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通信
(续)
马悲鸣 阿沛·晋美
一、少管闲事
晋美，你好！
上次《中国之春》发表了咱们的《汉藏通信》以后，不知有没有正面反应。但我
至少看到过徐明旭和姚勇战两个知名人士愤怒的反对。另外还从你们《西藏论坛》
上见到一个叫青格力图的蒙古人建议展开《蒙汉藏通信》。其实我对蒙古族的事所
知不多，而且内蒙古是距离中国统治中心北京最近的一个自治区。我感觉内蒙古的
大城市，如呼和浩特和包头等都已经很工业化，或者说得不太客气点，已经相当汉
化了。虽然这些我只是见诸报端，而自己从没有去过。
这种同化显然同时具有某种现代化的意义，对于当地原住民族到底是福是祸很难
讲清楚。而且从历史上看，蒙古人征服并统治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人民之间互相
融汇过。而西藏却从来没有征服过中国，自然也很少和汉族交融。
我其实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不是很有发言权。对那些地方的人民渴望保持自己
固有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热情到底有多大不是十分了解。我对中国民族问题上唯一敢
说的就是上次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发表的《到底是炎帝的子孙还是黄帝的子孙？
》。其实那也只是把当今中国人惯称的“炎黄子孙”这一词组给剖析了一下，指明
这个词组有大汉族主义的味道而已。没多久，我看到报导，有个大陆中国政府的副
总理也提出不要再使用“炎黄子孙”这个词组，而代之以“中华民族”，以期避免
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中华民族”比“炎黄子孙”要含蓄些。
记得当年著名的西藏民主人士喜饶嘉措在大会上当面和李维汉争论时说：“这个
国家不是你李部长的，也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如此
不自外于中国的喜饶嘉措最后竟瘐死狱中。其人之大无畏精神与豪迈之情真令我们
炎黄子孙赧颜。
我从小就不喜欢班干部、团干部和党团员管我的闲事。在子曰：“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伟大教导之下，我也从不管别人闲事。现在年龄大了，原则不改。用之
观察汉藏关系也是一样：“你汉人不愿意列强到你们赤县神州来，那你们又何必要
强行到西藏高原上去呢？人家藏人想过哪种方式的生活，人家自己选择。你管那闲
事干吗？”这是我愿意和你讨论西藏问题的认识基础；其实只有淘气中学生的水平
。不过倒也明白质直，简明易懂。
言不尽
马悲鸣顿首
二、西藏人到底是谁的子孙？
马悲鸣，你好！
来信收到。你那篇《到底是炎帝的子孙还是黄帝的子孙？》我看过了，直到现在
还有印象。谈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这些称谓，使我想起
一些有趣的事情来。西藏人过去从来都不知道有什么“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正象西藏人过去从不知道有个“孔老二”一样。有一个笑话说文革时“批林批孔
”，拉萨的老百姓就开始嘀咕：“听说中央又出了一个叫‘孔老二’的走资派”！
西藏有一个古老的神话，相传在远古时代，西藏山南泽当地区的山洞里居住着一
群猴子。这些猴子与一个善良的女妖邂逅相遇，结为夫妇，繁衍了无数的子孙。这
些子孙就是后来的西藏人。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人们把这个女妖说成是观世音菩萨
的化身，以此证明西藏人与佛教的渊源。
西藏古籍还记载说，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多年前，一位高等种姓的古印度王子来到
西藏，被西藏人拥戴为王，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国王——聂尺赞普。人们熟悉的
松赞干布是这一王统的第三十二代国王。
近来西藏有些历史学家考证说聂尺赞普不是一个古印度王子，而就是一个土生土
长的西藏本地人。总之，不管女妖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不管聂尺赞普是不
是印度王子，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说到“传人”、“子孙”，很显然，西藏人不
是“龙的传人”，也不是“炎黄子孙”。他们是“猴子和女妖的传人”，是“聂尺
赞普的子孙”。
西藏人说他们是猴子和女妖的后代，这个传说引起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极
大兴趣。中国大陆的童恩正教授认为这种说法与“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
他进而联系地球板块的撞击，西藏高原的隆起，对西藏古生物和考古发掘的研究，
大胆推论说，人类的起源也许不在非洲，说不定是在西藏高原！
童恩正教授的这种推论似乎还没有得到科学界认同。不过我认为，西藏人的这一
传说倒是可以从西藏的历史、社会、传统的踪迹中找到其合理的依据。比如，猴子
和女妖相遇的地方恰恰是在西藏山南的泽当地区。这一巧合不无道理。因为这一地
区位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地带，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正是西藏文明的发
祥地。另外，一个女妖与一群猴子结为夫妻，这使人想起西藏过去，甚至直至今天
仍残存的一妻多夫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有兴趣者可以为此写上十篇博士论文。
说到“中华民族”，其实西藏民族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在藏语中甚至没有“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目前藏语中的“中华民族”一词，是“
解放后”在中共的指导下直接从汉语音译过来的。无论是西藏的民间传说，还是藏
文史书的记载，以及考古发掘，都证明西藏民族的发祥地在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
域的雅隆河谷地带。正如她与周边不同文明有些关系一样，与华夏文明也有一定的
关系，但是与华夏文明、华夏民族没有直系联系。西藏文明基本上是独立发展出来
的。
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民族系统中曾有人向中央建议在正式文件中不要使用“中华
民族”一词，而使用“中国各民族”，认为这样更符合历史事实。只是后来的情况
是“中华民族”使用得越来越频繁，而“中国各民族”却越来越少见；现在则触目
皆是“炎黄子孙”，越来越诉诸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几年前甚至不惜拿出医学报告
说汉族和藏族在遗传基因上最接近，因而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把人类不同族群的遗传基因的远近与文化甚至领土、主权相联系的做法是一
种十分危险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既能导致种族扩张和侵略，又能造成种族歧
视。古今中外的许多战争、侵略、种族冲突、种族灭绝的悲剧都与这种种族主义有
关联。中国自己就是这种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之一。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占领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侵略中
国的一个借口就是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所谓“同种”，用现代医学术语讲，
就是遗传基因相同。时过境迁，当年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今天又祭起了同一面旗帜。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然而，这种种族主义的旗帜也不是那么好祭的。它是一把
双刃剑，既能伤别人，也会伤自己。
如果藏族和汉族遗传基因最接近因此西藏属于中国的话(姑且不说这个医学报告是
否准确)，那么遗传基因不如藏族那么近，或者比较远的中国境内其他民族是否就不
属于中国了？其实，同一种族的人民建立不同的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民组成一个共
同的国家，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多的是。没有必要非把自己境内的不同民族说成是同
一个民族，似乎不同民族的人民就不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同样，同一个民
族的人民也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例如，阿拉伯人同是一个种族，
却分成了十几个国家。不管泛阿拉伯主义者们怎么号召，他们就是合不到一起去。
日本人说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可是中国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当“大日本帝国”
臣民。可见种族是否同一，并不是组成共同国家的唯一基础。
咱们上次发表的《汉藏通信》确有正面反应。我遇到过好几个人告诉我，说《通
信》上写的事他们都不知道。还有的人说咱们之间的《通信》很有益，这也是一种
互相之间的解释和沟通。
祝
好！
阿沛·晋美
三、从民族争斗发生地点来判断是非
晋美，你好！
读你的来信真长见识。你信中提到汉藏关系与中日关系的雷同使我想起前些时候
见到一篇刘宾雁回忆心历路程的文章。他提到抗日战争时八路军采用“打了就跑”
的偷袭战术，结果由于被袭而激怒的日军就反攻到村子里报复，实行“三光政策”
，大杀村民以泄愤和扫荡八路军的潜伏基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一共损失人口一千
多万，其中除去正面作战的政府军阵亡三百万之外，平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
被杀害的。刘宾雁说，他们当时就辩论过八路军这种战术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
再往前推，“九一八事变”是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当年日本政府以最后通
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其中有允许日本农民
在规定年限里垦荒东北的条件。张作霖在世时，中日农民之间尚能相安无事。但张
作霖被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以后，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因为杀父之仇难消，遂倡言：
“有胆敢租地给日本农民者以卖国论！”结果万宝山一日本农民租了一块地修灌溉
用渠。中国警察出面阻止。这个日本农民便招来日本警察保护。于是民间冲突升级
成中日警察冲突。双方军队相继戒备，最后酿成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国军队的“九一
八事变”。
单就中国警察阻止日本农民开渠和八路军偷袭日军据点，“打了就跑”这两类事
件本身来说，日方都是被动者。因为他们是在开渠被阻止和被偷袭之后才反攻报复
的。但无人不说日本是侵略者，因为这些事件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之上。日本农民如
果在日本本土开渠，端是没有中国警察来阻止。日军若守护在日本本土的据点里，
八路军也绝不会去偷袭。民族争斗事件的是非曲直判断主要依赖于事件发生地点的
判定。汉人在西藏境内的明火执杖是明摆着理亏。
前些时候中共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上说，当初西藏方面派出“国大”代表
团参加了南京政府的制宪会议，以此证明西藏承认过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是怎么
回事？
言不尽
马悲鸣顿首
四、关于“西藏代表团”
马悲鸣，你好！
来信收到。你问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上关于“国大代表团”参与制宪的事简述
如下。
一九四六年，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当时，西藏政府向英、美
、中三个同盟国派遣了祝贺二次大战胜利的祝贺团。南京政府要求祝贺团在召开“
国大”时赶到南京。等代表团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热情邀请他们参加国大。
代表团盛情难却，就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谁知一参加，又是制宪，又是立法，又是
选举，国民党政府连哄带骗。祝贺团想躲也躲不过去。当时，国民党政府还从青海
和当时的西康省找了些西藏人，再加上拉萨政府的祝贺团，这就算是参加国大制宪
的“西藏代表团”了。
几十年过去，今天无论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北京的共产党政府，都郑重其
事地宣称当年西藏代表团参加了南京国民大会的制宪会议，证明西藏地方政府以此
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人听了，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段历
史说起来荒唐，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直弄得西藏人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我注意到最近台湾政府在讨论是否承认蒙古独立时，提出外蒙古当时也派代表出
席了国民大会，证明蒙古也承认过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其实，当时蒙古早已宣布独
立，这些“代表”也不知是从那里找来的。
一九五四年，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西藏已
“和平解放”，达赖喇嘛想不来也不行。于是，“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
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见《西藏问题
白皮书》)。
一九九三年五月，严家其先生曾邀请我参加关于《联邦中国宪法》的会议。我当
时回信说，由于上述两次教训均出在参加中国的制宪上，一次被骗，一次被迫，西
藏人对和中国人一起参加制宪活动极为敏感。其他许多活动都可以一起参加，唯独
参加制宪是一个禁区。
当然今天的情况已和四十年前不一样了。我个人认为，西藏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以某种形式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并把自己的主张明确地提出来。不过，由于历史
的教训过于惨重，绝大多数人对于将来会不会再次被人利用仍怀有很重的戒备心理
。所以我当时谢绝了严家其先生的邀请。
我们都有许多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时还不能完全卸掉。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相互之间了解与信任的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和戒备是会逐步减少以致消除
的。
对于联邦制的设想，我本人其实持相当积极的看法。如果将来中国有一个民主制
度，而且决定实行带有邦联性质的联邦制，我倒觉得西藏人应该给那时的中国民主
政府一个机会，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实践他们的设想。如果他们能真正帮助
西藏人获得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很可能会消除西藏人心目中认为中国是侵略
者、占领者和殖民者的念头，也可能两家人永远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打也打
不散。同时我觉得也应该给西藏人一个机会，在他们自愿地加入联邦一段时间，比
如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再让他们做出选择，看他们还愿意不愿意待在联邦里。如
果联邦制实行得好，可能就很少有人愿意离开。如果实行得不好，或者西藏人无论
如何都不愿意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要离开也有他们的道理。
我的这一想法曾经和严家其等人讨论过。最近他们建议的《联邦中国宪法草案》
第三十九中也说：“西藏自治邦的地位在本宪法实施二十五年之后，由其域内公民
以投票公决检讨之，不受本宪法第三十六条限制。”
我几年前曾就联邦制写过两篇文章。最近看到这部宪法草案，又想动笔写点什么
。只是还没来得及下笔。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算是一个引言吧。
谢谢！
阿沛·晋美
五、耻辱柱与十字架
晋美，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我已经在《新闻自由导报》上看到了严家其他们建议的《联邦中
国宪法》草案。
最近我读了邓榕写他爸爸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此书开头和一切爱国主
义教科书一样，历数清政府的卖国、腐败和无能。邓榕说要把慈禧太后和李鸿章“
钉在耻辱十字架上”。但同时我又看到了魏京生一九九二年十月写给邓小平的一封
关于西藏问题的信里说：“而你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嘲笑和唾骂的
对象。”不知邓榕看到魏京生的这封信以后将作何感想。
最近见到正风行起来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十个要害问题》一书。其中第七
个是民族问题。书中引用了你在《汉藏通信》里说的那位四川甘孜新龙县的藏族老
人讲给你的贺龙与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招集藏族头人开会时不同态度的讲话。
这本书说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施以诡诈，不遵守对西藏首领达赖喇嘛的许诺，过
于急切地实行土地改革政策，而将达赖喇嘛逼走，从而造成了国际社会上旷日持久
的西藏风波。
该书还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对少数民族寄予过理想主义的温情和不切实的期望：
尽管藏人在长征中救助过红军，但形势变化了，如今共产党掌了权，藏人只有服从
，才是光明大道，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该书作者把邓小平这种“作顺民，就在这边好好过日子；不作顺民，就不要说我
们不客气”式的恩将仇报、蛮横无理说成是比毛泽东清醒也比毛泽东高明。改革开
放之后，邓小平强调，只要将经济搞上去，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不想
造反了。该书说邓的这种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却不谈自从邓小平当政以来，中
国境内的民族冲突正愈演愈烈的现实。
西藏是邓小平指挥“二野”打下来的。邓小平又担任过西南局第一书记。西藏是
他的辖区。王震伐疆，邓小平伐藏。以蛮干著称的“王胡子”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
，曾逼反、然后又严厉镇压过当地原住民族。难道对藏人态度如此蛮横的邓小平在
后来逼反藏人的过程中就真的没有任何责任吗？
言不尽
马悲鸣顿首
六、邓小平逼反藏人的历史责任
马悲鸣，你好！
来信收到。你问我在“逼反藏人”的过程中邓小平是否有责任。据我所知，邓小
平不仅有责任，而且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
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全面“叛乱”，其实始自一九五六、五七、五八年青、甘、川
、滇各地藏区的反叛。这些地区的反叛又与中共在这些地区强制实行“民主改革”
，进而又武力镇压反对强制改革的西藏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青、甘、川、滇藏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当时中共高层内部是有分歧的。
一部分人主张慎重行事，暂缓“民主改革”。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立即全面铺开“民
主改革”，使这些地区尽早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当初主张慎重行事，以免局势恶化。而邓小平则带头主张立即实行“民主
改革”。毛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过：“在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上，我和李维汉是
右派，邓小平和李井泉是左派。现在看来，可能他们是对的。”
我记不清此段话是哪一年，哪一次会议上说的。不过文革期间红卫兵出版的《毛
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收录有毛的这篇讲话。
后来显然是邓小平的主张占了上风，因为在这些地方很快就铺天盖地实行起了“
民主改革”。西藏人的传统社会被摧毁，私人财产被没收，寺庙的土地牲畜被没收
后关门，喇嘛被强制还俗，当地的僧俗领袖人物被批斗，等等。于是，这些地区的
西藏人纷纷起来反抗。这样一来，中共又派大批军队武力镇压，甚至派飞机炸毁了
藏东最大的寺庙之一——理塘寺。西藏人打不过解放军，就开始逃入西藏自治区境
内。于是，几十万武装难民涌进西藏自治区，会合当地反抗中国的势力，形势就越
发不可收拾。
当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城里爆发大规模武装“反叛”，解放军万炮齐轰镇压，达
赖喇嘛仓皇出逃时，西藏其实早已是烽烟遍地，战火弥漫了。诚然，当时民主改革
并没有在西藏自治区内进行。西藏自治区因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尚未大规模展开
民主改革。但是中共当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各藏区与拉萨之间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以及血亲关系等各方面一系列的联系。在青、甘、川、滇藏区发生的事情怎么
可能不对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人产生影响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力主强行“民主
改革”的“左派”邓小平是逼反西藏人的罪魁祸首，应该不算过分。
就写到这里，以后多联系。
祝
好！
阿沛·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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