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访】
宪政改革是中国大陆和平转变的唯一出路
——访“中国人权”理事阮铭先生
亚 衣
自一九八八年出国以後，阮铭先生很少接受报刊对他的采访。冬去春来。三月初
的一天，在普林斯顿宁静的寓所里，“中国学社”成员、“中国人权”理事阮铭先
生与本刊记者作了长谈。
胡耀邦没有“智囊”
亚：您曾经参与过中国当代领导层的改革活动，本刊不少读者想对您有进一步的了
解，请您作一个自我介绍。
阮：我在一九四六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学机械工程系，读
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一九四九年之後做过青年团的工作，後来在《北京日报》理
论部和中宣部工作过。
亚：文化革命结束後，您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帮助他工作，那时的主要工作内
容是什么？
阮：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调到中央党校去後，想在理论改变两个“凡是”的状况，
准备办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很小，一期只有一篇文章，五天出一期，就是《理论动
态》。我那时刚从宁夏干校回来。胡耀邦是在领导青年团工作时认识我的。
他请我去帮他办这个刊物，後来又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吴江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亚：您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和《邓小平帝国》两书中提到胡耀邦曾经说过
中共党内有三种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一种是枪杆子主义者，再有一种就是自由
民主主义者，包括许多知识份子。而您认为胡耀邦是第三种力量的“上升到最高地
位”的代表，是“知识份子类型的领导人”。
阮：是的。这对於认识中共很重要。中共与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是在延安整风中建立
的。毛泽东先是联合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枪杆子主义者打败了以王明、陈云、康生为
代表的斯大林教条主义者。然而，一反教条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就活跃起来了，《
轻骑队》、《矢与的》等各种墙报批评官僚，批评特权，批评腐败……於是惹怒了
枪杆子主义者。这样毛泽东又使枪杆子主义和教条主义残余力量联合起来打击自由
民主主义者。这种情况与後来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及邓小平时期的反自由化如出一
辙。延安时期的王震(延安卫戍司令)、康生(中共社会部长兼保卫部长)、陈云(中共
组织部长)是整风後期整知识份子的三根棍子，是枪杆子主义和教条主义残余的联盟
。这个基本状况在邓小平时期没有变化。搞掉胡耀邦，是陈云、王震和康生嫡传的
斯大林主义者邓力群长期(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策划的目标。
亚：您在中央党校时期似乎主要是担任当权者的“幕僚”或“智囊”，根据您的体
会，这样的角色与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是否会发生冲突？
阮：胡耀邦并没有“智囊”。我第一次听到“智囊”这个词，是王震到党校来整我
的时候，他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他就是要来打掉这个“智囊”。实际上
胡耀邦研究各种问题，找不同的人商量，周围没有一批人围着他，帮他作什么政策
设计之类的。
我所在的党校理论研究室是党校的一个部门，它的工作就象党校其它的教研室一
样，并不是专门为胡耀邦用的。当然有时他想叫人帮助起草一些文件，象十一届三
中全会邓小平让他起草讲话，他会临时找人，有时会找我。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并
不是为了胡耀邦个人，或者是他个人的智囊。我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工作与我作为
一个知识份子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有什么冲突。胡耀邦这个人还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
的。跟他争论也没有关系，他顶多批评我有点偏激。他常修改我的文章中用词尖锐
的一些地方，说是“帮你磨掉一点棱角”。就我自己来说，也不会专门去为一个领
导人去搞什么设计，按照他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一点胡耀邦也知道。
亚：按照您的说法，胡耀邦在他掌握重要权力时并没有什么智囊班子。
阮：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他很反对这种东西。我与赵紫阳没有什么接触，只是从
胡耀邦的口气里听出赵紫阳比较喜欢智囊。也许赵紫阳使用智囊的办法比较现代，
比较有效率，也许他是对的，而胡耀邦还是用老办法，比较“土”。
亚：当领导人要你帮他起草一个讲话，一个文件，而这个内容又并不是你在研究的
或你感兴趣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坚持自己的独见解？
阮：我这个人不怎么适应作这种事情。如果正好这一个时期的潮流主张与我的思想
合拍，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我就适应；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是因
为胡乔木起草的不行，邓小平要胡耀邦找人重新起草，胡耀邦才找我参加的。现在
邓小平交给胡耀邦的那个胡乔木的稿子还在我这里，是胡耀邦交给我的。後来在理
论务虚会上邓小平要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本来是务虚会起草小组的，因为邓小
平思想变了，胡耀邦认为我未必适应，就找了别人。
亚：在中共当代领导人当中，胡耀邦是被公认的少见的开明者，但是在他身上同时
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在他下台前不久关於新闻工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
对此您如何认为？
阮：胡耀邦主要的缺点是软弱，不坚定，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一旦邓小平
向左转，他也跟了向左转，甚至认为邓小平比他看得远。他的思想接近自由民主主
义，但还有很强的党的领导的观念，在新闻工作的谈话就反映出这一点，又讲什么
舆论一律了。虽然他本身倾向於自由民主主义，但长期跟随毛泽东，有这方面的训
练和传统。当然他的特点是比较容易修正自己。如果在一个好的环境下，他可以作
更多的改革，但在左派的压力下，他抵挡不住。
大陆要走宪政改革道路
亚：对於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您的见解如何？
阮：比较大的可能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迫使共产党改变。去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大树江泽民核心的中央权威，我叫它是“核治”(rule by core)，是与法治(rule
by law)根本对立的。现在看来有点治不下去了，有可能被迫改变。出路就是宪政改
革，由专制核治向民主法制和平转变，就象台湾国民党从蒋经国晚年开始的那种转
变。台湾的反对力量，从雷震时代开始到後来的民进党，一直对执政党施加压力，
国民党也就不得不作出改变。(亚：解严，开放党禁。)在照老样子统治不
下去的情况下，进行宪政改革。国民党有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并不适合台湾现在的
情况，但是就在这个基础上，在台湾搞起了宪政改革。可以说台湾当权力量和反对
力量都有政治智慧。我不同意把台湾的政治说得一塌糊涂。台湾过去也是极权制度
，今天他们能够改变到这样一个地步不容易。过去关在监狱里的能够放出来当立法
委员，还可以竞选总统。柏杨就跟我讲过，他关过十年监狱，认为台湾现在真的是
变了，他们这些坐过监狱的人出来在社会上没有受到歧视。
亚：您是否可以把在大陆进行宪政改革的步伐说得更具体一些？
阮：现有的宪法可以作为宪政改革的基础。可以先行宪。现在的宪法有公民基本权
利，也有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可以先实行起来。实际上国内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地注意在现有的宪法范围里进行活动。我是很早提出“宪政民主”的概念的。就是
在承认现行宪法和现行政权的基础上迫使这个政权行宪。亚：先行宪，後修宪)对。
国民党在台湾就是这样的。在行宪中有不适合的就修宪，经济问题可以修宪，政治
问题也可以修宪。如果去另外搞一个宪法，代替现有的宪法，在当前现实条件下不
可能。这一点，不仅中国的民运人士要有这种认识，国际社会也应当有这种认识。
比如这次中美智慧产权的谈判，美国後来的一个谈判策略是承认中国大陆保护智慧
产权的法律是好的，问题是没有执行。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一方面执法，一方面
开放市场，避免了一场贸易战。这里有很好的启示。
亚：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行宪的过程中，如果中共当局要强调在宪法中涉及到的“
四项基本原则”，那怎么办？
阮：这个问题法学界也讨论过，“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的序言中只有“坚持社会
主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两项，另外两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是
在历史的叙述中提到的。有的法学家认为，宪法的序言只是提供了宪法的背景，并
没有法律效果。也有的认为序言也有法律效果。即使这样，那么至少那两条叙述历
史背景的总不具有法律效果吧。而“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宪法上也修改过好几次了
，涉及到所有制问题都修改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涉及到“反革命”罪等
等，也可以修改。有些制度上的东西可以研究，作些补充。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最高权力机构，按理来说，立法机构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机构来审查你立的法是否
合乎宪法，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现行制度还不完善。哪么是加强最高法院的权力，还
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宪政改革中提出来讨
论。台湾也有争论，总统制，内阁制，都还是不很清楚。很明显，中国大陆现行的
宪法是不完备的，有许多问题，但是它可以用来作为宪政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
亚：您的意思是说，现有的中国大陆宪法在基本内容或架构上，与我们所追求的民
主社会的宪法，或者现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宪法是基本一致的？
阮：我不是评价现有宪法的好坏，不是对现有宪法作价值判断；我
想说的是，不管现有的宪法是好是坏，可以打九十分还是二十分，你要使中国大陆
从极权制度开始向民主制度转变，你就要选择一个途径。是象共产党一九四九年那
样废除“伪宪法”，还是在原来一个不好的宪法基础上一步一步前进？如果象共产
党那样推翻原来的宪法，那么就要象它那样进行暴力革命，或者如倪育贤所说的把
人民武装起来。如果这样做，我认为第一，搞暴力革命损害很大；第二也不现实。
要建立另一支军队来打垮已经相当现代化的，拥有氢弹原子弹的几百万中共军队，
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道路是承认它，改变它。即使是只有百分之十正确，也要承认
它，何况中国宪法的合理成分远不止百分之十。
亚：那么怎样利用社会的压力，迫使当权者走宪政改革的道路呢？
阮：就当权者来说，有的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但对当权者也要作分析。在这次召开
的大陆政协会议上不少人提出不要当“花瓶”，李瑞环好象想把政协当作英国的上
议院。这样的话，政协这一部分力量就至少是宪政改革的同盟军。还有人大，乔石
和田纪云反复强调立法，强调法治，强调监督政府，很少强调“核治”。这就是说
在宪法和法律范围里进行的宪政改革可能得到这样两部分人的支持。现在说成立反
对党恐怕为时太早，但是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的力量正在慢慢形成。这
是将来推动中国前进的主要力量。
“江八点”有新意
亚：刚才说到台湾政治的改变，主要是从蒋经国先生时代开始的。
阮：说起蒋经国，我不同意戴睛的说法，封他为一个新权威，说他设计了台湾从专
制走向民主。蒋经国也是被迫的。原来的一党专制行不通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九
七九年的中美建交。本来国民党是想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现在靠不住了，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跟大陆统一，当时的邓小平就是想这样，他提出的八十
年代的任务之一就是统一中国，认为中美建交可以通过美国压台湾。蒋经国这个人
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他不愿意这么做，那只有一个办法，靠台湾，靠台湾的老
百姓。他提出台湾本土化，实际上台湾的民主化就是本土化。李登辉今天的局面是
蒋经国给造成的。他这个民主化不是主动设计的而是被迫的，台湾要生存，必须要
民主化。
亚：您认为共产党现在有没有象当年国民党所面临的那种压力？
阮：共产党面临的压力没有国民党当时那么大。台湾当时不仅有内部的压力，还有
来自大陆共产党的威胁和国际上被孤立的危险。而现在大陆主要是内部的压力，外
面有影响但比较小。但是台湾的民主化是对大陆的一种压力。如果大陆还用霸权统
一的强硬手段压台湾，台湾的独立倾向就会增强。所以不久前中共提出“江八点”
。对“江八点”，很多人说没有新意，包括你们的主编于大海，我倒觉得“江八点
”有新意。为什么会有“江八点”？就是因为去年的台湾选举。本来中共以为集中
攻击李登辉，把台湾弄得乱一点就可以把李登辉弄下去，从选举结果一看不行，还
得跟李登辉打交道。“江八点”就是要与李登辉打交道。过去是“反李急统”，现
在知道急统不可能，所以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谈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把统一的事
情挪到後面去。“反李急统”变成了“邀李对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人家说
“江八点”是新瓶装旧酒，我的看法是旧瓶装新酒。旧瓶还不能换，但已经有了一
点新酒，这就是照“台湾当局”的口味调制的。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就是台湾的邱
进益提过的，当时中共不理，现在放进了瓶子。
总之大陆现在的压力没有当时蒋经国遇到的那么大，所以邓小平也不象蒋经国那
样开放党禁，但国内的压力还是有的。如果大家提出来要共产党执法，要你行宪，
它就不好办，内部也就会起分化。这种方式看起来缓和，实际上产生的压力更大，
共产党不怕“反共大合唱”，怕的是宪政主义思潮的普及化。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
民主运动与一切认同宪政改革的力量结合起来。
重视共产党内的宪政改革力量
亚：根据您的了解，对在中国共产党内赞同宪政民主改革的力量可以作一个怎么样
的估计？
阮：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力量，但是他们可能只是掌握一些外围的影响力。在元老
人物中，万里最早提出政治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这些人在邓之後会起作用。另外是
人大和政协，他们所处的地位本身决定他们是宪政改革的受益者，还有过去胡耀邦
、赵紫阳时期的一些人，象有些原来的省委书记，福建的项南，广东的任仲夷，他
们不仅是经济改革派，还主张宪政民主。在地方上也有这样的力量。阻力最大的恐
怕还是李鹏的国务院。
中共四中全会以来，可以说是内外强硬、全面出击。结果几个月下来不行，春节
以来有了变化，“江八点”出台，对台湾的态度软化；智慧财产权谈判，答应了美
国的条件；反腐败已经接触到一些真正的要害。把周北方抓了起来。我看到海外的
一些评论把抓周北方说成“反邓反改革”，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腐败与改革混为一
谈。
亚：您说的春节以後中共当局在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江泽民为核心
的领导在不受邓小平具体指挥下的独立决策？
阮：我不是这个意思。江泽民、李鹏、朱熔基去年的强硬集权主义也是他们
的“独立决策”，他们“四面出击”的结果是“四面碰壁”，现在不得不自己转弯
子。
亚：如果现在邓小平死了，也会在大陆造成一种危机，从而对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
了一个机会。
阮：我觉得是的。邓死後，中共上层需要稳定，如果社会上的宪政主义者提出，要
稳定就要进行宪政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有可能一步一步接受改革。就象台
湾，民进党起来当然会使国民党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国民党权衡利弊，还是接受了
改革。但我认为宪政主义者不必等到邓小平死後，现在就有机会。
不需要一批人去推翻一批人
亚：按照您的意见，是不是说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改革，不一定要通过更换现有的领
导人的方式？或者说，江泽民李鹏这些人即使在台上，仍然可能实现宪政政治？
阮：在毛泽东死後，除了四人帮外，华国锋也不是非下台不可的。就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後也不是一定要他下来。现在邓小平死後，没有华国锋与四人帮那种冲突，
邓死後，实际上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核治”(核心统治)的不同路线的斗争。江泽民
主张“核治”，乔石等人明显主张走法治的道路。这样，主张法治的会占上风。但
是主张法治的人不必把主张核治的人打下去，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变动，这是在法
律范围里的变化，不需要通过打倒什么人的方式实现。
亚：根据您对中共党内情况的了解，您认为赵紫阳复出的机会如何？
阮：还是刚才所讲的，赵紫阳可以通过选举出来。如果他作为一个新强人出现，把
江泽民打下去，这种可能性没有。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他不错，选他当国家主席，取
代江泽民，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赵紫阳本人也不会想作为一个新权威出现。我想
现在的赵紫阳会赞成宪政民主而不会赞成新权威主义，他已经吃过新权威主义的苦
果。
亚：您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曾经说过此人“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现在是否
可以根据您的了解，对他作一个总的评价？
阮：在经济改革方面他所作的应该肯定，因为他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很难倒退的地步
。当然，经济改革开放要求宪政民主，这一点他没有做到。但是他使经济改革不可
能倒退回去，就使得将来的政治改革比较容易，不至於象苏联东欧那样经济崩溃。
在这一点上，应该给他肯定的评价。我说他一时清醒，是指在他初期的改革思想中
，政治改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毛泽东的悲剧要防止，主要靠党和国家的制度
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当时他很清醒。但後来他又重复了毛泽东的方法指定、撤
换接班人，又糊涂了。有人说邓当时是骗人，我说不是。这很复杂，有外界的压力
，也有他自身心理上文革的阴影。邓小平害怕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连他原先
主张过的民主也害怕起来了。
明确打出宪政主义的旗帜
亚：这几天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就反腐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保障人权等问题向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多种请愿、建议。您是否认为这些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就是您所
说的宪政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宪政主义者和当权者如何达成一种良性的互
动？
阮：是的。最近国内一批人的行动非常理性，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我觉得还可以
更加明确打出“宪政主义”的旗帜来，这样比较有利。在宪政运动中，双方都要防
止自己内部的过激行为，宪政主义者方面如果约束好自己，当权者中的过激行为就
不大可能实现。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共产党里面的邓力群这样的过激言论或民
运队伍里倪育贤这样的过激言论，都可以存在，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是合法的。
亚：当你强调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时，一定会遇到一些边缘现象，就是民
众认为没有违反宪法，而当权这一方却认为已经违反了。完全在共产党容许的范围
里办事就没有进步了。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置这类边缘事件？
阮：当一方认为已经超出宪法规定，另一方认为没有超出，这样就会有诉讼，这些
可以在法庭上辩论。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要求依法审判，但不得未经审判就推定有
罪。
新权威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宪政民主
亚：您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强烈地批评过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您
认为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
阮：我的观点是，中国要改变，不能靠新权威主义的精英，而要靠整个社会施加压
力迫使当权者作出改变。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主要问题在於反对宪政
民主，他们心目中只有权威加上精英，看不起普通人。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提出的
四阶段论，把民主放在最後。其实任何反对民主的人都没有说不要民主的。没有人
说我根本反对民主，永远不要民主。无非是把民主推到几十年、几百年後的“第四
阶段”。宪政主义者同他们的区别是现在就要跨出宪政改革的第一步。
亚：那么，从未来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来说，是否需要有对现代宪政理论、政府结
构和中国情况比较了解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或精英，去充当愿意进行宪政改革的当
权者的智囊？这是从社会需要来看的。
阮：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一些思想库，研究所，象兰德公司，可以受政府的委托进
行研究，或向政府有偿提供研究成果。但研究本身是独立的，政府是否采纳是另外
一回事。研究者可以受你雇佣，也可以受其他人的雇佣。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独立
研究与对社会发生影响结合起来。双方都是独立的，没有依附关系。如果把
智囊理解为依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那就是中国特色了。
共产党一直在变
亚： 如果从您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算起，“党龄”差不多有五十年了。在您
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健康力量造成内部演变，从而在中国历
史舞台上起一种积极的作用？
阮：我的党龄只有三十七年，一九八三年被开除，就“死了”，哪里还有党龄？我
看共产党一直在变。我曾经说过，我没有变，是共产党变了。毛泽东当年讲民主自
由，那些话我并不以为是故意骗人。他当时要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
当时的地位就是这样。他当了权镇压民主自由，是他变了。另外在共产党内，有主
张极权主义的，有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也有追求自由民主主义的，我被开除出党了
，还有很多人在共产党内。共产党现在有五千六百万党员，真正僵化极权的恐怕还
是少数。我们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要它变成民主制度下的许多政党中的一个。开
始也许还可能是多数党、执政党，後来变成少数党让别人掌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台湾就是这样。国民党也许会在野，也许再执政，这样对国民党也是一个锻炼
。共产党也可以这样。
亚：您说共产党变了而您没有变，是什么意思？
阮：我入党的时候，共产党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阶段，这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
主就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还说自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通过普选产生，毛泽东当时讲的就是西方民主，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民主
或社会主义民主。我是为了这样的民主自由才参加共产党的，现在还是这样。所以
说我没有变，是毛泽东变了。如果现在共产党变回来，接受宪政民主，也许是挽救
自身的唯一出路。
研究毛泽东
亚：自一九八八年出国以後，您做过多个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这段时间里，您主要
从事那些课题的研究？
阮：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请我来的，本来想根据我的经历写一本关於毛泽东帝国或
毛泽东时代的书，从延安整风到一九七六年。六四以後，我觉得应该先写一本邓小
平，於是就写了《邓小平帝国》，写好以後我还是一直在准备写毛泽东。其中在哈
佛研究了一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是我在哈佛演讲的一
个稿子。
亚：现在的研究情况如何？
阮：文革的内容写了两三段，前面的也写了几段，还不够成形。我觉得毛泽东是一
个政治的、历史的人物，有特别的历史作用。人是复杂的，不是一面的，党也是复
杂的，不是铁板一块的。象李志绥书中提供的毛在游泳池见赫鲁晓夫的事也可以从
两方面去看，有人说表现了毛不礼貌，也可以说是毛抗拒苏联控制的象征，因为赫
鲁晓夫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毛拒绝。中苏决裂实际上从此开始。邓小平在对
外政策上继承毛。
亚：您是一位学者，与海外民运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可不可以谈谈对当前民运情势
的看法？
阮：我对民运本来是很积极的，六四以後到巴黎去，参与筹备民主中国阵线。我当
时的主张是成立一个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非常广泛的，不要有严密组织，不要
有职业革命家的那种组织，可以有精干的办事机构。但是在民阵一大筹备时很多人
不同意我的意见，主张成立严密的组织。
人权应当由宪政来保证
亚：您是中国人权理事，能否从宪政的角度谈谈人权问题？
阮：我去年看到把争取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
续下去，因此主张人权应当由宪政来保证，要通过宪政民主来解决。中共政府讲人
权东方西方各有标准，这个我们不同意。是不是国际社会也可以采取美国在智慧产
权上的方法，要求中共执行自己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公民的政治权利。衡量人权是
否改善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实行宪法。大陆很多法律违反了宪法。应当抓住违反宪
法的法律予以纠正。这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一步一步去做。
亚：谢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样精彩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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