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的申诉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
乔石委员长：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分局以本人“剥夺政治权利期
间有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为由，决定给以行政拘留十五天处罚。本案涉及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达的联合通知及其中关於剥夺政
治权利的人外出必须向县以上公安机关请假批准等条文。本人认为，该条文内容及
该通知的制定通过程序，均有违背刑法、宪法及其它法律之处。对此类事件，本人
不知该向何种部门申述和诉讼，所以我向全国人大寄来申诉书副本及公安局裁决书
复印件各一份：
      1、就此案件提出申诉。
      2、请求全国人大对四单位通知及条文进行审议。国外对此类法律法规等纠纷
可诉诸法院，最高法院等机构，我们这里涉及最高法院，不知该诉於何处？盼示知
。

南京市白下区公民 徐水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申诉书

      申诉人，本人，徐水良，男，五十岁，浙江富阳人，大学文化，因从一九七
三年起从事民主运动，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狱。
一九八一年第二次被捕，以所谓“出版非法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判刑十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九一年五月刑满出狱。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分局第一二九号治安管理处罚
裁决书，以本人'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有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为由，决定给予
行政拘留十五天处罚。本人对此申诉如下：
      所谓“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据处理并送达本裁决书的公安人员口头
通知，系根据本人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离南京去浙江富阳，未向派出所户籍警请假
，一事作出的裁决。
      本人认为该裁决书：
      1、认定事实不清；
      2、适用法律不当；
      3、使用的有关管理规定违反刑法和宪法，不合法；
      4、裁决执法中有明显歧视及不公正倾向；
      5、处罚略重。
      兹分述如下：
 
一、认定事实不清

(一)

      本人出狱四年多，因公安及有关方面到处干扰，总是断绝本人生路(谋生之路
)，而家中母亲及妻儿四口，又不能不吃饭，因此一直处於艰难困顿之中，为生计疲
惫奔波，且贫病交加，历尽艰辛，其中酸楚，非常人所能想像。不久前好不容易回
老家浙江富阳东方纸城聘用，此事由家人及本人回宁期间(本人大约仍有一些时间在
南京)多次告知有关负责管理的公安干警，说本人在老家工作，有关方面及管理人员
均未表示过异议，应视为认可。及至今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开始传讯本人的前一
天)，负责直接管理的公安人员来我家时，本人汇报此事，管理人员仍连声说，你在
富阳找到工作，这就好了，我们就放心了。
      不料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三次传讯，其中四月二十二日一次从晚上
十点三十分扣押至第二天早晨四时，再次拿出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由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个部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联合
发的关於加强监外罪犯管理的通知(手中无文本，通知原名见文本)，要求本人根据
其中的一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出、经商等必须向县以上公安机关请假批准
的规定)，向派出所户籍警请假，本人对此表示异议(异议内容参见下文)，认为剥夺
政治权利并不是剥夺一般的行为自由，以要求请假形式剥夺一般行动自由，违反刑
法和宪法，侵犯基本人权，因此拒绝请假。负责传讯的公安人员几次宣布，说只要
本人向负责管理的户籍警打个招呼，只要他知道我的去向，就算数，算请假(此後也
未曾告知取消这种宣布，想来公安部门说话算数，言而有信，不会自食其言，本人
最後曾表示，打个招呼无所谓，可以，但请假是不可能的。
      考虑到公安方面必然的干扰，估计不可能再在富阳东方纸城工作，同时，主
要考虑到避免与有关方面及该通知的规定相冲突，同时，又维护本人的人格尊严，
以及形式上的基本人权原则及其尊严，(基本人权原则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公共原则，
高於一般法律规则)，别无他法，只好决定回富阳与东方纸城协商，处理好善後工作
，争取回南京。本人於五月二日离南京赴富阳。所谓“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即指此次离南京。
      但事实上：
      1、此次离宁前，由本人陈述告诉，有关公安人员均已知道本人将去富阳，所
以事实上已向所有处理此事的公安人员打过招呼，不存在不打招呼的问题。他们也
并未告知本人不准去富阳，未宣布不准许。
      2、大约四月二十九日前後，碰到负责管理的户籍警，我告知他因为迟两天离
 宁，已请朋友买车票，但不知买几日几时的车票，户籍警未提异议。五月一日晚九
时，朋友通知我第二天一大早上车离宁。据此，根本不存在不打招呼的问题。
      此後，本人到浙江富阳，与东方纸城协商处理好善後事宜，五月二十四日回
到南京。
      期间，南京市公安局会同杭州市，富阳市公安局，多次派员去富阳东方纸城
本人居住的地方，迫使东方纸城解聘辞退本人。凡亲眼目睹此事或了解此事的人们
，对这种做法均愤愤不平，但无能为力。

(二)

      本人去老家富阳，乃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在困境中谋一条生路，根本不是
危害社会，不是危害社会治安管理而应受处罚条例处罚的行为，裁定书定性错误。

      综上所述，无法从哪一方面说，裁定书认定事实基本错误。

二、适用法律不当

      即使事实认定无误，也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有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
为”及二十四条条款。对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监督管理，显然就是监督其、禁止其
行使政治权利。被管者不服这种监督管理，擅自行使政治权利，才使用这一条款。
如无违反这一条，没有行使政治权利，例如有其它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则不
能使用这一条款(因手中无法律文本及有关条款，分析从略，请谅)。

三、使用的有关管理规定违反刑法、宪法，不合法


(一)该法规制定通过程序不当

      1、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系记忆，手头无文本，以文本为准)下达的通知，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牵涉到行政司法、
执法、检察，甚至立法等各方面，事关重大，此种情况，本应由全国人大立法，至
少应经人大批准，不经过人大而越权作出，显然不妥。
      2、由上述四部门联合制定发出，违背立法、执法、行政、检察分立，公检法
分 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重大原则。与法不符。
      3、其中有的内容，如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出必须向县以上公安机关请假，批准
等规定，牵涉到法律未剥夺一般行动自由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剥夺、限制他们一般
行动自由等，涉及刑法，宪法的重大问题，不通过人大，擅自越权作出，也显然不
妥。
      4、通知是在“六四”後特殊政治条件下制定下达，带有明显时间及政治局限
性，有明显错误不足之处。

(二)内容不合法

      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有明文规定，详细列举。剥夺政治权利不是剥夺一般的
行动自由，以请假规定来限制剥夺一般行动自由，违反刑法等基本法及其他法律，
违反根本大法宪法。
      综上所述，恳请市公安局通过法律途径或经过有关方面上报转告全国人大本
案申诉理由，本人请求对此“通知”予以审议，如果非法，则宜予撤销。

四、裁决执法中有明显歧视不公倾向

      由於上述联合通知不当或不合法，某种意义上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
以此通知受到全国公安干警、公安、法院、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普遍抵
制，因而在全国各地普遍未得到执行，基本上成为“死法律”(法规)。[类似的死法
律、法规在各种社会都存在，包括香港、西方那样的法制社会，也是很不少，很常
见的，这是实践对法律、法规的淘汰。因此，“有法必依”，的简单化口号是不科
学的。除上述外还有其它不科学之处。]。
      但事隔四年之後，一九九三年年尾(手头无有关文件，具体时间忘了)，本人
却被指责违该通知“请假”规定，被传讯并被延长剥权时间八十天。而在此之前，
并无任何人通知过本人需要请假，本人也不知道有这一条文。事出突然。自那以後
及至目前，我询问当地有关被剥权人员，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律师及其它了解
情况的人员，均认为未见过执行这一条文的例子。本人一直要求有关处理此事，企
图说服本人的公安人员，能举出少数执行此一条文的例子，但他们始终未能举出一
例。不仅九三年以前未见过执行，九三年处理过本人之後，也未见再执行。而目前
又未再对本人执行，似乎这一法规对本人(或少数人如近日对广州王希哲先生)适用
，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的原则，显失公平。
      因此，很显然，有关执法中有明显歧视及不公正倾向。
      

五、处罚略重

      即使本人确有不请假过错，去富阳工作，是为工作，为谋生，不是危害社会
，危害社会治安。以此种错误处行政拘留十五天(并再次断绝本人谋生之路)，处罚
之重，实所罕见。
      本人请求市公安局撤销此号裁决书。

 
申诉人 徐水良
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