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党派分裂国家
——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
刘书林
一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满清集团统治下麻木不仁
的中华民族，就象僵尸一样迅速腐烂。四十四年後，尾大而颟顸的清国，被纤细但
坚韧的倭国，死死咬住不放，竟签下举世震惊的《马关条约》。到今年，正好一百
周年。
还有良知的中国人，痛感丧权辱国的悲哀，又无力振作国家的颓势，从此陷
入绝望而引起的精神崩溃中。由麻木不仁到迅速腐烂再到精神崩溃，也许是黑格尔
或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进化”，但这种进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这浩劫
的象征，是鸦片战争九十七年後的“南京大屠杀”。所以谭嗣同的自我牺牲，并非
庸人自忧，而是对南京大屠杀的预感。满鞑子砍谭嗣同的那一刀，在象征意义上，
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刀。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亡国甚至瓜分的厄运，一百年来的中国，还没有从
《马关条约》带来的割地赔款的恶习中解放出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英雄”，
也习惯於拿中国人民的血汗，向赫鲁晓夫赔款，去偿付莫须有的朝鲜战争的“军事
贷款”。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也习惯於慷中国人民之慨，免除日寇的战
争赔款，这等於向日寇输诚，给日寇赔款，比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有过之而无
不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民族还没有从《马关条约》造成的精神创伤和
精神崩溃中复原，还不能理直气壮地争做世界第一流国民。所以毛泽东这种自认气
吞山河的家伙，也不得不卖国求荣。否则，仅仅由於他先後卖国於苏、日，就早可
发动起义，把这位隋阳帝二世，绞死在江都。
二
一百年来，在中国国家体制的前途上，也因此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与实
践。一曰“分”，一曰“合”。“分”的主张从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论到三十
年代的“红色割据”再到现今“联邦论”、“邦联论”甚至“台湾独立”、“西藏
独立”等等，一般来说，它容易被在野势力接受、利用。“合”的主张从“五族共
和”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到“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再到“一国两制”等等，一般来说，它容易被执政势力接受、利用。
为什么可以“这样武断”呢？
请看看以下事实：同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分”(红色割据，建立世界
上第一个苏联卫星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合”(建立抗日民族联合阵线，拥
护蒋委员长)→“分”(分裂国家，建立边区人民政府)→“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强调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不能放弃的根本原则)等等。这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变化，
正好与它受压迫→压迫人的权力形态变化，完全吻合。
同样一个中国国民党，也经历了“分”(驱逐鞑虏)→“合”(五族共和)→“
分”(广东政府)→“合”(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分”(独立的政治实
体)等变化，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正好与它在野→执政的变化，完全吻合。
由此可见，“分”与“合”的理论与实践，至少在中国，经常是从属於党派
利益的，因而也经常是“工具理性”的。我们之所以避免说它“不真诚”，是为了
避免陷入“道德审判”的闹剧。
既然如此，难道我们现在从事民运工作的朋友们，还要重复共产党或国民党
的老路，由於在野或是由於期待执政地位的党与派的利益，就必须以分裂国家做为
理论与实践的手段吗？
当然，主张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与上述为了中国进步而首先
分裂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主张把台湾与西藏，从中国永远分
离出去的。他们宣布，这种分裂中国的努力，是为了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最高利
益，因而是代表了“民族利益”，例如，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新著《新兴民族》中，就断言台湾民族是新兴民族，应该像美国脱离英国那样脱离
中国。而有些极端的台独份子，更提倡“脱华论”，宣布“台湾人”在种族、文化
上都与中国无关，并力图为此寻找考古学上的证据。
但是，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是否具有当年北美殖民地人民那样的要求，“不
独立，毋宁死”，已经准备好，以一场牺牲惨重的战争，来赢得独立？显然没有。
相反，民进党人一直告诉台湾人民：台湾即使宣布独立，中共也不会武装入侵。好
象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台湾海峡，比十八世纪的大西洋更难逾越。这是为了谋取党派
利益的政治欺骗，而不是为了争取民族利益的负责行为。而西藏流亡社团一会儿说
要发动武装起义争取独立，一会儿又说要和中共谈判西藏独立。实际上这两条道路
都是死的。
第一，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根本没有做好通过战争来赢得独立的准备
。因此，违反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和平愿望，而一意孤行的推行台湾独立、西藏
独立的政治豪赌，显然是基於民进党和流亡社团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基於台湾人民
和西藏人民的国家利益。
第二，中共和未来任何可能获得稳定执政权的中国中央政府一样，都不可能
同意台湾、西藏独立，因为中国割让台湾导致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还历历在目呢。哪
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姐妹甚至母亲，在大街上被敌人扒光衣服轮奸，然後开
肠破肚，扔到阴沟里烂掉？甚至连汪精卫都不愿意，连汪精卫都是沦陷後才出来“
曲线救国”，而不是预先售卖祖国的领土。因此，要让任何一个中国中央政府签订
城下之盟而不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在意欲分裂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没有真正排除党派利益的考虑，
同时又真正是基於希望中国进步繁荣富强的“基於客观条件的主观善意”呢？
也许有吧。在北京，我听见一位热爱中国的日本友人说，“中国的国家规模
太大了，因此就很难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允许各民族独立，甚至各省区
独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考虑。”当然我知道，即使连这位日本友人，也不会热爱
中国超过热爱日本，更不会主张为了日本的利益而废除天皇制度，并把日本四岛分
而治之……但我仍然愿意在此，就他的命题做严肃深入的讨论。
三
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做比较，因而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
“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国运不幸、“老是错过某某发展机会”……
然而，现代前夕的中、日两国，社会结构确根本不同：
(一)现代前夕的中国是与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罗马人、拜占庭人、巴比
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大一统社会”。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
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时至今日，帝国的主人大一统民族或消亡，
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现代前夕的日本却是与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以及朝
鲜、越南、东南亚佛教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
界帝国，他们是“前大一统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与欧洲尤为近似：它奉行
的“封建武士的制度”(完全不同於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官僚制
)，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先秦
社会，在进入大一统时代之前，以及其他大一统民族在进入世界帝国之前，也都奉
行类似的、真正意义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共产党所谓“反封建”意义的“封建
社会”。)
所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是基於上述不同的社会条件。
重要的不在於，现代中国比现代日本人口多十倍、版图大三十倍，而且比日
本“老”了两千年，即，在社会形态的发育上，超前整整两千年！但这种先进，对
於它们进入现代化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现代文明恰恰是起源在相似於
日本的欧洲封建社会，而不是起源在相似於中国的大一统民族那里！这个“宿命的
条件”，比“日本人的善於学习”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所谓“东亚病夫”深刻含
义，并不是体质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古老东亚大一统的遗民”，对封建民族创造
的世界秩序不相适应，而沦为“有病的”。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
社会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要达到日本式的现代化(实为“西方化”)成就，就必须先使
自己完成：“从大一统帝国的旧遗产，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
，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
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七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是自觉不自觉地体
现了这一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尽管它们的路线并不相同。“改造中国”的客
观意义(而不论毛及其党徒的主观意识形态)，是把中国从大一统社会改造为现代民
族国家，是把中国从庞杂的世界帝国，改造为同质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於违
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所以充满超巨量的血泪与大面积的灭绝。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奥斯曼人的分裂、阿拉伯人的散漫、南
斯拉夫和苏联的内战，还有一条是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德国——日本式的民族国
家。如果我们不甘心像过去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而愿
意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日本
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用一种颇为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
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的“错过机会”，都等於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国民性的机
会！
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
——“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也要来过问你！”——就是这劫难的宣言。现代
中国的居民，背井离乡，甚至流亡他国，也无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你将很快发现
，你的厄运就在你自己身上！因为你将很快发现，那些发达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
现代民族的成员，而不是大一统社会的遗民。移民，并不能使遗民成为新民。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一九零
零——一九五零年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九年的“文斗”
，又牺牲了数千万)，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万亿财产的毁灭。过去了的痛苦，已经
淡忘；即将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中国，哪个现代国家谁像你这样多灾多难？没
有。甚至俄罗斯也远远比不上。因为，俄罗斯没有建立过大一统社会。而且，我们
是全世界现存的大一统社会中唯一没有放弃成为现代世界一流国家的民族！这强烈
的反差，使我们的历史遗产显得格外沉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负担就轻松多了，因
为它的自强意识不及中国。
四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八十四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康梁
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
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理性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受各种预先条
件严格控制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
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与八十四年来一切一蹴而就的想像完全不
同的是，中国革命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
的病人，他脱胎换骨的手术已经进行了八十多年，但，并没有成功……
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中国革命的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派的“中医式的
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经济改革”或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改革”)
上对中国这位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当今主刀的大师(如邓小平、江
泽民)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
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大革命时代”，将囊括我
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我们现在只能抱着最好的希望，那时有一双
强力之手起来，以水到渠成的功力，一举结束先後绵延两百年(以一八四零——二零
四零？)的慢性折磨。还我一个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
那时，有一个今日最天才的理论家都梦想不到的新国家将在中国大地上生长
起来，欣欣向荣，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
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那些只要中国分裂的人们，并不是安慰。
它拒绝以党派利益来分裂国家，它把国家利益置於一切党派之上，当然也置
於民进党人和西藏流亡社团的党派利益之上。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
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贫困、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
中国分裂、混乱、无能为力的愿望，应该是会失望的。而在此前，我们已经司空见
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完
美的休止符！
很久以来，有见解没见解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默认毛泽东“伟大”(尽管
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但我们说，中国要是出不了一个比毛泽东伟大的人物，
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旋涡。要知道，靠毛的徒子徒孙或
手下败将，是不可能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呢！
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英雄”，他决不做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
皇的末皇帝”！
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当然是在统一的基础上，因为离开了统一，中国只能
陷入内乱。
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只有反对秦始皇并把手中的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他
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两千年不灭的大一统阴魂”！并使中国充分适应
现代主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政治现实。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民族国家，就能以
统一、富强、自由、民主的面貌，出现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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