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书】

论《九三断想》之被查禁

刘宾雁


  两本书——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粱晓声的《九三断想》几乎是同时同
地(一九九四年七、八月间，山西两家出版社)出版，遭遇却截然不同。前一本，假
托德国人之名，伪造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颠倒重大是非，把中共和毛泽东所制
造的灾难栽到中国人头上；把苦难深重、对中国现代化付出最大牺牲的中国农民说
成是中国的最大祸害；主张中国退回毛泽东时代并为中共政权的下一场血腥镇压提
供理论依据。梁晓声的这本书，却是揭示中国目前真实存在的危机，表达了中国多
数人的焦虑与愤怒，为使中国摆脱已然陷入的险境而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然而前
一本书却居然受到江泽民的青睐，一再向干部推荐，以至畅销全国；後一本却被中
共当局目为“反动”，遭到查禁！
  仅仅这一个事实，已经证明中国近十六年来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不可避免”、“
只能如此”，而是有一只强大的手不断干预和摆布的结果。
  一九八零年初，在党内和军方保守派的压力下，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和另一作者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被禁止上演和拍摄，它们所写的干部子
弟享有特权和军队高干道德败坏现象从此便越发不可收拾。一九八一年春，由代表
军队四人帮势力和保守派的韦国清所把持的《解放军报》发难，邓小平支持，对作
家白桦揭露文革罪恶的《苦恋》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围剿，是为第一次“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期间中宣部发布第七号文件，要求作家不要再写揭露五
七年反右派运动与文革的作品，同时对於报刊揭露、批评性报道横加一系列限制。
从此许多作家改弦更张，不出几年，逃避现实的作品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一九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更横扫理论、新闻、文艺等全部意识形态部门，
不准人们关注、思考和揭示中共和社会的愈演愈烈的危机，在随後的所谓“整党”
运动中则大走过场，把党内腐败势力全盘包容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清污”运动正是以批判周扬、王若水和王元化等学者关於社
会主义也有“异化”的论点开始的，而十年以後，作家梁晓声所写的《九三断想》
，从头到尾写的就是中国人的已然达到骇人听闻程度的异化。从一九七九年春邓小
平抛出“四项基本原则”起，中经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
九年四次“反自由化”运动，中共的目的始终是抑制人民的不满，维护其统治，为
此便务求把历史的悲剧和现实的错误、把党的腐败和社会黑暗严密包藏起来，不使
人知，不许中国人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
  但不使人知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场的腐败和改革路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对人民
大众利益的伤害越来越直接、越严重，而由於中国人在文革之後曾有强烈的参与改
革的愿望，因而对於各种不正不义和不法现象愈益猖獗而自身无能为力和无计可施
的这种情况，便在焦虑、愤慨的同时，产生了悲观、沮丧情绪，毛泽东时代已经发
展多年的那种中国人同社会、同自身本质相异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剧。反社会情绪与
行为便在这个基础上蔓延开来。“六四”大屠杀更使这个过程加速发展，终使中国
人在道德上几近面目全非！
  有人认为，《九三断想》的遭禁，同它不加掩饰地揭露了公、检、法的黑暗不无
关系。和军队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公、检、法也一直是中共全力庇护、
不准任何人公开批评的，而这就自然使那里本来就有甚於其他政权部门的腐败与犯
罪自由地遍地开花，从而造成今日“军匪一家”、“警匪一家”和“执法者无法无
天”的局面。人民同警察武警以及司法人员的冲突，忍无可忍的人民对那些民愤极
大的作恶者的报复，八十年代末期已经开始。邓小平死後中国社会动乱的第一幕，
很可能就是这种自发性报复浪潮的广泛展开。
  然而令中共当局感到恐惧的，显然是《九三断想》一书总的倾向和作者的主旨—
—他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而中共近年来的主要目的则恰恰是要使中国人沉迷於经
济生活的满足。《九三断想》开头几页，作者屡次向读者转述了窗外“救命”的呼
声，想必是有象征意义的，濒於危难的并不是在街头受难而孤立无援的个别人，而
是一个国家，这个民族！
  关於他自己，梁晓声写道：“对现实的关注，完全的成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
。“虽闭门索居”，他仍然“本能地关注我们时代浮燥而痛苦的进程”，“为改革
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最有力的证明，还是他多年来的
著作和《九三断想》这本书。这样的作家中国还有多少？一九八九年以来，隐遁的
隐遁，下海的下海，更不要说那些从八十年代中期便把自己出卖给书商，以自己的
笔为泛滥社会的污泥浊水推波助澜的了。
  然而中共还嫌梁晓声这样的作家太多。那些高唱“西方亦如此，中国更难免”的
人士们不应忘记，无论巴尔扎克或狄更斯，左拉或易卜生，马克吐温、欧·亨利或
斯坦贝克，都没有过白桦、沙叶新和梁晓声这样的遭遇，而这对於一个社会或一个
民族的道德面貌和吉凶祸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转载自《大路》月刊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