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号-理论探索 许良英简介 许良英文章检索

 
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北京)许良英
 
 

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 许良英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为探索科学真理奋斗终生。同时,他又是一位热
切关心人类事务、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他一生所发表过的关于社会政治
问题方面的言论比科学论文还要多。爱因斯坦说过,他的科学探索使他成为“一个
信仰理性的人”(a believing rationalist)。事实上,贯穿他的全部社会政治思想
言论的,也正是这种理性论的信念。
  爱因斯坦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一生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和平
奔走呼号。他愤怒地目睹三十年代德国纳粹的兴起和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McCarth
y)主义的猖獗,号召人们起来同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抗争。一九三三年他谴责了刚
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
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
(Spinoza)、伏尔泰(Voltai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
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
是在为人类服务。”二十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
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
得是在犯同谋罪。”一个在科学创造上有伟大贡献的人,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
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
  本着这种精神,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怀着深切的同情。一九二二年他
赴日本讲学,来回途中在上海逗留了三天,他感受到,中国民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
民族,他们受着比牛马还不如的残酷的虐待;但这是一个勤劳的、顽强的民族。一
九三一年,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对日本采取严
厉经济制裁。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B. Russell)、
杜威(J. Dewey)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一九三七年三月,为声援
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七位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七君子”),他和杜威等十六位美
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致电中国当局,要求要重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九一九年开始在中国有大量介绍,特别是通过一九二零年
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于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则
是一九三七年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那是通过爱因斯坦言论集《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的中译本,译者是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是根据一九三
四年法文译本转译的。全民抗战的热潮正在形成,因此,它的出版似乎并未引起知
识界的注意,至少报刊上没有一篇评论文章。我有幸买到一本,并在上大学前(一九
三八年)认真地读了它。它启迪我的心灵,引导我思考人生基本问题,其中许多至理
名言令我终生难忘。例如,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说的:“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
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
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作国家的奴隶。”这种
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论点,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正好相反,而且直接冲击了当时国民
党政府所提出的“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使我思想豁然开朗。
  体现这个文集主题思想的、一九三零年发表的文章《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
庄严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
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社会规律:“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
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
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这同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
(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他痛恨压制
个性的军事制度,发人深思地指出:“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
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
;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读到这些发聋振聩的精辟论述,我
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可惜不久,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觉得爱因斯坦的社会政
治观点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格格不入,不得不把它搁置一边
。直至三十年后经历了民族几次大灾难之后,我才醒悟到真理是在爱因斯坦这样的
“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边。
  看来,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译本的出版,在中国一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象我这样从初中起就崇拜爱因斯坦,以后又立志学物理的青年人曾经一度为它倾倒
,恐怕是为数极少的例外。在我求学的大学里,我从未听到教授和同学谈论过这本
书。这显然主要是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和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发动的对“民主个人主
义”(即所谓“旧民主主义”)的批判。
  可是,五十年代初,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不时报道爱因斯坦谴责美国对内侵犯
公民权利的恐苏、恐共歇斯底里和对外扩军备战政策的言论,这虽然是冷战和朝鲜
战争时期出于反美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但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和平战
士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尽管当时也有一些出版物仿效苏联,
咒骂爱因斯坦为“反动”。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培源和我都曾在报刊上
发表悼念长文。我在文章中特别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给一位受到美国众议院
“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的教师的复信和一九五四年对“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
”提问的回答。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对知识分子整肃运动的加紧,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都被扣上
“反动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
出现了历时八年(一九六八—一九七六)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爱因斯坦被说成是“
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相对论是阻
碍科学进步的“一面黑旗”;“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
下跪。”运动气势之凶猛,用心之险恶,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德国两次反相对论
和反爱因斯坦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次官方发动的批判运动,在学
术界并无多大市场,多数科学家采取了抵制态度。
  “文革”刚结束,我和几个朋友合作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工作开
始于一九六二年)就陆续出版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是对批判
爱因斯坦运动的彻底否定。《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也引起了正在发动一次思想解
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一九七七年他曾向青年工作干部介绍这个文集,说他自己
读了受到很多启发。一九七八年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曾建议组织部的干部阅
读《爱因斯坦文集》。这表明胡耀邦不同于中共历来的领导人,他爱读书,能够接
受新知识和新思想。正因如此,他不见容于中共元老,一九八七年终于被迫下台。

  一九七九年二月北京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周培源作了长
篇主题报告,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哲学思想、为人品德和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
论述和评价,第二天报上摘要发表,对全社会产生了影响。这个报告是由我帮助周
培源起草的,讲稿中我特意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四九年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结尾中的一段话:“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
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
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
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
民主的平衡力量呢?”这段话在报上一出现,北京西单民主墙立即有了反应。当时
西单民主墙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四五论坛》,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第六期首页上,以“爱因斯坦给予我们的伟大启示”为题,全文抄录了爱因斯坦这
段话,并引述了周培源报告中的有关评论,在《编后记》中,还发了这样的感慨: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现在社会主义的实际命运,竟在三十年前被一位自然科学家如
此准确地预见到了。”此文作者、《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二年后以办“非法刊
物”罪名被捕,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假释出狱。
  一九七九年的纪念活动,使爱因斯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以社会政治言论为主
要内容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也在那一年出版,使人们对爱因斯坦一贯坚持的
关于民主和人权问题的见解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这个领域,在中国长期来是个禁
区,不允许公开讨论,现在以爱因斯坦的声望和他所特有的感召力冲破了这个禁区
,使人们开了眼界,也开了心窍。因此,这一卷的《爱因斯坦文集》特别受到青年
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欢迎,成为他们的民主启蒙读物。八零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
当时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可以想见,一九八零年
以后多次出现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多少存在着爱因斯坦的影响。八零年代在青年
学生中间有很大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就是爱因斯坦思想的得力的传播
者。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不
屈不挠的民主和人权的斗士。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中国
实现民主化的艰难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将始终是一个持久的推动力量。我们将永
远感激他所作出的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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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许良英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3年1月29日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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