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联席会议：民主墙抗争的大旗
(之四)
刘 青
八、代表权、抓特务及其他
七九年二月份以后，“中国人权同盟”内部发生了一些争斗。这原本是“中国人
权同盟”内部的事情，所以虽然有不少“中国人权同盟”的人找过我，我大多以沉
默或是其他理由，拒绝与闻，劝两派宁事息人，还是把精力和时间多放一些在民主
墙上。不过，两边大约伤了感情，争斗没有沉息下去，反而更加剧烈，终于打到了
联席会议上，躲也躲不开了。
“中国人权同盟”的负责人，实行的是常委制。从成立“中国人权同盟”，就选
出来了九名常委，后来常委虽然有变动，但有两点没变，一是常委的人数没变，依
然是九名，一是常委的权力没变，是平等的，彼此大小一样，没有什么总负责或主
持会议事务的人。在九名常委之下，又设立了许多部，常委们大多兼任各部的部长
。然而，这其实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中国人权同盟”的九名常委，是有重要不
重要，甚至大小之分的。“中国人权同盟”的十九条宣言，主要是任畹町构思起草
，而且在“中国人权同盟”号称数千的成员中，能够写文章的寥若晨星，我所知道
的写出来文章的人，也只有任畹町等一、二个。能够演讲和条理清楚的表达自己的
思想，对“中国人权同盟”的绝大多数人，也是一项太高了的要求，而在这方面，
任畹町显然是“中国人权同盟”组织中的佼佼者。所以，任畹町在“九大常委”中
，自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常委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旅。“中国人权同盟”
的总部，就设在陈旅家菜市口天井二号。陈旅负责的是“中国人权同盟”的组织部
，他为人又比较直率豪爽，所以在不少是上访者并且与上访的群众关系密切的“中
国人权同盟”，他的人脉关系多些也密切些。陈旅的母亲是老师，好象曾经当过右
派，受过许多迫害，虽然不是“中国人权同盟”的成员，但对内部事情也有一定程
度的参与。所以后来就发展出来了任派和陈派。
最先听到的，也不过是一些不满和抱怨，是说任畹町专制，独揽大权。但是随着
两边的不和加深，说法慢慢不对了，开始怀疑任畹町的身份和许多行为。从所讲述
的情况看，这些怀疑的导火线，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人权同盟”的人遭到了警察骚
扰，有些人参加过“中国人权同盟”的会议，不多几天就有警察找上门，询问情况
并提出警告。还有开会时的气氛，也在在说明内部的恐惧和疑虑。一进入会场就感
到，灯光暗淡，气氛紧张不安，彼此怀有戒心，绝大多数人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使用假名或代号，甚至有人化装，将自己打扮得面目不清。对这种情况火上浇油的
，是任畹町制作的一张会员登记表格，据“中国人权同盟”的成员说，象共产党搞
的身份调查登记表一样，要详细填写履历和其他个人资料，家属的姓名和政治面貌
等，而且要求对组织忠诚老实，所填写的情况都可以核实。参加过“中国人权同盟
”会议的黄贝岭说，他初次去开会没有经验，对别人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情
况，真的没有几天就被警察找上了门。其实，民主墙时期，每个组织里都钻进了警
察系统的人，组织内部的绝大多数情况警察一清二楚，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实。“中
国人权同盟”的问题是，不能清醒认识和理性对待，更有人可能利用了这些，因而
在内部散布怀疑及追查，并且有目的的将这一切集中到任畹町身上。
这些怀疑，不断有人传递到东四14条76号来，显然是因为“中国人权同盟”内部
无法解决，也无法调解，所以寻求在更高和更广泛的范围得到帮助和支持。有一些
不是“中国人权同盟”的热心人，也介入进去了，而且我眼看着不少的人，很快就
失去了中立的立场，加入了对任畹町怀疑的阵营。在这段时间，至少有十几个人，
包括“中国人权同盟”的人，以及并非“中国人权同盟”的人，反反复复的找过我
，说任畹町已经被警察收买，甚至说任畹町就是警察派来的内奸。我问对我说这些
话的目的，虽然每个人的说法不大一样，但最终想表达的意思，却很相似。如有人
说，联席会议是民主墙的核心所在，商量和研究民主墙整体的战略机密，所以我应
该提高警惕，不要让任畹町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秘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关系民主
墙安全的问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应该取消任畹町联席会议代表的资格，
使他无法与闻民主墙的重大机密事情。并且，还通知过我，说“中国人权同盟”已
经通过决定，任畹町不再是他们的代表。
但是，对一个人进行这么严重的指控，而支持这一指控的事实，相对来说简直象
儿戏。如他们告诉我，九名常委开会的时候，常常有警察或是他们知道的便衣特务
不请自到，而且会议的内容，据他们从内部得到的情报，北京市公安局总是当天就
能够知道。其他常委都是可靠的，那么向警察告密的不是任畹町是谁？还有，在一
些很重要的时刻，任畹町表现得态度暧昧，有意误导大家，做有利共产党的事情，
等等。对这些说法和做法，我都明确表示不能赞同和支持。如果任畹町不能当代表
，我告诉他们，应该由“中国人权同盟”作出决定，联席会议接受的是各个组织的
委任书，改换代表也要有变动的委任书，联席会议无权改变任何一个组织委派的代
表。如果要联席会议认为任畹町是不能接受的代表，必须有事实说明任畹町来到联
席会议，所从事的是与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不需要猜测或推想，
必须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我觉得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可是仍然有人来谈这件事情，有一次来了“中国人
权同盟”的四、五个人，他们说这次有铁证了。原来，他们有一天清晨到任畹町家
商谈事情，不过事前没有通知任畹町。他们推门而入，任畹町好象刚起床不久，任
畹町的妻子张凤颖则没有起床，脸冲里没有看他们。任畹町对他们的突然来到，显
得十分疑虑和不自然，说话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在得知大家要利用这天开重要会
议后，任畹町捉摸了一阵，说自己要去刷牙洗脸。可是，不久之后跟出去的人发现
，任畹町的盥洗用具丢在水龙头下面，人却跑去打电话了。他们说，任畹町见有人
来找非常慌张，手忙脚乱就将电话挂断了。他们一口断定，“知道他在给谁打电话
吗？他是在通知公安局来监视我们开会。”我只得说，我认为的铁证，是毫不含糊
的接受警察的任务，并且能够证实的，譬如警察给任畹町任务的文字资料、录音和
相片等等。有人不禁嘟囔起来“这不是干脆就别怀疑了嘛”。
任畹町也清楚“中国人权同盟”内部对他的看法和意见。所以在组织上他准备另
搞一套班子。一次，赵欣带着宋先来找我，说任畹町安排宋先为第二梯队的负责人
，如果任畹町不来的时候，宋先可以代表任畹町。宋先当时刚加入“中国人权同盟
”不久，他是一个较沉稳的人，说话有条不紊，有自己的见解主张，从感情和做事
情的态度看，不象“中国人权同盟”的大多数人那样激烈，而应该属于温和派。赵
欣说宋先能写文章，有很好的理论水平。“中国人权同盟”不论从那个角度说，多
一些宋先这样的人，确实能起调和补台的作用。不过说到由他代表任畹町，虽然话
意模糊朦胧，但由于有两派之争，我不得不有所警惕。我说如果是参加联席会议的
代表，需要有正式委托书。
事实上，有一个阶段“中国人权同盟”已经一分为二，总部虽然仍在陈旅家，但
有一些活动转移到任畹町在广渠门的家里进行，而且两边的活动各自开展，彼此间
互不往来。有一些人则与两边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如也是常委之一的王泉山。我
曾经对王泉山和其他的一些人说，如果除了有意的编造和没有根据的猜疑，其他的
谈不出来原则分歧，为什么不努力帮助两派调和。王泉山同意对任畹町的怀疑缺少
事实根据，但他一脸的无可奈何，“正是因为我不说话，我才能够与两边都说话”
。两派的矛盾发展到后来，也是最糟糕的，就是公开到民主墙上开战。
这次开战，对“中国人权同盟”是致命性的伤害，就是对民主墙整体，也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和不好的影响。许多民主墙热心的支持者，在寒冷的深夜抱着双肩瑟瑟
缩缩在民主墙前观看文章的人，对那些相互攻击，既感到困惑又非常厌烦，说“这
都是在搞些什么吗？怎么成了这样一伙乌七八糟的人。”各组织的人，虽然也有人
将之当成笑话来讲，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禁摇头，对“中国人权同盟”走到这一步深
为痛惜，对因此造成的混乱和前景深为忧虑。这次组织内部的争斗，比《贵阳启蒙
社》那次的影响和伤害要大得多，因为这是北京的组织，而且不是只在圈子内部谈
论，真的上了墙公诸于世了。就这次的相互攻击内容来说，无法让人觉得有必要或
应该重视。首先是陈旅一派在民主墙上张贴文章，展开攻击并宣布“中国人权同盟
”开除任畹町的会籍。随后你来我往打成一团，而所谈内容，不外乎两点，一是相
互指责及宣布开除会籍，一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对方是特务奸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已经很难置身事外。不仅是“中国人权同盟”的人，很多
其他组织的人都说，联席会议应该出面进行调解，我应该发挥些作用消除这场混战
。建议当然有道理也很不错，看到所造成的混乱和损害，我也觉得不该完全置身事
外，而希望起些消弭争斗的作用，尤其是两派都有人反复向我提这种要求后，我开
始以联席会议的名义，与双方进行些接触。但是实际调解中，请两派坐到一起谈谈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虽然坐到了一起，却又不是我
请来的，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局面。
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权同盟”参加联席会议是任畹町来，有时候是赵欣来。但
是发生上述那些争吵后，任畹町开始每会必到。为此，陈旅那边多次表示不满，说
任畹町已经不是“中国人权同盟”的人，不能担任代表。不过他们拿不出来必要的
代表委托书，因为一分为二的两派，谁也没有能力召开有权威性的、可以决定代表
人选的会议。一次开会时，不但任畹町来了，陈旅也在开会后不久带了几个“中国
人权同盟”的人突然闯来。这当然不符合联席会议有关规定，但是陈旅拒绝离开，
说只有他才有权代表“中国人权同盟”。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组织代表，我想大多数
是不赞同陈旅这种说法的，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趟这混水，卷入一场吵闹争斗中去
。在这件事情上，最主要该负责任的是我，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我应该坚持一
点，陈旅无权参加会议。我虽然要求陈旅离开，但我没有特别坚持，因为我们虽然
有规定，却常有各组织的人突然闯来，说是要汇报或反映一些紧急情况，说过后往
往催他还不走，因此形成了不是代表的人，有时也来坐上一阵子的陋习。所以有十
来分钟，大家坐着听任畹町与陈旅争论，或是不关痛痒的劝解几句。在他们面对面
的争吵中，我注意到一点，他们在民主墙和社会上争吵的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特
务奸细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提起，双方尽在指责对方制造分裂，指责道德和规则上
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陈旅在争辩中不如任畹町能说，任畹町强调事端是陈旅他们挑
起的，并且说自己是一忍再忍，“你们打三枪我才还一枪”。
他们的争吵影响了联席会议正常工作，我要求任畹町和陈旅都不再说话，既然他
们组织内部已经不能解决代表问题，这件事就由联席会议讨论，拿出一个针对这种
情况的办法规则来。任畹町和陈旅停止争吵后，我请其他组织的代表到里面一间小
屋开会。我们有两种意见。一种说让“中国人权同盟”出两个代表，任畹町陈旅都
算，我记得赵楠等一些人是这样的意见。另一种意见是联席会议充当调解人，帮他
们调解产生新的代表，新代表没有产生之前，“中国人权同盟”代表暂时空缺，我
和一二个人是后一种意见。就在我们的商讨中，坐在外屋的那些人突然叫喊打成一
团。我冲到外屋，看见任畹町被陈旅逼在一个墙角，头发散乱，眼镜也打掉了。这
是陈旅向任畹町突然发起攻击，在任畹町还没有闹明白之前，眼前已模糊一片，都
弄不清楚身上的打击来自那里。
这件事使我极为愤怒，我对陈旅喊了起来，让他给我出去。联席会议在刘念春家
中，已经处境困难。一是大量的人来来去去，影响了这个大杂院的正常生活，一是
人们对我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困惑、恐惧而且侧目而视，加之警察和街道居委会
的人不时光顾，及肯定没有少分派的监视和散布的对我们的非议，我们早已经感觉
到处于不友好的氛围中。有几次，我们发生了较激烈的争论，或是有较大的响动，
警察就在我们争论中突然出现，在警察的询问和居高临下的训导中，我们所追求的
理念和事业，都蒙羞遭垢。我们所缺的，就是大打出手的丑闻了。
陈旅并没有按照我所说的出去。在大家的谴责和劝说下，他闷不吭声的低下了头
，我也就不再坚持要他离开。陈旅一动手，反而使我们关于代表权的讨论大大加快
，很快就通过了《中国人权同盟》两派可以视为两个组织，各出一名代表的决定。
这一决定，态度比较暧昧，即使不说是奖励陈旅的打闹，至少也表现了面对打闹的
无奈和退让。我是极不愿意如此的，但是再讨论时我首先就赞同和支持了两派各出
一名代表的意见。因为我已经看清在联席会议上一时无法形成要陈旅退出的决定，
坚持这一点可能会造成联席会议内部争吵不休，而且民主墙又走到了第二个非常艰
难危险的时期，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魏京生正在设法鼓
动对邓小平全线出击，我们要讨论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把时间消耗在不够紧急的
事情上。我只是在内心想，一缓过手来，就要为这类事情制定规则，否则会有许多
后患。
事实上，陈旅当上代表后，大约只参加了一、二次会议就不能再来了。四月初，
陈旅和任畹町，这两个相互指责对方是特务坐探的中国人权运动的发起人，双双落
入了警察之手。任畹町是在魏京生已经被捕，从传来的消息得知《中国人权同盟》
也是这一网要收的对象后，仍然见坏而上到民主墙张贴文章，被所谓的革命群众当
场扭送公安局。陈旅则是在大街上行走时，被几个便衣警察夹持走了。陈旅的母亲
极为愤怒，挺身来到民主墙前演讲，控诉这种无视宪法肆无忌惮的迫害，声言警察
何不将母子一起抓走。从后来得到的一些消息看，任畹町陈旅等等被抓的许多人，
中国政府原来也准备象魏京生付月华一样判刑的，但是魏京生付月华判刑后，在国
际引起极大反响和谴责，在国内引起很大不满和恐慌，因此灵活应变的中共当局翻
手一变，将他俩都处以劳动教养三年。任畹町更由于在“改造”中不低头认错，又
被加处了一年。八九年“六四”后，任畹町由于运动中多次发表演讲，又一次被捕
，并判处了七年徒刑。陈旅也未能逃脱再次厄运，被警察以逃税等名由，又投入过
监狱。
看来，警察的头脑要清醒许多，始终不为流言所惑，不但不相信任畹町陈旅是自
家的便衣坐探，而且多年来对他俩一视同仁，同样收拾从不手软。不过，要说民主
墙当年有多少人认真相信，也大可怀疑。事实上，就是相互之间攻击最激烈的时候
，我也觉得除了一些正直又容易相信人的人，并没有几个人认真相信任畹町陈旅真
是特务坐探，包括那些表现最激烈的人，也包括任畹町和陈旅相互之间。这种对身
份面目的攻击，在不少人那里连怀疑都说不上，实实在在是被当做手段使用的。因
此多年后再回顾，尤其是面对警察所遵循的赶尽杀绝的迫害事实时，更感到莫名的
悲剧意味。
派系和争斗，有人的地方就有，在民主墙一些组织中存在，也不奇怪。但是争斗
到不择手段，而且不顾事业和安危，用理性和智慧衡量，都不能再视为正常了。可
是一些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朋友，不知怎么一来就陷入了这种不正常。大家为了理念
事业不惧艰难危险，可以泼出命干，然而一旦陷入意气和个人恩怨，也会死活不管
的自行毁坏。有时我真感到困惑莫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道德品格问题，也是一个
简单明了的大小问题。生死或前途安危，更不要说包括了个人命运利益的整个社会
的人权民主事业，当然远大于个人间的恩怨争斗。然而过往的许多事例给出的多是
相反证明，即一有个人间的恩怨争斗，总是压倒民主事业和其他重要的方面，成了
主导一切的毁坏性因素。运用阶级路线的眼光，祭起特务坐探的法宝，是争斗中常
常采用的手段，似乎不将对方打得声名狼藉死不甘休，实际却是将自己的事业和组
织打得一撅难振。
九二年我来到海外，发现中国人在不讲阶级斗争的土地上，抓特务等举措依然风
行。我吃惊的发现，在海外众多的组织中，想找到一个没有抓过特务的组织，有如
上青天。就是学自联这样虽有政治理念，但以社团利益为宗旨的学生组织，也受到
过这类困扰。而且国内和国外是互通的，侯晓天刚出国，国内的种种说法和警告，
如她为公安部安全部做事等等，跟踪而至，我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和信息。据
说这一指控还上了电脑网络，而且涉及到《中国人权》，说是曾经与《中国人权》
联系，但无法沟通，不得已才上了电脑网络。我向一些朋友询问对侯晓天怀疑的根
据，不是含混不清，就是说来自内部或是绝对可靠人士，也就是不能暴露身份的人
士。问题是，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指控，我们凭什么要相信连自己真实身份面目也
不敢示人的人士。对待这种事情，有两种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共产党抓过AB团，抓
过托派等等许多人，无须什么事实证据，有人指控或告密，拉出去就杀。美国司法
的做法则相反，证人的诚实及对被指控者有无成见恩怨，首先要接受询问调查核实
，稍有不适，即使个人间毫无恩怨，对肤色人种看法不当，作为证人的资格和可信
度就先受到怀疑。美国的方法可能有它的问题，可能对有错有罪之人过于宽容，甚
至轻饶了有错有罪之人，但保证了被指控者的权力，减少了不白之冤。两相比较，
罚有不足总比罚之无辜，更符合人情道理。而且，冤枉无辜是无可挽回的，罚有不
足还可以补加。
应该说明一点，我不赞成拿不出真凭实据，到处散布怀疑或兴师动众抓特务，并
不是我认为没有特务。恰恰相反，我不仅相信有特务，或告密卖友一类的人，而且
我亲身的一些经历，使我确切无疑的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人。譬如我们当年民主墙的
一些事情，还有八九年我离开监狱之后的一些事情，知情了解者不多，从时间地点
看，也不大可能有录音录像，但是警察却都知道了。依逻辑推理，没有特务或告密
者是说不通的。我所以不赞成轻易怀疑并散布怀疑，是基于人性法理的原则，也是
利弊得失的比较。
共产党常搞残酷整肃，并为此十分得意。斯大林把他们党中央的人整批整批杀掉
，后来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一个积极的解释，说这一整肃虽然扩大化了，但在与希特
勒的战争中，苏联高层没有出一个叛徒，为赢得战争提供了保证。实际中国共产党
在历史上，也是这么干的。很可能，这种做法有它的效果，包括他们自己总结的纯
洁队伍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的效果则更为鲜明突出，就是产生社会性的灭人性逆
法理的社会准则。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许许多多残酷荒唐、违背人情事理的事情，
就是上述逻辑的必然延续发展。所以在灭人性逆法理与效果之间，效果应该放在一
边。当然，现在所谓的抓特务，与共产党的做法有极大的差别，既没有动用家法私
刑，也并非封杀了解释申诉的途径，不能上升到人性法理的高度。不过，谁能说这
不是由于我们没有这份能量和条件呢？如果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并且张扬这
些怀疑，而不考虑杀伤的后果，一旦有能力会怎么去做，是不容乐观的。所以，事
情不在大小，都应该顺人性守法理。倘若真有真凭实据，而且完全出于人权民主的
考虑，就不该站在暗处放暗箭，而要负责任的站出来说明一切，并证实一切。否则
，对于来自官方的一些内部消息，不管是好心者同情者的透露，还是别有用心者的
提供，都不应该轻信，更不应该扩散。
就是以利弊得失比较，抓特务散布怀疑，也是弊大于利。有特务或告密出卖者，
当然会造成一定的危害。但是与大抓特务，相互攻击彼此怀疑，甚至被利用为打派
仗的手段一比，特务者流所造成的危害，就小得多了。这从民主墙过去的经验可以
看出来，从海外的经验来看，更加明显。我们所做的，是争取人权民主，这大多是
公开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就是真有一些关系他人安危的事情，我的经验是
，凡是与事情无关系的人，都不必让其知道，所以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情。倒是
藏在人权民主事业中的特务十分难受，他至少要赞扬民主痛骂专制，表面上做一些
有利人权民主的事情。一个事业如果兴盛有力量，很少听说因为有几个特务而失败
，内部的疑惧争斗分裂，才是毁坏事业的大敌。因此，对于这类事情，我们要逐渐
形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就是对于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怀疑，或是不公开自己的身份
面目，只是躲在暗处放暗箭的行为，不管针对的是自己的朋友，还是与自己有矛盾
争斗的人，对此不仅不支持利用或加以扩散，而且要予以谴责反对，形成对整体事
业负责的态度。我想，这大概是从《中国人权同盟》的抓特务，到今天仍然时有发
生的同类事情，并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和后患中，理应总结出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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