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诸子时代”质疑

——在普林斯顿会议上的发言

高尔泰


      久居山野，离学术圈子已很遥远。这次来开会，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以贡献
出来，就说点困惑吧。前一段听说，我国精神能源耗竭，文化价值崩坏，连能否回
归人文都成了问题，感到困惑。这次又听说，各种储备已久的精神能量，正在形成
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思想涌动，预示着一个“新诸子时代”的来临，更感到困惑
。
      提出“迎接新诸子争鸣”这一口号的陈奎德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严谨，文章
土厚水深。我一向非常欣赏。这次提出的观点，反映出他在长期的停滞沉闷局面下
召唤伟大学术时代的热切愿望，我也理解。但是，由於它一时还难於实现，在我听
来，不免有一丝悲凉的调子。那原因，有些说得清楚，有些则说不清楚。
      好象说不清楚的更重要：为什么在先秦出现了诸子时代？这个问题绝不能用
先秦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解释。因为与之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印度、希腊、
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出现了许多与先秦诸子同样伟大的思想者。从释加牟
尼到柏拉图们……，再到查拉斯图拉，……几乎都一个人就是一个太阳，就是一个
宇宙。雅斯贝尔斯因此把那一段时期，看作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为什么在那短短
一段时间内，世界上集中地出现了那么多空前绝後的伟大哲人，提出了那么多具有
永恒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那似乎有些神秘，我不知其所以
然。我想大凡元哲学都是从孤独者的生命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交流、参考、做
学问做出来的。先哲们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资讯网络，甚至概念工具都很稀少，也
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他们发现的精神空间，有许多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们提出来的问题，有许多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自为信息源、自成动力因。同
为道家而老、庄迥异，同为儒家而孔、孟不同。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那是一种天籁。
      正象自然界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复活恐龙时代，人类也永远地改变了自
己人文精神的生态环境。经验、知识的积累，科技、资讯的发达，研究方法和概念
工具的多样化，一方面有助於人们思考，一方面也养成依赖的习惯。人们在神话时
代依赖过图腾，宗教时代依赖过经典，君主时代依赖过胜利者的管治。所以在科学
时代依赖资讯的引导、操作规范的保证，已有逻辑结构和话语系统的支持，不足为
奇。身体要坐轮船坐火车坐飞机，思想也要有自己的运载工具，到头来不知是思想
推动运载工具还是被运载工具带着思想走。是工具理性支配纯粹理性，还是纯粹理
性派生出工具理性。结果，正如同诸神的阴影由於人们的膜拜而凝重了，胜利者创
业时踏出的零乱足迹由于人们的追随而板结了，一大堆现成的科学真理也由於人们
的皈依，而变成弃置在人们精神能力薄弱之处的一大堆沉重框架，它对於我们心灵
的柔性束缚，有时比宗教教条的刚硬钳制更加暴戾。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
人不承认许多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是实际上存在着和发生过的。
      我说的这些，只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也许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也许，由於这种懒惰而节约下来的思想力量，由形而上的世界转用於形而下的世界
，更有利於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论如何我们的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是科技和贸
易的时代而不是哲学沉思的时代；从中国来看是突围求存的时代而不是理论辩难的
时代。好也罢，坏也罢，人们已难再象两千五百年前後那样超绝尘寰，豁达自由地
复活一个重新评价一切的时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要在重重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
下拼搏求存，不得不更多地从器用和操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纵然是上穷碧落、下
及黄泉，也不过弱水三千各取一瓢，所以也就更难有人文精神的新创造。事实上，
不仅没有创造，原来曾经有过的许多，也已失落得所剩无几。有人因此提出要重建
传统文化和张扬文化中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前一段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失落，
不自七九年始，也不自四九年始。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不把人当人的现实社会中，
表现在先秦思想中的许多人格理想，往往都转化到了自己的反面。例如纲常伦理为
人而存在变成了人为纲常伦理而存在；崇本息末的安详与尊严变成了“终南捷径”
式的钻营手段；遥接古代神话馀绪的英雄主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变成了奴隶的道德(“文死谏、武死
战”，“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等等)龙种里生出的鱼虾到四九年後真的变成了跳蚤：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进一步使无数人丧失了任何自尊心、同情心与道义感，实
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驯服工具。被骂为“物欲横流”“精神废墟”的八十——九十年
代，比起那每个人都争相用别人的鲜血把自己染成时髦的颜色，来参加那一场卑鄙
的生存竞争的时代，即使不算进步，至少也没有後退。这时出现的平民文化专制(通
俗文化泛滥)，比之於人人读毛选学样板戏的时代，也不能受失落到哪里去。刑事犯
罪的增加，比之於一些人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公开地合法地对另一些人任意掠夺虐杀
和凌辱的时代，更不见得更黑暗更恐怖。
      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文建设只能开始於人的觉醒、开始於一种困境意识和荒
谬意识。由於一切价值支点都被摧毁了，你只要讲一点不言而喻的东西，就会引起
很大的震撼。比方说人是目的、爱、同情心、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主体意识
……乃至反思、忏悔等这些人性的字眼，只要谁敢说出，都象火一点就着，论证起
来也很容易。当然言论自由极为有限。但纵然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吧，毕竟是舞蹈。
我想“六四”以前的情况，大体如此。“六四”以後，人们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
来。虽然一致地(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人怀疑自由民主等等价值目标，但如何实现它
们则各有不同看法。讨论集中到如何走出困境。六四前後学术景观的差别，不仅在
於保守主义的不战而胜，而且在於各种思潮愈来愈具有操作性、实用性和实效性。
研究更深入了，学问做得更扎实了，但与之同时，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也象泥浆
似的酱住了我们(所谓“担子很重”)。使我们难以上升到元哲学的高度和形而上学
的境界，进行基础理论建设，更不用说创造出一个新的精神宇宙了。我们只能一步
一个脚印，在泥泞里艰难地前进。
      会议材料(陈文)所列举的十六种思潮(请允许我也在这个范围内讨论，这样方
便些，推及其余，也一样)大都如此，不论这些寻找出路的努力是如何的可歌可泣，
它先天地就带有历史的局限，只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内有效，很难超越“形
而上学”的境界，创造新的文化。要么重建传统，要么学习西方，要么中体西用，
要么西体中用，要么马克思主义，要么新儒家，总是在重复(包括阐释、发挥)一些
已有的东西，用一些已有的东西去反对另一些已有的东西。他们之间的争论，似乎
并不是个人精神力量的较量或人类智慧力量的角逐，到更象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
碰撞。甚至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小至个人，大至一种族裔，一个民族)发言。“
思想”都是为了外在於自身的目的，与先秦诸子那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由精神自不可
同日而语。这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不幸，一种历史的宿命。
      思想冲突背後隐藏着的寻找出路的努力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理论上的争论
反而流於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例如材料第五条李泽厚的“吃饭哲学”和“四阶段
论”，无非是对邓小平的政策和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表示认同。刘卓、胡平、刘宾
雁等人对他们的很有份量很有深度的批评，都未得到答复，讨论难以为继，这不是
偶然的。现在大陆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各级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都在为
“邓後”的自己预作准备。现在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前景看好，有人在这个时候做这
样的意识形态表态，完全符合这个行为和思维的模式。苟能表态，答复已无必要。
三位学者指责他们自相矛盾，其实自相矛盾也是模式。米兰·昆德拉早已说过，不
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以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这也是一种
文化(如果说许多人共同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的话)。假如一种批评
不能伤害这种文化，只在一般的理论上进行探讨，作低於历史的批判，就难免流於
形式。这不是说要撇开文本，用推断对方动机的方法来进行辩论，而是说，用学术
讨论的方法和规范来处理对方的政治行为是无效的。讲规范讲方法而不讲意向和目
的，也无助於提高理论的层次。何况参照系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那就更是南其辕而
北其辙了。
      有时候，理论本身就是形式，一种无内容的形式。在十六个例子的最後几例
——“国家主义”、“强权政治现实主义”……等等之中，理论就毫无内容。实质
内容在别的地方：有时是压迫人民的籍口，有时是维持专制制度的策略，有时是太
子党为使社会接受自己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侵略性基因而作的努力。理论上合乎规
范的往复辩难有时反而适足以掩盖这些实质内容。同这些“思潮”(借用材料的称谓
)的真正较量，只能在操作的领域进行。而操作领域的胜负并不等於思想领域的胜负
。有许多思潮根本不要理论形式。非洲的民主主义、中东的恐怖主义和日本的邪教
，就是用长矛、炸弹和毒气来代替理论和其他人讨论的，就象当年毛泽东用斗争会
和劳改营来同我们辩论一样。这样的思潮再多，也不增加一个理论时代的份量。在
我看来，“十六种”之中，有许多与之类似。毛泽东思想(邓力群所坚持的)，邓小
平思想(李泽厚所宣传的)，太子党纲领(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是其中比
较明显的部分。当然，羊如果在安全的地方，也可以在同狼的“辩论”中说出许多
不言而喻的道理。但这，连是否有助於实现社会主义尚且成问题，更遑论提高我们
时代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
      我知道说这些话会得罪许多人。我和陈奎德开玩笑说，“你的文章是广结善
缘，我的评论是广结恶缘。”话是这么说，事实上我不是在评论文章，而是谈一种
理论研究的条件，评述在这种条件下理论研究有没有可能上升到诸子时代的水平。
说不要把转型期的众说纷纭，都当做诸子式的百家争鸣。这不等於说我们时代就没
有伟大的学者，在座的就有好几位，包括杜维明先生。我虽不赞成新儒家，但对杜
先生的学问是极为尊敬的。胡平、刘宾雁批评李泽厚自相矛盾，我说这种批评没有
击中要害，这不等於说胡平的文章不好。我一向爱读胡平的文章，认为它属於当代
第一流的水平，必会在思想史上留下一页。刘宾雁的文章，更是雷霆万钧，在那些
黑暗的年代，起过发聋震聩的作用。当今中国的中青年一代，有谁没有呼吸过刘宾
雁的英雄气息？有谁不是在刘宾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他们
的思路不自觉地受到的那种泛文化背景的限制，才使我痛切地感到转型期当代思潮
行进的艰难。艰难，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每个中国人，不管他个人的机会
与 处境如何，都不得不分担这一命运。对於来到海外以後仍有可能从事学术研究与
文学创作的人们来说，接受这一挑战，立足於当代，立足於现实，扎扎实实地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也是一种责任。能尽到这个责任，已很难能可贵，何必向往横空出
世石破天惊。当然能那样很好。但那是一种天籁，不可以苦力致之。人文精神的创
造，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采取累进的形式。可望不期而至，但无法先期预谋
。保持真诚尽自己的本份，并不更容易。我只是随便说说，无意冒犯任何人。“树
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有时夜阑支枕，听来不免焦灼。也许这焦灼只是杞忧，
那就好。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那更好。我想说错了也不要紧，作为一个画家，已
是学术的局外人，隔篱传呼，无碍於骅骝开道。我期待着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作
品。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看尔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