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艰难和漫长的道路
——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四·续完)
刘国凯
三、李一哲大字报成功的秘诀
如果说把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视为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
把“文革新思潮”誉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都有可能会受到质疑的话，
那么，把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风潮评为一场相当成功的民主运动，大概可望得到不
少人的赞同。
李一哲大字报曾在广州卷起一阵旋风，并波及外省，震动中共高层，历时半年，
在社会上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影响。回忆李一哲大字报问世的过程；叙述李一哲们与
官方斗争的坚韧机智；描绘当时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以及评价李一哲大字报开辟性
的政治意义，已有许多人从事过。我则常常思索，为什么五七年的“右派”受到严
厉的惩罚；为什么六八年“文革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被投入阴森大牢；而把整个社
会气氛扰得如痴如醉，对民主气息有极大催生作用的李一哲们却没有立即被专政呢
？换言之，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呢？
李一哲思潮与“文革新思潮”甚有渊源。六八年，“文革新思潮”在全国各地的
一些造反派(主要是思想活跃的学生组织)中都有产生。当湖南“省无联”的“中国
向何处去”流传到广东後，原已具有某一程度新思潮的活跃者十分兴奋，诚如王希
哲先生所说的：“‘省无联’北、决、杨敢於突破中共理论框架探讨的勇气，曾经
鼓舞和启发了李一哲。王希哲、陈一阳於‘七·三’、‘七·二四’布告後亡命武
汉，还曾专赴浠水拜访‘北决杨’理论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冯天艾
(不果)。杨曦光则因入狱，无缘相见。”
六九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标志文革的尘埃已基本落定。昔日的一些革命小将在
被关进牛栏、挨了一轮批斗後被赶到工厂(大学生)或驱往农村(中学生)，接受再教
育。被抛弃出卖的羞愤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颓唐、消沉了
，但仍有少数人依然执着地探索着中国的未来。文革中许多激动人心的记忆和上山
下乡後看到的更广阔的现实，更使他们感到自身的职责。劳作之余，他们孜孜不倦
地阅读，认真热烈地讨论，思想与斗争艺术都有所提高。李一哲们便是他们之中的
佼佼者。
李一哲思潮的确是对“文革新思潮”进行了扬弃。它抛弃了“文革新思潮”的表
层思维——“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而对其深层思维——“红色资本家”论
进行了研究。
李一哲思潮的重点之一是“特权阶层”论。与“红色资本家阶级”论相比。它有
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定百分比，二是从阶级降格为阶层。我不知道这是出於李一哲
们的粗心，还是匠心独具地暗藏玄机，但明显感觉这两点不同实是他们的成功之道
。
阶层论明显比阶级论倒退了一步，保守了一步。但却对喜搞阶级分析、又对阶级
分析极为敏感的中共少了一大分刺激。没有定下百分比，使特权阶层在中共官员中
所占比例含糊不清。到底谁属特权阶层呢？老官僚集团可以认为，江张新贵集团当
是。反之，後者也可以说前者才是。文学上模糊义的高明之处就在於此，解释上的
弹性也给自己留下了政治空间。杨曦光的阶级论即使有百分比的保留也避免不了被
扔进大狱，而李一哲的阶层论却使他们在痛斥时弊後仍可在街上晃来晃去。
然而人民群众对“特权阶层”自有他们的看法，把几乎全部中共高级干部都视为
特权阶层显然是他们的主流意识。李一哲对特权阶层的批判讲出了他们心中压抑已
久的心声，而且讲得那么至理、生动，这怎能不使他们感奋和共鸣，怎能不使他们
给予李一哲公开的或含蓄的支持呢？不损兵折将而取得战果，这难道不是一种十分
值得称道的成功？
我也是“文革新思潮”的持有者。文革结束後，我也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的
表层思维，而继承发展了它的深层思维。与李一哲们不同的是，我不是向保守的方
向，而是向激进的方向发展。我也将百分比去掉，但把红色资本家阶级升格为带封
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在七十年代初那极端黑暗恐怖的岁月里，我写了一篇题为“
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的文章。我在等待时机的到来，用血与剑去跟那个
专制政权讨论中国的未来，而这篇文章则可用做檄文。但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那种时
机，这篇文章也永远只是手稿。
无论在七十年代，抑或在八、九十年代，只要中共政权还处於相对稳定之中，这
种文章就是永远拿不出来的。如果硬要拿出去，其结果除了执笔者被判以枪决或重
刑之外，别无所获。广大人民群众会被这类过於激烈的言辞吓倒。不但不会表态支
持，还会远远躲开。顶多只有些人在心里赞一句：“这倒是个不怕死的家伙。”
可见，在政治斗争中，激进往往不及稳健、保守能取得实效。
李一哲大字报走上街头，选择了“批林批孔”这个历史契机。当时的政治气候十
分诡谲微妙。人们难以确切知晓毛要干什么。江张集团是想以毛为後台老板搞第二
次文革，除掉或削弱周势力以确立自己在中共高层里的主导地位。毛的思想感情倾
向江张，但基於力量对比等因素的考虑而举棋不定。更何况林彪事件重重的一击，
使他再不具有当年那种畅游长江後又去大扰政治风浪的体魄与气概。
然而，一些地方官倒十分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干脆自己把自己摆上台，要剁
要剐，你瞧着办吧。赵紫阳主持的广东省委在《南方日报》——省委机关报的第一
版上全版登载省委的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但是全省人民并没有闻风而动。昔日的小将在接受工农再教育，而现今的学生们
已不再具有文革激情。
不过，还是有些人行动起来了。但他们并不去揭省委的什么盖子，而是撩开自己
的衣衫，露出累累伤痕。这些人大多是以前造反派成员。他们聚集在一起，诉说这
几年自己所蒙受的冤屈，所遭到的虐待迫害，他们要求讨回公道。这些人是李一哲
们最初的社会基础。但李一哲们并不把自己局限在这个社会半径里。他们迅速地拓
展了新的境界。从“广东怎么办”、“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到“关於社会主义的
民主与法制”，标志李一哲思潮从文革的旋涡跃向了新的潮流。
接过毛中央批林的旗号痛斥林彪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人民对社会的荼毒，得到了社
会上一些思想敏锐者的共鸣。因为当时很多人还记得封建法西斯专政一词正是林彪
体系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詈骂。
罗列、抨击许多荒诞的社会现实(如“忠字运动”、“奖懒罚勤”)赢得了广大民
众喝彩、赞许。
大字报字里行间所曲折表达的某种意向，甚至得到统治阶级中某些开明者的同情
。
毛问政治局委员们：“你们批得倒李一哲吗？”却没有下令批判，多数政治局委
员不表态。广东省委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注意：不是“反革命大字报”
)并大量翻印，据说是作批判用，实则大大扩展了它的影响。
於是李一哲大字报旋风在广东翻腾了近半年，而且越出了省界。
於是李一哲思潮的社会基础以几何级数增长。
李一哲们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去攀登更高的山峰，而是在现有的政治气候里最大限
度地去耕耘。当时有人与李一哲们争论过，毛会不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
正确？李一哲们的答案维护了毛与毛思想，这究竟是出於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还是
斗争策略上的考量都不值得去根究了。而值得肯定的是，正是由於他们在政治观念
上采取了这种稳健、保守的态度，才会在七四年的政治环境里有所作为。
在李一哲大字报风潮中，我也写了一写匿名小型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没有加入进
去，原因之一是认为他们的观点太温和、不过瘾。然而中共内部的“红白玫瑰战争
”终究没发生，“四人帮”迅速覆灭，我的准备与期待化为乌有。情急之中，在李
一哲大字报的旧战场上刷出“关於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其结果尽管惊动了广
东省委及中央高层，但实际影响甚微，徒然被关进“牛栏”，确实是从激进到躁动
，画了个效果为零的怪圈。
由於中共专制势力十分强大，民主力量相对弱小，中国的民主事业不可能在一夜
之间取得根本性的成效。狂热与躁动往往会坏事，揠苗助长必定事与愿违，适得其
反。只有抓紧每一个历史时机，辛勤地施肥灌溉，中国的民主之苗才会逐步长成参
天大树。在这个方面，七四年李一哲们的行动为我们积累了正面的经验。
至此，若要问李一哲大字报运动取得成效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答案高度概
括为两个字：稳健。
四、旷野里的孤军
在中国当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中，七九民运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
的一次。 以民主墙、民刊为体现形式的七九民运以争取社会民主为诉求。其论及
范围从揭露社会弊端、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到要求切实让民众享有宪法所赋予的
各项民主权利。而其思想高峰为呼吁铲除官僚体制。
从文革新思潮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到李一哲的“特权阶层”再到七九民运的“
官僚体制”，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涛总撞向中共专制体制的基石。
对七九民运思想深度的研究及对其政治意义的评判等，社会学者们大可以搜集资
料写成一部厚厚的著作。而我在这点文字中仅想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七九民运
何以会被中共镇压。
借用社会民主力量迫使凡是派走路的中共务实派，在政治上其实并无改革意愿。
而人们一度误以为他们是改革派而对其抱以希望。务实派与凡是派心理上的分野在
於前者是毛文革的蒙难派，後者是得利派。治国方略上的分野在於前者尚能从现实
出发去构思发展国民经济的有效措施，而後者只会按毛脱离实际、误国误民的荒谬
主意去办。但在坚持中共专制统治这一项上，他们之间并无差异。如果说被毛一手
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在为其火中取栗後，由於行动渐渐越出毛的规范而遭到毛的
抛弃镇压，那么一开始就以独立的姿态，以中共的政治异己力量出现的七九民主运
动又怎能见容於中共务实派呢？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我亦曾对中共从事有限政治改革有过希望。而魏京生的被捕
使希望火花熄灭。尽管在广东主政的习仲勋对民运的态度远较其他某些省份温和，
但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横蛮，使我对七九民运的前途毫不乐观。及至魏京生被
判重刑，我内心已断定七九民运必遭全面镇压，只是镇压的强度尚难预料。
八一年秋，一切都揭晓了。若以八九民运领袖人物的刑期作参照物(清场的大屠杀
则作另论)七九民运被捕者的刑期是极重的。而前者是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对中共
政权以极大压力的社会民主运动，後者只是於有限范围内心平气和地在油印刊物上
陈述了自己的民主理念而已。
为什么中共对七九民运下手如此之重？是否只是出於邓小平的暴戾？
七九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数都是社会地位极普通的青年工人。邓小平对他们十分
蔑视。中共亦认为这些人并无专业知识、真才实学，仅仅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而已
。要发展科学技术，并不靠这班人。这些人只是工人，压制他们并不涉及干部政策
、知识分子政策。故无论以哪一个角度去考量，镇压这批人都是小事一椿。
当然，如果这些人身後紧跟着广大民众；或相当数量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对他们大力支援；或国际社会对他们甚为关注，那么邓小平们对下手的轻重或许会
有所考虑。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邓小平们越来越感到可以无所顾忌了。
七九民运刚勃兴之时，社会上仍积累着大量矛盾。《人民之声》创刊之初，在社
会上获得热烈反响，来信来访颇多，除表示支持外，还诉说他们曾受到的种种冤屈
迫害，并要求我们协助其申冤平反。然而不久，这股热浪就退潮了。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於中共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全力大搞平反冤、假
、错案；“战备疏散”中被赶往农村的人们陆续回城复工，文革中被查抄的财产予
以发还或补偿；工厂里开始实行奖金制度；曾被“四人帮”“凡是派”所制造的紧
张，沉郁的社会空气得以大幅度缓和，文学艺术趋向活跃，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变
得较为轻松。总之，中共执政三十年来所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得到相当大的舒解。
广大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充满了好感和期待。说实在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刚从毛
式社会主义的经济贫困、政治高压中走出来的广大民众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健全的
民主权利，更不是铲除官僚体制，而只是较宽裕的物质生活和从此免於草菅人命式
的政治迫害。
当然，作为七九民运志士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境界降至一般民众，而应抓紧这难得
的历史契机去宣传民族理念，努力去提升民众的民主希求。不过面对现实，我们却
不可埋怨群众，也不可预期我们的努力能取得多大的效果。
记得我一位很要好的高中同学，因其父母(资本家)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家庭充公
，自己的处境也很不顺利，故对中共十分不满。但此时却对我说：“现在不是已经
很好了吗？你们到底还要什么呢？”原来他父亲已在工厂里重任副厂长(管技术)。
所抄家产也折价赔偿，并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旧民宅。他的工作也十分如意了。
我所在工厂有位工人对我很热情，要我替他写状子申诉冤情，後不久却对我变得
相当冷淡，远远见了也避开。後来我得知厂领导替他办妥了那些事情并告诫他：“
有什么事应依靠党、依靠组织。象刘国凯那样的人能帮得了你什么呢？”
在八十年代来到之时，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可叹的现实，就是广大民众与七九民
运的队伍已拉开了愈来愈大的距离。
中共务实派上台後对知识分子大力作出修好的姿态。对反右来个大幅度改正。此
举效果十分卓著。务实派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为知识分子在过往年代所
受贬谪极表不平，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这无疑使知
识分子的心情甚感熨贴。中共在务虚之後还逐步务实，从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到恢复
一些知识分子原有的职务、提高其生活待遇及至稍後的评定职称，并直接对一些知
识分子委以官职，将其吸收到中共官僚队伍中去。这一连串的实际利益使知识分子
不禁忘其所以。
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家有了明主而百废待兴，自己当以自己的科技
专长服务国家，或觉得应努力做出些成绩以更有益於确立及提升自己在领导心目中
的地位。故此，他们对七九民运的呼声是不予关注的。
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嫡传。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几
乎全都是皓首穷经，而鲜有研究“九章算术”或“天工开物”的。他们毕生的事业
与成就就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阶层中争得自己的位置。毛对此深为洞悉，故有
“皮毛”论之说。邓小平上台後的重振纲纪、礼贤下士，对这类知识分子极具向心
力。他们就在这向心力的作用下做起了为中共效力的圆周运动。搞社会理论研究的
，尽力为邓牌社会主义拼凑理论根据。搞文学的，写些为高干及其子女鸣冤诉情的
伤痕文学，而妄顾普罗大众及“四类份子”的苦难，或肆意歪曲历史，按照邓小平
们的好恶去描述文革。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只会对七九民运投以不屑的眼光。
当然也有一部分文化人良心未泯，他们挣脱了那向心力，切向飞出去，进行自己
的思索。但这是高层次的思索，是阳春白雪。他们对於如何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进
程，自有一番精辟的见解，其声韵旋律之高雅，岂是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的青工所能
所能参与协奏？何况，他们终究是有身份的人，属於中共的干部编制，而且有一定
级别，到底与那班青工们分属於完全不同的社会层面，这有如几何学上的异面直线
，没有交集。
在七九民运的全过程中，我只听到有一位名士(好象是白桦)说了句：“诗人们，
我们宁愿去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也不要再去歌颂神仙皇帝了。”就这句话，足以
使我们这些小人物感动得难以名状。安阳创办了一份民刊，名叫“民主砖”，其来
由盖源於此。
七九民运时期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状况大不同於今天。当时除北京一些民
刊与外部世界有点联系外，其它城市甚少。广州也只有几个香港大学生常来走走，
带些信息去。国外社会对中国七九民运的反应仅限於情况报导而已。国际上的民权
组织、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政治要人也未对七九民运表示强烈关注和声援。也没
有什么国际经济因素可在某一程度上制约中共的政治行为。
由於广大民众的疏离、知识界的冷眼旁观、国际支援的缺乏，那散布在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二十几个大、中城市里的几百号青工所组成的七九民运的队伍
成了一支不折不扣的孤军。这支孤军在旷野里艰难行进，而邓小平的清剿部队就在
一旁虎视眈眈，一旦得令，就扑过去肆意砍杀。杀鸡用牛刀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
八九年六月初，本来只用两万军人加大棒就足以清场，而邓小平硬是用了十万军人
加坦克。
以上所言，显然是七九民运被强力镇压的主要原因。然而今天，我们在反思时，
除了深切认识到这一些外，是否还应从七九民运的自身加以思索呢？
七九年初我得知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一说，不由得为之叫好。但不久又
听说他直接批判邓小平，提出要警惕、防止邓小平搞个人独裁，我不禁大吃一惊，
心里连呼糟糕！我并不认为魏京生讲得不对。从文革新思潮起至此十多年的观察与
思索，使我对中共政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从感情上来说，我真希望它彻底垮台。
而最过瘾的情形是“红白玫瑰战争”之後再来个攻占巴士底狱。然而，当我们面对
着七九年的社会现实，感情就应让位於理智。此时，中共政权已相对稳定，其内部
业已基本协调，强大的国家机器牢牢掌握在它手中。难道以七九民运的力量就足令
中共就范？说到底，在当时若想推行社会改革，最终还得由上而下。我们民间的民
主力量所能从事的工作是面向大众宣传民主理念，在社会上尽可能多地营造民主气
息及要求改革的呼声，以促使中共在改革的道路上多走几步。基於这一观点，我认
为在当时没有必要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因为起码他在表面上还在唱着改革的调子。
邓小平会不会搞独裁？虽然在当时邓还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搞独裁，但发展下去
是完全会的。因为中共政权的政治结构就是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在其“领地”搞独裁
。领袖即党，朕即国家。其中央党魁当然也就在全党全国搞独裁。这种独裁的不复
存只有在中共政权的完结之後。但当时并没有任何终结这种独裁政权的可能性，而
另一种可能倒是出现，就是中共政权表示愿意从事某些改革。世事是复杂的，多面
体的。有时独裁政权出於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也会搞些改革。而改革的结果往往会
有利其政权的短程性巩固，却会有长程性的削弱。故此，我们应对此持欢迎的态度
。一八六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从事政治斗争的焦点并不在於暴露某个政治人物的真实本质。邓小平的“一生真
伪有谁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一个坏人在客观情势的
促使下不得不做一些有益於社会的事情，那总比他撕下脸皮到处作恶要好。邓小平
不是在充好人、充改革者吗？那好，我们就设法让他充下去、做下去，一直到他自
己不愿意充、不愿意做为止，而我们则尽量不提供他翻脸反悔的藉口和机会。
还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时邓小平在民众心目中有相当的好感和威信。作为思
想敏锐的民主志士当然会比普通群众看得深一些远一些。然而，我们虽可以在内心
不赞同许多人对邓小平感恩戴德，却不应在具体言行上与群众尖锐分歧。在那时把
批判矛头指向邓会得不到许多群众的认同，会脱离相当数量的群众。如何既能与广
大民众保持纽带联系，并且拉着群众向前进的拉力又控制在纽带的“抗拉强度”之
内，这里面包涵了丰富的斗争艺术。我觉得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
”一文，其拉力大体还在“抗拉强度”之内。尔後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就
突破了纽带的“抗拉极限”，而与人民群众脱节了。
刚经历了政治逆境、屡遭贬谪的邓小平神经极为敏感，心胸异常狭窄。当时他东
山再起、欲图大业。故对直接针对他的挑战丝毫不能容忍。并把对魏京生的刻骨仇
恨扩展为对整个七九民运的极端仇视，在迫不及待地把魏京生投入大牢之後，对整
个七九民运也下了毒手。
魏京生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心里对他的责备一下子淡化了，而代之对邓小平的失
望和愤懑。及至魏京生被重刑，我心头则充满了对他的担忧和对邓小平的切齿痛恨
。
十几个寒暑交替。漫长凶险的铁窗生涯终究过去，魏京生们总算步出了阴森的大
牢。对此，我心头有说不尽的喜悦。而此时，当我在回忆七九民运的人和事，脑际
却不由得又浮现起当年的这些歧见。本来出於对魏京生的钦佩，出於对他受过中共
极大伤害的身心的爱护；出於对他目前处境的关切，我本不打算把这些歧见付诸文
字。但近来看到一些赞扬魏京生的文章，连他当年那些不策略的做法也加以赞扬。
对此，基於一种责任感，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应回避。
其实，对魏京生的钦佩和与他存有歧见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个人一旦成为英雄
，就只能对他称赞褒扬，那是中共党文化的内容，民运参加者不应落於这个巢臼。
有文章极为推崇魏京生的勇气。其实魏京生最值得钦佩的是他对民主坚定的信念
、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些优良品格往往是中国人(汉族人)最为缺
乏的，至於勇气，若单单靠它，往往不足以成事。
孙权、刘备六万兵卒败曹操二十万劲旅於赤壁，谢宏、谢石率八万人马破符坚百
万大军於淝水，所倚仗的除勇气外，还有智慧、机谋等。
如果说在挥舞刀剑互相砍杀的冷兵器时代，两国相争尚不能单靠勇气行事，那么
在当今的政治斗争中，智慧和策略不是更为重要吗？
有时我想，如果魏京生当年没有直指邓小平，那么七九民运所遭镇压的强度是否
会轻一些呢？或许魏京生本人不至被判十五年重刑，王希哲们所受的囚禁之苦也不
会那么漫长。从事社会改革并不是为坐牢而坐牢，为牺牲而牺牲。在取得同样效果
的前提下，少付出一些损失总比多一些好吧。
也许有人认为正是魏京生敢於直指邓小平，并身陷囹圄十几年才铸造了他的一世
英名。这种看法流入轻率偏颇。魏京生批判邓小平并不是为了出名。当初他未必会
预料到一张大字报会换来十几年牢狱之灾，也未必料到自己能熬过漫长、凶险的铁
窗生涯，全身走出牢门。须知许多人都因死狱中了。谭厚兰、王洪文、胡厚民……
说来，促使魏京生出名的有力因素是邓小平日益走向反动。别忘了，在邓小平把
魏京生投入大狱，镇压了七九民运後，他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仍呈上升之势。
直到八四年，天安门前的大学生游行队伍中还出现了“小平，您好”的巨幅横额。
只是由於後来他一系列的错误，如经济改革弊端丛生；政治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倒退
，默许或纵容顽固派搞“清污”和“反自由化”，贬谪改革派人士，及至八九年“
六四”大屠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使整个进步人类对他大失所望。此消彼长
。在这时，许多人才又关注起仍身系大狱的魏京生。并对他的评价有了大幅度的提
升。试想如果邓小平没有干那些倒行逆施，而肯在政经改革的道路上稳步前进，那
人们将会继续给予他谅解、期待与支持。世人既然可在八十年代初默认了邓小平镇
压魏京生和七九民运，那为什么不会在邓小平的政经改革取得相当成绩後继续把那
一镇压视为一位政治巨匠治国丰功伟绩中的一点瑕疵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魏京生
在刑满出狱时就未必有那么多记者蜂拥而至了。
当今，人们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也积极响应，除自己外还动员一些亲
友也寄去推荐信，在这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请不要忽略，魏京生获此奖的重大意义
并不仅限於对他的赞扬，也在於对邓小平、中共镇压民主、扼杀人权的批判和鞭挞
。
七九年魏京生的欠策略与八九年某些学生领袖的激进有如几何学上的相似三角形
，大小不同，特征一样。然而人们对两者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有时我已觉得对後者
的某些批评近乎苛刻，伤人感情。我推测之所以如此，大概由於前者在中共黑牢里
煎熬了漫长岁月，而後者却得以逃出危境并到国外领略西方文明，甚至有的言行不
甚检点。我理解一些人的这种情绪，但又认为一旦进入严肃的讨论就不应被情绪所
主宰。
回顾往昔的脚印，企望有益於未来的步伐。倘若日後在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民运
得以复兴的契机，那重新结集起来的民运队伍务求避免再成为旷野里的孤军。并且
，我还觉得在中国能出现象魏京生这样一些足以令我们每一个民运参加者引以为骄
傲的英雄人物是很可喜的，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更可喜了。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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