而终。十二月六日，北京市
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
墙”。在法国，巴黎公社被镇压後，拉雪兹公墓还留下一堵“公社社员墙”；而在
中国，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後，竟容不得一堵墙，曾经映照无数情绪激动的面孔
的那堵西单墙最後也被讨厌民主的人们推倒、铲平了。
刘青写下了对西单民主墙的深刻思考：激烈派往往独冲直闯，认为这种勇敢
可以激励大众跟上，实际的效果是将大众吓得远远躲开。这种危险的思想祗会伤害
民主墙，最终是毁掉了民主墙这样极难形成的历史契机。一场镇压过後，中国又归
於沉寂。像民主墙、八九民运这样的历史契机，需要许多年的等待，在经受过大量
的灾难和痛苦之後，才会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出现。一旦人权民主事业出现历史性的
有利机会，最糟糕的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却有无克制的激动和激烈；最需要的是
头脑清楚明白，稳扎稳打，不把力量和时间花费在向政府发泄愤怒或较劲争面子上
。否则，中国就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反复上演。⑾
二
魏京生本人虽然被判刑收监了，但作为魏京生事件刚刚开始。由镇压魏京生
所暴露的中国政治制度上的问题，促成民主运动的斗争进一步深化。
魏京生案件至少暴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引起民主和反民主的反复较量。
首先，魏京生的被捕和判决是以言治罪，表明言论自由没有保障。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探索》的其他成员立即散发传单，
抗议以“反革命”罪逮捕魏京生，指出：“没有批评当朝政治的自由是最大的不自
由！”今天抓自由探索的魏京生，“下一个将就是每一个愿意自由探索的中国公民
了！”⑿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十一月六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魏京生的上诉，作出终审
判决。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
论的》，论述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特别指出不能以所谓的“反革命言论”为
根据随便抓人。北京城里沸沸扬扬，都说我的文章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不同
的是：民间欢呼，官方狂怒。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听信了谗
言，当天下午就给胡绩伟打电话，质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
辩护呀？”胡绩伟回答：“这篇文章是九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
谈得上为他辩护呀！”确实，我写作时不可能有为魏京生辩护的动机；发表时看起
来像为魏京生辩护，祗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因为魏京生案引起的言论自由问
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争论，都和魏京生联系起来了。要是
说，我并非专为魏京生辩护，而是为一切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辩护，倒并不冤
枉。既然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在讨论中发表赞成意见或发表反对意见，都是同样的
权利；发表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的意见，即使错了，不等於违法犯罪。所以我极
而言之：“如果发表反革命的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不等於反革命行为，祗能
说是思想上的论敌。”即使是为魏京生辩护，又能怎样？中国的法律虽然规定了辩
护制度，但国人缺乏法制观念，好像为“反革命”辩护也是“反革命”，至少是立
场有问题。所以《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的作者也就成了“有问题”的人物。
在中国，实际上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一切由共产党“一言堂”作主，
人民祗能表示拥护。我的顶头上司教育部长蒋南翔及其他官方人士纷纷提出责难：
“党的领导可以讨论吗？”“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讨论吗？”意思是不可以讨论的。
我向反对者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能否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
论的》，也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没有人应战。等到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
，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在中央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绝不允许宣传甚么包
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我的观点通常遭到歪曲：我说的明明是不能
根据言论定“反革命分子”，非说我是主张“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邓小平还
说：“现在不是讲甚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甚么范围
内讨论，用甚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⒀显然是为了回答
我的问题。“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还用得着论证吗？问题是政治问题可以不
可以讨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连“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起来，还要“合乎
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可以不可以讨论
？这就不可以讨论了。邓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讨论的前提下论证“这样那样的
问题可以讨论”。一些人颁布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原则”，交给另一些人去执行，
这是甚么原则？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决定”，交给另一些人去遵守，这
又是谁的决定？
因为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於是：
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言论”；
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
进行“反革命煽动”就要抓人、判刑。
这是制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魏京生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可以不可以讨论？如果政治问
题可以讨论，魏京生讨论政治问题是无罪的；如果魏京生有罪，那是因为政治问题
不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就不是民主政治。所以，政治问题可以不可以
讨论，成为魏京生案判决後民主和反民主的重大争论，延续数年。政治问题可以讨
论，虽然是由我的一篇文章提出，其实并无甚么深刻的见解，而是魏京生案件和民
主与反民主的争论使它产生了意义。
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这一点对共产党而言，祗能做不能说。我无意中揭穿
了一个秘密，邓小平十分恼怒。我被指责为“北京的不安定因素”，邓小平下令将
我撵出北大、逐出北京。我的这篇文章在多年中不断受到批判；但也有众多的支持
者为我辩护，间接为魏京生辩护。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倡“三宽”
：宽松，宽容，宽大。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这一年是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三十周年。七年前我议论过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我认为，不能期望划清了学术
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再来贯彻“百家争鸣”；一碰政治问题就触电，学术问题也
难以讨论。七年来的许多事实，使人们的感受更深了，不少人发表文章一再重复、
呼吁、论证、强调“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个命题。八月十五日，新华社播发
了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万里（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
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
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
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经胡绩伟、王若水策划
，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社论需经审查，评论员文
章不需审查），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将万里的讲话引申、发挥。他们故意
用了一个与我当年相似的题目，意在为我翻案。“本报评论员”文章说：“在政治
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君闭口’。於是，很多人望而生畏
，低头徘回，绕道而去。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上讲话，撕掉了
这张‘告示’，这对於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人们欢欣
鼓舞，以为从此可以畅所欲言。老百姓把它当作官方接受郭罗基的观点的表示，於
是纷纷要求为郭罗基平反（当时我在南京被软禁）。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传达“
上面”的指示，说“郭某人的文章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本质不同”。那么，
《人民日报》评论员应是正确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又通知全国报刊，
不得转载。⒁不久，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钦点魏京生、郭罗基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又一次被压了下去。这是另一个回
合。
“六四”以後，依然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运动不仅
反对以言治罪，而且要求取消“反革命”罪，修改刑法。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没有“
反革命”罪。过去，国民党将反对派作为“反革命”进行惩处；反对国民党的共产
党在这一点上又继承了国民党。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国特
色”。革命和反革命是历史学的概念，不是法学的概念。革命祗是发生在历史上的
一定时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过去了，就无所谓反革命。根据短暂的革命和
反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效的法律是不科学的。“反革命”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
，也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言论和思想。祗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正是“反
革命”概念的不确定性，为镇压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第二，魏京生的被捕和判决，表明中国缺乏司法公正。
对魏京生的所谓“公开审判”，祗有各单位选派的人才能参加旁听。当天，
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和西单民主墙前面，都聚集了一大群人，探询、议论“
公开审判”。中午休庭时，传出消息，魏京生的自我辩护十分有力，看样子难以判
刑。谁知下午还是判了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刘青从一位工作人员那里得到
了庭审的录音，把它印成文字材料，十一月十一日在西单公开出售。於是，检察官
、法官的武断草率，魏京生自辩词的坚定有力，广为人知。
徐文立来北大找我，告知出售魏京生庭审记录时被抓了四个人。刘青去公安
局，说：“这件事是我负责的，要抓就抓我，把他们给放了。”公安局果然把刘青
押起来了（一九八零年七月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徐文立要我到即将召开的北京市
人民代表大会上去呼吁，释放刘青。我当时不认识刘青，但颇为他的侠义所感动。
说我蓄意为魏京生辩护，是有这么回事，但不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那篇文章，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先提出魏京生问题，认为判刑的根据
不足，还有傅月华问题，要求法院、检察院向人民代表大会说明。接着就说，出售
公开审判魏京生的庭审记录并不违法，应立即释放刘青。我的策略是专攻所谓向外
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的“叛国罪”，为“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辩护不容易得到人民代
表的响应，况且当时由《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引起的争论已经展开，不必再提
了。果然，许多代表与我一唱一和，有人还目睹警察在西单抓人的情景，对公安局
提出激烈的批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不作任何说明，对人民代表的质询竟置之
不理。我起草了一个声明：
楷体 在通过关於北京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
北京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同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的迫切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两个报告的内容不够充实，没有回答人们普
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分别在小组会上提出，北京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至少
应当就以下几个问题向人民代表大会作出补充报告：
第一，关於魏京生案件和傅月华案件，现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全中国以
至全世界也都议论纷纷。在迫切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时候，出现这种不
寻常的情况，究竟说明了甚么？
魏京生是一个园林工人，在他的职务范围内不可能接触军事机密。如果说魏
京生犯了出卖军事机密的叛国罪，那么必须有另外一些人的犯罪作为魏京生犯罪的
前提。这就是说，首先有人按照他的职务掌握军事机密而又泄露或出卖军事机密构
成犯罪，然後才有可能构成魏京生犯罪。现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追究
魏京生犯罪的前提，对於那些真正掌握军事机密而又让军事机密到达魏京生手中的
人，采取姑息养奸的态度，仅仅对魏京生一个人判以重刑，以此结案，这样的办案
是不彻底的，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北京
市民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出责问是有道理的。
傅月华案件，有许多人认为起诉根据显然不足。公开审判休庭已经很久了，
为甚么至今还不继续开庭？
第二，十一月十一日，有几个青年在西单出售公开审判魏京生的部分录音记
录的油印材料，有关部门出动警察，抢走材料，还抓了几个人。当晚，民间刊物《
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刘青到北京市公安局询问为甚么抓人，结果把他也抓了起来。
目睹在大街上抓人的群众，对此甚为不解。在迫切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
今天，抓人要不要经过法律程序？出售公开审判的记录犯了甚么法？
第三，去年四月十九日，在几个高等院校，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时
抓了十二个人，至今已一年零八个月，既不起诉又不释放，究竟是甚么原因？像这
样长期关押没有起诉的案件，在北京市究竟还有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
条例》在北京市的执行究竟有没有问题？
以上，是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大问题。应选民的要求，我们
把它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来了。不少代表也提了同样的或类似的问题。但是，提出
这些问题之後，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北京市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对於人民代表的质询
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批评；大会主席团没有督促北京市人民
法院和检察院认真对待人民代表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提出批评。开完大
会回去以後，在上述一些问题上，我们无法向选民交待。所以，对北京市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我们不能投赞成票。当然，由於某些问题
情况不明，我们认为也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投反对票。为了对推选我们的人民负责，
我们决定投弃权票。特此声明。请将此声明印发给主席团成员，并向全体代表公布
。
在声明上签字的，还有北大的代表丁始琪、费振刚，文化部的代表李春光。
由我们四个人带头，表决时几十位人民代表投了弃权票。人民代表为魏京生仗义执
言，在北京市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林呼加向邓小平汇报，说什么“
郭罗基大闹人民大会堂”。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直选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运动中，对魏京
生案的态度成为选民测试竞选者的重大问题。三十多名竞选者无一赞成对魏京生的
判决，多数人认为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制造的新的冤案，最保守的看法也认为
“判得太重了”。这一回声势浩大，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释。魏京
生是因“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捕的，判刑时的主要根据却是“出卖军事机密”。
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中级法院说，魏京生特别
顽固，死不交待军事情报的来源，祗好判他一个人。不是说“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吗？连出卖的军事情报的来源都没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证据何在？北京大学
的竞选运动因为提出魏京生问题，又大讲言论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为“闹事”。
胡乔木说：“学生的论点都是郭罗基发明的。”於是我又成了“後台”。教育部长
蒋南翔下令要抓“右派”。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表示为难，抓“右派”未果。但哲
学系研究生胡平当选为人民代表却失去了学位、找不到工作。
在很长时期中，无论多少人为魏京生鸣不平，非但徒劳无功，反而自找麻烦
。原因何在？过了几年，邓小平自己揭了谜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
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像并没有因此而
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原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司
法原则——“既然抓了就不放”。在这个原则的操纵下，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
以对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曾作为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号文
件广为传达。公开发表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
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
的形像并没有因此而变坏，中国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⒂主要之点“既
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一时不小心泄露了天机，赶紧收藏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
也故隐其名。欲盖弥彰，用後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对魏京生的“依法处
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这个原则在法学上叫做“有罪推定”。
从推定、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其实，这种证明已是多余的了。
所以，“有罪推定”祗能是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
实行“有罪推定”。共产党制造的冤、假、错案，也无一不是“有罪推定”的产物
。与“既然抓了就不放”一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有罪推定”。抓了
人，叫人家坦白，就是首先推定有罪。无罪者被抓，自然不服，又落入“抗拒从严
”。民主制度的原则是“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
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的原则。
一九五七年，鼓吹“无罪推定”的法学家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七九
年以後，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以後，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反对“有罪推定”，主张“
无罪推定”。
第三，魏京生的被捕和判决，完全是人治制造出来的。
魏京生冤案的发生就在於邓小平发了话，後来假释魏京生还是因为邓小平发
了话。“捉放魏”这一出戏都是由邓小平一人导演。
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领导人，颁布一个司法原则，合法性的根据何在？邓小平
对权力的运用缺乏法制的精神，运用权力提出的原则更是缺乏法制的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为了保障人民民
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
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
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
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⒃邓小平自食
其言，依然没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制度和法律还是随着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
而改变。他还不是把自己的话当作法，而是凌驾於法之上，摆布法。中国司法不独
立的原因就在於人治。
邓小平把人治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毛泽东的集权还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合法外衣。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国家元首，也没有当
过党的领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便大权独揽。到後来甚么职务都不
要了，作为“退休老人”，对国家大事照样“拍板”。
既然魏京生案是人治制造出来的，为魏京生辩护就必须反对人治。以法制保
障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强烈诉求。
三
魏京生遭到镇压，唤起了民主运动的团结。但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北京和
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西单民主墙运动被
扑灭了；自由化运动继之而起。邓小平又把魏京生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
表人物”。魏京生的名字就成为凝聚自由化力量的旗帜。
在魏京生被捕之前，民主墙的刊物和组织，因观点分歧而出现分裂。这是中
国民主运动以迄於今的通病，向别人要求民主，而在自己的队伍里也没有以民主来
协调彼此的分歧。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人权同盟分裂为二：以陈旅为首的一支指
责任宛丁思想保守，从而走向激进，出版了《中国人权报》；以任宛丁为首的一支
继续出版《中国人权》。在北京颇有影响的贵阳启蒙社，以李家华为首的部分成员
，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黄翔发生分歧，成立了解冻社。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和陈
旅同时被捕。民主墙的各派都联合起来，开展救援活动。即使本来不赞同魏京生的
观点的人，也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北京之春》第七期转载了《探索》第三期魏
京生写的《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秦城一号监狱》，虽然删去了一些激烈的词句
，但支持魏京生的态度十分鲜明。魏京生被判刑後的第一个星期日——十月二十一
日，政治色彩平淡的民办刊物《今天》在北京八一湖畔举行诗歌朗诵会，有三百多
异议人士参加，表达了对审理魏京生案不公的愤慨⒄。在外地也是如此。例如广州
的刘国凯说：魏京生的被捕“其实原因是批评了邓小平。我跟不少民运参加者一样
，都觉得当时对邓进行批评，似乎为时尚早，亦欠策略。”但魏京生被捕後，他们
就和北京的民运人士相呼应，投入抗议活动⒅。刘国凯主办的《人民之声》以及广
州的另一家刊物《人民之路》还有杭州的《思考》等，都刊登了魏京生的自辩词，
表示声援。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批有志於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海外华人，自愿继承魏京生
的事业，在纽约创办了一份杂志，作为《探索》的复刊。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加拿大的海洋学家理查德·斯蒂克兰在温哥华岛从海
水里捞起一个瓶子。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西雅图的研究漂流物专家科梯
·埃博斯默用特制的工具打开了瓶子，从中倒出六张卷在一起的纸。虽经海水侵蚀
，依稀可以辨认“1979.3.29……探索杂志主编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瓶底标
有Made in Taiwan的字样。计算机给出，南中国海的漂流瓶到达北美大陆的概率是
千分之二，就是说同样的漂流瓶大约放了五百个。⒆这个为营救魏京生而乘风破浪
的漂流瓶已经在太平洋中搏击了十多年。
邓小平说，抓了魏京生“中国的形像并没有因此而变坏”，那是因为“聋子
不怕响雷轰”，国际舆论充耳不闻。公开审判的第二天，苏联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诺贝尔奖得主萨哈罗夫就给华国锋写信，要求改变对魏京生的判决。当时华国锋
正在西欧访问，一路遭遇抗议。法国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程映湘在巴黎发起要求
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有二百多著名知识分子签了名⒇。一些著名学者
还曾向邓小平当面提出：“你们为甚么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邓小平的脸色一下
子就变了：“魏京生、王希哲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管，你们这些学者在这种场合
根本就不应该提这个问题。”(21)不是人家不该提这个问题，而是邓小平不许人家
提这个问题；因为魏京生问题正是他的心病。
当年魏京生的思想并未为民运人士所普遍接受。因魏京生受到镇压，民运人
士联合起来进行抗争。邓小平出於反自由化运动的需要，又把魏京生当作罪魁祸首
。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共
中央关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时，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
一主张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引起争论。最後，由邓小平定夺，他
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也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
级的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郭罗
基以及王炳璋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
上去。”(22)邓小平为了坚持反自由化，又把入狱已经七年的魏京生揪出来充当“
代表人物”。大概我为魏京生辩护给他留下了深刻印像，提到魏京生就想起郭罗基
，所以我也陪绑。王炳璋是在美国的《中国之春》的创办人。这三个互不相识、毫
无联系的人被邓小平捆绑在一起，在客观上促成国内、国外的各种自由化力量的联
合。魏京生在狱中，王炳璋在国外，我在南京行动受到限制，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事实上当时推动自由化运动的有影响人物是方励之等。
既然魏京生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求释放魏京生就成为自由化运动的
重大主题。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呼吁释放魏京生。
中央军委
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
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
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於此，我诚恳地向你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
，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
，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
、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
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颂
近好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
二月，北岛等在文艺界发起支持方励之的呼吁，有三十三人签名(23)；许良
英在科技界、思想界发起支持方励之的呼吁，有四十二人签名。中国政府大为震惊
。奇怪的是，两三个月以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对此一无所知。任宛丁提出
，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学生领袖不但予以拒绝，还要同他划清界限。不是在
民主运动的传统中孕育成长的领袖人物，先天不足。
四
魏京生本人，未曾退缩，没有屈服。否则，人们为他辩护就失去了前提。
在法庭上，魏京生为自己的辩护说道：“北京市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所提到的
罪状，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我编印刊物和写大字报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
有言论、通信、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
、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我们编印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中国，使中国走向繁荣
富强的道路。我们认为祗有自由的、无约束的、实事求是的探讨，才有可能达到这
一目的。公安局和检察院把我们基於上述原则而进行的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这
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23)魏京生为追求言论自由而不惜付出坐牢的代价，鼓舞
了众多的追随者。
十多年中，西单民主墙运动和自由化运动为无罪释放、提前释放魏京生而进
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探索》（纽约）复刊十周年，七十多位
知名人士参加了庆祝活动。我在即席发言中说：“魏京生的刑期还有一年。为了要
求释放魏京生，国内和国外的有志之士奋斗了十几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哪怕提
前一天，也是人权运动的胜利！”果然，一九九三年九月，魏京生提前释放了，还
不是一天，而是一百八十多天。虽然中国政府是出於为申办奥运会加筹码的需要，
仍应看作人权运动、民主运动的胜利，因为魏京生之所以成为“筹码”，在於他背
後的力量。但十分遗憾，在魏京生假释前一个月，《探索》（纽约）因不可克服的
原因而停刊了。
魏京生入狱十多年，信息全无。一九九零年，台北曾发表一篇《魏京生访问
录》。在回答怎样实现民主时，他说：“这是合法的斗争方式，我们不准备搞阴谋
，也不搞秘密组织。不准备用向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方式，我们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同
意下的渐进方式。”(24)人们疑为伪造。但後来与魏京生公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致
的。
假释以後，魏京生的言行表明他不愧为坚定的民主战士，更加令人尊敬。
魏京生在牢狱里度过了一生中十多年最宝贵的时光。当他回到社会时，中国
处於“下海”的浪潮之中，一切向钱看。政治冷淡主义的氛围，丝毫没有动摇魏京
生坚持民主的理念，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绝不反悔。他说：“总得有人作牺牲。人
们都想轻而易举地得到好东西，这不可能。做了这种事，就用不着後悔。”自己愿
意作牺牲，但不是像刘青所说的“独冲直闯”了，他很谨慎地分析给别人造成的後
果：“还要考虑给他人带来的灾难，不仅是现实中的灾难，还包括精神上给别人造
成的失望、沮丧。每个人与他人都是有关系的，尤其当你参加了一个团体，投入到
一种潮流，我们已经不能完全祗是自己了。”
魏京生变得成熟了。法国工人运动领袖布朗基一生中大半辈子都在坐牢。每
次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後，他更加仇恨政府，热衷於密谋、暴动，於是又一次入狱。
魏京生的经历与布朗基相反，经过十多年牢狱生活的锻炼，他更富於理性，确实探
索到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他认为：“制度的变化未必就是猛然的。制度也是在一
点一点变的，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也是逐渐形成的。”(25)
魏京生没有走向布朗基主义，也没有停留在一九七九年，不是满足於对抗和
谴责，他对民主有了新的思考：“民主应该包括各个不同的党派、意见，祗要是社
会上有的意见都应该包括，像西方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共产党也很发达也很强
大，但他们并不影响当地的民主。我认为，将来中国的民主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
是这个党把那个党吃掉，或那个党把这个党吃掉，一方吃掉另一方，恐怕这又是一
种独裁。”魏京生强调民主必须由老百姓自己起来争取，既不能寄希望於共产党恩
赐民主，也不能寄希望於推翻共产党的人恩赐民主：“共产党是不会放权的，但是
民主总归还是要一步一步走下去。民主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人民。人民的愿望和人
民对民主的认识及觉悟，这是很重要的。没有哪国的民主是别人送给老百姓的，总
归是老百姓经过奋斗争取到手的。中国也不可能从哪儿就白白的给老百姓民主，还
是要老百姓自己起来争取。另一方面，就是执政的政府逐渐的让步、逐渐的改革，
逐步的达到，不是今天有那么一帮人把共产党推翻，明天我就民主了，我觉得那倒
是挺危险的。如果真有那种事，很可能他又是一种新的独裁，是不是比共产党好，
那也不敢说了。”魏京生当然是坚定的民主战士，但他已抛弃了中国人所熟悉的“
斗争哲学”，转变到新的思维方式：“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种态度，采取一种比较
合作、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26)合作不是投降，宽容
不是自卑；以合作、宽容的态度争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
在魏京生身上，值得颂扬的不是早年的激进，而是从激进走向稳健，代表了
中国民主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魏京生被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处长带离北京，到外地“
参观”。四月一日回到北京，即被“监视居住”。但拒绝透露“监视居住”的地点
，而且不许家属通信、会见，形同绑架。他的妹妹魏姗姗从德国汉堡回到北京，为
之奔走。在进行交涉时，有关方面讲不出“监视居住”的理由，祗是说“情况特殊
”。公安部的处长承认，这种做法“与规定有不符合的地方”，但他们是“执行上
级的指示”。一九七九年的时候，还可以拉开架势演一出“公开审判”，现在连官
方人士都觉得理亏，祗能赤裸裸地使用“上级”的强权了。可见，对於不民主的政
府来说，一个温和魏京生比激进的魏京生更不好对付、更足以暴露其悖谬。六月二
十六日，魏姗姗又向中国的有关部门发出十封检举书，检举“非法拘留及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事实”。至今未有结果。中国的和世界的民主力量应当为魏京
生恢复自由而大声疾呼。
为提名魏京生作为候选人，我在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中国
自七十年代以来，西单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都是以非暴力争取民主的大规模人
民运动。这些运动的精神完全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走
向民主化，将大大改变世界的格局。魏京生是代表中国的民主运动领取诺贝尔和平
奖的唯一合适人选。”现在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结果已经揭晓，魏京生落选
。这一点，应视为对魏京生以至中国民主运动的鞭策。确实，魏京生除了坐牢表现
出牺牲精神以外，所做的事情不多；中国民主运动以非暴力的方式有效地改变现行
制度，所做的事情也不多。一方面，是受中国的监狱制度以及整个政治制度的限制
，不象南非的曼德拉那样，在监狱里还可领导反种族主义的运动。另一方面，中国
民运人士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弱点，不能令人起敬。但在客观上中国的恶劣环境为民
运人士大显身手创造了机会，在改变政治制度的同时改变民运人士自身的素质，总
有一天会产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代表人物。此外，在中国还有其他的机会，如台
湾问题的解决、西藏问题的解决、“六四”事件的平反等等，一些可以用和平手段
避免流血和动乱的重大问题，都在向有抱负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招手，以创造性
的思维和开拓性的行动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注：
⑴朱立《大陆民运回顾与展望》，《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零年六月号。
⑵刘青《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之一），《北京之春》一九九四
年五月号。
⑶刘青《我与魏京生》，《探索》（纽约）一九九二年九月号。
⑷《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⑸《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34页。
⑹阮铭《邓小平帝国》，第62页。
⑺同上，第9、10页。
⑻这句话原是：“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
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魏京生的妹妹魏姗姗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将当时发
生的事情列一个时间表，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她认为，不是魏京生要将邓小
平推到“敌对的方面”，而是魏京生看见邓小平站在“敌对的方面”，及时向世人
发出了警告。（《争鸣》一九九五年十月号）从时间上说，先是三月十六日邓小平
在人民大会堂发出镇压民主墙的信号，然後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
》的大字报。这是时间表的後半截。在三月十六日之前，当邓小平对民主墙表示支
持时，魏京生已经将华国锋、邓小平并列为“一类政治骗子”，特别针对邓小平说
“我号召同志们：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不
过，我原来那句话中所说“把他推到敌对方面”欠妥，故改为“刺激他走向反面”
。
⑼刘青《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之二），《北京之春》一九九五
年一月号。
⑽见刘青《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之三），《北京之春》一九九
五年二月号。
⑾同⑼。
⑿《探索》向世界、向中国公民宣告，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⒀同⑸，第218、236页。
⒁李眉《<人民日报>同人的“和平演变”史》（四）中透露：“邓力群控制
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拿出一份题为《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中的问题》的材料
，在中央省、军级干部中传阅。材料除了批判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异化等观
点外，集中攻击《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洪林和郭罗基的理论文章，‘宣传了违背四
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特别是郭罗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提出
‘法律不能惩罚思想’触犯了中共高层必须控制思想的戒律”。见《探索》（纽约
）一九九三年二月号。
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0页。
⒃同⑸，第136页。
⒄高皋《後文革史》上卷，第271、269、384页。
⒅刘国凯《压力下的抗争——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之二），《北
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⒆萧强《漂流瓶——向全世界传达魏京生的信息》，《探索》（纽约）一九
九三年四月号。
⒇安琪《超越者的智慧——记程映湘女士》，《痛苦的民主》第227页，一九
九四年出版。
(21)邓小平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一九八五
年六月六日。
(22)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二号文件。
(23)刘宾雁讲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国际笔会上，有一位外国作家提议：“
为受迫害的政治犯魏京生起立！”中国作家坐着不动。机智的张辛欣站起来说：“
为全世界受迫害的政治犯起立！”中国作家才摆脱窘境。从不敢为魏京生起立到签
名要求释放魏京生，表明中国作家的进步，也是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
(24)《四五论坛》第十四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25)《中国时报》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
(26)《魏京生与刘青、胡平对谈录》，《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
(27)白德华《民主不会白送给百姓——魏京生访问记》，《民主中国》一九
九三年十一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