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无私参天地
——危难中的丁子霖女士
齐墨
最近，又传来丁子霖女士和她的先生蒋培坤先生被中共非法扣压的信息。这
一次警方不像以往那样将他们软禁在家中，而是将他们从南方旅行的途中带到了外
人无从知道的地方。据我所知，丁女士和蒋先生是七月上旬离开北京到南方的。他
们原打算八月初返回北京，九月上旬再去南方。但现在大约要到世界妇女大会结束
後才能听到他们的确切消息了。
正好在丁女士失踪的时候，我得到一位一直帮助丁女士寻找“六四”死难者
家属的荷萍女士的文章《真情自在人心》和一篇介绍丁女士近况的文字，在此特请
《北京之春》发表荷萍女士的文章，并将丁女士的今年五月以来遭受迫害的情况公
诸於世。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封由二十七名“六四”死难者家属联署的公开信在全
世界的媒体上刊出了。这封信是丁子霖女士和其先生在南方的一个偏僻的乡下起草
的。今年三月，他们去南方旅行，并看望了一些同命运的人。四月底，丁女士带着
这封著名的公开信草稿，来到太湖边上一个与世隔绝的水乡，探望陆春林的父母。
陆春林作为一名肩负全家希望的农家子弟大学生，在“六四”屠杀中喋血京师。这
趟水乡之行，是早就定好的。春林的母亲因思念儿子，度日如年，以泪浇面，积哀
成疾，其家人多次写信给丁女士，恳请丁女士亲自去陆家“开导开导”这位老人。
丁女士离开陆家的那一天，拿出公开信的草稿，本想只是听听陆父和其家人的意见
，因为考虑到他们在乡间的处境，并没有打算请求他们签字。但春林的父亲却主动
要求签名。丁女士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并同意了。陆父是二十七位签名者中的四
位男性之一。
五月十四日，丁女士一回到北京，国安部的便衣就把她监控起来。但此时她
还有活动的自由。除了参加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国际宽容年”的签字外，丁女士还
与几位朋友在便衣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给难属和伤残者分发上半年度救济款的工作
，同时也征集了公开信的签名。等到便衣的监控进入非常时期的时候，他们该做的
事情，大多已经做完了。
五月二十六日，公开信刚刚公布，丁女士所在的人民大学校方就派人到她家
兴师问罪：“你们最近在国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伤
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此引起的後果，完全由你们自己承担
。学校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各种违法活动。”
以这种口吻和“在海外发表文章”为借口来威胁异议人士，是最近中国国安
部的一个“统一政策”。当“宽容上书”发表後，许良英先生也受到警察的同样威
胁。许先生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在国内发表这一呼吁信，可惜没有报刊敢於发表。
丁女士在受到这番恐吓时，质问来人：你们是行政人员，怎么能行施国家检查机构
的权力？来人回答说：他们不是来讨论法律问题的，只是来传达“上级”的意见。
丁女士心里明白，这次威胁、警告中说出口的“理由”是在海外发表文章，
但真实的原因是那封公开信。他们试图制止丁女士与难属的广泛联系。从这一天起
，丁家门外又多了十多个不速之客，丁女士的信件不翼而飞，电话无疾而终，监视
车辆安置在对面。只要丁女士和蒋先生一离开家门，就有五、六个便衣形影不离尾
随其後。所有来访的人，都受到盘问、扣留。有一位难属因为探望丁女士，被便衣
扣留在校门口。难属提出抗议，便衣警告说：“你要是不老实就用电棍电你！”後
来又将这位难属押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并警告她：“丁子霖不是好人！她卖国求荣
，以後不准你去找她！”便衣的野蛮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公开信发表後，有不少签名者受到警方的威胁警告，要她们说出是什么人来
找她们签字的，同哪些人有联系。警方还挑拨说：“发动签名运动是别有用心的，
你们不要受别人的利用。”有一些派出所和居委会还派人假腥腥地去“慰问”难属
，告诉他们说：“我们过去对你们的关心不够，以後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们，不
要去找别人。”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还亲自到一个难属家里表示“关心”，并特地送
去了一百元人民币。当然，所有这些“慰问”和“关心”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
难属不要与丁子霖联系，在“六四”期间不要出门。
警方为孤立丁女士，施展出了各种流氓手段。他们甚至在“六四”伤残者身
上做文章。齐志勇在屠杀之夜失去了双腿，海外和国内的朋友帮助他筹款安装假肢
。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北京市国安局的人请他到卡拉OK喝酒，并对他说：“你
安装假肢缺的三千元，我们可以给你。丁子霖不是好人，你有困难可以找我们。你
要是知道丁子霖的什么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便衣人员还给了齐志勇BP机的号
码，让齐志勇有事随时呼叫他们。但齐志勇并没有得到一分钱，这完全是一个旨在
打击丁子霖的骗局。
在这里我想引用丁女士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今年‘六四’周年总算过去
了，我们总算做了一件早应该做而且一直想做然而这么多年来始终未做成的事，了
却了一桩心愿。从这次难属们签名上书行动，可以看到难属们的精神状态变了，他
们不仅开始走出悲痛，而且意识到了死者和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明白了要为自
己的权利作抗争。这不仅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一种慰籍，而且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
鼓舞。因为作为暴政的受害者站出来奋起抗争，这在中共统治大陆将近半个世纪里
还是第一回。在以往的年代里，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包括被杀害者的亲属，多半只
能等待开明的当政者为他们“平反昭雪”，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自己应有的权利作公
开的抗争。从这一点看，中国的老百姓毕竟开始觉醒了，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未
来光明之所系。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这里也有你们在海外的一份努力和辛劳。”
丁女士对《北京之春》发表的那篇德国友人巍士特对她的采访感到满意。她
说：“那篇访谈整理得很好，是迄今对我们所有访问记中最详尽、最客观也最有深
度的一篇。没有对我们这些受难者的深刻理解是写不出来的。”
丁子霖女士是在对她的儿子的深挚母爱催促下走上抗争道路的。但她将自己
的爱子之心，推广到每一个“六四”死难的孩子身上。“六四”死去的那些青年，
不正是我们民族的儿子吗？这种母爱，是施暴者永远无法征服的。正是由於这种刻
骨铭心的爱，才使丁子霖能够向我们这些参加到民运中的人发出呼吁：要重视人的
生命，要为人的生命负责。以王丹为代表的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在反思中也提
出了民运要把保护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的看法。这些诚恳的意见，值得目前在海外进
行辩论的朋友参考。
最後想在此借机介绍一下荷萍女士。这位女士是某学校的教师，荷萍为其笔
名。这些年来她一直默默地帮助丁子霖女士寻找和抚恤难属，可谓是无名英雄。我
这里有一封她今年四月给友人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位朋友叫刘刚，
还有一个多月他就满六年的刑期。我是八七年从某某大学硕士毕业後，分到北京不
久认识他的。说实话，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关心人，愿意结交有理想有追求的
人。刘刚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性格坚强、正直、善良。当他入狱後，我非常挂念
他，也非常难过。他的母亲临终前让人抬到北京，想见儿子最後一面，但没有如愿
，八九年十二月九日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九一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开庭审判
刘刚之前，我几乎天天陪伴着他的父亲。看到父母的焦虑和痛苦，我甚至觉得刘刚
不该这样。他的女友也从此跟他分手，女友说刘刚的妻子，非疯即死，因为她承受
不了恐惧、担忧。”
“我看了美国斯通导演的电影《天与地》，主人公是位越南的妇女，她能宽
容美国人的罪恶，却没有说能宽容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残忍。影片告诉人们，接受命
运，我们要在晴天赶路，也要在暴风雨的日子行走，如果我们躲避，时间就不够了
，只有不停地走，才能接近神明。这个电影令人想到中国。”
荷萍女士在信中还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国内、外募捐了那么
多钱，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落实到“六四”受伤、遇难的群体上的钱这么少？”
我想，我们在海外的人，要好好想想，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
丁子霖、荷萍等女士的英勇举动，使世人看到：在反抗中共强权的坚韧不拔
的奋斗中，巾帼不输须眉。在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之际，让我们向她们这
些中国民族妇女的真正代表，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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