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时期天津民运简况
(天津) 张新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民刊、民主墙为代
表的群众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国内第一次广大群众在宪法范围内，自发
形成一定规模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跨越我国历史发展阶段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后，即社会
主义历史时期爆发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主张和
经济主张，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中国现阶段在政治上应逐
步实行多党制，实行权力制衡机制，经济上逐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健全法制，扩
大民主，保障人权。
这些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的主张有许多相近之处，但确为中国共产党内的
保守派坚决反对。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即政治上刚抛弃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等考虑，中共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并在宪法中取消了“四大”的条款，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多次发出警告(见《
邓小平文选》中《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等文)，并为此专门下发了九号文件，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
主运动于一九八一年被镇压，各地民刊的组织者和骨干相继被捕。
这场意义伟大的运动虽然暂时被镇压了，从长远看，这场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却越
来越大，并且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一直受到
国内外政界、舆论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将这场运动在天津的一些情况简介如下：
天津地区的民刊概况
一九七九年随着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平反，原天津车站事件(以李占元为首的一些群
众于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在天津车站(东站)地区张贴悼念周恩来总理
的诗词和大字报，揭露原天津市委的一些问题，后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的受害者陆
续平反出狱(但留有尾巴，没有公开平反)。李占元开始在泰安道即中共天津市委门
前张贴要求公开平反的大字报，成立天津上访团。此时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开始，
上访团来往于津京之间，带回北京西单墙的信息刊物。从整体上讲，天津上访团对
天津地区民刊的诞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对天津地区的民刊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随后不久，天津地区成立了“中国人权同盟天津分盟”，邱如义、关峰等人
成立了天津“祭斧社”，与此同时尹明、刘士贤共同创办了天津第一个手抄民办刊
物《改革者》，随后懈小南、懈辉、冯洪泽等创办的《新觉悟》发刊，但由于天津
市政府当局的高压，所有这些社会组织、民办刊物都很快被取缔、停刊，致使天津
地区的民运在很短时间内就陷入低谷。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传播民主思想，传播各地的民主运动信息，把大家组织起来
，吕洪来担起了在天津地区再创民刊的历史责任，吕洪来的提议得到刘士贤的响应
，随后在吕洪来、刘士贤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大量的组织工作，刘士贤通过北京《
四五论坛》的关系，搞来大量的纸张和油印机，不久天津地区又一新的民办刊物《
渤海之滨》诞生。当时《渤海之滨》的编委有吕洪来、刘士贤、李殊、吴树江、王
志强，组成人员有二十多人。
《渤海之滨》虽只出版了一期就被勒令停刊，但它的意义深远，对促进天津民运
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天津地区的民运人士聚集到《渤海之滨》的周围形成了天
津地区的民运核心。第二，这是天津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民办刊物。第三，《渤
海之滨》开创了天津地区与全国各地及海外民刊的横向联系，扩大了天津民运的影
响。第四，这是天津地区第一个被市政当局勒令，并强行取缔的刊物。
《渤海之滨》编辑部在很短时间内做了以下几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声援了北京《星星美展》。
二、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运信息。
三、真实报导了魏京生事件的审讯过程。
四、向天津人民报道介绍了傅月华事件和任畹町事件。《渤海之滨》编辑部将上
述事件的发展及时地在津公布于世，引起各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从而加强了事件的
透明度。
五、积极参与天津民主墙活动，扩大天津民主墙的影响。在那段时期，天津民主
墙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议论国家政事的中心，成了全市各阶层关注的焦点，促进了天
津地区政治气氛的活跃。
这期间，中共为了限制民主墙活动和达到最后取缔民刊、民主墙为代表的中国民
主运动的目的，全国各地先后制订出限制大字报的张贴地点的地方法令。最后全国
人大常委宣布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内容，致使全国及天津地区的民运再次陷入低
谷，《渤海之滨》也被迫停刊。
面对这种情况，吕洪来，刘士贤一起又在天津创办了《学术讨论》，继续传播民
主思想和各地民运信息，并保持与各地区的联系，扩大民运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吕洪来、刘士贤还以《学术讨论》的名义参加了全国“营救刘青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八零年，吕洪来代表天津地区民运组织前往广州，参加全国民协成立大会，
途中和安阳的陆建国一起在武汉会见了秦永敏后，由于公安机关的阻拦，取道上海
返回天津。其后，全国民协以通信的方式宣布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民运中，有一位老人汤戈旦先生虽然没有能亲身参加天津
地区民刊组织的创建活动，但在理论上却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毕
生精力致力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
结合，提出了很多有超前性的思想学说，并为国内有影响的民刊写了大量的理论文
章，对一些民运骨干在理论上给予指导，为民运在理论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
各地民运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也使天津当局对其恨之入骨。一九八一年中央九号文
件下达后，全国民刊负责人和骨干相继被捕，作为天津地区的首要份子吕洪来、刘
士贤、汤戈旦也在家中被捕。一场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宣告失败。天津
地区的民运活动也告一段落。
天津民运主要人物简介
吕洪来，笔名吕政，祖籍河北，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于天津。
文革期间，年仅十三岁的吕洪来就因其母亲的出身问题，被当做地主的狗崽子，
遭受到批判围攻，后来学校给吕洪来正式平反。坎坷的经历，使吕洪来从少年时代
就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后，文革造成的满目疮痍，使吕洪来对祖国的命运深深忧虑
，同时陷入苦闷和探索之中。
吕洪来开始大量地阅读政治书籍，将他每月四十多元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政治
书籍，订阅报纸刊物，在一间九平米的陋室内夜以继日、如饥似渴的刻苦钻研。思
想上的不断充实，现实社会与理论的严重矛盾，使吕洪来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动向。
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波及天津，吕洪来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因此主动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中。一九七九年参与了天津民
刊《新觉悟》的有关活动。《新觉悟》被迫停刊后，吕洪来不顾自身危险，与刘士
贤共同担起了在天津地区重新创办民刊的历史责任，并办了天津地区最大的民刊《
渤海之滨》。
《渤海之滨》的诞生引起了中共天津市委的关注，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当即传
讯了所有编委，勒令停刊。面对当时政治高压和随时被捕的危险，吕洪来代表《渤
海之滨》编辑部，发表了“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告全市人民书”、
“《渤海之滨》编辑部声明”，并将三个文件印发全国各地民刊。吕洪来将三个大
字报张贴到天津市委门前，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将吕洪来当场抓捕。审讯中，吕
洪来据理力争，阐述民主理论，最后面对“今后出去不干，立即释放，还是马上拘
留”的两种选择，吕洪来毅然选择了后者。
释放后，吕洪来在厂里从一个普通工作被提拔做干部工作(这当然是出于某种安排
)，但这没有改变吕洪来的政治信念，在当时民主墙被取缔、民刊被迫停刊、“四大
”被取消的情况下，吕洪来同刘士贤一起又共同创办了《学习通讯》，继续保持与
全国各地民刊负责人的联系，继续在天津传播民主思想。
一九八零年吕洪来代表天津地区民刊，应邀赶赴广州参加全国民协成立大会，途
中遭公安人员堵截，被迫绕道上海返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晚在家中再次被捕。
刘士贤，笔名肖思文，原籍北京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干部家庭。
刘士贤自幼接受共产党教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更梦想着共产主义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但文化革命的大棒大刀，街头尸体，伴随着他的理想一同
逝去。刘士贤深深地陷入忧虑、迷惑、痛苦之中。
一九七九年初他进京办事，路过西单墙，使之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在。他同徐文
立、杨靖、刘青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从此跨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投身于时代
的洪流中。刘士贤经常往返于津京两地，将大量的民主墙信息和《四五论坛》、《
北京之春》、《探索》、《今天》等刊物带回天津，广为传播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结识了一批优秀青年，在京期间为《四五论坛》做了大量的印刷装订、发行等工
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与了解后，由《四五论坛》召集人徐文立提议，刘青、杨
靖、吕朴等召集人的同意，刘士贤加入了《四五论坛》并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
随后在天津组建了《四五论坛》天津办事处。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开展工作。同
年参加了北京地区民办刊物召开的“第一次理论务虚会”。
一九七九年，刘士贤和尹明共同创办了天津第一个民办刊物《改革者》，还张贴
于天津市委大墙，与此同时，张贴了北京各编辑部的同期刊物，致使天津的政治气
氛活跃起来，使该墙附近有了“海德公园”气息。
一九七九年在民主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刘士贤和吕洪来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共同创办了《渤海之滨》，再一次掀起了天津地区的民主运动高潮，引起了天津
市委的高度重视和不安，并发出了天津市委四·二六通告。在天津民刊被取缔，民
主墙被取消的情况下，刘士贤同吕洪来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创办了《学习通信
》，并保持与全国各地民刊和负责人的联系。
另外，刘士贤一直担负着天津地区民运组织联系人及对外的全权代表，保持着与
全国各地及海外民刊和负责人的联系工作，《渤海之滨》在此期间同法国的《海淀
杂志》定期交换。《渤海之滨》停刊后，香港左翼共产党书记吴中贤专程来津在天
津宾馆同刘士贤就中国的当前形势，交换了意见(后被列入罪状之一)。
一九八零年由于时局的紧张，被追捕的青年画家薛明德(后参加了星星美展)逃到
天津，刘士贤义不容辞地把薛明德安排在静海县一个朋友家。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根据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及天津市委八一·一八号文件，
刘士贤在家中被捕。次日“美国之音”、“台北”、“莫斯科”等电台相即报道了
刘士贤被捕的消息。在狱中刘士贤多次写过上诉书，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均无音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越狱逃跑。当时对于全国民运人士看押很紧，刘士贤的逃跑无
疑惊动了天津市委及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协同追捕。逃跑后刘士贤在太原、愉次
、太谷、太行山脚下，忍饥挨饿，露宿街头，九天后再次被抓捕归案，关进独居。
一九八三年转押天津板桥农场继续服刑。
一九八四年四月刑满释放。
汤戈旦，名汤滨凇，祖籍江西，一九一一年生于江西靖安。汤戈旦一生当了五次
反革命，两次做国民党的监狱，两次做共产党的监狱，是一位历经坎坷充满传奇色
彩的老人。
一九二五年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靖安爱国学生运动，任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零年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员兼汉阳地区兵委书记，红军前敌总
指挥，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一九三四年受狱中共产党组织
指示，集体写了悔过书，被释出狱。
汤戈旦出狱后，由于狱中无人证明，长期不被中共信任，一直未能恢复党籍。但
汤戈旦本人对共产主义信念、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先后在广西、香港、西安、
延安、江西、重庆，为中共和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宣传、统战策反教育方面的工作，
为中国四九年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汤戈旦因揭发党内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问题，遭打击报复。一
九五五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历史不清为名，立案审查，一九五七年天津市人民检
察院对汤戈旦的“历史反革命案”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汤戈旦从一九五七年失去
一切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全靠妻子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在生活困难的处境下，
汤戈旦居家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著，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论文，三十余年支出
的文具费就达几千元人民币，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
通过长期的理论研究，汤戈旦逐渐弄清了原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弄清了原旨马
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区别。认识到历史发展阶段
的不可逾越性，弄清了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的历史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具有超前性的理论见解。
一九七九年震惊中外的民主运动爆发后，汤戈旦极为关注，为各地民刊撰写了大
量的理论文章，是各地民刊的主要理论撰稿人之一，为提高民刊质量，传播原旨马
克思主义，用原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现代社会，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现
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各地民运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汤戈旦再次被天津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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