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一生两上“黑名单”
郭罗基
我一生中已经上了两次“黑名单”：十六岁的时侯，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
六十岁的时侯，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被国民党列入的是追捕的“黑名单”
；被共产党列入的又是放逐的“黑名单”。
因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参加共产党，为建立一种新制度而献身革命。“新制度
”建立後却反过来迫害我自己。共产党给予我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国民党。
我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但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这是我的人生悲剧，也是我所
生存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悲剧。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变了。共产党局处陕、甘、宁一隅时，向统治全中国的国民党
挑战，也曾生气勃勃，而国民党则昏庸腐败。现在，共产党的昏庸腐败超过了一九
四八年的国民党。问鼎中原，执掌全国政权，免不了腐败，可见中国的这块黄土地
有滋生腐败的根源。改造黄土地，铲除腐败的根源，要靠全中国人民大家来动手。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绝处逢生，又有了生气。去年，我应邀到台湾访问，目睹一
番繁荣景象。昔日“黑名单”中人，非但不抓，反待我以上宾之礼。风闻有人组织
台湾共产党，未见“镇压反革命”。我在台湾讲讲马克思主义也无妨。
(一)
我在台湾、美国、欧洲都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唯独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大陆讲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被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就因
为讲马克思主义太认真。
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其实我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唯自由、民主是崇。後来学了
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是皮毛。倒是“文化大革命”中，从怀疑出发，重新研究马克
思主义，反而得其真传。
我在共产党内，起初经常受表扬，少年得志；後来又老是挨批评，历经坎坷。我
喜欢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发表看法。和党发生不一致，往往怀疑是自己错了，
党是不会错的。一九五七年，被指责为“右倾”，一个劲地检讨自己，深挖“资产
阶级思想”。一九五九年以後，我对共产党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虽然被戴上“反
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老子不再检讨
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我进一步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怀疑。为什么会上
演一场破坏性的“大革命”？想必是可悲的理论导致可悲的“革命”。但我并不满
足於自己的推论。於是关起门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挨个
儿拷问。许多人都不看书了，还把藏书当废纸卖掉，我却买书、看书非常起劲。研
究的结果，首先发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回事
，而是一步一步地退化、变异；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
的正经念得歪到一塌糊涂。再从理论对照现实提出问题，苏联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然不符合，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令人叹息的事件主要应
由斯大林、毛泽东负责，部分地由列宁负责，而不能由马克思、恩格斯负责。我又
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在马车时代，如今已
到了宇宙飞船时代，他们的思想怎么能原封不动地适用於当代？当然有问题。有问
题是否可以推翻？我曾试图加以推翻。即使推翻了那些可以推翻的东西，我发现总
还有一些东西至少现在是无法推翻的，这些东西却是基本的。我对共产党、对马克
思主义都发生过怀疑，怀疑的结果不一样：共产党是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错。苏
联和中国的灾难是违反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陷入了灾难。於
是，我决定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共产党。後来得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有一句
名言：“毁灭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以补充一点，
还有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愧为大师，辛辣的语言道出了深刻的
真理。
当时，北京大学的不少学生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转向探讨理论，欲穷究
竟。他们追随李大钊的传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著作学习小
组”、“青年共产主义学会”等等。後来人们发现，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凡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则“别有用
心”，都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於是那些聚在一起认真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伙伴们，一一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而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总
後台”。我受到“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下放劳动”的惩罚。中国知识分
子的思想经历，同时也是一番痛苦的生活经历。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形成某种思想或不愿改变某种思想而遭到官方的制裁。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党的天下，居然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有罪。
(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思十年，不发一文；“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发不可
收拾。我经常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投入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运动。在胡
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结成了联合阵
线。我们的基本立场还是“补天”，希望趁清算“四人帮”之机，在人民的批评监
督下，共产党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告别过去，从头开始。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
派阻挠这种清算。我们鼓动人们支持邓小平，反对“凡是”派，导致最高权力的转
移。共产党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不愿意改正那些根本性的错误。邓小平也祗允许清
算“四人帮”、“凡是”派和他的不同点，不允许清算“四人帮”、“凡是”派和
他的共同点。清算到一定程度，他又祭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法宝来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被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武器。会议的参加者发生了分
化：一部分人转变立场，跟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部分人坚持己见，成
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被胡乔木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又
被邓小平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在自由主义过分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是一种抑制；在缺少自由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确有自由化的倾向。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发挥不同的作
用。说我们搞自由化，并不冤枉，分歧是在於：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自由化而加以提
倡，邓小平不允许中国出现自由化而加以打击。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应
的，提倡什么化？是不是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的自由化”。一再追问，就是说不出提倡什么化。那么我来说，“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概由邓小平说了算。通俗地讲，“不听话就是自由化”。胡耀邦不听话，是自由
化，代之以赵紫阳；赵紫阳又不听话，也是自由化。
邓小平的讲话，中共代表大会的报告，不是提倡民主化吗？为什么容不得自由化
？民主可以区分为两种：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声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为什么不可以区分为两种？因为民主区分两种以後仍可以
加以利用，自由则不然。民主不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吗？共产党、政府、上级、核心
人物永远是代表多数的，所以事事必须服从。自由要落实到个人，它所强调的恰恰
是人们必须享受一定限度内的不服从。如果没有自由，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往往形成虚假的多数，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反对自由化，提倡民主化，是
南辕北辙。
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可以说，反
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至少和邓小平同样地“坚持”。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共
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不同意见。一九八七年那场反自由化前夕，我向中
共中央上书申述保留意见，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非马
克思主义的。”
我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又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祗有等着吃苦果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後，我被剥夺了发表文
章的权利。一九八二年，邓小平的盛怒之下将我赶出北大，全家发配南京。我被取
消了人民代表的资格，还不许当领导，不许出版著作，不许公开露面，……。蛰居
紫金山下，从此销声匿迹。我不学屈原，自投秦淮，亦耻为贾谊，忧郁丧生；面壁
十年，待机而起。
(三)
邓小平以反自由化求稳定，事与愿违。正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斗越
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
得不彻底。企图以反自由化来压制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
动是不可避免的。八九民运是一浪高一浪的反自由化所积累起来的民怨的总爆发。
这一次，不管是正理歪理都不讲了，干脆调动军队瞄准装着自由化思想的脑袋开枪
。
我本来就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以後我公开站出来发表三点看
法：第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六四”开枪是反
人民的；第三，共产党以“党员重新登记”排除异己是反党章的。上一次登记我尚
未在册，借“重新登记”之机就将我彻底清除出党了。政治迫害随之而来，我被取
消了教授资格，还不许我讲课，又剥夺了我的出国权利。我根据宪法和法律，起诉
国家教委和共产党组织，官司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
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五万字的《公民上书》
。我的诉讼文书在国内和国外广为流传。虽然在法庭上的裁定不是“不予受理”就
是“驳回”，民间的正义呼声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我再次申请出国，官方就不得不
同意了。共产党的脾气就是这样，这一次死不认错，下一次偷偷改正。
我运用法律的手段，凭借舆论的力量，夺回了出国的权利。这是十多年来我为维
护人权、公民权所进行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但我的出国并非逃亡，到达美国不
久，我就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从我离开祖国的那天起，我就思念我的
祖国。虽然我在中国受到几十年的政治迫害，我还是爱我的祖国。”中国大陆是我
的根，生於斯、长於斯，漫长六十年。那里有众多的父老兄弟姐妹，牵动着我的情
思，我愿为之奉献我的热血和心智。我的事业是在中国大陆。
本来我打算今年回国。共产党又改变了策略，从前是不许我出国，现在是不许我
回国。我又要为争取回国的权利而奋斗了。不许出国和不许回国同样都是侵犯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写明：“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
有权归返其本国。”“黑名单”上对我的处置是：“1998年前不准入境。”好心人
猜测：大概1998年後就可以入境了。殊不知我的护照1997年到期，祗要不予延长，
1998年後没有有效护照，就不需规定“不准入境”了。不仅剥夺了我的权利，还要
取消我的国籍，中国政府的用心何其毒也！
我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原因无非是两条：第一，我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第二，我依据法律起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不起马克
思主义的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害怕公民诉诸法律，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四)
中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始而封杀於国内，继而放逐於海外。策略的转变说明
了什么？
腐败了的“土八路”，口头上咒骂资本主义，心底里迷恋资本主义，他们真是把
西方看成极乐世界，祗能允许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出国。他们决不向“持不同政
见者”施舍进入极乐世界的门票。而且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内部消化“持不同政见
者”。现在，“鸟笼经济”已经散了架，“鸟笼政治”也越来越守不住了。无可奈
何之际，祗好让那些向往自由的鸟飞出去。特别是对合法地开展人权运动、民主运
动的人们束手无策，放他们出国拉倒；人家不愿出国还要“动员”他们出国。从前
，收听外国广播叫做“偷听敌台”，是一种“反革命罪”，可以抓起来坐牢。偌大
一个中国，简直成了封闭的“黑箱”。如果中国政府有力量把国界封住，连收听外
国广播都不允许，还能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出国吗？前後政策不同，何也？“仁
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将“持不同政见者”放逐於海外，能否维持国内的稳定？勃列日涅夫早就实行此
种政策，何曾给苏联带来稳定？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持不同政见者”作家索
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二十年後，索尔仁尼琴光荣回归，强大的苏联而今
安在哉！出现“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成为麻烦，是一些标榜
“社会主义”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在民主国家的代议机构里，议员们相互之间都是
持不同政见者，激烈争吵，司空见惯。正是各种力量的平衡，维持了稳定。视“持
不同政见者”为异己，必欲除之而後快，是缺乏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显著症状。
不求医治制度上的弊病，以赶走几个人自保，祗是在不触动原因的前提下去消除结
果。祗要原因还存在，同样的结果必将重复出现；可以断定，赶走一批又会出现新
的一批。我和我的许多朋友，本来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正是共产党的错误路线和
高压政策逼得我们走上追求独立思考、维护独立人格的道路。起初不过是党内的异
议分子，共产党不能宽容，被革出教门，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
是共产党自己制造出来的。路线和政策不改变，还会有人走上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
。以放逐求稳定，实非釜底抽薪，而是扬汤止沸。不仅如此，恐怕会越来越糟，走
向自己愿望的反面。既然成了“不安定因素”可以出国，那么想出国的人先闹一闹
，闹得共产党感到头痛，就能达到目的。这不是鼓励人们争当“持不同政见者”吗
？结果是更不稳定。
邓小平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
以回来，回来後妥善安排。”这是一副求才若渴的姿态。此话当真，就不应该开“
黑名单”；既然“黑名单”上的四十九人不准入境，再说什么希望“所有出国”的
人回国，至少有语病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其实，不准入境的何止四十九人！
因国中有“黑”而不愿回国的又有多少！如此求才，难矣哉！
在中国，最高的原则是“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几千年传统的
花样翻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老祖宗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自以为有资
格从一切方面包括思想上统治人民。实际上秦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贫乏的朝代
，竟没有留下什么好文章。《古文观止》中的秦文，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一篇
，还是秦王政灭六国以前写的。这一篇倒与“黑名单”有关。秦王政十年，要把从
诸侯国外来的人才驱逐出境。李斯上书，提出不同政见，最後的结论说：“内自虚
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刚愎如赢政，居然还能从国家利益考虑
采纳别人的意见，改变政策，秦以自强。中国领导人无暇读书，说点典故，借以类
比。祗需补充一点：把本国的人才拒於国门之外，较之秦王逐客，更是愚不可及。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在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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