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是个合股公司
——关于联邦制的遐想之三
吴逸夫
一、商品意识的最初觉醒
“文化革命”也留给我许多幸福的回忆。其中之一是那种“深夜闭门读禁书”的
极乐境界。
在那“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的插队落户时期，由於在农村横竖养
不活自己，接受再教育的学费远远超过呆在家中吃白饭，后来就索性成年留在城市
闲混了。唯一的消遣就是读书。
当时可以弄到而值得一看的书非常少，看书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从而免除了选
择的麻烦。不比现在因为书太多，要花太多心思选择，这就大大减少了看书的趣味
，正如准备饭菜的人食欲往往比吃现成的人要差一些一样。其次，由於书源稀少，
每一本书都能细细咀嚼，慢慢品味，读书绝对不会成为负担。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凡有点意思的书皆属於“四旧”、“禁书”，只能偷偷
地看，这种吃禁果的滋味也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很难享受到的。回想当时每弄
到一本禁书，等待夜深人静时关起门窗偷读，那激动、盼望的心情正如初恋者的等
待约会。（由此看来，毛泽东实在是最理解阅读心理学的人，他将天下有趣之书皆
列为禁书，自己同生活秘书、机要秘书一起大看特看《金瓶梅》、《素女经》时才
有味道。如果这些书天下人皆可看，就没有享受特权的快乐、荣耀，刺激就会大大
减少。）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交换禁书的圈子。其中有一位我们称为乌老师的，很有办法
弄到各种书。他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与众不同的交换书籍的办法。
假如他有一本禁书，我想借来看看，他是绝对不肯白白借你看的，不管你同他有
多深的交情。于是只好用我的禁书同他交换。假如我没有他所需要的书，那么我可
以向他用钱买或租。这时候彼此把自己认为合理的价钱写在纸上，然后摊开来，假
如需方出价高于供方的索价，那就成交，正式成交的价格取两者的平均数。由於这
个平均数必然低於需方原来的出价而又高於供方原来的索价，于是双方皆大喜欢成
交。相反，假如出价低於索价，那就告吹。讨价还价是绝对不来的，因为原来彼此
“背对背”开出的价格是双方价值体系中书本身的“自然”价值。在知道了对方的
估价后再进行讨价还价，那就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因素，使问题复杂化了。例如需方
知道供方目前正阮囊羞涩，就可趁机杀价，这就是趁人之危捞好处，不道德的。
乌老师文革前是专门辅导高考补习的私人教师，文革中无以为生，大概因此就出
此下策聊补无米之炊。乌老师声称，这个方法可以运用於所有人际交往。例如甲想
请位好医生看病，乙方说有办法，双方同样背对背地先开价。如果成交，乙方可能
将所得之钱全数转送医生，那就算帮朋友义务搭线；自然也可以全数归己，但其实
他不可能白得的，因为他必然在其他的场合以其他的形式同医生保持交情，那总是
要付代价的。
初看起来，这套方法将一切纳入金钱交易的轨道，太没有人情味了。但在当时那
后门纵横、人际关系极其复杂、险恶的社会中，我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将人际关系
大大简化的好办法。例如以前托人开后门办事，通常得到的回答是尽量帮忙，但很
少有人会打保票。于是只好广种薄收，东托西托，无端浪费精力。而一旦讲定价钱
，对方就有个责任和信用的问题，不会是敷衍客套，你就不必如此像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了。
又例如那时请客送礼等风俗盛行。你要请一位有权之人开方便之门，难免直接或
间接地请客送礼。有时是间接、直接一起来，先要打通中间环节，那自然开销大大
的。一旦干脆讲穿了，就可以直接找当事人，这样就可以免受“中间剥削”，或免
欠中间人情债。
其实，表面上温情脉脉的互来互往的请客送礼，送来送去，总是位高权重者占便
宜。例如十八级芝麻官给一个十三级高干三瓶茅台酒（级别更高的就根本无从结识
套近乎了），高干很高兴的同时也会回送一点东西给芝麻官，但他只要回送一瓶啤
酒，芝麻官就受惊若宠了。等级社会的残酷本质，遂被错综复杂而貌似温情脉脉的
“同志友谊”、“阶级感情”掩盖了。
我们的读书集团后来终于被公安局发现，于是我卷起一批禁书就惶惶然如丧家之
犬逃回农村广阔天地去避风头了。虽有公文追至插队所在之地，但拿了我一块东方
红手表的大队党支书记，就声称贫下中农民愤极大，坚持要将我“就地改造”而将
公文顶了回去。乌老师无广阔天地可遁身，又是“长着胡子的人”，遂被判刑五年
，三年后因当时新生阶级敌人太多，监狱人满为患，作为“管制分子”而提前释放
。后来听说在潜逃香港途中被人民子弟兵击毙在境河之中。
二、广义商品
“四人帮”打倒后进入大学。一次，学校一件丑闻爆向社会，报纸头版赫然刊登
着大标题《黑暗中的肮脏交易》。原来某班毕业分配方案中有一个云南名额和一个
上海名额必须在两个上海学生中分配。分配小组相信群众，矛盾下放，叫这两个同
学自己协商解决。他们私下里协商的方案是留上海者补贴去云南者人民币三千，作
为治装迁居开办费，然后抽签决定谁去谁留。事情顺利解决，学校当局大为高兴，
视为这是大学生有觉悟的表现，大肆宣传，高度赞扬赴云南者。留上海者因此不服
，颇有微词，终于东窗事发，于是舆论哗然。结果两人均被分配到云南。
其实，平心而论，当时一个上海户口何止值三千。当时一个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
要从云南调回上海，不花费它五千人民币去铺路、行贿是绝对作不到的。现侨居海
外的西藏问题专家徐明旭先生当年的成名小说《调动》中就描写了一个上海大学生
为了调回上海而不得不先为地方官太太配种作交易的令人喷饭三尺的故事，可见上
海户口价值之高，实在到了比“爱情价更高”的程度。（徐明旭先生也因此获罪，
毕业后被发配西藏。他这个西藏问题专家可说是歪打斜着从流放大学深造来的。）
由此可见，任何供不应求的东西，包括户口，都是可以成为商品的。商品的本质
在於需要代价才能得到。如空气，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是一般来说可以不用代价得
到，就不能成为商品。既然外地人要调到上海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上海户口就变
得宝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留恋上海而愿意去外地生活的人，也必然不会轻易
无偿地放弃上海户口。一个外地分配来上海工作而想回故乡的人，他会想：“人家
想来上海还来不成呢？我岂能生在福中不知福。”于是他或者在举目无亲的上海苦
熬下去，或者待价而沽把他的上海户口换一点好处。於是上海户口就具有了普遍的
价值。这情形同毛泽东时代五花八门票卷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买香烟的“烟票”
在吸烟者看来有价值，结果不吸烟的人觉得放弃可惜，于是人人声称自己是烟客，
将国家按月分配的烟票同烟君子交换，或至少可“慷国家之慨”作人情送人。到后
来烟票就可以公然在黑市换鸡蛋，成为类似后来“兑换卷”一样的“准货币”。
三、从原始商品到现代商品
户口、票证等虽然已经有商品的实质，但仅仅在黑市中以隐晦的形式存在。由於
买卖户口、票证为法律所严禁，因此只好停留在“物物交换”的原始形态：没有正
式公开上市，没有明确的标码价格，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流通。而这种不公开
的交易就具有极大的黑暗性、盲目性和不公平性，因为顾客无从比较。对於商品本
身来说，也必然缺乏明确的竞争机制而难以改进发展。而公开上市竞争、明码标价
的商品则没有这些局限性。
在美国，各种具有商品实质的服务都可公开上市。例如家里来的探亲老人，闲着
无事，帮邻居看看小孩，就可以按小时取酬。看小孩有看小孩的价钱，照看宠物有
照看宠物的价钱，各类服务都有市面流行的价格。在若干年前的中国，如果家中有
闲着的老人，邻居有需要照看的小孩，通常的情况是名义上的义务帮忙。但天下没
有可以长久白吃的午餐，家长总会於心不安，设法报答。但如何报答呢？人情债很
难算。结果这种互助关系大多不能持久。於是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
”的局面，社会资源无以充分利用。相比之下，乾脆将闲散劳力当做商品交换，有
明确的市面价格，那么交易起来就方便简单得多，社会劳动力资源由此得以充分发
掘。
又例如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农民虽有管理、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这种以人均
方式分配土地管理权的作法极其不合理。“耕者有其地”是完全落后的观念。比较
进步的观念是“善耕者有其地”，不善耕种的人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让渡给善耕者，
自己去从事别的行业。更进步的观念是“善经营者有其地”，因为善於管理经营土
地的人未必是善於亲自耕种的人，而且耕种也未必总是实现土地价值的最佳方法。
如果善耕者不善经营，也应该去给别人当工而扬长避短。不管如何，要充分实现土
地价值，必须有偿出让，即出卖，才能使“善经营者有其地”原则得到充分落实。
中国现在实际存在的土地交易，由於没有所有权，就必然以非常原始、曲折的方式
在地下进行，从而酝酿种种弊病。
所以，一切具有商品实质的东西就应该设法促成它的公开上市成为正式、完备形
态的商品。凡是具有商品性质的东西，要禁止其买卖交易是下策。禁止的结果就必
然是黑市发达。欲堵塞歪门邪道必须开放正道。这同政治斗争公开化的原理是相似
的。在承认人的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公开的有规则的政治竞争，要胜於掩盖、压制
冲突的表面团结；西方“礼争”（fair play）规则下的明争，胜於儒家“礼让”伪
装下的暗斗。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斗远比明争耗费精力。暗斗的双
方往往总是着力於伤害、暗算对方。明争接受观众监督，只好着力於提高自己。说
到底，“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就是不掩盖矛盾、冲突，在商品化问题上则表
现为不否认人们的利润动机和竞争事实。
四、一元化和多元化
正式商品必须折算成货币明码标价。利用货币作交易中介，就突破了物物交换的
局限性，其好处是明显的。一种可能的担忧是，一切通过货币会造成金钱挂帅的一
元化局面。其实，这种一元化的自身也有着多元化的因素。
不久前一个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因为鸦涂而被判以鞭笞，在美国朝野引起一片哗然
。美国总统亲自出面说项请求赦免体罚，而在民间则展开了热烈的体罚是否可取的
讨论。这个讨论最终是没有明确结论地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有个介於绝对赞同和绝对否定之间的折衷解决。这就是在保
留体罚的同时，容许那些难以接受体罚的鸦涂者选择其他的替换方法：例如课以罚
金或社区服务劳役等。
鸦涂者对体罚难以承受，有两种情况，一是心理脆弱者，一是体力脆弱者。有必
要对他们网开一面，提供其他不会造成永久伤害的惩罚方式。
当然，受罚者的经济背景是不同的，同样一笔罚金，有人感到不算什么（可能有
多金父母支撑），有人则会感到损失惨重（就此影响求学、结婚计划等等）。这个
问题，除了可以采取类似累进税制的方法外，对於那些心理、生理和经济上都无法
接受惩罚的人，还可以提供在社区劳役服务的替换惩罚，比方说让他去打扫街道、
洗刷公共设施的墙壁一个月，这样既能使他认识到维持公共卫生之不易，又在实际
上弥补了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
彻底的办法就是惩罚被抓住的鸦涂者负责该社区的市容卫生，直到抓住再一个鸦
涂者顶替他为止。如果鸦涂者真的绝迹，那么可以在两年时间后赦免他的卫生劳役
。
自然，那些认为长期劳役，昂贵罚金，还不如一顿鞭子乾脆爽气的皮厚体强者，
鞭鞑也不失为一种理智、方便的选择。
须知，体罚的目的是维持社区利益和教育鸦涂者，而不是通过身体伤害对鸦涂者
进行报复。因此，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他的方法就不必排除。这样使惩罚方
式多元化、灵活化，才能做到既对社会环境负责，又对鸦涂者进行仁至义尽的教育
。
这不妨可以说是将豁免体罚的权利加以商品化了。
由此可见，事情一旦商品化，社会运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灵活起来了。因为商品
具有无孔不钻的天性。当然必要的禁止垄断的法规是需要的，这是不难实现的。
五、国籍商品化和政府商品化的良性互动
现在令各发达国家十分头疼的非法移民问题，也不妨用商品化的手段去解决。
移民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反映了发达国家既得利益和落后地区人民
基本人权的矛盾。非法移民有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呢？当然有！因此，站在一
般政治理念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否定非法移民的坚强理由。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就
是“人是生而平等的”。既然如此，落后地区的人民就应该享有和发达地区人民同
样的基本人权，包括在发达国家的居住权。所以，根据美国的宪法，也无法找到严
禁非法移民的依据。若说非法，那么美国早期移民又何尝是合法的？他们得到土著
印第安人的批准了吗？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差别不过是早到晚到的差别而已。
所以现在遏制移民的主要理由，都是诉诸经济层面的考虑。如引起极大争议的加
州187号取消非法移民福利待遇的法案，就是以非法移民给政府造成的经济负担为理
由的。既然移民过度主要造成的是经济问题，那么就应该对症下药地采取经济手段
去解决。
其实说得彻底一点，反移民情绪无非是看不起穷人而已，所指责的是非法移民的
没有交钱就白白获得那些权利的事实。只要有钱了，这些都不成问题。任何现代国
家都有开放“投资移民”的条规。试想一个亿万富翁，哪个国家不欢迎他成为公民
。“有钱买得国门开”，这是一个现实。“投资移民”，就其本质，也不过是用钱
去买国籍嘛。
但是投资移民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初级形态的商品，因此就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
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投资移民在名义上不是用金钱购买公民身份，因为投资者仍
然拥有这些资金的所有权和基本管理权。由於所在国没有直接获得资金的所有权，
所以很自然地会大大增加投资数量的要求。假如国家直接正式地将公民权卖给移民
，起价格必然大大降低，其原理同一次性直接付款总比分期付款或间接付款要便宜
是一样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设当年美洲完全是无人居住的，那么先来者有开辟之功，
他们享有原始股的股份，现在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先人的股份，当然有理由拒绝
后来者的无偿分享。这样，问题也同样能纳入商品化的范畴。后来者购买股份总是
可以的吧。
一旦公民身份正式上市，交易方式自然会灵活、多样化。例如也可以分期付款。
可以通过合同到需要开发地区，如美国之阿拉斯加工作一段时间作抵偿等等。
总之，惟有将公民身份、国籍正式上市，才能做到市场开放、买卖公平。通过调
整价格保持人口移动和社会需求水平、接纳能力间的平衡。总之，如同防止商品走
私最有效且根本的措施是加强合法、合理的正常贸易一样，消除非法移民的根本措
施，是改进、扩大合法移民的途径。
与公民权的商品化相对应，政府、社区本身也必须商品化，才能发生有效的良性
互动：公民权的价格视当地生活品质和世界范围的需求而定，那麽，居民身份出售
得好的地区，遂可以把出售所得向经济效益不好或市场需求相对较小的政府购买进
土地，本质上就是扩大再生产。
因此，国界线应该容许变动发展。所谓“自古以来为我神圣领土”等等的神话，
不仅事实上不可能、不明确，而且情理上也说不过去。经营不好的政府而占据大量
领土，那就是对全人类共有资源的浪费，为什麽不能让出来，非占着毛坑不拉屎呢
？而国界线的变动的最好方式，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应也不必通过军事手段。历
史上国家之间购买国土的先例多得很，如美国之购进阿拉斯加、西部若干州等等。
现在看来，凡是历史上买来的土地，总比战争抢来的土地，后遗症要少得多。抢来
的国土，一百年后，两百年后，都会有争议，随时可能成为新的战争的导火线。
六、面向未来的开放
“人是唯一会交易的动物”。不懂交换的狗就只能为争夺骨头互相撕咬。人类能
够进行交换，所以能够避免许多争斗。人类凭借语言交流思想，凭借交易交流物质
财产。两者的根本功能都是交流。人类社会在语言和交换的基础上得以维系、发展
。如果能够将政治制度、信仰彻底纳入可以交换的范畴，也许就可以永远地避免战
争。
用经济手段解决领土变动，既向外来者作充分的门户开放，又保障了原住民持有
原始股的权益。这样才能避免野蛮民族只能用武力强占、征服先进、富裕地区的历
史悲剧。
倘能如此，政治家就成了生活方式、社区结构的设计家和管理员，而人民作为顾
客将成为他们的上帝。形成一个政治商品激烈竞争的开放、公平的买方市场，是提
高人民地位和限制政府权力对人民自由的干扰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可以相信，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如此贡献的市场机制，一旦运用於政治领域
，也必将为人类政治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如今各国政府机构和民间公司之间效
率的巨大差异，也使我们相信，以经营公司的方式经营政府，大概是根治官僚作风
最根本的办法，恐怕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自由的前提是提供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因此，选择越多也就意
味着自由度越高。现代民主政府通过政党竞争提供不同的治国政策供选民选择。但
这种选择在共时上是唯一的，即在一定的时期，选择了这个政党就不能选择另一个
政党。同时地提供不同的政府让人民选择，人民就获得了加倍的自由。
这样使政治制度成为开放市场中的标价商品，不仅能使现存国家、政府间的争端
和平化，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革新和保守之间矛盾冲突的和平手段，为人类的未来开
拓了向新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开放的无限可能：任何怀有新的生活理想的人，只
要他能号召到一定数量的信徒，就可以以合股形式组成一个新的社区。如果这种社
会形态、生活方式具有吸引力，其居民身份必然售价上涨、社区股份看好，於是可
以将出售居民身份和股份之所得购进土地，扩大社区，推广普及。这是一种更彻底
的开放：面向未来的开放！
未来一个世纪中，人类最可担忧的重大世界性问题，本人认为有三个。一、随着
人类科技能力的加强，制约这种能力滥用的伦理道德也亟需强化。二、环境和生态
问题。三、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地球村这个无可阻挡的潮流下，如何保持多元化
和多种选择的可能。
好在世界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经济规律，而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潜在的多元化
倾向，因为顾客市场本身是多样化的。只要预先杜绝垄断的可能，最大程度的发掘
商品化本身的的多元积极因素，维护世界的多元化当是不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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