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陆各阶层政治心态
·郭承东·
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如何？在未来政局变化中，他们各将采取何种立场？
这是中国大陆民运工作的首要课题。本人愿以切身观察和体验为基础，对上述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向以全党坚信共产主义而自豪，毛泽东曾要将共产信仰灌输给每一个中国
人，甚至妄想将它撒播至整个世界。然而在邓小平十余年改革政策的冲击和世界重
大事变的影响下，今日之中共，衰象昭显，气数将尽。
首先看邓小平。在现存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与
清末洋务派如出一辙。面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的冲击，洋务派的口号是“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邓小平改革派的口号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
强国之路”。两者都企图借助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来保住陈腐的信仰和专制制度
。然而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观察，他们是一批具有世界眼光、求实精神、识事体、
知通变的政治人物。
今日的邓小平，依然坚持“不管白猫黑猫”那一套。他领导的改革开放，虽然初
时以维护信仰和制度为出发点，但渐渐地变成以保持权力和建立实务的功业为目标
。他虽然仍拒绝把中国人带入一个完全的新时代，但他毕竟已经不自觉地把中国带
出了一个完全的旧时代。他虽然主观上反对和平演变，但事实上他却是中国和平演
变的头号领袖。
其次看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他们现今不过是邓的意志的工具而已，只有在邓
之後，才会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志。他们不象上代人那样曾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江山
，因而负有保卫江山的沉重的精神负担；不象上代人那样具有某种权力自证的根据
，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愿望。少历史包袱之轻松，多功名愿望
之策动，加之年龄、受教育因素等等，使他们在新时代潮流冲击下，很容易淡化其
固有的政治信仰和产生现实的历史责任感。共产主义教条对他们已成为身外之物。
在权力斗争中，这种身外之物既可成为枪剑和护身符，也可成为靶和枷锁。为了建
功立业，为了保卫权力，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暴力控制的欲望，随时准备以暴力
迎接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权力内部。这种暴徒性格是共产党人
特别是东方共产党人的衣钵传承，而今虽有弱化趋势，但远未消失，在某种条件下
还会狂烈地爆发。
工具化的共产信仰、暴力控制欲、历史责任感、建功立业的愿望，是构成中共现
时领导人政治心态的四大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有不同的组合
。大致说来，一部分人的政治心态以工具化的共产信仰、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历史责
任感为主，是为未来的和平改革派，其中更孕育出政治民主派；另一部分人的政治
心态则以工具化的共产信仰、暴力控制欲为主，是未来的暴力专制派。邓之後的中
国大陆，必然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并由此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未来的和平改革
派将努力借助於地方势力、民意、国际势力和部分军队的支持，超越邓小平时代，
彻底抛弃共产制度，将中国导向政治民主化；未来的暴力专制派也将努力借助共产
主义的口号、另一些地方势力、片面强调秩序的部分民意和另外一部分军队的支持
，趁着混乱，将中国带进军事独裁时期，一个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信仰但有毛泽东时
代的恐怖的、更加压抑的时期。两派或多派的权力斗争，必将演化出中国历史上最
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新戏剧，中国将出现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
三看中共各级干部。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国内外形势巨变的条件下，中共各级干
部，上自部省地市，下至县镇乡村，不论任职於党政工商界，还是任职於文化知识
界，都已完全没有什么共产信仰可言。对他们而言，共产党员之称号，与其说是今
日依旧珍惜之荣誉，不如说是往日或曾有过之恋情；与其说是信仰之标记，不如说
是利益之工具。他们担任共产党之干部，与其说是为共产信仰而奋斗，不如说是为
个人的权力、地位和物质利益而奋斗。正是他们采取下有之种种对策，以对付上有
之种种政策；正是他们将中共发动的一次次整党、整风、意识形态运动流於形式，
走了过场，不了了之；正是他们借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投机钻营，争名於朝，夺利
於市，正是他们掀起吃喝收贿贪污循私之风，一浪又一浪，汹涌而不衰。
“小倒坐监牢，中倒作检讨，大倒光荣作报告。”“中央忙改革，省里忙出国，
地市忙购车，县里忙筑窝，乡镇忙吃喝，村里忙赌博。”是今日中共干部的生动写
照。
中共干部是大陆社会中最为腐化堕落的一群，是中共犯罪政策的制定者、实行者
，是中国共产制度得以苟延残喘的维系者，因而是最遭人民反感厌恶和憎恨的一群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站在共产制度第一线，从而最广泛、最深切地了解共产制度的
腐败和弊病的一群。他们不独对共产制度失去了信仰，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完全绝望
了。他们普遍承认中共政权的垮台可能是不久将来的事。此外，他们还是大陆共产
制度中掌握着实际权力的一群，他们对中共政权未来之走向，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他们还是包含着大陆最具有各方面业务经验的一群，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期望并
且往往自信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仍能发挥其业务专长。他们中的多数人受过良好教
育，并且良知尚存，因而他们不同程度地欢迎用民主制度取代现行的共产制度，但
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是现行共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又宁愿共产制度垂而不
朽，朽而不倒。
四看中共之普通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占中共党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普通党员
，与上述干部党员一样，已无所谓什么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他们与干部党员不同，
手中没有权力，对任何一级党的事务的影响力都等於零，甚至无权选择基层组织的
书记，因为共产党的各级书记，事实上是任命的而非选举的。
五看中共的所谓“新血液”。现在大陆各界每年仍有数百万人要求入党，并且每
年都有数十万、上百万的人被中共吸收入党。中共常常据此吹牛说它如何“发展壮
大，後继有人”，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说数十年前要求加入中共者，是愚
蠢而虔诚的信仰者的话，那么今日条件下的这群新鲜血液和积极份子则几乎全是彻
头彻尾的利益熏心者，另加百分之一的愚不可及者。
六看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与邓小平思想不同的另外一些老人。这些政治木乃伊，
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待邓小平的改革，看待大陆人民的思想解放，看待“苏东波”
事变，他们叫嚣要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要反和平演变，要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
万年。他们是中国最後一批共产主义信徒和维护者，完全是一堆历史的垃圾。他们
沉睡在共产主义的幻想中，习惯於专制主义的飞扬拔扈，逆历史潮流而动，背民心
所向而行。
最後看中共的所谓“老干部”。这些人曾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长达三、四
十年之久，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这些人除了熟练开老式步枪和搞阶级斗争之外，
一无所能。他们在八十年代前期被邓小平强制退休，他们的智力和精力完全停留在
毛泽东时代。他们象一般民众一样骂今日之中共干部腐化堕落。他们更以毛泽东的
老兵自居，骂邓小平夺了他们的权，骂邓小平的改革把中国变资变修。这些人完全
反对一个民主的新时代，强烈地怀念一个专制恐怖的旧时代。他们的代言人便是由
北京那群快要死绝的保守的政治木乃伊。
总的来看，中共作为政治信仰的党，已基本上不存在。共产党，共产党员，共产
主义这些概念，在中共党员的心中、特别是中青年党员、干部党员心中，已基本不
与政治信仰相联系，而主要是与权力、地位、物质财富等现实利益相联系。中共基
本上已不再是信仰共同体，而基本上蜕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有赃可分，则勾结成
党，无赃可分，则如鸟兽散。这个事实，中共自己相当清楚，只是硬着嘴巴不肯承
认而已。
二、学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
在毛泽东时代，大陆知识分子经济上贫困，政治上靠边站，是受害最深的一个阶
层。然而，在那个时代，除极个别优秀份子外，大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并没
有从他们切身的苦难中孕育出民主精神的政治判断。相反，他们受毛泽东欺骗宣传
和思想改造之影响太深，竟普遍接受了共产主义。
邓小平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成为大陆学人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在七十年代
末，八十年代初，大陆较高级的知识单位(如中心城市的大学、研究单位和作家群)
的学人，就在讨论真理标准、反省毛泽东时代等启蒙运动中，意识到中共政治和文
化的严重性。他们曾寄希望於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不仅能实行经济科技的改革开
放，而且能实行政治文化的改革开放，全面学习西方，全面实现包括政治体制和思
想文化在内的现代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学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愈加普遍和强烈，要求中共实行民主
政治的呼声愈益高涨。而中共则再次发动大大小小的政治批判运动，再次表现出政
治上的保守性和经济改革的无能。大陆学人对中共保守主义的不满终於爆发为一九
八七年初的民主运动，後来更针对中共又一波经济改革的失败，联合各界民众，发
展成为一九八九年的惊天动地的民主运动。
经过十多年的曲折的启蒙运动、更加上“六四”事件的震惊和“苏东波”的冲击
，大陆学人更普遍、更彻底地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增强了民主主义意识。大陆学
人是大陆民主运动中唯一基本上作好了心理准备、热切期望民主制度尽快实现的阶
层，其中尤以大城市、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写作群体中的中青年学人为最。
今日大陆学人之社会政治心态，主要由下列三种情绪所组成：
一是期待新制度的情绪。他们期盼共产制度早日崩溃，民主制度早日建立，他们
相信民主制度能从根本上克服共产制度下的政治经济问题，能给社会带来公平、自
由、法制、廉洁和效率等等，学人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自己，也都将从中
获得大的持久的利益。
二是政治失败情绪。他们眼看苏联东欧、甚至蒙古等共产国家，在民主运动的冲
击下，都一个个倒台了，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则是屡战屡败，战得愈勇，败得愈惨，
“六四”运动败得最惨。面对这种种挫折，大陆学人顿感悲观失望，政治热情一落
千丈，落至十数年来之最低点。
三是经营个人利益的情绪。大陆人民仍然很穷，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则更低，中
教师的平均收入最低，居於城市二十几个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排行榜的最後一位。数
年前知识分子嘲笑邓的改革云：“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知识分子同其他人一样，渴望富裕的物质生活，能享有一个不低於或略高於社
会平均水平的物质生活。
主要受这三种情绪所支配，大陆知识分子有的无所作为，消极沉默地期待未来，
有的虚掷时光穷开心；有的走向工商界拼搏赚钱，有的埋头念外语奋斗出国，有的
混入官场投机钻营；有的安分守己静享铁饭碗之风雨无忧。大学生则唱着六十分万
岁、勾着女朋友大跳迪斯科。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知识分子另有一种心态，比如相当一部分下层边缘知识分子
，和受中共欺骗宣传影响太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生活条件较优越者，对共产
体制有相当的留恋，对民主体制有某种模糊的恐惧。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对中共社
会中之种种腐败现象，特别是官场之腐败现象也是一样深恶痛绝的。对一个符合社
会正义、能消除社会腐败、同时又不损害他们利益的非中共化的政权，也是一样欢
迎的。
三、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业职工)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生活差别悬殊分明，中共为城市居民建立
起一套福利制度，保障市民的职业、收入、免费医疗、住房、定量廉价的物品供应
、教育娱乐和交通等方面的便利等。总之，这种被称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制度
，使市民既免於竞争的压力，又过着远远高於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大陆市民享受
了数十年这种福利制度，渐渐成为中国的贵族，并养成对这种福利制度的巨大依赖
性。大陆工人便是这个等级的主要部分。工人阶级还曾在政治上特别得势。毛泽东
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可以领导知识分子，可以管理企业，可以批斗厂长和技
术人员。
大陆工人就是带着这样的观念、习惯和既得利益进入邓小平时代的。在新的时代
里，他们发现什么都翻倒过来了。他们发现邓小平要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改
革免费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取消低价供应制度，取消物价补贴等等；他们发现邓
小平要让专家治厂，干部和技术人员当家作主说了算，工人说了不算，他们发现邓
小平要强迫他们克服懒惰恶习，学习提升技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等等。虽然老
邓这些城市改革思想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多是在小范围内小心翼翼地试行，但是工
人已经感到这些改革正在全方位地步步逼近，其中一些已经开始实行。他们深深地
感到这些改革就是要降低其地位，就是要剥夺其既得利益。邓小平政治上的保守主
义和经济上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分配不合理、官场腐败、干部特权等
严重的社会经营後果，更加深了工人的这种感觉。因此大陆工人从骨子里憎恨邓小
平的改革，憎恨市场经济，并把这种憎恨化作顽固的抵制行为。他们参加八九年的
“六四”民运，正是为了发泄这种愤怒。
大陆工人批评邓小平的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还在走”，是“富
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肥了当官的，苦了上班的。”“使臭老九成了香老大，香
老大成了臭皮狗。”。
基於反对邓小平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大陆工人也强烈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化，
在他们看来，工人既买不起工厂，又不能象农民分配土地那样将工厂直接瓜分，私
有化只能使工人地位更低下，职业更不稳定，收入更无保障，福利制度更丧失殆尽
。
大陆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最起码的民主政治素养和关於市场经济的观念。
他们依旧沉睡在毛泽东时代，怀念毛泽东授予他们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所谓
政治权利。竭力维护毛给他们的福利保障制度和贵族化社会地位，十分欣赏毛的阶
级斗争、群众路线、残酷迫害、平均主义等观念和手腕，擅长用毛泽东教会他们的
几句政治词语来批评邓小平的改革和改革条件下出现的新现象。他们不是在期盼一
个新时代，而是在怀念一个旧时代。他们渴望将邓小平的改革一锅端掉，重新搬回
毛泽东的全套炉灶。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动复旧情绪。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大陆工人
作为一个整体，与东欧国家的工人全然不同，对於中国大陆未来之民主化、自由化
、私有化进程，不是推动力量，而是阻滞力量，这种力量在未来几年大陆必将出现
的政治动荡中，很可能被某些个人野心家所利用。
考究中国大陆工人的这种复旧情绪，其原因可归结为三点：一是毛泽东对他们的
精神灌输和物质收买。二是邓小平的政治保守和控制言论的政策，妨碍了知识分子
对工人民众的思想启蒙。三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犹如盲牛瞎马，再再失误，败坏了
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声誉。
大陆工人虽然具有强烈的复旧情绪，但毕竟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下开阔了视野，
现在他们不仅知道世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美国、西欧、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而且正确地知道那些国家和地区很自由、很发达、很富裕，那里的人民包括工人在
内，不是象毛泽东胡说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痛苦悲哀之中，而是真正地生活在
自由、富裕和自豪之中。基於这些虽少、但基本正确的世界知识，大陆工人又以抽
象的态度向往资本主义，向往欧美台湾的制度。这种向往与他们敌视邓小平中共的
态度加在一起，他们真希望将现行中共政权彻底捣毁而後快。然而这种念头才一闪
现，他们就会马上想到中共宣传机器所说的，东欧苏联一旦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资
本主义，就立即陷入分裂内战、失业、物价飞涨、食品短缺等严重的社会危机中。
於是他们把自己的理想重又回复到毛泽东时代。
四、农民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农民实行军营式的恐怖的人民公社制度，棺材般固定的户
籍制度和剥削农民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农民被剥夺了自有土地，被固定在农村
，被驱使在集体的土地上，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持续的饥饿、绝对的贫困、牛马
般的劳作和奴隶般的悲哀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邓小平主政以来，改革政策首先在农村实行，并大获成功。土地承包、乡镇企业
、农民进城经商等政策，给农民带来很大的人身自由、经营自由和物质实惠。在切
身鲜明的对比中，农民最先、最普遍、最一致、最彻底地抛弃了毛泽东，最坚定、
最热烈地拥护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农民习惯於将自己的幸福与痛苦归结於个人。他
们通过对毛泽东的憎恨和对邓小平的欢迎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农民有云：“土
地下了户，农民笑破肚。”又\简{云}:“拉着板车提着秤，跟着小平干革命。”
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把土地真正分给农民，也没有真正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
。对此，农民只有祈祷邓和邓的继承人，不要改变既有之政策，不要再退回到毛泽
东时代，而不敢有更高的期盼。
有鉴於此，倘若一个政权能彻底将土地分给农民，允许农民自由置卖土地和继承
土地，能彻底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允许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移，在职业之
间自由选择，并将这种新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昭示於世，永远不变永
远防止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复辟，那么这个政权及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必将得到广
大农民坚定热烈的支持和拥护，至於这个政权是共党政权，还是非共党政权，这个
政治制度叫什么名字，对农民而言，没有多大意义。当然，他们凭几十年的经验，
知道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虽然农民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是若据此就认为农民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将有什
么主动的政治作为，那就未免估计太高了。传统的农民从来就生活在政治之外。中
国传统的农民则更象羊一样被赶在哪里就在哪里吃草。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变局，
倘是和平演变，则农民不会是现实的政治力量，倘是短平快的军事解决，农民也不
会起什么作用，倘是长以经年的军事解决，则农民是丰富的兵源。
五、军队
中共历来信奉枪杆子的力量，其第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是来自军界，其统治大陆四
十多年，从来就是以军队作为其威胁镇压人民的工具。在毛泽东时代，军队是最毛
泽东思想化的一个阶层，自上而下，彻头彻尾。在邓小平时代，邓的建军思想和改
革开放政策造成的国内新形势，以及其间发生的重大国际事变，使中共军队产生了
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地、间接地、深刻地影响到中共军人的政治心态，并
必将影响它在未来的政治作为。
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有五项：
第一项，军队减少了对政权的直接参予。首先是中共现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没
有军队的背景，而军界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中，只占次要的地位和较少
的席位。其次是军队已基本上无权参予地方政治。老毛时代的军政合一体制，逐渐
演变成政客执政、军人治军的体制。这种变化是极有利於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之和
平演变的。但是这也潜藏着一个危险：在邓之後必将出现的政治动荡中，中共很可
能失去对军队的统一控制，大陆很可能发生内战，因为再没有人具有象老邓那样的
对军队的个人影响力了，因为军人干政的传统并未中断，军界高层领导人的干政愿
望仍很强。
第二项，军人总体上失去了共产信仰。今日之中共军队中，五十岁以下的军人，
都普遍地非毛化了，如果说以前支配中共军队的力量主要是信仰和权力的话，那么
现在支配它的力量则主要是权力、物质利益和一些模糊不清的、不稳定的冲动，诸
如个人荣誉、个人地位、社会正义、社会秩序等，而信仰则普遍地消失了。作为军
人个人，他们不会再自觉自愿地为中共和共产制度去打仗卖命和杀人，作为军队集
体，在纪律的约束下，他们可以为各种目的打仗杀人，他们既可成为保卫共产制度
的工具，也可成为瓦解摧毁共产政权的工具，既可听命於中共而战，也可听命於反
中共而战向中共开火。假如“六四”事件中有义勇者发动兵变，率军掉转枪口作战
，其军队之战斗力绝不会因此而消弱。数年前如此，今日更甚。
值得注意的是军界那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他们是毛泽东带出来的老兵，曾长
期跟毛泽东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他们不太懂毛泽东的愚民政治，但他们很熟
悉毛泽东的抢杆子政治，并对之很欣赏。很有经验，随时准备大显身手。他们没有
任何民主与自由的概念，他们要的只是权力、服从和秩序。他们是中国最顽固、最
反动的一群。他们人数虽少，但居於军界高层，权力很大，最具有实行军事独裁的
实力条件，尤其是大军区以上最高层的那些军头，老毛活着听老毛的；老毛死了，
听老邓的；老邓死了，便要听他们自己的了。未来数年，大陆必将出现历史性的权
力斗争，并进而引起社会动乱，如此将给这些伺机而动、自命不凡的枪杆子提供藉
口，他们将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出来维持秩序，他们将不再接受新的权威，将个个
拥兵自重，形成内战割据局面，其结果很可能产生一个短命的军事独裁政权。因此
那些老军头是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威胁。当然届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出於
利益的考虑、私人关系和难得的开明识时务等因素，而与和平改革派合作。
第三项，军队形势一落千丈。毛泽东时代，中共军队被誉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随着毛思想之被抛弃，中共军队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宠爱。“六四”惨案後，它更
被鄙视为一群愚昧无知、没有教养的工具，其中普通士兵更被嘲笑为十等公民之外
的“等外公民”。
军人形象之跌落导致若干重要的心理後果：一是军官，主要是中层军官，产生某
种道义性质的歉疚心理，觉得军队对不起人民父老(这一点也与他们的知识化、共产
信仰丧失有关)，这种心理有助於军队在未来大陆之政治冲突中增其义举而抑其不义
之举。二是军人与民众疏远，一般民众不愿意搭理军人，而军人也不愿意接触民众
。这种军民疏远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民意对军心的调节，将极大地消弱军人在未
来大陆之政治冲突中采行义举的道德力量。三是军人，特别是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
，产生很深的自卑心理和对一般民众的敌视情绪。军人耻於穿军装，是其自卑心理
的突出表现。自卑心理将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自卑心理和对民众的敌视情绪结合在
一起，则很容易转化为屠杀冲动。目前中共军队与驻地附近的民众之间，殴斗事件
很多，几乎各处都有，其含义之一便是反映了这种冲动。四是优秀青年不愿当兵。
这使中共军人之素质，低於大陆同年之平均素质。即使军官学校招生，也不被优秀
高中毕业生所优先选择。
第四项，军官年轻化。
第五项，军官知识化。邓推行军官知识化政策，使各级军官都具有相当的军校学
历，军校虽是军队单位，但毕竟是知识单位。今日中共军官其知识水准远远超过毛
泽东时代的。
军官的年轻化知识化，导致若干非常重要的心理後果。其一是，今日之中共军官
具有较开阔的知识视野和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知识。对西方、台湾和国内发生的政治
变化，他们都具有基本正确的知识。其二是，今日的中共军官有较高的独立判断能
力，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何打仗，毛泽东是不是好东西，西方制度西方人是
不是坏东西等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共军官的这种知识提升
和政治判断的独立化趋势，是他们抛弃共产信仰的内在因素。其三是今日中共军官
较富於按自己的独立意志而有所作为的勇气。
考虑到中共军队普遍丧失了共产信仰、军官年轻化和知识化、中共中层军官对人
民的某种歉疚感诸因素，以及“苏东波”事变中的种种榜样作用，我们可以合理地
设想，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动荡所引发的军事冲突中，中共军队在受到某种感召和策
动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由暴力专制派的阵营，倒向和平改革派的阵营；由军事独
裁的阵营，倒向民主政治的阵营；由共产制度的工具，变成埋葬共产制度的工具。
其中以师级军官最重要，军级团级军官次之，至於高层军界领袖则很难为外部的感
召和策反所动，他们的动向主要取决於个人野心，毛泽东式的信仰，和本人同高层
政治军事领袖之间的私人关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军队已发生了重大的和平演变，变得将要四分五
裂，变得将可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但是，只要中共政权还保持着团结稳定的外
观，那么这支军队就依旧会“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为了加深理解中共军队的和平演变，和更广泛地了解中共军人的心态，下面再来
分析一下中共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军官升迁要靠私人关系。一个高中生或一个普通士兵考入军校，毕
业时有关系的被分到好单位，不断升迁，没有关系的则被分到差单位，蹲上几年後
转业。关系硬的升得快，升到好位子上，关系软的升得慢，升到差位子上。高层有
关系的，坐直升飞机往上升，高层没有关系的则只能踏着楼梯慢慢爬。特别是到了
师级，必须要中央军委有人，才能升到正师级，升到正师级就保住了终身军干的铁
位子，将来可享受十分优越的军干离休待遇。中共高层军官的子弟多数也事军职，
正师级以上的中高级位子，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和替补。军队这种与地方官场十分相
似的裙带关系的升官原则，引起了寒门出身的军官的强烈不满和绝望心情。
第二个问题：吃礼受贿成风。
第三个问题，贪污成风。本来军队经费靠国家财政拨款，实行普遍的实物供给制
，军官贪心不大，贪污机会不多。但是今日之中国大陆社会，正浮沉在一片物质主
义的洪波巨浪中，一切向钱看成了今日大陆人民的时代性格。在这种形势下，中共
军官象地方干部一样，普遍产生了很强的贪污欲望。邓小平关於军队挖掘潜力、自
办工商、自创收入、自筹部分军费的号召，更给军官们实现贪污，提供了合法的藉
口和良好的机会。他们解放思想，各显神通，利用军队在设备、场地、税收和通行
等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开办各种实业，经营各种商贸，乘机损公肥私、假公济私
、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大陆有云：“民倒不如官倒，官倒不如军倒。”
第四个问题，转业军官谋职困难。中共军队有规定：凡到某年龄尚未升到某级别
且在正师级以下之军官，由军队协助一律转业到地方，自谋他职，原则上保持原来
之干部级别不变。这项政策之本意是要保障军队干部之利益，以安定其尽忠军职之
心，然而其效果远不理想。原来地方之官场，处处都是官满为患。而军官来到地方
自谋官职时，上无前辈师门，下无朋党官友，多裙带关系之生疏，少业务工作之经
验，於是到处都吃闭门羹。
第五个问题，同一建制单位的军师首长和政治首长对立。这是个纯粹的权力之争
的问题，中共规定，各级军师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军事首长负责制，但同时又对
军以上单位与师以及师以下单位作出不同规定，即：军以及军以上单位，军事首长
兼任党委书记，是部队最高首长，政委是党委副书记，是第二把手；而师和师以下
单位，则政委是党委书记(连一级，指导员任支部书记)，按此规定，军以及军以上
单位里谁是第一把手十分明确，因而军政两首长争权的问题相对较和缓。但是在师
和师以下单位里谁是最高首长便含糊不清了。军事首长执“军事首长负责制”之御
批，政治首长执“党委领导”之皇诏，招牌一样大，各说各有理，谁也要以最高首
长自居。
六、个体户
毛泽东时代把私营经济清扫得干干净净。邓小平时代以来，鼓励农民办乡镇企业
、搞养殖业，进城经商、进城承包，鼓励市民自办商贸、拾遗补缺、承包中小企业
，允许公职人员留职停薪、转向私营。在这种政策条件下，大陆人民或抢政策之先
，或占地理之便，或依官场之势，或籍海外之力，或靠聪明智慧，或凭勤苦劳动，
各自发挥自身优势，纷纷争当个体户。於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千千万
万个体户，如雨後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又以东南沿海、大城市和大城市四周的乡
村最为活跃。
大陆个体户积数十数年的努力，普遍获得远远高於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利益，财
富达十万数十万者比比皆是，达数百万者也不稀奇，达数千万乃至上亿者也大有人
在。这些个体户形成大陆一个新兴的暴发户阶层。这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最大
受惠者。但是与军界、官场、演艺界的暴发户不同，个体户是唯一基本上直接从事
经济活动而发财致富的。
个体户是邓小平经济改革这幕历史剧的主要演员。因为这种地位的特殊性，他们
对邓小平的改革有着最生动深切的感受，既深感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之好处，又深
感经济和市场受到姓社的种种条条框框限制扭曲之害处，既感谢邓小平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庇荫，又厌恶中共各种父母官的敲诈勒索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困扰
。
与其它各阶层一样，个体户阶层把邓小平和中共看作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的两个东西。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感激远远超过抱怨，对中共的态度则是厌恶远
远超过拥护。他们说到发财致富，会说“邓小平的政策真是为民开路。”但说到官
场腐败则会说“现在的共产党简直是生疮流脓。”他们对邓是向心的，对中共则是
离心的。他们参加八九民运的动机是明确地反腐败，模模糊糊地反中共，而不是反
邓，与工人参加八九民运的动机恰好相反。
与大陆一般民众一样，个体户能很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基本的
政治概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没收有钱人的财产，实行公有平均；资本主义就
是谁有本事谁挣钱发财，谁的钱就是谁的，不会被共产。
因为有这样的牢不可破的且基本正确的观念，作为穷国度里的大富豪，个体户根
本上对资本主义是趋之犹嫌不速，对社会主义则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打心眼里欢
迎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制度，以保障他们的既有财富不被没收，并保障他们可以更
自由地运用他们既有的财力和经验去发更大的财。他们非常害怕邓死後，大陆重新
复辟回毛泽东时代。
个体户中的一些人，由於害怕回复到毛泽东时代，而表现出种种防御性的失常行
为，有的违心地捐赠公益事业如修庙、修路、修学校、救灾、亚运会等；有的赚够
自己和子女未来的生活费以後，急流勇退或止步不前；有的使用化名把钱化整为零
，存到银行；有的尽情挥霍掉；有的买了黄金储藏起来；有的则干脆大方地给中共
干部送礼，用种种手段逃避想象中的未来可能的二次共产。
但是，如果根据上述分析，就认为个体户正在追求一个自由经济制度和彻底唾弃
中共政权，则未免操之过急。事实上，今日的个体户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抓住大好
时机赚钱上，削尖脑袋，昧着良心地赚。有云“三等公民个体户，坑蒙拐骗全
不顾。”是生动的写照。他们不很清楚、不太相信中国未来将有一个既不同於老毛
时代，又不同於老邓时代的一个全新时代。
他们这种追求新制度的不明确性，和身为现时代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的特性，导致
他们反对任何性质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社会动荡将引发经济萧条、治安混乱、暴
民哄抢和贪官污吏更无节制地敲诈。因为有这种心态，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未来产
生社会动荡，个体户阶层将首先跳出来要求铁腕人物恢复秩序。这是个体户阶层保
守性的一面。他们并不知道，铁腕人物手下扼杀的将首先是他们这些新兴资产者的
前程。
总之，个体户是一个最乐於接受自由经济制度、但又最不愿承受社会代价的阶层
，是一个十分进步，但又相当保守的阶层。他们的性格是典型的邓小平式的。
若干结论以及对中共政权之未来之展望
以上就是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心态分析。十多年来，大陆人民的政治
心态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程度远远超过物质方面和体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首先，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甚至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大陆人民，已基
本丧失了共产信仰，正处於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信仰状态。他们中的绝大
多数人，既不信仰崇高的宗教，也不信仰世俗的主义，既不信仰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不信仰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信仰共产神话。旧的信仰已残破到不足以成为他们
的精神支柱，而萌动着的新信仰还远未成熟，各种杂乱的观念在他们心灵中互相冲
突。在大陆人民中，真正具有某种信仰的人，只占很少的比例，而且其中多半不属
共产信仰。
与这种无信仰状态相联系，大陆绝大多数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属於生活态度的而
非价值观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物质利益主义。这种生活态度上的个人主义和
自由主义，表现为排拒一切权威、秩序、纪律和责任，简直到了任意胡为的程度，
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严重到了金钱崇拜的程度，道德和良心的约束力几乎丧失
殆尽。
其次，大陆人民普遍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一部分人抱怨不民主、不自由，一部
分人抱怨市场不充分，行政干预太多；一部分人抱怨失宠失势，失去既得利益；更
多的人抱怨竞争不公平，机会不均等；除暴发户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抱怨分配不
合理，觉得自己吃了亏；所有的人都对官场腐败和治安不好深恶痛绝。
第三，大陆人民的视野已大为开阔，从高等知识分子到普通工农兵群众，都不同
程度地具有关於西方欧美和东方日台等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具有近些年发生在世界
各地的重大事件的知识。他们这些知识在次要方面往往杂有各种误解，但在主要方
面则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对世界民主国家和地区，持有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和向
往的态度，虽然往往杂有不同程度的自相矛盾。他们对台湾社会有良好的印象，对
台湾的经济繁荣尤其印象深刻。对台湾人，台湾投资、台湾电影小说歌曲，完全持
欢迎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中华民国政府这个现实政治存在印象并不深，在一般民众
的感觉中，台湾是个强大的经济概念，而不是国家级的政治概念。他们普遍对苏东
共产制度的崩溃印象十分深刻，态度则有些矛盾。大陆人民正在用不同程度的世界
眼光看待中国、中共政权和共产制度，并由此加深了中国也在变、也要变、也要大
变的感觉。
第四，对中共政权持有一种以绝望为基调的复杂态度。
大陆人民普遍地预感到，邓小平死後中国要乱，这种乱也许是一场革命。他们对
未来的所谓革命怀有各不相同的期许，有的希望革掉独裁专制制度，有的希望革掉
现在太多的自由，革出一个毛泽东式的秩序，有的期待革掉对他个人不利的处境，
有的希望乱哄夺权，更多的人希望革掉官场腐败、分配不合理、治安问题和机会不
均等等。然而他们许多人对乱又深怀恐惧，他们害怕苏联式的分裂，和南斯拉夫式
的内战，他们害怕乱出一个更糟糕的社会来。这些人对中国未来之发展，基本上怀
着悲观的情绪，一方面根本不相信老邓和未来中共能改善这个糟糕的社会现状，基
於此，他们恨不得老邓立即死掉、中共政权立即垮台。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有什
么新势力能取代中共政权而有效地控制住局面，基於此，他们又无奈地希望中共暂
时维持不倒。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对未来变革深具信心，并愿意为此承受一定程度
的社会动乱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中国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人，还是持悲
观态度的人，都对中共政权相当绝望。
第五，现今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变质，已经从精神上瓦解，中共党员的共
产信仰已完全丧失，特别是中共的组织力量——中共干部，已不是一个信仰上的统
一意志，而是靠利益维持的散乱意志，与中央政权的最高意志，相互利用，相互欺
骗，貌合神离，越往下层越是离心离德。
第六，中共军队已不再对中共愚忠，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问题重重，裂痕四
伏，军心浮动，各有其志。
上述七条，就是今天大陆党心、军心、民心之状况。
中共的独裁统治，在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全党、全军、全民的共产信仰和以毛泽
东为首的一群领导人之个人魅力基础上，暴力威胁只是次要的、辅助的。而在邓小
平时代，中共的独裁统治，则是建立在邓小平一个人在党与军队高层的个人魅力和
其控制下的暴力威慑两因素基础上。在毛时期，中共政权和大陆社会，并不存在乱
的基础，只是由於作惯了乱世英雄的毛泽东自己跳出来捣乱，才使得天下大乱，鸡
犬不宁。而老邓时期则是完全相反，天下危机四伏，上下乱象纵横，只是因为邓小
平望重党军高层，才勉强压住，使中共政权和大陆社会得以保有一个稳定的外表。
既然中共政权的稳定性，只维系在邓小平一人的个人品质上，那么当邓在不久的
将来终於蒙主宠召，或因健康因素而终於不能控制权力时，中共政权的生死存亡和
大陆社会的命运，就大成问题了。倘若中共党内能另有一个与邓的个人魅力相当的
人物填补上来的话，那么中共政权或许尚可继续苟延残喘；倘若这个新补上来的人
物除了具有邓那样的个人魅力外，更具有坚定明确的政治意识的话，那么中共政权
虽不幸因而被彻底埋葬，但中国大陆社会却有可能幸运地以和平方式、最小代价而
进入民主政治时代。
然而，寻遍中共党内，这样的人物根本不存在。所有那些人与邓相比，都是些威
望和势力发育不全的政治矮子。倘若赵紫阳在位，那原本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物，
可以继邓之後完成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可惜几年前老邓亲自一巴掌将他打下去了
。倘若在前年举行过的“十四大”上或後来的日子里，邓能恢复赵紫阳的权力，并
帮助赵清除掉障碍，重建起阵容和威望，那么形势仍可改观，可惜邓是个死不改悔
的人物，一直不愿这样做，错过了可能是最後的机会。倘若这群接班人能考量到党
的大局和中国的命运，而团结一致或达成某种妥协的话，也未尝不可小有作为，无
奈今日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向中国的各种势力招
手，妥协的余地很小；更无奈这群政治矮子各有大志，彼此之间各不相服；又无奈
共产党的性格不习惯妥协，只接受来自权威的独断，老邓活着，一个个夹着尾巴，
循规蹈矩，老邓一死就都要鹊跃而起，当权不让，老子天下第一了，以政策分歧为
借口或为实质分歧的权力斗争就将立即展开。倘若仅仅是一群各怀大志的政客之争
权，倒也未必是坏事，而且尚可通过某种和平程序而解决，问题是中共政权是枪杆
子起家的，它不太习惯於和平而程序化地解决争端，嫌那样做太麻烦，而且往往没
有取胜的把握。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效果至上，而非程序至上。他们解决党内争端的
典型做法是，以枪杆子为後盾，胁迫解决或以枪杆子直接解决。中共领导人完全熟
悉这种祖传秘方。可以合理地设想，他们为了来日的权力斗争，早就在军界寻找各
自的势力了。一旦必要，他们就会各自将自己的枪杆子拉出来，作为争权的决定性
筹码。
政客有以武力解决权力之争的传统，而军人则有干预政治的传统。倘若军人是铁
板一块的独家军，倒也可以一锤定音，以解决政客们的权力斗争，使邓之後的中共
政权不至於立即崩溃。可是如上文所述，中共的军队是裂痕四伏的，而且可以为各
种势力而战。更加危险的是中共军中高层的那些老军头，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政治家
，不必等四分无裂的政客请他们出来干政，他们自己就会主动跳出来干政的，而且
是各干各的政，各人都要把自己的政强加到别人头上。这样一来，原本只是政客之
间的和平争权，就势必要演变成各派政客、各派军队混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内战了
。在中央政权大崩溃的条件下，地方政权和民间势力，也将乘势以各种暴力的或和
平的方式，参予到这场内战中来，使中国大陆的政局，达到前所未有的、变幻莫测
的混乱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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