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与政治传统主义
——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四)
王鹏令
中国大陆改革开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宣告结束两年多了。可是由於华国锋在
此前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难以
得到解决，因而改革最初实际上仍立足於“十年浩劫”的废墟上。
也许是处於凑巧。戈尔巴乔夫扎说到苏联改革的历史背景时，亦跨过了他的前任
——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而将之一直上溯到勃列日涅夫当政的长达十八年的“
停滞时期”。
面对不同的历史前提，戈、邓在政治思维上选择了不同的否定方式，由此造成了
两国在改革中政治进程的不同景观。回顾比较和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於
我们判断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和思考它未来的政治走向，可能会有不小的启发
意义。
(一)“新思维”与“政治开放”
无可否认，“停滞”也绝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况。不过与中国大陆的“十年浩
劫”相比，它到底还算不上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局面。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发动改
革之际，苏联的经济虽因旧体制积弊甚深、阿富汗战争的拖累和核军备竞赛的巨大
消耗而早已不很景气，但总的说来还过得去。到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西方媒
体已经把那里的市场短缺，渲染为“山穷水尽”！可是，同时期由中国大陆赴苏留
学和访问的学生、学者，却丝毫没有这种印象。不错，在当时苏联的市场上，某些
非关民生急需的商品，如打火机、牛仔裤、皮夹克、香烟和酒水及高级化妆品等等
，确实品种不多，数量有限。然而基本的衣食住用等等，那还绝对是有保障的。而
且，其物价(如西服、泥大衣)之低廉，已达到令中国人吃惊的地步！可是据苏联人
讲，那时他们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准，早已大不如前；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这么
讲。由此不难推知，八五年戈氏上台发动改革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形势肯定比七十
年代末期的中国大陆好得多。从政治上看，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匆匆相继去世
之後，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也比较激烈，但戈还是按照正常法定的程序，相当顺利
地接掌了政权。而且，无论是在苏联国内或是东欧诸国，政治局势都是平静的，稳
定的。可见，前苏联的改革并非直接地起因於眼前政经危机的逼迫，其原因应当从
其它方面去寻找。
按照戈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发动改革，是由於对苏联现状所作的“不带偏见
，但具批评性的分析”表明，“苏联社会必须在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造”。这显
然不是因为，苏联的政治体制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轨道，而是因为自赫鲁
晓夫以来，在以戈为代表的苏联先进知识界和一大批有远见的苏共领导中，业已酝
酿成熟了一种政治“新思维”，在这种新思维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建於其上的政治体
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固然，在戈那里，“新思维”最初主要针对的是国际政治。但从其基本的价值标
准和与之相应的行为准则来看，它其实也完全适用於国内的政治。因此，戈曾不止
一次地提醒人们注意，他的改革是与“新思维”不可分的。
所谓新思维，实质是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後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它
的第一原则，就是把人看作世界上最高的价值。不过新思维与“人类中心论”不同
，它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中，来思考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新思维的要旨，
是“选择的自由和放弃强力”。它当然不否认，在国家、民族或个人之间，存在着
差别和利益冲突。但它更强调全人类利益的根本一直和人们的命运彼此思想相关。
因此，它主张把全人类利益置於民族、国家和阶级利益之上。它认为，应以宽容代
替排他，以妥协代替对抗，并放弃“一方胜一方败的传统结局”。为此，必须也可
以将对话和谈判作为解决一切争端的基本政治手段。这就要求，在政治生活的各个
层面上，都实行圈方位的开放。这就是为什么他以“政治开放”来标示由他主导的
苏联政治改革的原因。
在戈的主导下，前苏联的政治改革，遵循“新思维”所提示的上述原则，走过了
一条由开放言论到开放自由选举，再到开放党禁的道路。兹对这三大阶段或三的步
骤略述如下：
第一，开放言论，逐步使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其最主要、最关键的一
点，是立即停止对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消除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这
乃是使宪法赋予人们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为此，苏
联释放了包括萨哈罗夫在内的数百名思想犯和良心犯。当时各报刊杂志纷纷宣布“
言论独立”，党和政府以不加干预而予以默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接踵出现了所
谓的解禁文学和解秘文学的热潮。在“公开性”的口号下，许多过去被禁止出版的
文章和书籍(如历史学家梅德维米夫的著作)得以面世，苏联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
案件的真相，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後，也得以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九八九年自由选举
之後，新闻媒体通过对包括叶利钦等新闻焦点人物的采访和报道，当时苏、俄高层
政治斗争的内幕，也被广泛地散布於民间社会。其间苏联党政系统还采取了如下几
项与政治民主化直接相关的重要措施；(1)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社会政治对话，
这乃是开放自由选举前，苏联党、政领导如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市委第
一书记叶利钦等等，与老百姓直接沟通和公开对话的主要方式。(2)电视直播议会辩
论情况；(3)九零年通过并颁布了保证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法案。从一九八五年到於此
，历时约六年，言论自由终於得以全面实现。
第二，开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八九年)；几乎同时，议员的“选民
接待日”也制度化了。在言论自由、“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基础上，通过自由
选举，从原来的橡皮图章——苏维埃代表大会转化而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走上
了议会化的道路。随之，议会开始成为全苏政治斗争之名副其实的中心舞台；街头
抗议活动明显减少，并与议会斗争相互呼应和配合起来(参见拙作：《苏联激进派近
半年斗争的回顾虎启示》，载《民主中国》<日本版>一九九一年第十一、十二期)。
第二，苏共自动放弃，继而议会废除了一党专政，开放党禁，苏联由此基本实现
了由一党专制向多党意会民主制的转变。
应当指出的是，在前苏联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民族问题一直是最棘手的问题。大
体上说，改革开始不久，後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在潜滋暗长。但一直到九
零年一月苏共宣布放弃一党专政之後，立陶宛共和国才敢率先宣布独立。其後苏军
开进立陶宛，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民选的立陶宛政府和意会宣布不以武力相
对抗，不久又宣布暂缓实行独立的计划，而戈则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因此
基本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在戈当政期间，苏联各地情况虽异，但情形皆大致如此。
考虑到原苏联的民族问题那么复杂，适应当说，是戈及其新思维的成功之处。不过
稍後戈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制定新联邦条约，拟将苏联改造为一个各主权国家的松
散联盟。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理性精神和以妥协达致双赢结局的计划，即使它未必能
避免苏联的最後解体，但它至少可以使解体的过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这对有关各
方，显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起先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亦表示赞成，并准备签字
。然而这一计划还是功败垂成。就此而言，戈是失败了。考其原因，主要有三：
(1)苏共顽固派在关键时刻——新联邦条约签字的前夕，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头
目几乎囊括了除戈以外原苏联政府的所有核心成员，身为总统的戈居然成了他力举
推荐的副总统——亚纳耶夫之流的阶下囚，若不是叶利钦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
挽狂澜於既倒，其命运如何殊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政变虽然迅速被粉碎，但中
央政府已威信扫地，处於瘫痪状态，苏联的解体亦便如顺风下水的船，一发而不可
收。(2)作为苏联支柱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实际上也力主独立，苏中央政府遂变成
空中楼阁；(3)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有雄厚的民族基础、现成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充分
的法源根据(见前)。
值得深思的是，苏共政变首领亚那耶夫在事变中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为维护苏联
的统一，二为捍卫公有制，宣称私有经济不得超过百分之五。由此看来，民族主义
和公有制乃是苏共顽固派绝对不肯放弃的最後两道防线！我们大概不能说，政变的
参与者当初都是“假改革”。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他们当时拥护改革，但最後过不
了民族主义和公有制这两道关，最後与改革分道扬镳了。这样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
(二)“回到一九五六”
按照流行的说法，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大陆
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尽管当初人们对“现代化”的理
解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原先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腥红的年
代终於结束了！人们忽然从长期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的大线上下来，好似战争刚结束
时解甲归田的士兵，即便家园依旧，毕竟生活已变了一个样子：一切，都可以权当
是新的！因此，当五中全会吹起“新长征”的号角，人们还来不及思索，就几乎一
股脑地闻鸡起舞，把它当做引领自己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一面旗帜！
现在想来，那多少是一个陷阱！知道“长征”在中国大陆，其意义可是非比寻常
！它不仅特指中共历史上的一次英雄壮举，而且还象征着神圣的中共革命传统！因
此，当以“长征”来比喻现代进程的时候，那岂不是在不知不觉间，已给“现代化
”涂上了一层浓重的传统主义的政治色彩，要在政治上将“现代化”死死地限定在
中共传统的范围内吗？
细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可知，那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所谓重新确立了中
共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可是“重新确立”起来的路线，相对於中共“八大”
的路线而言，又实在是了无新意。只要把三中全会的公报与刘少奇在中共“八大”
上的政治报告比较一下，相信任何人都不难看出，两者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保
留了业已被後者删去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除此而外，无论在思想、政治或组
织路线上，前者都几乎是後者的翻版。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作开启了“社会主义历
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政治要旨可一言以蔽，就是“回到一九五六”
，回到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
既然要回到一九五六，实际上也就排除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因为在一九五
六年，正当党国际共运中已掀起修正主义和自由化的大波澜之际，中共逆历史潮流
而动，发表了为斯大林辩护和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的反修文章。那时中共虽然还没有像邓小平後来那样，以简明通俗的方式，提出用
以镇压不同政见和全面封杀政治改革的“四项原则”，然而“四项原则”作为中共
传统的基本信条，分明以不同语言形式，存在於中共的“八大”及其後“九大”、
“十大”和“十一大”的文献中。换言之，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此前
中共的不少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共的政策变得比文革时期温和得多了，但由於在政
治上受传统主义的支配，政治上的一切设想或设计都“只能求诸传统文献”。或“
假先例及较早的决定行之”，即使对过去有所批评，亦“并非针对制度本身”(参阅
马克思·韦伯：《支配的类型》，第四十四页，台北，一九九一)，既不能突破原有
政治思维的框架，更难有真正的创新，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政治改革开辟空间。
说来遗憾，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大陆的多数学者，都曾对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给予过高的评价，却很少分析和批评它的局限性。直到现在，还有某些人认为，大
陆政改的严重滞後，是由於邓小平背离了三中全会的路线。他们往往只注意到，在
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白纸黑字，分明写着“解放思想”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等等。这其实只是抓住了公报的片言只语。而问题的症结在於，中共那些传统的
基本体系，如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等，往往不是使这些“片言只语”变得无足
轻重，就是使它们在实际中无法实行。
三中全会这种传统主义的政治文化性格，充分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当时在政治
上的怀旧心理，保守倾向和组织人事上的“复辟”愿望。邓小平一九八零年发表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共在政治改革上的第一次尝试。
这篇讲话乃是七八年後复出的中共元老派将上述“复辟”愿望付诸行动的纲领和动
员令！在这篇讲话中，邓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提出了五条意见或原则，其中
最重要的是：
(1)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依此，邓迫使华国锋先後辞去了国务院总理、党中央主
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由赵、胡、邓分别继任之。此後不久，中共废中央主席职位，
恢复文革前实行集体领导的书记处，胡出任总书记；邓於是成为中共最高层掌握军
权且唯一带有“主席”头衔的首脑。(2)设立顾问委员会，後由陈云任主席。(3)实
行党政分离。这一条，即使按设想真正付诸实行，也由於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一级的
党政不分而无多少实质意义。
到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前两项已经先行实现，伴随对林彪和江青两个案犯团伙的
审判及重新设立国家主席，於是中国大陆权力体系的最高一级，形成了一种双层结
构：其顶层有邓、陈、李(先念)，与文革前的毛、刘大体相当，区别只在於，当初
毛的权威虽然已渐渐受到刘的牵制，但毛毕竟更像是君主；邓的权威无疑远远大於
陈、李，但邓、陈、李等中共大老，却到底还像是形成了一种寡头共和的格局，在
顶层下面，是分别以胡赵为首的党政“内阁”，这与文革的周邓一层颇相似。
这样，中共元老派便在高层人事及其布局结构两方面，完成了对文革的彻底清算
，从而实现了全面的复辟。至此，中国大陆由中共主导的始於一九七八年底而迄於
一九八二上半年的全部政治进程的核心内容，已然充分表露出来。中共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载了这一传统主席的政
治进程的胜利，同时也按照邓所代表的老干部们的理解和需要，重新解释并确立了
中共的政治传统。那显然已向人们郑重宣告：今後中国大陆的一切政治作为，都只
能是由该《决议》所描绘的历史的延续，和由该《决议》所揭示的各项神圣的原则
、条规的例行化！
然而中共这种政治传统主义，却越来越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知识界
和体制外反对派的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其二，是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
的要求。对於前者，中共当权者的主要应对方式，是断然拒绝和坚决镇压(这自然亦
是按照中共的政治传统办事)；但同时，也在远离权力体系中心的边缘地带和权力运
作的表现层次上，采取了改革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县(区)级人
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和某些层面上的差额选举。对於後者，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发表
讲话，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
改革继续前进。”直到这时，大陆的政治改革才提到日程上来。
邓当时为政改设立了三条原则：第一，“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
於领导的问题”；第二，“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
要精简机构”。这属於行政改革的范畴。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原则通过的关於政
改的报告，将“邓三条”具体化了；并在某些方面丰富了它，其中有新意者，包括
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国家公务员制度，以及由扩大党内民主来推进社会
民主的设想。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设想，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原政治体制的
筋骨。然而十三大通过的政改整体设计方案，事实上很难推得开；政治很快就流产
了。到中共的十四大，政改已很少被提起。近两年来，由十三大所确定的某些政改
措施，如公务员制度，又被拿到抬面上来，结果仍然是迄无实质性进展。
回首近十六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进程，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舞
台上，虽然有各种角色生老病死，沉浮升降的变化，也上演了一幕幕或长或短、或
大或小的悲剧、喜剧和闹剧，然而即使发生了像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那样震撼世界
的事件，那里的基本政治格局，却自从八二年上半年大体回到“一九五六”之後，
便定格、凝冻下来，政治改革的要求而被正式提出。然而，此前以复辟为导向的传
统主义政治进程的惯性，却不仅在思想理论上限制了政治方案的设计，更在实际上
严重阻碍了已形成的政治方案的推行。这一滞後、流产、欲行又止和进退往复的过
程，确实根本不同於由“新思维”所导引的政改过程：
第一，中共领导者对政改缺乏诚意，这集中地表现在，不仅持不同政见者，而且
连政改的参与者和领导者，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第二，政权开放只限於权力体系
的表现层次和边缘地带；第三，政改主要为经改服务，并以党内民主化为优先，表
现出某种间接性和迂回性；第四，政改以一党专政的国体为禁区。
(三)修正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文明化
一如上面所述，比之前苏联的政治改革，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无论是在相对於经
改的启动时间，或是在後续的发展上，它都是严重滞後的。那么，又是何种原因，
使两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别呢？
没有人会否认，在前苏联政改凯歌行进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天赋、选择
和努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个过程仅仅是他一个人随意
挥洒的结果。他的幸运，是在於苏联的历史进程，早在他上台之前，已为政治改革
创造了某些必要的条件。或者说，他的政治改革，直接地受赐於自赫鲁晓夫以来长
约三十年的修正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文明化过程。
首先，戈的“新思维”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它的滥觞期，可以一直追溯到赫鲁晓
夫的“解冻时期”。当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公开鼓吹“和平过渡”的时候，那已
经意味着，苏共在向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那时起
，至少对苏联国内苏共已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一重大的转变
，虽然不可能使苏共立即转变成一个民主政党，但其意义却不可小视。须知共产党
政权，原本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仇恨的基础上。因此，从理论上放弃阶级斗争和无
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就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平等，消除敌意，化解仇恨，以致实现
全民和解，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勃列日涅夫当政的长达十八年的“停滞时期”
，虽然结束了短暂的政治“解冻时期”，但马列意识形态逐步人道主义化的过程并
没有停止。这集中地表现在，人和人的价值在理论上被提到了最高的地位。可见，
从赫到戈的三十年，正是“新思维”在修正主义的土壤中萌芽、生长并逐渐壮大的
过程，戈乃是此一历史进程的集大成者。他的睿智，在於他能敏锐深刻地领悟和把
握时代精神，使之与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融汇结合起来，以“新思维”这种形式
为苏联人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系统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自赫以来，苏共在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
进展，从而进一步抑制乃至剔除了人治因素，对技术官僚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的教育，又使苏联的技术官僚们普遍获得了比较丰富的人文
教养，这支官僚队伍因此而逐步文明化了。技术官僚的这一成长过程，在苏联社会
的精英阶层，培育出一支争取、建设和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他们成了前苏联民主
化进程的但纲者，弥补了中产阶级在前苏联的缺如，代偿了中产阶级通常在民主革
命中所起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正是他们当中的最杰出者。很明显，如果
没有这支文明化、理性化的技术官僚队伍，苏共自己放弃一党专政是不可想像的；
前苏联大概也很难以那么理性，那么平稳的方式，实现从一党专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
不幸的是，中国道路非但没有经历过苏联那种修正主义的蜕变过程，反而是在经
历了近二十年的反修防修之後，才迎来了自己的改革时代。尤其不应忘记，以毛逝
世，四人帮被捕和华国锋失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反修防修时代的结束，主
要是中共内部两派势力较量的结果。在此之前，工农兵和知识份子几乎以整体的形
式站到了毛及其政党一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後夺得那场斗争的胜利的，不是
毛派，而是被毛以及追随毛的工农民众，红卫兵和其他知识份子无数次宣判过政治
死刑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尽管重新执政的一派口头上说，迫害老干部
、好干部的，只是“一小撮”。是谁都清楚，那绝不是一小撮，而是千百万群众，
尤其是已成长为中青年的数以千万计的大大小小的知识份子。在重掌政权的中共一
派与这些中青年知识份子之间，蓄怨积仇已如百丈之冰，岂是“春乍暖”所能销释
？！这种充满敌意和仇恨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制约中国大陆近十六年来之基本政治
走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严重的问题是，从毛时代的政治文化遗产中，人们只能找到以敌意和仇恨相待，
又以你死我活作结局而互相厮杀的思想资源。中共虽然弱化了毛的阶级斗争学说，
但由於在政治文化上作出了传统主义的选择，他们绝不肯放下“阶级斗争”和“无
产阶级专政”这两把刀子。正如大家所熟知，在共产专政的国度里，基本政治理论
上的这种毫厘之差，往往导致难以逆料的恶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阶级斗争
”和“专政”这两个问题上向其“八大”观点的复归，表面上看，纠正了文革的左
倾错误，实际却同样堵塞了中国大陆在政治文化上“人道化”的道路。它由此造成
了两方面的恶果；第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仍然以官方意识形态的
身份出现，大规模地合法地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这一方面使大陆社会原有的敌意和
仇恨难以化解，同时也在促成新的第一和仇恨。第二，这“两把刀子”为迫害和镇
压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建设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设置
了障碍。
中共在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传统主义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其干部队伍的结构和性
质。
从结构上看，在中共干部队伍的几乎每一个层次上，其核心长期都由“扛过枪、
带过兵、打过仗”的老干部组成。後者集合两成一个拥有政治、经济和其它各种特
权的等级性身份团体。这些人在内战时期，原本是以毛为领袖的那个狂热信仰毛主
义的卡理斯玛共同体中的骨干份子。中共进城之後，这个团体蜕变为一个以私人依
附为基本特征的家产制官僚集团。继之，该集团在自己的各个等级上，按照地区或
行业，以同一种模式不断地层层复制，因而逐步扩大，被复制出来的部分系外围，
虽陆续有技术专家参加进来，但直到改革之初，它仍然主要是由一些“阶级斗争专
家”所构成。从性质上看，中共的干部队伍虽然在整体上未超出家产官僚制的范畴
，但其核心与外围仍有很大的区别。简单地说，前者是“战士”，而後者则是“打
手”或“棍子”。一般而言，战士团至少或没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唯一所有，就是
革命经历。因此，他们天然地笃信甚至迷信中共的革命传统，乃是革命传统的守护
神。由於他们大多缺乏专业训练，因而在日常的党政管理中，他们通常只起价值定
向或“把关”的作用。不言而喻，“战士团”乃是中国大陆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共
产党政治文化的基础和支柱。只要他们还在大陆官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共产党传
统文化的官方正统地位，就很难从根本上动摇。“棍子团”大体包括从五十年代到
七十年代进入各级领导层的干部。其成员，大多虽然都受过一些正规教育，知识水
准亦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论是从人文教育
，或是从科学训练来看，都是如此。尽管他们是在中共内部那种浓重的传统主义政
治文化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因而常常有传统主义的政治偏向，也曾经是长期当政
整人的“战士团”的帮手和仆人，但文革中摸爬滚打，往复变化的历练，却使他们
变得更奸佞狡猾了。政治上的依附、投机和反复无常，已成为他们一辈子也改不了
的习性。对他们来说，什么改革、保守、民主专制，自由、奴役、人治、法治，都
无所谓。一切都得服从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他们当然是适应政治环境的行家里手
，深知中国大陆人治为主的特点。因此，他们的第一政治哲学信条，就是“随风转
舵”。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则是“上有嗜，下必好之”的忠实践行者。对他们来
说，既然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战士团”一直在主政；他们自己又有与“战争”相
似的“打手”经历，时势和感情都令他们倒向革命传统一边。况且经改已经使他们
丧失了原先那种“突出政治”的风光；政改更意味着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将失业或变
相失业。因此，他们怎么能不站在阻挠甚至反对政治改革的传统主义一边呢？
鉴於苏联的经验和中国大陆的现状，看来要催化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除
了需要从直接的政治层面努力而外，建设用以消除敌意，化解仇恨及有助於促成全
面和解的政治文化，建设一支文明化的现代化技术官僚(包括公务员)队伍，亦是不
可轻视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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