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四)

刘国凯


  关於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已写了三篇，但停笔之後，心头又总有一种言犹
未尽的感觉。七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吗？它与在它之前或之後
的民主运动、民主思潮有什么关系？中国民主事业今後的发展趋向如何？等等。这
许多问号萦绕盘旋在脑际。因此仍想与朋友们共同探讨。

一、大沙漠那边的绿洲遗迹

  在中国当代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中，哪一次应视为第一次呢？有人说这个殊勋非
七六年的“四五”运动莫属，有人认为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堪称民主浪潮第一
波。而我则觉得早在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已是中国当代民主
运动的第一响。
  於五七年盛夏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份子”而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工商
界人士、大学生在全国有好几十万。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为各机关团体、学校、事
业、企业单位里的职员(中共将之统称为干部)和教师。其所谓向党进攻的内容，大
多只是对中共个别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异议；对本单位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进行了批评
；对自身所受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表示了不满等等。其实，这些都远远未对中
共政权构成威胁，甚至也谈不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共的政治观念有所挑战。因
此，它确实谈不上是一场民主运动。而且，如果“向党进攻”的内容仅此而已的话
，“反右”运动大概也不会发生。
  “反右运动”由中共的“开门整风”导出。
  中共中央关於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开展整风的指示，五月二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这次整风与以往的一大区别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号
召他们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什么原因促使中共要这样做呢？
  五六年夏季的波兰波兹南工人运动和秋季的匈牙利事件给中共高层以相当震撼。
虽然他们确信自己的统治力远较波共、匈共强大，此类情形绝不会在中国再现，但
也意识到由於党员干部的品质作风问题，会使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情绪
的积累，终究不利於其统治的巩固。中共高层当然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推行的社会制
度和政治结构有什么缺陷，倘若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弊端，那也只是由中、
下级干部的不良行为所至。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中共执政後，某些党
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有必要严加处置。中共中央的整风指
示中则明确指出：整风的目的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
东也曾说：“一九五六年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这些人
闹事的直接原因只是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主要原因还
是领导的官僚主义。”
  当时中共高层心中的打算是，通过人们向党提批评意见，甚至发发牢骚，使其心
中的不满渲泄掉了，亦给党内的官僚主义以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改正。从而在新的
高度上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赖、拥护，中共的统治也就更巩固了。
  日後在那几十万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们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按此中共
设计的轨道运行的。如果没有那不足百分之一的出轨者，事情本来是可以有一个双
方都皆大欢喜的结局。人们心中的一些怨气发泄了，心里舒服了；某些党员干部颐
指气使的态度有所收敛了，有关政府部门对民间疾苦较为重视了。中共高层以虚怀
若谷、豁然大度的形象出现，党外民众也报以通情达理、忠於社稷的情怀。於是乎
党的形象更加完美高大，党外人士深感幸遇明主，欢声雷动，更愿为之尽忠效力。
党也对其礼遇有加，於是乎党内党外和衷共济，共创“社会主义”大业。“贞观之
治”当相形见绌，唐宗宋祖也“稍逊风骚”了。
  可是，中共高层这一美妙设计被那不足百分之一的出轨者搞砸了。这些人向中共
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使中共政权的法理性受到质疑。请看以下事实：

  “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章伯钧认为中共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应有明确分界，即
应党政分离。这是对中共党政合一(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在当今共产党国家中的借尸
还魂)的直接挑战。他还提议成立政治设计院，来制订治理国家的法令、法规、措施
，这无疑是要分割中共的统治权。
  “民建”副主席章乃器认为阶级已经消灭，领定息不算剥削。如果说民族资产阶
级仍有两重性的话，其消极面是次要的，其表现形式只是自卑和畏缩。这显然与毛
奉行的阶级斗争理论，随时准备把民族资产阶级拖上阶级斗争杀牲祭坛上的谋略对
立。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很多党员的才能平庸，
却被委以重任。这种做法实质上是“莫非王土”的思想主导，形成了党天下的局面
。他质问，国务院有十二名副总理，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难道非党人士的才能
都如此不堪？这是对中共一党专政的直接抨击。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认为当时中国法制极不健全，以至蒙冤者甚众
。他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全民审理三反五反、肃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
案。这是对中共执政以来重大政治措施的控诉和否定。
  《文汇报》社长，全国人大委员徐铸成抱怨该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文化程度有
限，从未做过新闻工作，但却掌管着用稿大权。常把许多稿件都改成教条八股。另
一位新闻工作者讲得更明白。他要求彻底地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而钳制言论、新闻自由是中共的统治法宝。徐铸成等人要中共放弃这一法宝，岂不
是要对中共政权釜底抽薪？
  ……
  关於这些可搜集史料，能够编撰一本大“右派”们的言论录。在此就无可一一列
举了。
  如果说中、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在座谈上、报刊上温文尔
雅地向中共发起谨慎的挑战的话，那么青年“右派”们则情绪激昂地展开了他们的
行动。北京大学学生又是一马当先，上百张大字报、漫天铺地而来。从中共党员干
部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到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都成了他们奚落、嘲讽、批判的对
象。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以其犀利的言词、敏捷的诗才、辩才掀起旋风。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认为当时中国所实行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她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民主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民主。”她还说要给
起个名字，叫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
  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干部张白生说：自解放以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
。宪法只是一纸空文。集会、出版、结社等项自由虽写进了宪法，但人民并没真正
享有。共产党实行独裁。国家的绝对权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泥
人偶像，开会举举手，做做样子罢了。
  北大另一名学生钱居平写了一篇令中共高层极为震惊的文章，题为“论阶级的发
展”。文中尖锐指出：“在旧的阶级消灭之後，一个新的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阶
级在特性上不同於旧的阶级，但无论如何，总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生产资料而言
，主要的党、政、军人士掌握着权力，代表了人民中很小的一个百分数，共同享有
这些生产资料。他们把这种情况装饰起来，叫做‘由人民共同所有’。这些官吏们
相互支持，有意识地组成了新的社会集团……”
  “右派”学生严仲强的大字报极具战斗性。上面写道：“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座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
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迸发出来。”“‘五四’的火已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
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是掩盖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
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
候了。”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讲话使中共在震惊之余逮到了反击的口实，葛说，共
产党员们若不改变他们的某些政策，特别是对非党人士的态度，後者就有可能要图
谋他们的性命。这些话被中共概括为，右派份子要杀共产党。
  面对这突然暴发的政治大地震，中共高层极感意外和惊骇。当他们从最初的强级
震撼中定过神来後，立即为狂怒所主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
风会造成对中共政权如此大胆的攻击和否定。
  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士，中共认为自己早已给足了面子，江山是我党艰苦卓绝、苦
斗近三十年、用几百万条人命打下来的，尔等只不过敲了几下边鼓而已，但我党已
给予尔等丰厚的犒赏，从优裕的物质生活到部长级高官。没想到尔等竟如此得陇望
蜀、不知进退，竟要与我党平起平坐、分享江山，真是岂有此理！
  那些青年小子更是可恶之至。我党给予尔等官费读书，毕业後包尔等有宽广的仕
途。待遇如此优厚，尔等理应为我党竭忠尽智、拱卫江山。但没想到尔等竟恩将仇
报、狂犬吠天，实属丧心病狂、十恶不赦，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情此景，中共高层认为摆在自己面前只有个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这“资产阶级
右派份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打下去。
  中共高层这一怒非同小可，它理智丧失、狂乱暴戾，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那不足百
分之一的挑战者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只发了一点小牢骚的人——总共有好几十万，
全都一古脑仍进政治绞肉机里，绞它个稀巴烂。
  二十几年後，邓小平承认“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对绝大多数右派份子都予以
改正。但始终给极少数人保留右派头衔，并以此论断反右本是正确的、必要的。
  在此，我似乎殊途同归地与邓小平取得了共识，就是那不足百分之一的人确实是
从根本上向中共政权的实体及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所以我把它誉为中国当代第一
次民主运动。而邓小平也藉此一定要抓住所谓“一小撮”不放了。
  陷入“阴谋”或“阳谋”的讨论是多余的。“阳谋”论无非是毛对後来流传社会
上“阴谋”论的碰撞或反击。毛与中共高层决不会承认自己对潜藏於民主党派人士
、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情绪甚缺洞察；决不会承认自己精巧的构想竟受
到现实无情的嘲弄。你说我们耍阴谋吗？嘿，只讲对了一半，老子搞的是阳谋。耍
阴谋太猥琐卑劣、太小家子气了。老子搞阳谋，明火执仗、光明正大，奈何？这完
全是一副市井无赖的嘴脸，充分反映了毛刁蛮的个性。
  中国第一次民主运动彻底失败了。这是由於当时中共政权尚在建立之初，其反动
本质远未完全暴露。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还处於绝对蒙昧的状态中。人民被中共深
深地蒙蔽着，对它抱有幻想和希望。数量极少的民主志士主要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
的中、老年人。他们曾以其民主理念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争过，并给在野的共产
党以协助。中共执政以後，他们亦曾短暂欣喜过，但良辰苦短，他们很快就品尝到
共产党的个中滋味。失望之余顿起歧见。从民国时期带来的民主惯量使他们实难以
顺从地运行於中共的专制轨道中。然而星移物换，今非昔比了。从前是两雄相争，
别有分店，现时是一党独大，占山为王，出轨的下场只能是极其悲惨的了。至於林
希翎、钱居平等青年民主志士更是凤毛麟角，以其单薄的力量去与中共抗争，无异
以卵击石。
  镇压了中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後，中共政权向极端专制的方向疾驶猛进。非党报
刊消声了；非党高级政府官员匿迹了。右派份子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打入中共政
治种姓制度的贱民阶层，其亲属子女也受尽歧视虐待。幸存的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
，人民群众谨小慎微。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从此进入了一个寸草不生的大沙漠。只
有专制的暴风在戈壁滩上呼啸；游走的沙丘在填塞一切泉水溪流。许多年後，中年
的父母满脸惊惧地向青少年子女讲述“反右”运动，犹如年轻的妈妈表情恐惧地向
幼儿讲狼外婆的故事。只是前者的惊惧发自内心；後者的恐怖来自装扮。然而其目
的却相同，都是要孩子学得乖乖的，别调皮捣蛋，无论是在家里或在社会上。
  “右派”的故事太遥远了。这遥远首先来自代沟。“右派份子”的大多数是七十
年代成长起来一代人的父辈；而章伯钧们则是他们的祖父辈。对於九十年代的青年
来说，前者分别升格为了祖父辈和曾祖父辈。
  这遥远更由於那政治大沙漠的阻隔。後来的一代代人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星半点
有关“右派”的传说。大约知晓从前曾有一些人在大沙漠那边 开垦过一小块民主绿
洲。但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戈壁滩上的风暴吞没，只留下一点令人心酸的遗迹。现
时，从大沙漠这边向那边放眼望去，但见戈壁滩上天昏地暗、一片荒凉，连那点遗
迹也难以看得清了。
  然而竟还有极少数的极少数拓荒者，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越过了政治大沙漠加
入到当今新拓荒者的行列中。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林希翎等中国当代第一次
民主运动的先行者，理应受到後继者由衷的尊敬。

二、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

  既然五七年“右派份子向党进攻”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第一波，那它当然就顺理
成章地成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了。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这是由於那政
治大沙漠的阻隔，使这第一波与後来的浪潮不相关联。後来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事业
拓荒者基本没有从它那里取得思想素养。
  那么源头在哪里呢？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是中共所命的名字。此处我沿
用了这个历史名词。不过至此我不能不对中共政治术语里的“左”与“右”稍微进
行一下探讨了。因为五七年的右派被指责为反共，六八年的“极左思潮”又被指责
为反共。怎么中共眼中的左右都是反共？真搞得人稀里糊涂、一头雾水。
  左、右这两个方位名词被赋予政治涵义，系始於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
国民大会上，从主席台上望下来。坐在右边的国民代表政治观点保守；坐在左边的
激进；居中的摇摆不定。故在此後政治概念中，左派被赋予代表进步正确，右派则
代表保守、落後以至反动。
  站在中共的政治立场上，反对它的人是落後的、反动的，是右派；拥护它的人是
进步的、正确的、是左派。
  站在民主阵地上结论与中共截然相反。被中共咒骂为右派的人实质是反专制、进
步的；被中共封为左派的人则是专制政权的得力干将及鹰犬爪牙，是反动的。“中
央文革”、“四人帮”就是左得出奇。当前中共里保守派大将邓力群、何东昌、袁
木等都有左王之称。由此推论，被中共称之为“极左派”、“极左思潮”当然就是
极端狂热地为中共专制效力的了。
  於是，有人会藉此对我说：哈，你搞错了，那“极左思潮”怎么会是中国当代思
想解放运动的源头呢？
  唉，左左右右、右右左左、左右难分，要把事情弄清，我们还是从头道来吧！
  文革风暴起於六六年初夏。当时毛故意撒手外巡。刘、邓主政，在各机关团体、
事业、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大搞揪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份
子、勇敢份子、游鱼(即後来被称之为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时，拥
护党中央又拥护本地区、本单位党组织或工作组的谓之左派。而只表示拥护党中央
但不拥护本地区本单位党组织或工作组的谓之右派。此期间是刘、邓坐在主席台上
望下来，对“左”、“右”进行区分的标准。
  六六年秋冬，文革进入批资反路线阶段。紧接着六七年元月进入夺权高潮。从此
以後，是毛及其亲信坐在主席台上望下来，於是，拥护党中央、保本地区、本单位
党组织或工作组的谓之保守派；拥护党中央但反对本地区、本单位党组织或工作组
的谓之造反派。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造反派被封为左派，而保守派并未被冠以右派。

  造反派受到各种压制，毛中央指示军队应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即要军方支持造反
派。但相当一部分军方头目的判别标准与毛中央大相径庭。他们往往把保守派视为
左派，把造反派视为右派。从而使造反派更受压制。以广州地区而言，就是“三月
黑风”。於是造反派纷纷指责军方头目是带枪的刘、邓。
  从批资反路线到六八年夏秋大镇压前，造反派大体上都可以持有左派身份。这主
要是由於造反派大都听命於中共中央里的左派：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等。粗略
地看去，似乎造反派是拥共的了。
  从六七年开始，在这左派队伍中泛起了一股越出毛中央政治轨道的思潮。使毛中
央大为紧张。
  六七年夏季大武斗基本控制後，运动进入加速建立“三结合”新生红色政权——
“革命委员会”的阶段。前阶段运动中倒台的干部纷纷“亮相”复出。许多军方头
目成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主角。曾几何时，这些干部曾被群众在毛中央的支
持或默许下推上了审判台。人民群众批判他们执行资反线迫害无辜，批判他们走资
本主义道路，更揭发了他们道德品质的败坏，工作作风的专横恶劣。他们被夺了权
，从尊贵的高位上摔下来。原有的社会等级瓦解了。不少人都在期望着，今後会诞
生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权。
  但是毛很快亮出了他的底牌——“三结合”。一些倒台干部和新近还镇压过造反
派的军方头目纷纷成为新生红色政权里的主角，群众组织代表仅仅只是陪衬。这不
能不使造反派感到别扭、愤懑、慌乱。而这种情绪的流露又引来了对毛中央的责难
。
  於是造反派分化了。一部分人极力去克服心中的不快，努力“紧跟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尽力与军方头目、复出干部协调关系
、握手言欢，以维持自己的正统左派头衔，巩固自己已取得的地位。一部分人灰心
丧气，情绪消沉。只有一小部分人对此十分愤懑，不能释怀。运动中的风风雨雨、
反反复复，使他们朦胧悟出某些大人物是要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纳入某个范畴和轨
道，去充当某种政治工具。他们渐有被欺骗的感觉。於是他们愤然喊出了“要群众
运动，不要运动群众！”他们质疑：为什么各地的军队大都支持保守派？为什么革
命委员会要让镇压群众的军队首长及地方干部主持？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许多社会黑
暗面更使他们陷入思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怎样才能实现社会
主义的美好理想？当前仓促尊命实行的“三结合”是否真是人民政权？如果不是，
该怎么办？
  显然运载这一连串问号的思潮大大突破了毛中央规定的思想框架。毛中央遂斥责
这一思潮为“炮打三红”、“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
须加以严厉批判。当时毛中央把它称之为“极左”，系由於造反派已是左派。而此
思潮来自於造反派中，且为激进，故谓之极左。尔後不久，毛中央已觉察不妥，并
再行正名。
  “极左思潮”在许多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中不同程度地、或迟或早地产生着、传
播着。而其中最早见诸文字、最具理论性、战斗性的是湖南“省无联”的政治纲领
，“中国向何处去？”其执笔者杨曦光竟是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青少年。
  请允许我在此节录“中国向何处去”中几小段最关键的论述，让当今的民运朋友
们直接听听二十几年前思想解放先驱者的声音吧：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
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由领
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
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一月革命风暴是革
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这个被推翻的阶级
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须触动军队，中国既已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
脱离在这种社会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还根本没有触及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
队问题。军队走资派与地方走资派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
  “‘三结合’的提出，等於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
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
由於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
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彻
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革命
委员会就是改良主义的产物。”
  “中国向何处去”很快被各地造反派组织翻印。这常常是藉批判之名，行传播之
实。毛中央在震惊之余，马上着手扑灭这星星之火。而且他们还很快察觉把“中国
向何处去”冠以“极左思潮”并不恰当。因为在中共的政治思维中，左总是好的。
极左只是好得过份了。好得犹如忠实的熊打了主人脸上的苍蝇。而杨曦光们的观点
显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否定了中共自诩的人民性。实质上是
反对共产党的。故其实完全是右、极右。於是批判的调门旋即修正。“中国向何处
去”被正名为形左实右，极右，再加以狠批。
  谢天谢地，一段左手右手的公案至此总算水落石出。
  近日在《中国之春》看到一篇王希哲先生题为“关於李一哲思潮”的文章。文中
说“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我想，王希哲先生是否鉴於在人民
营垒中，中共封为左的名声臭，极左自然就会极臭。所以忙不迭地撇清李一哲思潮
与“极左思潮”的分野。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必过虑了。
  然而再细看下去，王希哲先生并不仅仅是被方位游走不定的左、右所困扰，他还
真的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所代表的思潮是反人民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万分。
他文中说道：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
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
‘北洪杨’极左思潮的同志或同情者。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年这八年时间
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向任何相反方向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
投入‘四五’运动，相反，他们只能是‘四五’的敌人，是毛泽东、华国锋、江青
镇压‘四五’的坚决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纲领就是要打倒周恩来，而李一
哲及其同志、同情者则要保卫周恩来。”
  “极左思潮”有一个鲜明的论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矛盾的尖锐化。“新
文革”系指毛及其亲信体系；“旧政府”暗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从中央到省、市各
级的政府官员。“极左思潮”自行定位於毛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并相信毛的原
意是要打烂旧的政府机器，只是由於这旧机器的力量相当强大，而且又得到军队的
支持，故毛的革命路线屡受干扰乃至挫折。
  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自造反派的杨曦光们持有这种观点是很合乎逻辑的。请别忽
略，杨曦光们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先行者。“极左思潮”的广泛产生、曼延是在
六八年，而杨曦光们早在六七年秋就开始了他们的新探索，而且远比其他人尖锐得
多、理论化得多。那时，毛中央尚未对造反派变脸。各地造反派还颇为光风。红卫
兵小将尽管已受到一点责备，但丝毫还没有被扔出作替罪羊的迹象。杨曦光们不可
能在此时就认清毛的真实面目。而且，在当时那种毛已被神化为绝对正确的政治环
境中，任何一种公开的政治势力要想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忠毛的旗号是非打不可
的。连最铁杆的保守派也是如此，否则就立即遭到天顶之灾。
  然而，尽管杨曦光们极力表白自己是毛路线的忠实信徒，却仍然遭到毛中央极为
迅速的强力镇压。请别忽略，从六七年秋批资反路线起到六八年初夏大镇压之前，
全国还没有哪个造反派组织受到毛中央的严厉斥责，更遑论被投入大牢了。难道就
只是因为“中国向何处去”把斗争矛头暗指向了周恩来，诚如王希哲先生讲的那样
“一下子把中共的内部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并推向了极点”，这就立即危及了中共
政权，使它遭到了毛、周派联合起来的扑灭？
  这“中共的内部矛盾”想必是指毛、周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六七年间的周恩
来完全成为毛的政治附庸，为毛效力，顶多有时也做一点补锅救急的工作。他与毛
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对抗性的矛盾。故并没有什么值得被“暴露并推向了极点”，需
要严加镇压的。请别忘记，文革中真正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政治派别是有的
，那就是“五·一六兵团”，而它迟至一九七零年才被清算。
  不过“中国向何处去”也的确把某些事物充分“暴露并推向极点”，这“某些事
物”当然不是“中共的内部矛盾”，而是“红色资本家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
的矛盾。
  “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精髓，是它的深层思维。而“新文
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只是它的表层思维。倘若它只具有表层思维，毛中央自
不会过於震动，而其深层思维则令毛中央无比震撼。因为它极为深刻地揭露了中共
政权的反人民本质，这才真正是“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权，它遭到毛、周派联合起来
的扑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把年历翻过十页，再重温北大学生钱居平的“论阶级的发展”。我们惊讶地发现
，它的立论和“中国向何处去”的精髓是多么一致。十年前钱居平因此被打成了大
右派；十年後的杨曦光亦被冠以“极右”的头衔。当钱居平已在北大校园里慷慨陈
辞时，杨曦光才刚进初小发蒙。政治大沙漠把他们彻底隔开。但对社会敏锐的洞察
力却使他们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所不同的是“中国向何处去”更尖锐地给这个
“新阶级”起了个名字。叫“红色资本家阶级
”。
  当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保留了个百分之十。毛及其追随者
在此百分之十内。但毛中央并没有领这个情，毛并没有摸着杨曦光的头说：“这孩
子真乖！”在中共政权这个封建大庄园中，毛是个大员外，周只是总管家。毛还未
糊涂到认为有人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家丁都骂为混蛋是冲着管家而发，而并不对自
己的庄园秩序造成不利。毛也并不会认可，只靠原有百分之十的家丁就可以重新有
效地管理这个大庄园。其实令杨曦光们醉心响往的巴黎公社民选原则，早在六七年
初就已被毛否决。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政治环境中，杨曦光们除此之外还能找
到什么武器与“红色资本家阶级”斗争呢？难道他可以去鼓吹多党制？
  无论是出於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出於斗争策略上的考虑，那百分之十的保留
同时也保住了杨曦光的小命。使他尽管在大牢中煎熬了漫漫十年，但终不至被枪决
。否则就算他逃过了六八年夏季大镇压，也必死於七零年一打三反。
  六八年初，杨曦光就被捕了。他没有目睹在六八年夏季大镇压中，许多地方的造
反派与四类份子被绑在一起惨遭屠杀，他没有看到红卫兵们被无情地扔出作替罪羊
；他没有上山下乡到更广阔的天地看看中国的现实，杨曦光们没来得及发展他们的
思想。“中国向何处去”没有续篇，但却留下了六七年的历史烙印。
  而李一哲们却看到了那一切。诚如王希哲先生所说的李一哲们的思想向右发展了
。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杨曦光们没有被投入大狱，他们的思想又会如何发展呢
？向左还是向右？王希哲先生认为他们必须有所反省才会转向右。而我却认为他们
不需反省，也无所谓转向。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形左实右(毛中央早已给他们正了名，
王希哲先生对此也表示赞同)，外形是左的，即“新文革”与“旧文革”的矛盾论—
—这一表层思维是左的；实质是右的，即“红色资本家阶级”论——这一深层思维
是右的。有什么理论认为，倘若杨曦光们在看到了六八年後那么多 悲惨的现实，其
思想反而不沿其实质的方向——右的方向发展呢？
  因此，如果杨曦光们未曾身陷囹圄，但由於世事变迁及各种客观因素，使人们不
可苛求他们一定要与王军涛、陈子明一起站在“四·五”运动的前列；但却可以确
信他们决不会充当华国锋、江青镇压“四五”运动的帮凶。
  行文至此，当我觉得已把文革“极左思潮”作了较清晰的评价後，更感到以左、
右这两个方位名词来涵盖某个政治派别的全部理念是多么的粗糙。从十八世纪法国
大革命至今，社会的政治容量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当时还算清晰的政治术语用於今
天就会显得十分含混，容易产生误解、歧义，从而使人们在探讨政治问题时陷入不
必要争论，得出不同的结论，真是误事非浅。
  故此，我建议民运朋友们今後在探讨现时的政治问题时，都尽量不用“左派”、
“右派”这类称谓。而代之涵意较确切的名词，如保守派、顽固派、意识形态复旧
派、强硬镇压派、务实派、开明派、林彪体系、江(青)张(春桥)集团。体制内政革
派、体制外改革派、激进派、稳健派、策略派、非暴力派、有限武装斗争派。等等
。
  鉴此，我今後不再使用中共政权所命名的“极左思潮”这一历史名词，并更名为
“文革新思潮”。以此类推，“极左派”也就叫“文革新思潮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