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为个人荣辱，亦为社会正义

——“台湾：辛酸漫长的逃亡路”读後感

郭承东


  读了于大海、柳帧才两位先生写的“台湾：辛酸漫长的逃亡路”(以下简称“逃亡
路”，见《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八月号)後，作为当事人，有许多感想，现择要写
出来，以飨读者朋友。

一、基本感受

  总的来说，感觉是十分良好的。
  文章披露了许多关於当年援救工作如何进行、援救者和台湾政府怎样互动的情况
。作为被援救者，我一直渴望了解这些情况，而当时我对这些情况、特别是其中细
节和幕後运作过程是知道得不多的，即使到今天我也知道得远不完全。因此文章中
所披露的这些情况对於我是极其宝贵的。
  文章对援救者方面的人士、组织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也对台湾政府尚未灭
绝道义良心和所做的积极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完全应该的和十分必要的，因
为这种援救和协助的意义正如我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致李登辉的信中和一九九三年七
月的“绝食宣言”中就指出过的，不仅仅在於几条生命的死生和几个家庭的悲欢这
层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单这层意义已是足当被称颂的了)，而且更在於维护自由、民
主、人权的崇高理念和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尊严，在於这是一场人类的、特别是中
国人的正义良心正义势力向人类的、特别是向中国人的邪恶精神邪恶势力的小规模
的大抗争。虽然对这种意义也许并非每一个参加援救和协助的人都曾充分地意识到
，但它的确是如此重大。良心和事业都要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去高度赞扬美德和向
美德致敬。
  我注意到，文章结合摘引法条和列举事实分析了台湾的相关法律和行政运作，对
其荒唐和不负责之处进行了批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点到了台湾朝野普遍存在的病
态的冷酷和麻木。文章指出：台湾的相关法律综合效果“等於是堵死了真正需要政
治庇护的路”；“台湾存在着大量的冷漠麻木”，“热情帮忙的人，显得太少了些
”；台湾只想要参予国际事务的权利，而不想尽接收政治难民的国际义务，“会让
人家看不起的”；在八九民运後收留大陆政治难民的问题上，台湾远远落在了远邦
异族的後面，缺少同族之情，令人悲叹；等等。这些批评是极为诚恳、坦率和一针
见血的。以作者的地位和他们同台湾政府的良好关系，能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如此的
批评，确是显示了很高的道德勇气和人格独立性，这一点超出了我预先的估计，令
我十分赞佩。
  此外，我也注意到作者很注意爱护相关各方面的自尊心，即使作坦率尖锐的批评
时，也尽量通过措词和分寸的恰当把握而避免伤害相关者的自尊心。文章除了真诚
坦率公正深刻等优美的品质外，也给我留下了亲切敦厚的良好印象。当然，某些台
湾人士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文章写得很好。作者于大海兄和柳帧才兄一定为此付出了很大辛劳，我衷心向他
们致敬。

二、其他若干杂感

1、对“辛酸”二字突出不够

  在我看来，“辛酸”二字应是这篇文章的逻辑起点和重点。只有充分道出了这逃
亡之辛酸，才能充分地揭露台湾政府台湾社会以及许多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的道德
面貌之丑陋，进而在此基础上突显多路人马救援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
  辛酸，是我五年逃亡生涯、特别是在台湾的十八个月生涯的铭心刻骨的感受。但
从“逃亡路”一文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辛酸可言，既没有说我在那里挨打挨骂受
到刻薄侮辱，更没有说真正令人辛酸之处在于我坐的是台湾的牢，而台湾是民主中
国阵营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在当时是公认的，台湾也是以此自誉、自傲的，我对此
也是强烈认同的。甚至到了今天，台湾政府仍自誉台湾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基地，而
我也依然承认台湾对中国的民主重建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说到台独，许
多年以来我也是个真诚的支持者，如同我是个真诚的藏独支持者一样，条件是如果
那里的人民真愿意独立的话，如此等等。亦即我的真正辛酸之处在于坐得是“自己
人”的牢，受的是自己阵营的残酷虐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这种辛酸其性质与我在大陆亡命于深山大沟时的辛酸和八九民运落难者在中共劳
狱中的辛酸是很不相同的，後两种辛酸都是来自敌手的逼迫和迫害，虽然这在道义
上是完全无理的，但在政治逻辑上却是很合理的，对集权专制的抗争本身就蕴涵着
被迫害的极可能後果，因而对这种迫害理智是可以接受的，内在的道义信念还可以
把这种辛酸转化为勇气和豪情，而且直面和承受这种辛酸意味着正义向邪恶的继续
抗争，这种辛酸虽辛而不酸。但是作为中国的政治异议份子在台湾这个自由中国阵
地被长期囚禁，原则遣返和虐待侮辱，这究竟算什么事？既不合道义的原则，也不
合政治的逻辑，既无任何荣誉可言，也无任何正面的社会意义可谈，既无法为感情
所接受，也无法为理智所接受，除了屈辱还是屈辱，彻头彻尾的奇耻大辱。这种辛
酸才是真正的辛酸。一个不曾有过坚定的自由民主信念的人，一个不把重建中国当
做自己事业的人，一个不曾赤诚地相信台湾、认台湾为自己最可靠的阵营的人，或
者一个虽然有过如此信念，如此事业心和如此认同台湾却不曾有过如此亲身经历的
人，对这种辛酸是很难体会到的。我对这种辛酸铭心刻骨，决不是少挨几次打，少
受几次侮辱，多放几次风或多吃几次面条就可冲淡的，甚至最终协助转向第三国也
不能平抚这心灵的巨痛。
  文章没有在辛酸题目下写出这辛酸的内容。也许是作者不便把文章拖得太久，也
许是作者出于某种善意原本就没把文章的重点放在这二字上。

2、关于对我的政治感情定位的伤害

  关於台湾政府对我所造成的在健康和人格方面的伤害，我在一九九三年七月的“
绝食宣言”和一九九四年三月的“一个大陆政治犯在台湾寻求政治避难的遭遇”两
文中有过表达，虽未曾发表，却也不打算在这里多谈。现在我要谈的是相对於健康
和人格的第三种伤害，即对我政治感情定位方面的伤害。这是海外中国民运势力、
香港政府和台湾政府对我的联合伤害。
  经验表明，一个热心於社会政治改造的人士，在理智上认同某一政治阵营，将感
情定位於这一政治阵营，这是他投身於社会政治活动的必要心理前提。相比之下，
是不是要从组织上加入这一阵营倒显得不很重要。
  回忆我个人的政治精神发展史，在经历了两年的信仰危机後，终於从一九八零年
开始，我的政治感情由原来的定位於中共政权而转到了定位於正在逐渐形成并外显
化的民间自由势力。之後，随着观念的成熟、民间自由主义势力的壮大和共产主义
在中国的失势，这种定位愈益稳固。虽然自己的处境从来就是艰困的，而且由於政
治叛逆的态度而日益变得更加艰困，但这种稳定的政治感情定位却给了我巨大的精
神力量，使我得以持久乐观地为自由化中国而努力，最後倾全力投入了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失败後的恐怖和黑暗并没有丝毫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感情，但是不料
五年的逃亡生活却由自己的阵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海外民运势力、台湾、香港都高举着自由民主的旗帜，都声称以用自由民主的原
则重建中国为己任。这个旗帜正是我的旗帜，这个事业正是我的事业，因而我把它
们都当成自己的阵营，认同它们，信任它们，政治感情定位於它们，把美好的期许
寄托於它们，然而万万没想到他们展现给我的通通是一颗颗麻木的心，一张张虚伪
的脸，一扇扇冰雕铁铸的冷屁股，不是见死不救，就是助纣为虐，中国人的丑陋和
恶劣表现得淋漓尽致。
  先是在国内逃亡，艰辛三年，始终看不到任何来自外间的属於自己阵营的支援。
向当时的民主中国阵线领导人两次写信求援，都如石沉大海。之後，靠着自己个人
的力量，冒着很大风险逃到了香港，自认为逃到了自由世界、自己的阵营，不料却
被港府草率审查後迅速遣返给了中共。幸而得脱後，冒着更大的风险逃到了台湾，
心想这回可是来到了真正的自由世界、真正的自己的阵营了，不料迎接自己的竟是
镣铐、铁牢、棍棒、辱骂、长期关押、原则遣返。海外的民运贵族整天价喊着援救
大陆难友，却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对我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之生死去留，视而
不见，不闻不问。
  是不是我混淆了政治阵营和国籍(这里且把香港和台湾当国家看)二者的概念，忘
记了大陆籍与香港籍、台湾籍之间的区分呢？没有，我难以接受的只是：籍贯成了
拒绝庇护的借口，而政治道义竟变得微不足道。
  我深深地感到被这个自由中国阵营(海外中国民运势力、台湾、香港)所抛弃。如
果这种抛弃是由於观念和行为上的巨大差别，那么这种抛弃是合乎逻辑的，情感的
创伤可由理智来安慰。如果这种抛弃是由於自己的动摇和背叛，那么这种抛弃是合
乎道德的，情感的创伤可由良心的检讨来抚平。然而现在的悲哀在於当自己被这个
自由中国阵营所抛弃时，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和由这些信念出发向中共极权
制度作抗争的行为正是这个自由中国阵营的核心观念和核心行动。而自己的信念和
行为则不仅没有任何动摇和背叛，而且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本是这个阵营中
的最坚定份子之一。因此，这种由被自己的阵营所无情抛弃所造成的巨大感情创伤
，便无法找到任何有效的安抚。
  我深深地感到被这个自由中国阵营所欺骗。如果欺骗来自职业的骗子，那么我们
的被骗可以部分归结於自己的天真和愚蠢，按吃堑长智的古训衡之，不失有些正面
意义。如果这种欺骗来自和平竞争的对手，我们可以指责其不守游戏规则的缺德，
并可借助裁判的力量得到补偿。如果这种欺骗来自政治敌手，我们既可从被骗中吸
取教训提高斗争机智，又可通过揭露欺骗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主动。然而，现在的这
种欺骗，既非来自职业的骗子，也非来自和平游戏的对手，更非来自敌对的阵营。
被无情欺骗後，自己的理智依然只能根据对象的基本性质把它看作是自己的阵营，
既根本无法总结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政治教训，更谈不上通过对欺骗行为的揭露而
在政治上赢得主动，更可悲的是揭露这种欺骗尽管有某些建设潜因，但其性质首先
是、主要地是一种自相残杀：既伤害自己的阵营，又二次伤害自己本人，而让真正
的政治敌手中共坐山观斗，幸灾乐祸。因此，被自己的阵营所欺骗乃是一种实足的
悲哀。
  五年逃亡生活的遭遇，给了我铭心刻骨的被抛弃感和被欺骗感，使我的政治心理
遭受到严重打击。是的，我的信念依然如故，依然坚信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和原则
，依然坚信这些价值和原则同样是适合中国的，比以往更坚信中国的自由时代就在
不远的将来，依然将希望寄托在自由中国阵营身上。然而我的政治感情发生严重的
危机了。是的，这个政治感情危机丝毫不意味着向中共政权的回复，但的确已然无
法继续定位在自由中国阵营这个势力上了，因而也就无法定位在任何中国政治势力
上了。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间，我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曾发生过政治信
仰危机，不过在那次危机中并没有发生政治信仰与政治感情分离的现象。
  现在这种政治感情与政治信念相脱离的状况，是一种我从来未曾见过、未曾料及
的奇特的精神状况。为此，我非常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我在健康和人格遭受伤害
时所体验到的痛苦。
  关於我在政治感情定位方面所受到的伤害，表面看来不属於辛酸的内容，但实质
上却正是辛酸的深层意义之所在。因为辛酸不仅意味着外在的不幸的现实生活，而
更意味着对这种现实生活的内在的痛苦的心灵感受。

3、应由政府还是个人担当责任？楷体(略)

4、关於知名度
  关於知名度，“逃亡路”提到，但没有多说。我则愿意多说几句，因为我感到它
是我逃亡之所以如此艰辛漫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其他许多落难者得不到外界应
有的注意的原因之一，还是另外一些优秀的民主自由战士迟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
原因之一。
  我的五年逃亡生涯告诉我，我之所以必得走这炼狱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
的知名度不够。倘若我不是在《山西日报》，而是在《人民日报》被通缉的，倘若
我不是以自由主义势力中的庶族身分，而是以自由主义势力中的望族身分参加民运
的，那么，我相信，我的三年国内逃亡一定会得到外界援助的，我逃到港台後的处
境也一定会比实际的遭遇好得多，不仅不会受那么多屈辱，还有可能捞个金杯银碗
之类玩玩。
  知名度这个东西，本是不错的，就象许多工具一样，倘若你能知其性能，识其长
短，有限制地利用它以对待知名者和不知名者，那么它不妨是一个方便的指标。可
惜我们的自由中国阵营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对知名度这个东西不加辨析，不加限制
，见了知名人物就放大放高，前呼後拥，锦上添花；见了无名人物就蔑视若无，视
而不见，投石下井。这种倾向是一种浅薄、从众、偷懒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的表现。
这种倾向忽视了来自专制社会的知名度和来自自由社会的知名度在形成方式上、进
而在信度上和在与才能分布的实际对应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忽略了在专制社会中许
多平庸的人正是由於他们的平庸而知名，而许多优秀的人正是由於他们的优秀而被
长期甚至永远压在社会最底层，做着无名鼠辈(有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忽略了知名度本身是借着某种机会发展来的，今日的知名人物
乃是来自昨日的无名鼠辈，而今日的无名鼠辈正孕育着某些明日的知名人物。有这
种倾向的人只看到知名的战士炮轰专制制度的塔楼，而看不到无名战士挖掘专制主
义的地基。这种倾向使民运势力内部滋长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扼杀勤勤恳恳、
脚踏实地；它鼓励名人政治、贵族民主，而贬抑群众参与、平民政治；它导致了在
援救落难民运人士问题上的事实上的双重标准，造成许多冤案、错案等巨大的不公
正，极大地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伤害了自由中国的共同事业。

5、一点疑惑：何以海外未伸援手？

  很久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悬在我心头：何以自一九九二年九月我抵台寻求政治庇
护到次年五月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外界没有救援活动？
  是海外民运组织未获相关讯息吗？这不大可能，因为我到台湾的次日，台湾的《
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主要大报就作了报道；而且海外民运组
织在台也有常设的办事处，又且当时正有多位我们的民运领袖在台访问；再且，在
之後的八个月里，有许多民运或异议领袖作客於行政院、陆委会，或许还有救总。
在这种情况下，若说国际人权组织未获消息或虽获消息而未予注意，那是可以理解
的，但若说以中国民运为己任的海外中国人组织对此全然不晓，那实在是难以令人
相信的。
  也许他们太忙了，忙到了连逃到他们眼皮底下的难友都无暇顾及的程度？也许他
们认为，台湾政府青天白日，明镜高悬，生死予夺，断不会错？
  抑或是觉得这郭承东虽被中共通缉，却也不过是个山西省的地方叛逆而已？觉得
虽然他也许真是我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却总归不是我的私亲密友，而我那政治战
壕里有他无他本是无所谓的，我是一样要叱咤风云的？觉得虽然赐给他一点关心也
许更合乎道义，但不闻不问见死不救又有何妨，反正谁也不欠谁？
  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

6、关於封三的新竹处理中心照片楷体(略)

【编注】本刊发表此文时略去了两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