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为鉴
刘宾雁
毛泽东死去已近二十年了，对於他的错误和罪行还远远没有清算。同时，中
国人对於自己何以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怪物，以及何以会被他玩弄了将近三十年之久
，也远远未进行自省。时至今日，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暴君，似乎不可能了
。然而中国人重犯类似的错误，把过多的信赖、崇敬和荣耀交付给一个或一些不相
称的人，使之自我膨胀到难以辨认的程度，然後在较小规模上去重犯毛泽东式的错
误，却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而，史川先生的“毛泽东一错再错，中国人灾上加灾”一文，对於我们的
意义恐不限於历史。
对於发生在一九六零年前後的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四十岁以
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一无所知。有几个中国人未曾饿过肚子或患过浮肿呢？它接踵“
大跃进”而降临，也尽人皆知。然而三十余年後的今天，许多中国人(恐怕是多数或
大多数)一说起那段时期，由中共编造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困难时
期”依然是通用的字眼。这不仅是个习惯问题。最近来到美国的一对中年知识分子
夫妇，尽管家里还有人在那时饿死，居然还认定那次大饥荒确是天灾引起，经友人
费劲巴拉地再三论证，方才明白过来。
那三年，我曾在两个省份的三个县的农村中劳动改造，一个是山东省，属於
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份之一，因而我在山东莱阳和高唐两个县的身历目睹至少可以
证明那里没有天灾。一九五九年全年莱阳县风调雨顺；一九六零年高唐县略有春旱
，经抗旱播种，棉粮作物也长得很好。从山东看到的情况是：大饥荒并不全是“大
跃进”的产物。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对他造成的灾祸实际已有所察觉，乃开始反
“左倾”。那年夏天，农村的气氛已有所变化，我所在的村庄农民因而能够分到较
多的麦子，对於一九五八年农民因被征财物而蒙受损失的“退赔”问题，也在酝酿
之中，因而人们的心情较好，对於当年春天已经露头的饥荒的恐惧情绪几一扫而光
。可惜不出两个月，开始反右倾，连多分给农户的麦子也必须交还了。据中共高唐
县委书记一九六零年秋季透露(相信是依据省委文件)，如果仅仅是一个“大跃进”
而不是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大反右倾的话，山东省饿死的人数可减少一半。
我在这里向《北京之春》的读者们介绍史川(是笔名)先生的这篇文章，心中
不无一点自豪之感——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在中国有史川这种人的存在。
史川是我一九八七年年初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後结识的许多朋友之一。他在党
内已有不短的资历，顺顺当当走了过来，皮毛无损，一直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这
样一位干部，忽然要找我，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要写一部反右派运动史(接下来
还有志於写一部文革史)，请我出出主意！这不是一个明显的征象，表明邓小平三次
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至搞掉胡耀邦的倒行逆施，并未阻止历史前进
，倒是把史川这样的忠诚份子也推到反对派的阵营里来了吗？
几个月後我来到美国。几年过去了，关於史川和他的那本书，音信杳然。不
料在我们会面的五年之後，他的那本书稿忽然呈现在我的面前。一笔清秀的小楷，
密密麻麻写了二十余万字。字里行间，从他选用的资料到他由表入里的层层剖析，
处处流露出一个极其认真的人的极其严肃的负责精神。读罢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可惜这种精神在越是年轻的中国人身上越是淡薄了。
我相信这位作者并无求名获利之心(倘有此念，也早就会被他处身其中的那种
特殊境遇所隐藏的危险和这项劳作之千辛万苦以及它究竟能否问世全无把握等等条
件抵消了)。他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他又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因而绝不是所有业
余时间都能运用，又必须在近似“密封”的条件下行事，那才会万无一失。
这里发表的文章，我猜想是史川先生反右一一书的副产品。它为世人所知的
那个大饥荒的真实起因作了重要补充，使四十余年来的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首次以最权威的证言公开於世界。我想没有一位读者看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会不
毛骨悚然。把文中透露的毛泽东对於那些丧失人性的中共干部的袒护和纵容拿来同
他对於彭德怀元帅以及一切为民请命的干部的残酷打击相对照，又可以增进我们对
於毛泽东其人一个重要侧面的理解。他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什么叫死官僚？就是不
顾人民死活的官僚。文革之前不久，他还曾有过关於中国有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
级”的名言。当政治上有了需要之时，他也会把“死官僚”及其“阶级”列为打击
对象，甚至不怕发动人民“造反”。但究其实底，还是为了保护或扩张他自己。无
非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死官僚”。
李志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处写到，毛泽东不肯承认和公开“大跃进”
造成的灾害，是因为他不愿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我看这是把事情说轻了，虽然李医
生绝无粉饰该人之意。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里，他每发现一个错误，第一步想到的
不是它给人民造成了什么损失，而是它将会怎样被他的对手用来伤害他自己。因而
毛泽东不肯认错，还常常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证明自己非但未错，还
正确到了英明的程度，这也许可以称作进攻性辩护吧。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是对肃
反扩大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的一贯错误的否定；“人民公社化”是对农村合作化问
题上错误的否定；反右倾则是对“大跃进”中极左错误的否定，同时又都是进攻性
的自我辩护。三、四千万中国人的性命，就这样为证明领袖的正确和伟大而奉献出
来。
这一点，似乎可称作一个规律：一个人拥有多大的权力，也就有了多大的犯
错误的机会，同时又有了同样大小的拒绝承认和纠正错误乃是以更大的错误来证明
自己正确的权利。事到如今，意欲无保留地步毛泽东後尘的人在中国已经不会很多
了，但存有侥幸之心，以为只要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便可保住自己的英雄花
环的人，却还会继续出现。这种人不会自认为比毛泽东更高明，却又坚持认定自己
不会犯任何过失，或明明犯了错误但不会象毛泽东那样迟早被揭穿，这样一来，岂
不是又比毛泽东高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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