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负担 额外的思索
——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之三)
刘国凯
民运队伍内部广泛存在着矛盾、摩擦乃至斗争，这似已有其必然性。然而对此，
我原先是未曾料及的。当代中国民运的对立面无疑是中共政权，我们把精力用于与
之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但令人烦恼的事实是，我们往往还不得不把一些精
力用于应付内部纷争。即使心中极不情愿这样，也难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这些民运的多余负担，实感无奈之至！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移民来到这大洋彼岸的新大陆。按说，一个国内七九民
运的参加者，来到这政治理念可以自由舒发的社会环境里，很自然地会立即成为海
外民运中的一员。但我一直游离在民运组织之外。只是有时以普通市民的身份站在
人群外围，参加纽约天安门广场的抗议集会。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
中之一是对海外民运激烈内斗的惊愕。这惊愕还唤起了我对广州七九民运中某些极
为不快的记忆。对民运中的内斗，我是极感厌烦乃至恐惧的。
一、不愉快的记忆
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向张明及领导小组提议解散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其原因之一
在“回忆与思考”(之二)中已述及。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潜藏于我心中，不愿
讲或不便讲的原因。其一是我的精力实在无法应付。《人民之声》的许多稿件由我
撰写，刻蜡版、印刷、装订、发售我是主力。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件，学会举行
过几次讨论会亦由我筹划、召集。此外，为了不给官方抓辫子，我坚持在厂里出满
勤(整个民运期间都是如此)，为此，我确感精疲力尽。其二是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异
常的积极份子(他的姓名我已忘记，姑且称为S)。他年约三十出头，在三月中最高潮
时期加入进来。很积极，每会必到，且愿意承担印刷、装订等单调繁杂的工作。这
一点倒是很难得的。我询问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他说刚从湛江调回广州工作，在
××厂，暂居于朋友家。我听了心头掠过一丝疑云。对新参加的积极份子，我一般
都抽空去家访一下，既有联谊的意思，也是某一程度的了解。现S的说词显然使我无
法对其家访。此外，对三十岁以上的大青年和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我有不同的推测
。小青年参加民运常为热情所驱使，带有相当的感性成分。而大青年往往已面临婚
姻乃至建立了家庭，若亦能来投身民运，当有其相当坚实的思想基础。当时在学会
中，只有我与何求属于大青年，现S参加进来，大概是第三个了。而S只干事、少言
语，实难洞悉其内心实质。但由于我以前曾错误地怀疑一个成员是共特，前车之鉴
，这次我不敢贸然定夺。但不久，监察小组成员冯粤超传出的一句话使我再不能等
闲视之了。冯说他去过S自报工作的那间工厂，该厂传达室说根本没有这个人。
鉴于这三个原因，我感到学会必须解散。只留下《人民之声》编辑部，一个刊物
的编辑部不算是组织，不是任何想加入的人都可以加入，只有政治背景可靠的人才
能加入，务必不让共特钻进。
我向领导小组讲了学会应予解散的原因(当然只讲第一个原因)，成员中有人赞同
，有人不表态。张明未明确表态，但意向显然是不赞成。我又找张明单独商讨，并
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他参考：学会不解散，但与《人民之声》编辑部分开。学会的
一切事务由他和其他不赞成解散学会的领导小组成员去主持，我不再参与其活动，
只集中精力办好刊物。张明听后，默然不语。我理解此时张明的心情。他亦属于小
青年，喜欢人数众多，气氛热闹的场面。一大班青年人聚在一起，雄论一番，互相
补充或辩论，确实不失为一件乐事。然而从为中国民主事业干实事的目的出发，还
是面向大众，抓紧这难得的历史契机去宣传民主理念更加实际一些。由于这感受上
的差别和那些现实上的难题，使我不能放弃解散学会的主张，而张明又未应承那折
衷方案——另行去主持学会事务。故此，解散学会已属势在必行。我也意识到，这
样有可能引发创刊人之一张明的疏离，这是我极不愿见到的。面对这一切，心中确
有百般的无奈。
五月一号，在广州丽湖公园举行学会全体成员会议，宣布学会解散。大概由于开
会通知中已讲明了会议内容。三十几名成员只到了三、四成。张明亦没与会。
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沐浴在盛春气息里的白云山麓、湖光山色，景色十分秀丽。
几个月日以继夜地干，疲惫万分。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小憩一下，真是难得。我心情
亦较轻松，打算向大家讲明事由之余，好好聊聊，与大家共勉。学会虽不复存在，
但大家仍可以不同形式，为中国民主事业共同努力。
不料我的发言尚未告一段落，人群中就有人向我大声喝问：为何擅自解散学会，
并不让我从容答辩、澄清又继续进行责难。几个人同时或交替发言，情绪十分激烈
。他们斥责我独断专行，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张明根本就不同意解散学会。他们
还说我疑神疑鬼，怀疑有的学会成员是当局派进来的钉子。严重打击成员的积极性
……有时几个声音同时响起，嚷成一片，近乎一场声讨批判会，其间有两个人发出
了不同的声音，一个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不需这样大声吵。”一个说：“
你们这样吵法，可是做实际工作呢？刘国凯整天都在做，刻蜡版、印刷，你们呢？
”但这些不同的意见，马上被他们的嗓音所淹没。闹腾了好一阵，不知他们是累了
，还是感到已经把我“斗倒斗臭”了。“批斗会”遂告结束。
“五一”会后，我连续几个晚上难以入眠。我想自己在干得疲劳不堪之时，其他
人倒有时间串连起来向我发难，却也悲哀。而更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那几个人会
对我如此恼恨呢？显然，其焦点并非我提议解散学会。因我一再插话讲明，如果他
们要保留学会完全可以，只是他们自行去组织学会活动。我则退出，专心办刊物。
但他们并不听取，继续责难不休。显然其怒火另有出处。思前想后，我大约理出了
一个头绪。
责难我的主要是古学霖、冯粤超、谢金海、关镇海等，又以冯粤超最为激烈。
古学霖是领导小组成员。筹备出版《人民之声》第四期时，我交代他负责购买纸
张和油墨，他应承了。但到时他全无准备。我急得大叫：“蜡纸已按时刻好，后天
就要发售，时间紧迫，你身为领导小组成员，办事怎能这样不负责任？到时不能如
期与排着长队等候的读者见面，《人民之声》的信用何在？”古学霖用眼瞪我，没
吱声，我发了一轮火后，立即骑自行车去采购。纸张难买，跑了半天才办妥。
谢金海曾交来一篇描述知青生活的稿子。我阅毕，觉得在目前的高潮中，有限的
版面应以政治评论文章为主，遂没有将此稿刻印。事后，听说他相当不满，说刘国
凯把《人民之声》当成他的私产。
关镇海早在七九年元月就参加进来(当时学会尚未成立)。在刚参加不久的会议上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追问今后的活动怎样安排。这使我顿起疑心，并与张明
谈及。不料后来张对古学霖讲起，古再告诉关本人。关极为恼火。
冯粤超是监察小组成员，学会三十几人中唯一的老干部子弟。他与我并没直接摩
擦。但他对“四五”集会未能坚持举行颇有微词。并说，有人在习仲勋、杨尚昆接
见时，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态令他作呕。我不知道这指的是谁。大概不至于是一直保
持沉默的我。但一向以来，我都隐约感觉到冯粤超对我有许多莫名的不满。
在理出这些头绪后，心情渐趋平静，看来在这些变故中，自己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今后确应多加注意。后来有位名叫温庆华的原学会成员来访。谈及这些，他说是
啊。一个政治组织的领导者往往要具有相当的工作艺术，有时甚至要能委屈求全才
行的。
学会解散后，《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成员约有七、八人，何求成为其中的主力。
何求的一大特色是肯干，肯承担刻印、装订等事务工作，且效率和责任心都很高，
这往往是其他许多人所不具有的。许多人，包括某些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都常
是来到高谈阔论一番后甩手离去。何求的参与使我承担的劳动量大为减轻，为此我
甚觉愉快，心里叹道，若何求早些来就好了！
但很快，这愉快为新的烦恼所取代。何求的文稿不断交来。我一看大感头痛。条
理不清，段落不明，文句艰涩，通篇看完，不知所云。哎，这是什么文章啊！但何
求不是谢金梅，他又写又刻印，岂能不发？只得刊登。但忍得第一篇，第二篇，忍
不了第三篇、第四篇。终于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同意刊登何的某些文稿。果然
，这立即受到何的强烈反弹，争论骤起。
几乎与此同时，何求也对我在《人民之声》第七期起刊登或连载一篇小说极为不
满。他说《人民之声》是政治刊物，不应登小说。事情的来由是在七十年代上半期
的黑暗岁月里，我暗中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内容全是描述知青、工人、城市贫民
等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意欲仿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结集一部当代中
国的《人间喜剧》。当然，我甚低的文学素养作此设想实在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
。但既写了十几篇，又创办了《人民之声》，为何不能让这些东西见见天日呢？何
况这些小说对现实揭露批判的深度是远远超过了中共官方刊物上的“伤痕文学”。
但何求不认可，冲突的活塞中逐增添了更多的压缩空气。
此外，何求还指责我应拒绝团刊约稿，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是接受招安。对此，我
作了澄清，但何仍持此看法，我十分气恼。
在争执中，何冒了一句，怪不得他们都说你独断专横。我知道这个“他们”是谁
。不提犹可，一提我更火。心想，你休得用冯粤超那几个不干事、会闹事的人来压
我！而我恰恰又认为何的作风才真正是独断专横，事例很多。譬如香港学生带来了
一些书籍，何求不与任何人商量就把书全部用袋子装回他家中。后我向他提出，他
才说你们可以来借阅、登记一下。我甚感愕然。
终于，矛盾的积累导致爆发、解决。何要另办一个刊物。我说很好！但许多资料
和印刷工具都在何求处，他拒绝交出。已较少参与编辑部活动的张明得知此事后来
找我，很表不满，说一定要取回。我有些犹豫，因据我了解，以何求的性格，是绝
对不会拱手交出去的。而张明坚持去要。我转念一想，也好！这段时间受了不少气
，要不回来东西，出出气也好！临出发前，黄宇生等三人感觉此行不妥，不愿前去
，剩下我与张明等四人前往。果然，何求拒绝交出，双方大吵起来。大概是何的家
人或邻居见势态严重，遂向派出所报告。两名警察闻讯赶来，要求我们停止在民宅
里争吵，有事到派出所讲清解决。我一看，荒唐！我们民运参加者之间的纠纷怎么
竟然要让中共警察来断公道？我不愿前往，打算离去作罢。但其他人都表示要去，
我骑虎难下，只得跟随。
何求、张明与我三人到派出所后，我很少讲话。其他人向警察诉说个不停。我顶
多在关键时插一、两句。警察们并不多言，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着。末了，我觉得
这丢民运脸的荒唐剧应尽快结束，遂径自起身离去，其他人也随后走了出来。
事后，我心里窝火透了。深感简直是出了民运的洋相。王希哲获悉此事后对我说
：“你们这，这，这是怎么搞的？象什么话嘛！”我无言以对。多年以来，我一直
觉得这是我在七九民运中做的一件最不得体的事，心中永有难以抹去的懊悔。
民运内部这类无原则的纠纷据闻在其他城市也有发生。不过作为局外人，在此就
不多言了。只是，有时摩擦甚至不会局限在本地区之内。如八零年我曾收到一位外
地民运朋友的来信，信中指王希哲只写稿，从不做刻印之类的事务性工作，是老爷
作风，并要我告诉王希哲，民运中不应有老爷，任何人没有老资格可吃。我当然没
去对王讲什么。只是与其说我对这位朋友有点偏颇的看法感到意外的话，倒不如说
我对他如何知晓这个情况尤感困惑。
还有一样应提一提的是，“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引发了一些民刊质疑其
代表性及领导机构的产生。事实上，在当局的压制下，民运运作十分艰难，既没有
自己的通讯网络，参加者又基本都是“业余闹革命”，短期内实难把工作做得周详
。幸亏当时已面临中共政权的巨大压力，弱小的民运还没有富余的能量去用于大面
积的争端。我有时想，鉴于民运中某些人工作上的粗糙及品格上的负面因素，假设
七九民运能成点气候的话，其多余的负担也会是令它不堪重荷的。
二、“多余负担”的来由略析
我觉得有必要先偏离一下题目来讲讲的是，并非民运内部的所有矛盾、斗争都是
“多余的负担”。有些基于对某些观点不同的见解，或对某些事情不同的评判而产
生的争论，批评或反批评，都应视为正常的，亦属民运的组成部分。
例如在当前海外民运中，有人认定从中国国情来考量，以体制内改革为适宜。有
人则觉得在中共体系中，保守势力相当强大，使体制内改革难以奏效，希望还是寄
托于体制外民运的强力运作。有人坚持中国的变革应以和平理性为准则，有人则认
为不应绝对排斥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契机下，某一程度的民众武装斗争的可能性。显
然，这些争论都是正常的(顺便说一句，民运人士与颜真们的笔战则不应当做民运内
部争端，而应视为民运与中共辩护士之间的对仗)。
又如曹长青与某些回国人士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亦并非无谓内斗，而是有其正面
意义的。我觉得曹长青对这类事情的批评甚有道理。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国本来是自
己的基本权利。但明摆着的是，中共因你参加了海外民运而不让你进国门。你写信
、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干嘛？如果是向中共领事馆讲一番不要剥夺中国公民的基本
权利的道理，以促使它放自己入关，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有可能吗？有必要吗？如
果是向中共力陈自己在海外没有干过任何不利于中共政权的事情，那中共是有可能
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剔除。但这样一来，你就不要再顶着民运精英的光环，即应
放弃由这一光环而带来的种种利益。
中国民运当然是中共政权的对立面。民运参加者，尤其是其中一些知名人士，当
有其气节，不与中共私下做交易是一条很起码的行事准则。我看不出曹长青的批评
有什么那么大的谬误。当然，他也许可以写得婉转些，但言词锋利不是他的过错，
而是他的特色。说来，海外民运中有这样敢于仗义执言的人还真是难得呢！
我没有参加海外民运组织，对其中属于“多余负担”的摩擦、内斗，并无切身了
解，仅从报刊上略知一、二。故此我无从循海外民运内斗的踪迹去寻觅其来由。但
若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七九民运去思索，倒可以理出一点眉目来。
关镇海对我的恼恨是很自然的。一个小青年，满腔热忱地来参加民运，却被怀疑
为共特，受到冷遇，那真是够气愤的。回想自己当时的分析水平也太低了。关提出
那些询问确实难免令人生疑，但怎么不再想想中共秘密警察当局哪里会派一个年仅
二十的小家伙来呢？而且，真的坐探，当应不动声色，工于心计。象关那样直接询
问，明显是为小青年的热情和好奇心所驱使。还有，即使有疑点，也应暂存心中，
并再细心观察，小心提防便是，怎能对他人讲呢？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啊！
古学霖对我的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声责备他，叫他面
子如何放？没有按时完成所应承的工作，致使刊物面临不能如期出版的损失，他理
应有所内疚。但这一推论是以当事人的品格相当优良为前提。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
中，这前提往往是不充足或不存在的。一个人参加民运，只能说明他对中共政权持
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态度，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具有系统的民主理念，更不能证明他
品格上的优良。又怎能要求他人是谦谦君子？并且，即使撇开这个品格问题不讲，
想想自己就远远不是完人，我也不应当众责备他。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
误。大家都是凭着一股热情去投身民运，“业余闹革命”，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
难。一时未完成工作，会是由于某些难言的原因，应予以谅解。民运组织中谁是谁
的领导？只有在中共的官办企业中领导才可以训斥下级，在美国私营企业里，老板
呵斥了工人，工人都可能愤而摔工具辞工不干，何况是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没
有工资支付关系的民运组织中？我即使批评他，也只能是个别地、心平气和地进行
。否则，后果一定不良。
谢金海对我的不满是文坛上司空见惯的问题：因投稿未获刊登而引发作者与编者
之间的矛盾。记得广东文坛大名人秦牧就曾大叫其苦，说来稿太多。作者大都认为
自己的是上乘之作，而编辑们却另有看法。许多来稿未获采用的作者写信或亲身来
杂志社质问以至怒骂，杂志社穷于应付。秦牧大声疾呼，文坛这条路太窄，青年们
的聪明才智请往别处发展吧！不过我面临的这类情况并不多。对谢金海，我本应找
他单独谈，说明暂不采用其稿的原因，请他谅解等等。这样或许他的心理较能平衡
。但我在忙碌中把他的来稿往抽屉里一放了事，这确实是不尊重他人的劳动。到头
来我就自食其果了。
我与这三位学会成员的摩擦，显然主要是由我工作方法上的粗糙所引起的。而事
情的严重性在于，摩擦一旦产生，对方都不会把我的错误仅仅归结于工作方法上的
问题。当他们聚在一起，各吐心中的不快，并取得共识后，其观点必然会大幅度升
级。我的错误被认定来自我品格上的缺陷：专横独断，把《人民之声》当做自己的
私产等等。于是进而商定利用某个适当的机会对我进行责难。
后来我与何求的矛盾看来较为复杂一些。其中有些是对某件事情观点上的分歧。
如围绕双方稿件的争执，对我应团刊约稿一事的看法等。这些可不列入无谓内斗。
至于在何求处的那场争吵，则属于最典型的无原则纠纷。当时我完全是意气用事。
明知东西要不回来，为了出气，还是要去。如果我当时多一分忍耐，少一分焦躁，
多一分宽容大度，少一分报复心理，这件出民运洋相的荒唐事就不会发生。
从自己这些亲身经历出发，思前想后，推而广之，我隐约可以悟出，当今海外民
运中的许多“多余负担”，也有可能是渊源于众多当事者工作方法上的粗糙及品格
上的缺陷。
而且，我还推测，更为麻烦的是：有些本系正常的观点分歧，在争执中会渐渐走
样，也落入了“多余负担”的巢臼。而某些属于人事上的纠纷，无原则的内斗，却
又会披上一层观点分歧的堂皇外衣，令人极感困惑，深觉棘手。这些，不知民运诸
君以为然否？
三、减轻“多余负担”方式之浅见
如果对“多余负担”的来源没分析错的话，那么减轻它的方法似乎也顺理成章地
可以得出，那就是加强工作艺术的提炼及注重自身品格的修养。
这前一项是不太困难的。大多数人都在实际生活中吃一堑长一智，不断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提高处事能力。例如我在错怀疑关镇海后对S的问题就谨慎很多，在被
古学霖等斥责为专横独断后，就较为注意自己的态度，尽量不立即否决别人的意见
。
至于后一项，好象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大多可以承认自己处事艺术差劲，而难
以承认自身品格上有欠缺(这里边说不定也包括了我)。我们可以希望民运的参加者
们都去注重自身品格的修养，却不可预期他们在某一期限内都修炼成了“正果”。
坦率地说，人的品格确有相当大的先天成分。一个口无遮拦、胸无城府的快人快语
者，尽管一再碰钉，也甚难变成一个老奸巨猾；而狡诈刁钻，心术不正之辈，尽管
对其多加劝喻，也未必能成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之士。
事实表明，某些民运参加者品格未及常人中位值，个别人的品质甚至会是十分恶
劣。诸如嫉贤妒能、偏狭报复、醉心名利、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刚愎自用、投机
取巧、文人相轻……等等人性中的负面因子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一些人身上。正
是由于人品格上的先天成分及后天塑造的难度，使上述两个方法都颇难取得减轻“
多余负担”的卓著成效。故此有必要另辟蹊径。我捉摸，这蹊径应是“分道而行”
。
就当今海外民运而言，“分道而行”就是组织上的多元化，不强求大一统。
路上的车辆行人太多，为避免或减少时有发生的摩擦碰撞，可考虑划分车道后另
建道路。只要前进的大方向基本相同，这些措施都是可取的。
其实，不但出于上述原因要考虑“分道而行”，即使是基于民运内正常的观点分
歧也有必要如此，如坚持体制内改革的人士与主张体制外改革的人们就没有必要统
一于同一个组织中。还有，除了品质因素外，即使从人的性情上去考量，“分道而
行”也是有益的。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民运的参加者，大多不但有一定的知识
文化，还有一定的个性，否则就会去做专制下的顺民了。从气质学上来看，民运参
加者以多血质居多；胆汁质次之；抑郁质很少；粘液质为零。多血液活跃、胆汁质
猛烈。当这些性情的人聚在一起，难免仅仅因执拗、冲动就会产生摩擦。故此，只
有在政治观点上没有明显分歧，在个性上又能互相包容的人们，才适于在最近距离
内合作。我时常会想起冯粤超。我与他并无直接摩擦。但在“五一”会议上他的态
度最为激烈。由于共事时间其实很少，我无以洞悉他对我的不满，究竟系来源于观
点上的歧见抑或品性上的冲突。但从中我却得出一个看法：彼此之间不具备包容性
的人们，还是分开干工作的好。
“分道而行”并不是分道扬镳，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当前
海外民运可以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民主理念；抨击中共政权的弊端，揭露其压
迫、剥削、欺骗人民的种种伎俩，探索在政治上、经济上建设中国新社会的方案，
并凝聚民主力量，及对国内民运组织，民运志士各种形式的支援。这些都是细微的
工作，无须搞大兵团作战。
但若到某一天，形势发展到民主力量有可能以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与中共政权对
决，后在公开的选举中与中共一竞高下，那么各民运细胞组织就应适时地结合成较
庞大的机体，以承担这一重任。
何求与我冲突甚剧，但一旦分开，相安无事。目标都是为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工作可以分开来做。而在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委员会”时，我与何求又汇合在一起
了。
故此，民联、民阵一合为三，虽令人感到突兀，但细想一下，并非坏事。《中国
之春》分成《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乍看之下，似为分裂之典型。但静心推
敲，就会了解这不失为解决纠纷的办法。当年赫鲁晓夫都表示愿意与美国搞和平竞
赛。而今同一营垒中的民运组织为何不可在各自的工地上为中国的民主大厦添砖加
瓦呢？
我“分道而行”的主张，想必会受到胡志伟们的斥责。胡志伟先生曾在《世界日
报》的《世界论坛》上发表文章，大大将海外民运讥诮一番。其焦点之一就海外民
运组织太多、山头林立、官多兵少，甚至是秃头司令，主席、理事、会长之类的头
衔满天飞。其实他所举的十几个民运组织，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学术性的；有
的是专项功能性的，有些则是留学生的。各有不同的功能内涵，彼此并不可替代，
这怎么会是民运的负面形象呢？胡志伟先生总该承认，只要有实际内涵，有具体的
工作做，民运组织当然是愈多愈好。这起码可以说明关心、参加民运的人数趋向于
多。至于主席之类的头衔满天飞，有组织总得有主持者，叫主席也罢，叫召集人也
罢，实质上只是个称谓而已，并没有谁给他特权，给他支高薪。中共的机构也是官
多兵少，常见三个正副科长一个科员。真正是“局长满街走，处长多如狗，科长做
扒手。”胡志伟说民运的主席头衔满天飞是文学修辞上的夸张，中共的长们满天飞
那才是事实。一个处长、科长之类的七品芝麻官就可以飞到鹅潭宾馆顶层欣赏歌舞
，飞到庐山、苏杭游山玩水，飞到港澳“联系业务”，飞到日本、北美、欧洲“考
察市场”。
我还想告诉胡志伟先生，七九民刊运动中也是官多兵少。除北京某些民刊有较丰
富的人力资源外，各地民刊编辑部大多以寥寥数人组成，甚至单人办刊，主编同时
就是刻印装订工。民运组织官多兵少的特征恰恰说明了民运组织以质量见长而不以
数量取胜，这有点象军队中的教导队。一旦民运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勃兴
，以原先的民运组织为粘合剂，以其成员为骨干力量，就可以集聚起浩浩荡荡的民
主大军。这个道理连中共都深为洞悉，故它总立求将民运扼杀于摇篮中。
民运组织多也并无“拉山头”之嫌。“拉山头”一词盛行于文革，因各级革委会
里的席位往往以组织来分摊，故不失时机地搞一个组织，即“拉山头”便可能在革
委会里争到一个或几个席位。而今民运组织并无政府机构里的席位可争，哪里扯得
上“拉山头”呢？
“分道而行”，增加各自的活动空间，减少不必要摩擦纠纷，并不是说民运组织
间只许强作欢颜、或相敬如宾，观点上的歧见当然可以争论，谬误的事情当然可以
批评，更激烈的斗争还可放到日后。
或许在今后某个时刻，民主政治在中国大陆上初具规模后，民主阵营的盟友们顿
生龃龉，其来源既有新近的摩擦，也有昔日在民运细胞时期已种下的蒂芥。其成因
既有观点上的分歧，也有各人品格上的冲突及人事纠纷的积累效应。不要紧，此时
彼此之间不妨过一过招。
张三竞选议员，对他不以为然的人大可根据事实，力陈此人生活奢华、漠视民主
且骄横傲慢、颐指气使，根本不适合做民意代表。李四要竞选市长，对他素有不满
的人也可以事实说明此人才智平庸却又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根本不具备德才作一
市之长。各路英雄好汉们都将在社会广角 镜前“验明正身”，接受民众的弃取。
姚雪垠所著《李自成》一书中有段这样的描写。李自成只带少数随从入川，找张
献忠商议协同攻明大计，张的亲信一再建议趁此天赐良机把李根除，以绝他日争夺
天下之后患，张一直迟疑不决。一日聚谈末了，张突向李发问：“破明之后，天无
二日，国无二主，我兄弟俩该如何？”李大惊之余从容应对：“倘若果真如此，我
们兄弟俩也当明明白白地在战场上拼个水落石出。总不该在明庭大军仍对我进剿之
时先关着门自相残杀起来。既误了破明大计，也为天下英雄耻笑。”张听毕，颌首
洒笑。
如果说昔日为封建帝王思想所主宰的农民起义领袖尚能如此理性地处理他们之间
的嫌隙，那么，今天以民主理念为信条的民运参加者更应有高超的艺术用以理顺营
垒内的各种争端。
民运中无原则的内斗是“多余的负担”，那么围绕这“多余的负担”所作的思索
当然就是“额外的思索”。不过，从有益于民运的正常发展而言，它又非完全额外
。好比歼击机上的副油箱，在战斗时，它是额外的，要仍掉。但在巡航时，它就不
是额外的，有助于增加歼击机的续航力。
我没有参加海外民运，愧疚之余，罗里罗嗦地呈上这些“额外的思索”，其中凝
结了我对海外民运的钦佩、良好的祝愿和殷切的希望。如果海外民运诸君在忙碌中
仍能抽空浏览拙文，并觉得它尚有一点参考价值而不弃如敝屣的话，那确实是我莫
大的欣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