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谢幼田


      近日收到家人寄来的“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书中称：“经
本院复查证明：原判认定谢德堪犯恶霸罪证据不充分，判处其死刑属错杀，应予改
正。”据此，改判如下：撤销富顺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第十一号刑事
判决中对谢德堪以恶霸罪处以死刑的判决。”
      此判决书中以大陆术语说，是“留尾巴”。意即我父亲谢德堪先生仍然是恶
霸，只是“证据不充分”而已。
      我父已被冤杀四十余年，连尸骨都无存；数十年聚集的一切，被没收抢劫一
空；我们三代人，从此过着奴隶不如的痛苦生活……。到今日，迫於事实，迫於统
战需要，给予平反，杀人者手中却仍然拿着一顶“恶霸”大帽，随时准备给冤魂扣
上，再对我们这些苦难之後的幸存者施以迫害，可谓一副狰狞相暴露无遗。
      前年，我们通过地方渠道，已经知道我父亲的死刑档案内容，共两点：其一
是，我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右派核心成员；其二是，我父亲有血债。法院办案人
员告诉我家中人：他们已查明，我父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所谓我父欠血债所杀的人
，现在八十几岁，仍活着。他们以恶霸之名判决了我父亲，早已真相大白，但仍以
“证据不充分”留尾巴，可恨之至。
      我先祖父，是谢持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老。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
我祖父是总部主持人；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共三个部，我祖父是党务部长；直到
改组，又是孙中山先生的任职最长的总统府秘书长；曾担任国民党代总理；在国民
党高层是第一个举起反共产主义的人，被誉为“反共先觉”，也是西山会议主要主
持人；他去世时举行国葬，蒋介石先生提字“功垂党国”。
      中共对我祖父衔恨至深(见张国涛、陈独秀的文章，也见於中共多种史书)，
而施报复於我父，冤哉！
      宋教仁案发生後，袁世凯以“血光团”名义逮捕任参议员的我祖父，我祖父
脱险至日本。四川老同盟会人惧袁氏灭後，送我父亲至法国念书，与蔡元培、李石
曾先生住在一起。中途曾返国探亲一次，由胡汉民、张继先生介绍加入国民党。在
法国八年，后毕业於巴黎大学经济系。受法国一些人影响，我父亲对政治无兴趣，
并由於中山先生去世後国民党内的纷争，民国十六年国民党的总登记即不与登记，
而自行脱党。从一九三二年起，以高级经济专家身份，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任协篡(相当於今的一级研究员)，抗战胜利回上海，继续任此职。
      民国三十七年国军失利，我父亲曾飞到台湾，住在他的老同学魏道明先生家
，时魏任台湾省长。后在台北找好住房，准备回上海搬迁。但是，已八十高龄的我
祖母守着在四川的国葬坟不走，作为独子的我父亲不可能弃之不顾；另有一要因是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
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
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
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於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
祖母。中共到川时，我父返回原籍富顺，抗战时曾在那里住过。以为共产党会请他
这位名经济学家出山。
      当我父亲在原籍被捕时，我家人多在成都、上海等地，在富顺陪伴我父的母
亲立即写航空快信到上海(由嫂子步行来回二百里寄出，怕被截)，要我大哥找周孝
怀先生，要周找陈毅(陈毅在法国与我父亲有旧)。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
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於是我
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
情。
      我母正等待我父亲出狱，得到的是恶耗，我母亲当即昏倒长久不省人事(我外
祖父是辛亥烈士范秋岚先生)。
      我上面两代人都是清廉自持。祖父去世後，眼见家境日下，国民政府财政部
长徐堪先生念旧，送钱在原籍贯买一块地，以作为我祖母将来的丧葬费用(约十亩地
)，此是地主之源。若按中共的土改“政策”，我们十三口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当然不
是十亩地，不能算地主；就是算的话，我父在中共来之前三年一直在上海，也没参
加“剥削”，也不能算。对父亲的“罪名”，我们一直不知真相，直到我们通过地
方渠道了解到真相时，才知道是由於我祖父早期在国民党高层反对共产主义的打击
报复。我父亲的冤魂将难以消散！
      不过，我父亲的血，仅仅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初的大屠杀的血海中之一滴。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我从四川省司法部门知道，中共政权初期四川省分成四
个省级行政区，以胡耀邦为行署主任的川北杀人最少，川东的王维丹次之，而以李
大章为主任的川南和李井泉为主任的川西杀人最多。富顺县属於李大章管的川南。
李大章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以“左”著称，“文革”十年中，众老干部都被打倒
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在富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中
，文官保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全部被处决。我父亲被杀那一次，一次被处决三
十多人。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十几次。小小一个县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杀。四川有
二百几十个县，起码有二十多万人被杀。以全国二十五省算，这场“镇反”运动最
少有四百万人被屠杀。公安部长罗瑞卿後来的报告中承认只杀了七十万，实际应为
此数数倍。
      这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哪！
      现在给我父亲“平反”，应当是这数百万冤案中的得到“照顾”的极少数，
因为中共中央文件明定：平冤假错案一律不涉及“镇反”。
 这是由於我祖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不容抹灭，就连中共一直称许的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祖父也是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在一九八
九年举行了我祖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近代中国”杂志有纪念会专辑；我祖父
的传记出版多种，去年在“中外杂志”上又有王成圣社长写的小传，《历史月刊》
以长文论国民党分合(《世界日报》全文转载)，我祖父是主角，“谢持文集”也即
将由国民党中央出版。
      毛泽东王朝的整人运动不断，以直接公开大屠杀讲，没有任何运动能比得上
“镇反”。但至今已觉悟的大陆知识分子论及中共的整人运动时，只从五七年“反
右”起始，难道他们不知道空前的“镇反”大屠杀吗？刘宾雁先生在最近一期的《
北京之春》上提到中共整人的三部曲：即反右、四清、文革。
      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以後经常被激情，而不是被理性所支配，对於解决
中国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一些人看中了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药方，毛泽东这种满
腹帝王思想的权术家也就如鱼得水，并且趁全民抗战而壮大；战争破坏了中国社会
，无暇内顾的国民政府千疮百孔，使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投入了中共的暴力洪流，那
时一首流行的歌曲“跟着毛泽东走”的最後一句是：“独立、和平、民主、幸福、
光明，就在我们的前头！”
      毛泽东在成功取得政权後，第一步通过“镇反”，从肉体上消灭了中国文化
的保存者乡绅，从而使共产主义的整套价值观得以推行而创造出“中共文化”；通
过镇反，摧毁了存在数千年的民间社会，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的空前专制政权。
之後通过反右肃整昔日同盟军，通过文革肃整党内当权人物。故在第一步“镇反”
期间，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总的来说还未被整到头上，大多参加土改工作队去发动
农民斗争地主，这些人也是帮凶，是帮助杀人者。他们如今批判中共，自然不提镇
反了。
      希特勒杀犹太人六百万，毛泽东在镇反杀人多於一半数字，怎能抹去鲜血如
海的历史？
      毕竟那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我并不主张以暴易暴的复仇方式，起码应当把
这段空前的杀人事实揭露出来。有了揭露，才能警醒世人，才能防止悲剧重演。犹
太人在战後五十年，修了多少博物馆、纪念碑？开了多少纪念会？可是中共的这场
大屠杀经中共的刻意隐瞒，在中国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当年二十余岁的人已经七十
岁左右，当年受害颇深的中老年人，多已离开了人世。所以中共的整人机关可以继
承“镇反”的“光荣”传统，一有机会就杀人整人。这套专政机器仍然在转动！富
顺县法院是机器上的螺丝钉。
      富顺县的地方官们，他们早已明知杀错，顶了好多年，就是不平反。最後公
开要我的家人以捐献我们原籍的房屋为交换条件。中共富顺县委大院的核心部分，
就是我们的祖屋。毕业於上海美专的我的母亲，自己按照园林设计了房子。如今，
县委书记住的是我父母亲的卧房，会议厅是我们的堂屋改装，上百年的黄???????兰
树如今仍屹立庭院中……他们杀了人，霸占了房屋，以平反为名，使霸占合法化。
随平反书寄来的，还有一千元“冤狱费”，以此交换住房、我父亲的头颅和我们一
大家人几十年的悲惨生活。
      这是什么世道？！天理何在？！
      收到了家姐近日寄来的父亲的“平反”书，从“人民法院”的红印上，似还
看见滴着我父亲的热血；一行行文字，似牢狱的铁条，与现代社会如此格格不入，
与改革的潮流，如此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