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
(之三)
刘 青
七、唐欣与联席会议
一九七九年初，大约是二月份，有一份《内部参考消息》首次报导了民主墙及联
席会议。据听说，这种简称“内参”的小报只有中央级官员才有权看。虽然这是内
部报导，但显然与警察、安全部门上交的报告性质不同。那些部门是按敌情动态上
报我们的，而这次的内参，语气虽然不是明显的褒扬，但看得出来，在力求客观公
正。内参不是哪个记者可以随意写的，这必然来自一个指示，它对民主墙应该是一
个重要的信息。与民主墙来往的人不乏手眼通天者，不久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份内参
。记者在文章头一句就说，他来到联席会议，感觉象到了月球上，那里是另一个世
界。
这份“内参”的作者叫唐欣，是当年燃料化学工业部部长唐克的儿子。唐欣第一
次来联席会议，大约是七九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是一个我回忆不起来天色的上午。
那时民主墙已经在傅月华被捕后的袭击下，稳住了阵脚，社会上的流言突然减弱沉
寂下去，而由于联席会议的出现，前来与我联系或采访的人，远远多于过去。唐欣
是直接敲敲门，推门而进的。当时，我正与《北京之春》的林刚在聊天。林刚只有
十九岁，象《北京之春》的其他成员一样，有两个特征：出身高干家庭，因为七六
年的“四五运动”曾经被关入监狱。他说他是代表《北京之春》与联席会议联系的
，恰好也是第一次来，在唐欣之前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唐欣对我们看看，说
哪位是联席会议的刘青，他介绍自己是《北京日报》的记者。他甚至掏出了记者证
给我看，笑眯眯的直看着我们，那态度不象在炫耀，而是在突出他的坦诚和取信于
我们的意愿。他找我是属于工作，这与那些虽有官员的身份，但是私人询访的情况
大不一样。
唐欣说，民主墙成了世界注目的新闻，中国新闻界反象睁眼瞎似的对此不闻不问
，这情况有点象笑话。他是希望不要把新闻都便宜了外国人，此来只是想了解点情
况，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请不要多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这反倒象在引导
我想。不过不论我怎么想，都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面对不时听说到特务奸细的
传闻，我们内部早有谈论，要坚持公开坦诚，就是警察来访，也同样欢迎。我把这
话告诉了唐欣。他那白净的脸扭向了我，说“是吗？”但是看上去他并不感到惊讶
。唐欣的兴趣很广泛，他与我谈论民主墙、当前的社会思潮、各民刊的特点以及各
民刊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他有着轻重的区别，他的真正兴趣在
各民刊的情况和那些主要成员上。我想，如果是这样，我倒可以做些安排，让他感
受一下我们的公开坦诚。于是我告诉他，那天晚上恰好要召开联席会议，他如果有
兴趣，可以来列席旁听。这次他挑起了两道眉毛，说“真的吗？”
这天晚上来的代表比较多，有些民刊来了两个代表，如《探索》就来了路林和魏
京生，《四五论坛》除了我，还来了杨靖，有一些人则是不邀自来。我曾告诉林刚
，也邀请《北京之春》派个代表来列席，不过来的还是林刚。代表到的比往常开会
时间早，我请人通知的时候，告诉代表们，在与第一个公开的官方人物接触前，我
希望有时间先向大家介绍一点情况。翻一翻共产党的历史，新华社的记者在特殊情
况下，常常起着微妙的作用。这毕竟是第一次接触，我们应有所协商准备。大家对
官方主动找来，兴趣大于警惕，我记得我们似乎就没有警惕。我们捉摸的是：唐欣
会不会如他自己所言，要对民主墙及联席会议采访，要在报纸上发表客观介绍的文
章，还有指挥他来的是什么派系的政治力量。我们有些兴奋，甚至是得意和高兴，
我们这些民刊和民众组织终于得到某种形式的重视，也可能蕴涵着强大的发展机会
。有人说，想一想，如果报纸上发表介绍我们的文章会怎么样？
唐欣比约定的时间晚来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是为了让大家在他来之前充分讨论，
以便确定是否同意他列席联席会议，他还玩笑似的加了一句，时间宽裕些还可以商
量对待他的态度和愿意谈的内容。看来，他比我们想得又多又怪，他这么想怕是有
他的原因和道理。他脱下大衣，又立刻掏出了记者证，逐一递给每个代表看。这使
大家有些觉得突然，记者证仅在大多数人手里沾了一沾，有人甚至说，“我们还信
不过你吗？”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不好意思胜过了好奇，当有人要把记者证还给唐欣
时，坐在床上最边沿的魏京生与路林说了几句，路林便伸手接了过来。他们绝不是
在手里沾一沾，单是记者证的封面和背面，他们就翻来翻去端详了一番。他们还真
给唐欣提了两个问题，当然是面带笑容和讨教的口气，大意记得是问唐欣的记者证
是不是刚发不久，以及是不是内参部记者。我有些不自在起来。不过唐欣还好，正
在与其他组织的代表随意谈笑，似乎没有注意这边厢对他记者证的专注兴趣，对于
讨教式的询问，他并没有停下谈话，只是自然的不加思索的回答几句。没有出现尴
尬，我觉得这是一切会顺利的好兆头。
实际上，唐欣并不象他外表那样，对魏京生路林查看他的记者证毫不在意。在他
写给中央看的内参里，有一整段文字描述了这一过程。虽然唐欣对此的结论是，《
探索》的成员心细，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对他比较容易相信。但是这话或许还有另
一层意思——《探索》成员对政府来人怀有深深的戒意，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对政
府没有太大的戒意，而有没有戒意，是与政府的感情的标帜。这自然不是对《探索
》的正式定位，唐欣在他所写的内参中，对《探索》还有正式的记述，是将其归入
了激烈和有问题的一类。大致上，唐欣将民刊和民众组织也分为三类，而且各组织
在哪类，与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差别不大。区别在对各类的看法上，我们说第一类是
激烈派，唐欣不仅认为激烈，而且定位在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认为有危险
倾向。划入这一类的，还有“中国人权同盟”等。唐欣最看好的民刊，是《北京之
春》和《沃土》，他对这两家几乎用的是正面肯定的词语。对《今天》，唐欣的文
章也有所褒扬，说《今天》的在文学艺术上很有特点和修养。其他的民刊和民众组
织，被划入了面目不清的灰色地带。
除了描述组织，对个人的介绍，是唐欣文章的重点。大约有十来个人在他的文章
中都有一段单独文字。我记得《四五论坛》有我和徐文立，《北京之春》有韩振雄
、王军涛和周维民，并且特意提出了年龄很小的林刚，《今天》谈到了北岛和芒克
，还有魏京生、任畹町等一些人。文章中对《北京之春》的几个人，用的是褒扬语
词，说他们都是四五事件中的天安门英雄，有好几个团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来自
中层以上干部家庭，政治嗅觉和素养较高，政治立场很鲜明，往往比中央的战略部
署先走了几步。对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的成员，用词上就有所变幻，比如我们《四
五论坛》，说我们大多是工人，主要热衷于搞组织和组织活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
么特点。唐欣的文章显然来自一种印象，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四五论坛》单是
在总部的成员，就有好几个人很擅长于写，而在《四五论坛》的全国通讯成员中，
更是集中了许多杰出的笔杆子，如王希哲、陈尔晋、孙丰和徐水良等人，民主墙优
秀的作家理论家，有一半与《四五论坛》有关。不过唐欣说《四五论坛》大多是工
人是对的。唐欣本人是高干子弟，他当然对背景相同的思想语言更容易理解。
看过这篇文章，有一些现象很耐人寻味。有些没有被视为思想反动或危险的人，
脸上笑迷迷的，说这次老魏老任他们可不舒服了。不仅背后有人这么说，我记得魏
京生任畹町路林等人来联席会议时，也有人高声大气的告诉他们，他们这次可出了
名，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意识的名单，是交给中央政治局看的内部参考上。魏京生任
畹町他们则显然心情沉闷，没有从这份参考中感受到可笑和有趣。他们大多都讲了
如下意思的话：它一份内部参考说了就算定案吗？说由它说，干归我干，不会为这
么两句话哆嗦打颤，今后只会干得更欢。我的感觉是，这次内参上的报导，对有些
人有不小的刺激，很可能往前冲得更猛更远。其实，联席会议那时应该作出分析和
判断，以便利用有利的方面，对不利的部分进行些必要的修正，才会有利民主墙的
发展。因为内参上的报导，只是官方一个模糊的意识，并不是一个要镇压的信号，
那时候官方更愿意做的，可能是对民主墙加以指导甚至招安。
对联席会议表达出明显的招安或指导意思的，还是唐欣。虽然另外也有人表示与
官方有联系，甚至表示我们如果愿意做某些变化，可以为联席会议与邓小平之间搭
上桥，但是公开自己的官方身份，并且明说自己找联席会议属于工作性质的，这样
的国家干部并不太多，唐欣是其中的一个。有趣的是，唐欣表达这种意思时，不管
我会怎么想，却总是做许多相反的说明。唐欣往往在进行了一些漫无目的采访后，
有个引人注意的停顿，声音也变得郑重起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想法，仅仅是我
自己的，请注意，这想法绝不是来自任何首长或是机构，是我自己与你们多次接触
后，不知怎么冒出来的主意，也许显得挺可笑的，但我还是要问问你。”如此的反
复讲述中，他始终很注意观察我。我当然很好奇，也知道他要说的是重要事情，不
过他那么不厌其烦的反复说明，倒叫我闹不清他真实的意思，是要我重视他所说的
话，还是要我相信他所说的话。我笑着点头告诉他，我也常会产生些奇特可笑的想
法。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不会将那些想法讲给别人听的。唐欣终于说，如果让我
还有民主墙的其他一些人，那些在青年中有些影响和威信的人，到团中央专职做青
年的工作，一方面保持我们关心国事和敢说敢闯的特征，一方面有所组织和辅导协
调，就是说由团中央给我们提供一块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们对此会怎么想。
这确实出人意料。而且，这一趋向并不符合我参加民主墙的目标。在过去漫长苦
恼的思索中，我至少明白了一点，一个不惜以犯罪手段造成灾难的政权，没有社会
的制约力量，不会产生自我克制的冲动。我参加民主墙，就是希望在形成社会的制
约力量中起些作用。何况文革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做“闹而优则仕”，也确有因
此官运亨通的人，但素来为我所不齿，提出这种意向，就让人有不洁和轻辱之感。
因此，对于唐欣的问题，我没有想一想就断然拒绝。我说，我参加民主墙可不是憋
着受招安。唐欣听后颇有点尴尬难堪。如果今天我面对同样的问题，我想我不会如
此草率和急于表白自己。这并不是说，如果今天面对这种情况，我愿意接受招安，
而是会在做法和表达上有所不同。毕竟，提出这样的意向，说明官方还有多种打算
，在中共高层的某些派系中，可能想对我们招安加以利用的意图，远比要镇压迫害
的意愿大。这对民主墙就是一个理应加以利用的机会。保持我们的基本目标和做法
不变，同时争取改善我们的条件和扩展我们的空间，并非全无可能。至少有一点是
应该也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让对我们有好感的那些人产生反感和失望，而是增加些
对我们的了解及帮衬好话的意愿。这其实很简单，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伤及感情—
—依情依理也不该让这些人觉得受了轻蔑和怠慢，而应该坦诚的讲述民刊存在于社
会的重要和意义，以争取谅解甚至支持。但是我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唐欣
的尴尬和不快，也会传递给委派他来的那个人或那些人，民主墙的一个机缘可能就
此断送了。
唐欣并没有因为我的回答就止步，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将他对我说的这些
话，在联席会议上提出，听听其他组织的代表和活跃人士，对到团中央做青年工作
有什么态度。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告诉他在最近的联席会议上我会提出。为这件事
情，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特别会议之前，我已经与几个人提前交换了意见，
如徐文立等人，他们同意和支持我对此所表示的立场和做法。开会时，我首先介绍
了唐欣谈话的详细情况，分析了这些话的用意，以及可能来自什么地方，又讲述了
我自己是怎样应对的。不过我着重讲的，是民主墙只有在独立时，才会是社会的监
督和制约力量，离开民主墙到官方机构去，不论事先答应给我们什么方便和条件，
都不可能再有这种功能，实质也就变成人们常说的接受招安。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
一些细节，许多人不厌其烦的要我反复讲唐欣说过的某几句话，如唐欣说没说什么
样的人才算有影响和威信，显然有些人对这一提议挺有兴趣。不过，由于我在底下
已经和一些朋友谈过，主持会议时又先表示了态度和观点，加上联席会议中没有一
个代表愿意公开表示想接受招安，所以唐欣的提议并没有认真讨论。一番谈论之后
，我们很快通过了两点决议：联席会议不接受到团中央做青年工作的设想；有组织
或个人对此希望进一步了解，刘青可以帮助与唐欣接上关系。
一二天后，唐欣即来询问情况。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结果有些不解和失望。我
赶快告诉他，联席会议整体虽然没有做出接受他的想法的决定，但有些组织和个人
可能有兴趣，他们希望对这个设想多一些了解，我请唐欣告诉我一个联系的方法，
以便有兴趣的人可以单独和他联系。我想也许这点补充使他能好受些。我觉得唐欣
对民主墙整体并没有敌视和恶感，尽管他将民主墙划分成好几派，并给一些派系涂
上了危险的色彩。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有助于了解唐欣对民主墙的态度。团中央
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唐若忻，是公开的与民主墙打交道很多的又一位官员，他和另外
几位同事曾经以团中央的名义，写了一份关于民主墙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几家民刊
和民众组织及其代表，报告中有许多正面肯定和褒扬之词，还有一些对民主墙如何
引导和发挥作用的建议。唐欣有一回就此对我说，唐若忻他们写的文章太多主观和
感情色彩了，不如他的文章冷静和不偏不倚。因此，在中央上层产生的效果适得其
反，唐若忻他们的文章产生的效果，是对民主墙的怀疑和猜忌，而他的文章才使民
主墙得到了一定的了解和肯定。他当时对我分外亲近的说，想做好事也要知道怎么
做才有效，急于往高里凑很容易，但不掉下来才叫本事。他用力握握我的手告别，
显然他认为给民主墙动用过他的本事。他的话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在对待民主墙
的态度上，他的好感显然不如唐若忻那样坦诚明显。
不过，这次经验并没有中止唐欣不断产生新的想象和建议。另外一次也给人印象
深刻，并且原可能对民主墙整体产生重大性影响的，是关于民主墙迁移地址的建议
。唐欣照例在提出他这一新想法之前要解释一番。这次，他不但郑重的反复的解释
纯粹是他个人的主意，并不代表谁或是受谁委托而来，而且大谈特谈迁移民主墙的
好处和必要。这次谈话时间也比较长，归结起来，唐欣大致强调了以下几点：民主
墙不是一种长期的形式，民主墙地处交通要道，人员杂乱，上访的和瞧热闹的占了
多数，长期下去，即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也有碍观瞻、影响市容和国家形象，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的；民主墙最早曾经叫过海德公园，也确
实想成为海德公园那样评议政治时事，发表自由言论的场所，就应该象海德公园那
样，找一处清静的可以自由交流和演讲的场所，这样的场所最好也是个公园。最后
，唐欣说他认为合适的场所是月坛公园，那是地处西城边沿南礼士路的一个街头公
园。
我同意唐欣的话有一定道理，而且对得到一个正式承认提供的地点很有兴趣。有
一个中国式的海德公园，这想法就十分诱人，这等于争取到了一个自由言论的空间
。但是，唐欣这些话后面也隐含着明显的意图，我对这些意图感到不安。我说北京
的民主墙是全国性的，它的存在与交通便利和人员繁多有极大关系，迁移到一个背
静的地点，不仅外地人难以前往，就是北京人也没有时间精力前去，这实际上等于
取消了民主墙。所以要迁移地址，不应该迁到民主墙难以存活的地点。我同时还提
出一个稍微改动些的建议，就是将民主墙迁到天安门东侧的文化宫，或是西侧的中
山公园，而且将迁往的地点改成免费公园，就可以免除唐欣所说的不足，又可以不
影响民主墙的存活。唐欣也同意我的话有一些道理，不过要做这样的改动，困难的
地方太多，如北京城内的公园仅有几处，会影响了游园群众的生活，不收门票是个
经济问题，牵涉的部门问题很多，如果发扬言论自由要在城中心占一个公园，其他
的社会问题和团体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怎么办，等等。不过，一番谈论之后，唐欣还
是同意，这个问题他愿意多捉摸捉摸，也许能够有更好的主意，或是对我的建议做
些修改也可以是不错的设想。我对他笑笑，我知道这是他同意向上反映的表示，这
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唐欣本人当然不能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大概是要求回
报吧，唐欣也适时向我提出，不仅他应该好好的捉摸捉摸，民主墙联席会议是不是
也应该好好的捉摸捉摸。
我在联席会议上讲述了唐欣带来的提议，也汇报了我的改动性建议，以及我们的
谈话过程。这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绝对不接受的意见逐渐站了上风，并最后形成了
这样的决定。我记得首先表示绝对不接受的是“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
》的魏京生也是这种观点，此外《北京启蒙社》也很快的倒向这一观点。《人民论
坛》的赵楠和《群众参考消息》的夏训健态度比较温和，一开始对这一建议还表示
了兴趣。我们刚开始讨论的前几十分钟，一直在谈论这个建议的背景，我们如何利
用这个机会，争取较好的条件。有些想法也很可笑，例如有人就提出了前提条件之
一，是要求把某一个公园交给我们，从行政管理到财务管理都交给我们，财务收入
作为我们主持这种活动的费用，否则我们不放弃民主墙，就是要在北京市中心的大
街上让他们难受，用这种方法逼他们让步。但是后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墙
绝对不能离开西单，离开西单就会落进圈套，自寻死路。这一观点的理由是，民主
墙迁走就会与过去的历史和基本群众切割开，不会再叫做民主墙了，大量冲着民主
墙来的人，包括国外的外地的，甚至北京的人，都会不知道去哪里找我们，我们又
要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离开民主墙就不会有便利的交通和大量的人流，又没有历
史契机再创造一个人们认可愿去的场所，只剩我们这些民主墙的人是维持不长的；
而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官方这一建议用心叵测，就是有好处，我们也不上这个当
。
不仅我在联席会议上的进展不顺利，唐欣的进展大概也不顺利，因为我们再次见
面时，唐欣没有告诉我什么新的设想，也不提月坛之外的其他场所，只是想听听民
主墙方面的反映情况。当然，就是他能告诉我一些有利的变化，也于事无补，因为
我可以告诉他的只有一点，就是联席会议不同意任何迁移民主墙的计划。唐欣对此
沉默不语，好象已在他的意料之中。大约八九个月以后，就在我被北京公安局无理
扣压之后不多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取消“四大自由”，将民主墙的问
题交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处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即决定，取消西单民主墙，将
民主墙迁往月坛公园。唐欣年初的所谓的纯粹个人主意，年底由中央指使北京市强
力执行了。不同的是，民主墙这时已经失去讨价还价的有利态势，甚至连表示抗议
的力量也不够了，所以对人大常委会越权通过取消宪法一项重要条款，而且是与民
主墙生死相关的条款，只有无可奈何。
我在监狱漫长的独处或是被囚徒们监管的寂寞中，有时会想，我们当初的做法是
对还是错？也许，从理论和感情上说，我们所做的都无所谓对错，但是从政治操作
上说，显然不当。然而我们所做的正是政治操作。政治操作必须坚持目标和原则，
但要随时准备谈判和妥协，这大概是必备的技巧。唐欣给我们送来的，无疑是一个
有所压力和威胁、但没有关闭讨价还价大门的试探气球。那些压力和威胁，在当时
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中，中国政府无疑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它之所以没有立即实现
，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我认为其中的四条很重要：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没有尘埃
落定，保持一定的社会压力对某些派系有利；以邓小平为首的老派官员之所以能够
重登政治舞台，主要得力于社会民间的舆论和压力，要对这种力量开刀，还要等待
时机及克服点他们的心里障碍，当然难以一边说“多好的人民啊”，一边大开杀戒
；民主墙出现的时间还不长，究竟如何认识看待，也还不够清楚明白；邓小平说再
也不搞运动和阶级斗争，如何解决民主墙就颇费周章。不过，所有这些原因，如果
遇到已经将我们视为政治敌对方面的坚堤，必然撞得粉碎，那些压力和威胁便会实
现。我们当时有利的选择，第一就是要避免它去实现，第二则是在认清不可避免要
做些变化后，尽力争取得到最大的权益。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有清醒的头
脑和技巧，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文化宫或中山公园内争得民主墙一席之地，也不
是绝对没有希望。而且，我们迁移民主墙，要求在报纸上发一条信息或是广告，大
概不难做到。有了这一步，我们再将民主墙的刊物和文章办得好一些，保持住民主
墙的规模和声势，应该有这种可能。而且，由于街头凑热闹的会相对减少，而报纸
的公开报导，会使不少民主墙的观望者大受鼓舞加入进来，有可能使民主墙的质量
和阵容有个重要的上升。“星星美展”由于第二次展出登了报纸，其人数和影响，
是第一次展出不能同日而语的。“八九民运”，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广泛报导，绝
对产生不了我们所看到的声势。所以我们的拒绝，是双重损失，第一是在我们十分
弱小的时候，向政府示以对抗挑战，第二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不加以利用。我们如果
谈判，就是最坏的结果，也不会象后来宣布迁往月坛时那样，条件苛刻到就是为了
封杀的程度。
随时准备不丢失原则的谈判和妥协，这是一个新兴的有生命力的社会运动拥有自
信和成熟的表现。新兴就不会强大，在与对手的交往中，不该指望站上风一如己愿
。能够争到生存，还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可以说出手不凡了，远比固守不动甘冒
死亡之险强。新兴和富有生命力，又是自信之源，由于我们坚信把握了未来的历史
走向，所以大可不必在一时一事上以死相搏。只有感觉死亡威胁的旧权势，才会每
一步都拼死相搏。我们当然没有必要挑选死拼而放弃周旋，丢失自己发展壮大的空
间时间，而空间和时间显然对我们是必要又有利的。成熟则是具有冷静客观分析形
势的能力，挑选并争取有利趋势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当然不能对我们当时的做法
严加指责，我们在能力和智慧上确实大大不够。不过我们所挑选的竟是最糟糕的一
种，就并非没有原因，而是需要认正思索的了。已经抓倒手的舍不得放弃转换，对
固有形式的迷恋，是原因之一。看不清危险和发展，是原因之二。有意显示清高和
坚决，并挑选夸张式的不合作顶着干来表现，在本可以磋商或谈价钱的地方，却受
这种意识和感情所累，大概是原因之三。也许，个别人还有表现欲，在这件事中没
起作用或角色不重要，因此偏要加以刁难和阻碍，大约也是造成困难的有意无意的
心理原因。
这件事情之后，唐欣来找我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他其实是一个对民主墙绝无恶感
的人。唐欣至少与民主墙的好几个人有过不少交往。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留下的印
象是，他对民主墙有好感，他与中国的最高层又可以拉上线，他想努力将民主墙、
至少是民主墙的一部分，推荐给最高层，相互能够有理解和沟通，使民主墙的精神
在一种好形式下长期保留，有创意的青年得到重用和发挥。也许，在唐欣的主观意
识里，有这样的成分，但要说及身份，我倾向于他另有身份。在邓小平文选中有一
段话，说奉命做民主墙工作的共产党官员，当然不包括在处分的范围内。唐欣的公
开的记者身份和他在民主墙所做的这几件事，显然是奉命而来做民主墙的工作。否
则，就难以理解，他的主意为什么总是围绕着如何引导和使用民主墙转，而且总是
与中央的打算如出一辙，搬迁民主墙到月坛就是一个最具体的证明。而且，他与民
主墙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受到处罚，也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发展，早在八十
年代，唐欣就是中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了。当然，最直接的证据，是唐欣本人
对我的表示。在“星星美展”游行之后的严重危机中，有一次唐欣与我谈过话在东
四14条路口分手，他突然对我谈起了警察对他的跟踪和调查。对此，他虽然有些气
愤，但并不在意，他说，警察再这么干，“邓大姐首先就会不答应的，还不需要其
他的人出面，看他们有多少胆。”邓大姐当然是邓颖超，她与周恩来谨小慎微终身
，对唐欣的这些指派，想想也不会是她的擅自行动。这些情况让人痛心的说明，在
一些重要的时刻，我们做的实在糟，在历史的机会到来时，我们可能还没有理清楚
，我们究竟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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