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须分清道德理想和政治现实

——评曹长青对戴晴的批评


耶 人


道德规范不能妥协，但政治必须妥协

  “妥协”，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词汇。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反对在道
德理想层面作任何妥协的。因为道德规范和标准，有其绝对性，你可以达不到这个
规范和标准，但规范和标准本身却不能打折扣。这就象比着尺子画直线，有时因大
意，用了尺子还是画不直，但尺子本身只要还值得用，就不应是弯的。理想也是如
此。理想这个词暗示着某种非现实性，至少是某种尚未实现的东西。理想可以最终
实现不了，但理想本身却不能降格。如传统诗话中所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不能因“得乎其中”的现实，把理想也降为“取乎其中”。那样的结果，怕是要
“得乎其下”了。道德规范若总打折扣，就不成其为规范。理想若总因迁就现实而
降格，就不成其为理想。在这个领域，“妥协”应是最不受欢迎的词汇之一。
  但是在政治领域，“妥协”则几乎是最受欢迎的词汇之一。汉末孙刘两家，本是
势不两立，但曹军大敌当前，他们互相妥协，迅速结成了联盟。二战时，丘吉尔、
罗斯福对共产主义虽恨之入骨，却也与斯大林联手抗德。离开了妥协，这种格局根
本无法想象。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虽然彼此常常是“分外眼红”，但当面临保守
派势力的疯狂反扑时，还是坚定地站在了一起。应该说，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即使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若想使他的理想在现实中能够运作，就必须学会妥协。因
为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即使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考虑，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
理想进入同一个政治领域。政治实际是一个“公共空间”。若大家都不妥协，政治
便无法运转。你有你的理想，别人也有别人的，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理想高
于别人的理想。只有那些声名狼籍的原教旨主义者，才最愿意把自己神圣化，而不
屑于与别人作任何妥协。所以，在讨论“妥协”时，首先应该把道德理想的层面与
政治的层面区分清楚。
  曹长青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四年九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角色不能混乱
》，讲的是颇受争议的戴晴，其中一段文字，读来颇令人惊奇：
  “戴晴女士一向是很‘独立’的。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她就没有直接参加到人
民抗议专制政权的行列中，而是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
‘协调人’……一个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面对人民对暴政的挑战，不是明确地站
在民众一边已是怯懦或愚昧，还要以扮演‘协调’角色为荣，这样做简直是对知识
分子称谓的亵渎。”
  老实讲，读到这段话，我心里着实地吃惊。“六四”过去已五年多，曹先生在自
由民主的社会混的年头也不少了，可他一开口，什么是道德理想，什么是政治现实
，全然混淆不清。“六四”过后这五年，海内海外，中国人外国人，对“六四”的
反省和研究已颇具规模和深度。其中，至少令我个人最信服的一派观点是：如果学
生当时能适时地与政府妥协，后果无论是对学生、对百姓还是对中国的未来，都要
好得多。这派观点最经典的表述，是邹谠教授的《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
的角度看》(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作
为中国民运的“资深元老”之一，刘国凯先生也以自己七九年在广州从事民运的经
验现身说法，认为学生若能适时退却，对保存自身力量是有好处的(见《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曹先生当然可以不同意这派人的观点。实际上，我个人也十
分有兴趣想看看曹先生是否能写一篇雄辩的文字来反驳这派人的立场。令人惊异的
是，在没有进行这样的辩论之前，曹先生似乎已把这派主张妥协的人视为知识分子
的败类了。若如曹先生所说，扮演“协调”角色即是“对知识分子称谓的亵渎”，
那么请问：是否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角色可以扮演呢？曹先生对这种必须扮演的角
色有何定义呢？是“明确地站在民众一边”？(此话不禁让我想起很久以前中共的谆
谆教诲：“站稳阶级立场！”只可惜即使是中共，如今也难得如此教诲其子民了。
)那么知识分子和民众又如何区别呢？
  如曹先生觉得妥协、调解都是可耻、不可接受的话，那么您是否能给大家指一条
道，当时该怎么办才好？哪怕是事后诸葛亮也好。比如：是号召民众武装暴动，推
翻共产党，然后自由选举？还是坚守广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事后诸葛亮并非
于世无补，至少，他能帮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东西。
  可惜，“六四”过去已五年多，民运中这种事后诸葛亮也甚为罕见。我并非不满
于曹文的立场，而是不满于看不到他的立场，或者说，看不到他立场背后任何理性
的依据。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偏执，一种超出理性的情绪和道德优越感。而更令人
忧虑的是，这种情绪和优越感，还充斥于民运人士之间。所以，这不是曹先生个人
的问题，大而言之，这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不摆脱这种偏执，这种无理性
的激情和狂妄的道德优越感，中国的民主就无前途可言。

八九民运中寻求妥协是负责任之举

  近来，偶然地重读林毓生教授十几年前的一篇旧文，颇有所感。此文名为《如何
做个政治家》，是为外省籍党外人士在台湾地方选举中获胜而作。五年前初读之时
，尚不知其所云。如今面对“六四”及“六四”后的政治现实，切感林教授所指出
之问题，与大陆的民主运动有切实的关系。
  林教授以为，在中国的政坛上，常常活跃着两种人，一种是“正人君子”，他们
认为“政治是道德的一部分，政治行为必须以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常常有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的冲动，认为政治上的‘妥协’与‘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知真
正的政治家有时需要以‘妥协’与‘协议’的方式来增进实力以达成理想)，这样往
往在行为层面上不是捉襟见肘，便是诉诸情绪(以为如此就是道德)。从政治的观点
看，他们的活动显得很幼稚。”另一种人正好相反，把“道德”当做玩弄政治的工
具，处处以“道德形象”做为搞政治的资本。然而，他们的意识已被权力欲和虚荣
心所占据，除了欺骗和满足自己的私欲外，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责任感。“易言之，
在中国政坛上，正人君子多因头脑不清，误把政治当做道德；因为不知政治为何物
，他们的‘政治行为’每有变成被政客们玩弄的筹码。”
  这番描述，用于八九民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一方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他们有
狂热的道德理想和献身精神，但对于这种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如何运作却一无所知；
而正是这种无视现实的理想主义，把学生拖住在广场，使他们不能妥协，也无法撤
退，最后竟为血腥屠杀提供了口实。另一方则是老奸巨猾的政客，他们利用学生的
狂热和无知，韬光养晦，后发制人，最后借打击学生运动，一举把党内改革派拉下
马来。现在回想一下，八九年的学生，为了保持和证明自己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
量在道德上的纯净，一直不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生怕被党内斗争这一肮脏的“政
治”所污染。结果，他们自己的行为，反而成了保守势力打击改革派的“杀手锏”
，不仅事实上介入了肮脏的政治，而且是以最坏的方式介入了这种政治。从这个角
度说，戴晴的话并没有错：八九民运使“中国当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紧了，
一些已经可以说的话不能说了，一些可能出版的书被禁止。中国不是进步了，而是
倒退了。”八九民运，确实是一件坏事！
  我有一位一贯反对学运的老友，常常为学生运动的事与我争论。他的观点是“学
生运动天然反动”。理由是，无论干什么事情，业余的总是干不过职业的。学生运
动实际上是学生业余的政治活动，他们的对手，是一批职业政客，这些人对政治这
个游戏的精熟程度，远超过学生们的想象。所以，到头来，学生运动总是要被各派
政治势力所利用，而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中国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无一例外。
  我自然不同意这位老朋友的意见。对我来说，八九民运是件坏事，但这指的是其
所导致的最后结果。细观运动的全过程，若是战术运用得当，适时退却，那么还是
有机会达到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之目标的。可惜的是，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现实政治
运作的无知，使学生们放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友的那番论
辩，却也有击中要害之处：真正有效的民主运动，需要有具备职业责任感的政治家
来领导，否则，一定会被职业政客们所利用、击败。
  回顾八九年，绝食开始以后，似乎全民都卷入了民主运动，进而演成了一场中共
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全民的政治反叛。如果此时学生能与党内的改革派配合，适时
地退却，使改革派能够在党内证明，他们的温和的态度，最终成功地收拾了局面。
那么，改革派在党内的地位就会有所加强，这场普遍的政治反叛，会对统治集团产
生一种强有力的震慑力量，有利于中共日后政策的开明。事实上，即使是邓小平，
对于镇压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心里也并非十分有底。邓在党内以意志坚强而著
称。“六四”后江泽民等称颂此次若非有象邓小平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坐镇，
中共能否过得了此关，确实是个问题。此话虽属歌功颂德，但也道出了江泽民这代
人的心里话。八九年学生们若不给邓小平以最后下手的机会，使危机和平解决，那
么可能为中国日后的政治运作提供一个良性的范式：民主运动压不得！试想，连邓
小平这种枪林弹雨里杀过来的铁腕人物都没有下手，以后“江核心”这一代人上台
，谁还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资源来调动千军万马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具体地说，
假设八九年民运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学生退回校园，赵紫阳党内得分。那么，等邓
小平死后，再来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导致了八九式的危机，那么中共常委开会
时，谁会提议要出动飞机坦克来镇压？谁这么提，谁就可能是一种政治自杀，他党
内的政治对手，一定会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这样，最可能的结果，是政府与学生
对话，寻求妥协。而这正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开始。但是，学生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
路：不给政府任何台阶下，或者说，不给改革派任何台阶下，一定要逼得中共狗急
跳墙，跟你拼老命。结果，有了“六四”的屠杀。最近不少著作中都提及，邓小平
等人把镇压设想得比实际上要困难得多，他实际是大大“高估了人民的力量”，自
己也没料到局面会如此轻易地被平息。结果，中共上上下下学到的经验是：镇压也
没什么了不起。这就为未来中国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恶性范式：对民主运动，要立
即镇压，镇压得越早，越快，越彻底，越好！而这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再可怕
不过的事。试想，有“六四”的事在前，邓死后若再来一次同样的民主运动，中共
常委开会讨论对策，这时想提出妥协、对话的温和方案的人，就会冒更大的政治风
险。这种格局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害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八九年，寻求与政府的妥协是对的。戴晴等人在政府和学生之
间的协调活动，是头脑清醒的表现。而严家其、包遵信等人(我对这些人个人是很尊
敬的)没有一起去劝学生撤离，反而签署了更激进的“五·一七”宣言，矛头直指邓
小平，这本身则是一次极不明智的政治赌博。按说，学生血气方刚，少经验，易冲
动。而知识分子经历了多少次政治运动，可谓久经沙场，性格也当更稳重成熟一些
，本应是知识分子应比学生更深谋远虑，更能摆脱非理性的激情的冲动。然而在八
九年，知识分子反倒比学生更激进更莽撞，好象是没长大的孩子。这里必须声明，
我如此评论不过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在当时，我虽未参与任何关键的活动，但同
样是头脑发热，比我批评的人高明不了多少。问题是，事情过去五年多，我们总应
从惨痛的经验中学点什么。我个人认为，八九年那些拒绝在学生和政府之间调解，
反而走向激进的知识分子，回想这段往事是应该感到内疚和脸红的。我个人至少就
很为当年的激进情绪而脸红。

应将道德与政治分为两个范畴

  曹先生对戴晴的指责，表明他的心态，还和八九年的一些昏头昏脑的学生没什么
两样，把“政治”与“道德”混为一谈，认为“妥协”是对道义的背叛，是不道德
的。于是，为了保持“道德”的完整性，可以不计其行为的政治后果。在曹先生的
观念中，“政治”还没有获得一个独立的范畴。而在“政治”还没有获得一个独立
的范畴之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进的。
  戴晴称现在还无法找到一个除共产党之外的一个别的力量能够在中国维持巨大变
革当中的社会稳定，这话如果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理解，是正确的。这与拥护共产
党一党专制这种道义上的问题是两回事。要挑战一党专制的体制，中国的各派政治
力量，首先就应面对这一现实，使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现实政治中能够运作，逐步
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谈得上多党制的问题。在八九年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
已不再是认同现有体制的政治抗议，所以，这种民主运动，就不应仅仅是一种发自
“社会良心”的道德的呼声，而应在独立的政治范畴中运作，由职业的、有现实责
任感的政治家来领导。象哈维尔这样的东欧的知识分子，一种重要的可贵之处就在
于能迅速从一个理想主义的不同政见作家，转化为一个能在现实政治领域运用其影
响力的负责的政治家。而在我们这里，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还没界定出来，还
谈什么结束一党专制呢？
  那么，如何对政治的独立范畴加以明确的界定，并对政治与道德的不同与两者之
间相互的关系加以精密的分析？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借用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
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林教授译为“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的政治”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路径。
  韦伯用两种有关政治行为的伦理观点，来界定政治范畴之独立性。第一个观点，
他称为“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第二个观点，他称为“责任伦理
”(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一般而言，激进派往往
倾向于“意图伦理”，渐进派往往倾向于“责任伦理”。对于一个怀有“意图伦理
”式的激进份子而言，如果你跟他说，他的主张与行为不但不能成功，反而可能会
导致丧失原有的成果，即使成功了，这种激进的政治活动也可能带来许多无法运用
其本身的资源所能解决的新问题；他不但不会同意你的看法，而且还会怀疑你的诚
意。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当张郎郎经过一道道警戒线，终于见到了一位学生领
袖，并转达了戴晴带来的党内改革派的妥协方案时，那位学生领袖一本正经地回答
道，同学尊重戴晴作为一个作家，但她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将影响她的形象。五年后
曹长青对戴晴的指责，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广场上的一幕，然而那一幕，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可悲的场景之一。诚如邹谠教授评论的那样，此时的激进学生和他们所反对
的共产党的“老同志”有着“同样的等级层次，同样的安全系统，同样的摩尼教式
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同样的没有与‘别人’沟通的
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不妨说，他们可以互为对方的镜子：一方是新
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记忆；一方有着刚获得人民权力的感觉，另一方则早已习
惯为人民掌权。”对于那些被激进主义理想冲昏了头的人来说，这种“意图伦理”
已是如此根深蒂固，对他们而言，最大的责任是保持他们意图的纯真，而不是考虑
行为的后果，只要意图是对的，行为就是对的，不必为后果负责。当年广场上的一
些激进领袖，逃出国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仍拒不反省自己的责任，只是泛泛地谴
责了一通共产党。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听到这些言论，实在是失望之极。前文提到
的笔者的那位老友愤愤地说：“共产党杀人，全世界实况转播，还用你谴责么？狼
会吃人，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但若是你把狼的凶性逗惹起来，并引狼入村，殃及
村民，难道你就没有责任么？”

台湾学运的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一个根据“责任伦理”行事的人，他的行为规则就会全然不同。他觉得世上
无十全十美的事，更无十全十美的人。把自己的意图定得十全十美，并不能使世界
变得十全十美。他所应考虑的，是他的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妥
协，在理想主义的层面上说，无疑是使自己的理想打了折扣。但从现实政治的层面
上说，则是更加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妥协。这种以政治行为
可预见的后果为基准的活动范畴，相对于考虑行为之每一步骤是否合于道德的完整
性而言，是一独立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的活动，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中性的，
这是政治活动的范畴。以八九年的情况来看，在现实政治层面，没有任何共产党以
外的力量能够上台执政的可能。民主的力量，只能支持党内对自己有利的一派：邓
小平或陈云，赵紫阳或李鹏。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力量还没壮大到足以上台执政，中
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就只有在和共产党对话、妥协的过程中推进。
  来美后，笔者接触了一些台湾学生运动的骨干。八九以后，台湾也出现了类似的
学生运动，也出现了日益极端化、激进化的倾向。学生要求李登辉前来对话，李登
辉终于也没来。但事情还是和平解决了。当时的一位学运领袖深有感触地说：运动
一起来，整个趋势和大陆八九年几乎一样，谁激进，谁就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把运
动导出激进的怪圈简直不可能。但最终我们还是成功了。这里必须使用许多技巧，
利用许多机会。比如，三位激进份子突然宣布绝食，一下子成了运动的先锋。这时
我们就必须派出至少四位同学参与他们的绝食，因为最激进的行为是运动的火车头
，我们必须在这个集团里保持人数的优势，才可借机转向。请注意，执行这种战略
的人，是长年反国民党的，对李登辉也无好感，但此时此刻，他们却懂得不得逼之
过甚，更不能摧毁李登辉在党内的地位。这和大陆学生拒绝与赵紫阳连手，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这充分说明，在人家那里，政治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范畴，人们不仅
有道德理想，而且有把这种道德理想化为负责的政治行为的能力。
  反观大陆的民运，从八九年的学生领袖到今日之曹长青，对于什么是负责的政治
行为似乎一无所知。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却缺乏政治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而是
受一种“无结果的兴奋”(Sterile Excitement)支配。这种“无结果的兴奋”，简
单地说是由“浪漫的政治幻觉”与“道德优越感”两种因素激荡而成。“浪漫的政
治幻觉”会把自己相信的口号变成心中认为即将展现的实体，所以喊口号就变成实
现理想的具体行为。在此种幻觉的笼罩之下，这些知识分子决定对理想献身的这件
事，使得他们觉得在浊世中唯清，道德优越感油然而生。“浪漫的政治幻觉”与“
道德优越感”的结合自然产生一种不宽容的、对客观事实无法认知的封闭思想系统
，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要做的事一定会成功。如此便无法对客观的现实以及与自己
不同的行为产生切实的了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政治活动自
然不能产生实际的成果。
  在八九民运的过程中，学生始终执着于自己认定的理想，并把坚持和表达这种理
想作为他们的一切行为的核心。等到发展到绝食，并引起社会普遍的同情之时，学
生有了一种成圣成贤的被升华的幻觉，觉得自己已代表了“社会良心”，任何妥协
都是对“社会良心”的践踏，任何他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甚至面对大军围城的现实
，他们也宁愿相信自己的感召力足以瓦解军队的斗志，结果走向了悲剧。这种举世
混浊唯我独清的道德优越感，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自己所怀抱的理想的偏执，对他
人的言论和行为的不理解甚至不宽容，五年多来竟仍保留在曹长青身上。他容不得
别人妥协，受不了别人回国，用他的话来讲，“角色不能混乱”，人只能扮演一种
角色。我实在看不出，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与共产党有何不同。

曹长青的语言有失尊严

  曹长青的道德偏执症，最后引发的，是一种连做人的起码准则都丧失的言行。曹
文在论戴晴时，有一节的标题是“好妻子与好妓女”，觉得戴晴领了国际上的一些
著名的支持人权、自由的奖金，又发表她目前的言论，好比一个人白天领了“好妻
子奖”，晚上又去当妓女。在曹长青这种狂热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感的视野
里，他完全看不到：世界上支持人权与自由的人有很多，他们对如何推进自由与人
权，可以有着与曹长青非常不同的理解，对戴晴，也可以有着与曹长青非常不同的
评价。而我相信的倒是，这些各自不同的自由的朋友们，对曹长青这样一位自认是
很了不起的男儿，用“妓女”这种词汇辱骂一位女性，会做出比较一致的评价：丧
失了人的基本的尊严与人格！
  走笔至此，应是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有几句话，还是不得不说。曹长青的言论中
所暴露的问题，不管如何严重，如果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世界之大，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物。问题是，曹长青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
应了海外民运本身的问题：道德与政治不分，泛道德化，政治现实感越来越缺乏。
海外民运是在远离本土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运作，这种环境下，唱道德的高调
容易，获得一种政治现实感很难。因为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有法律保障，而且民
运的道德高调，与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很接近，不象在国内，不仅无言论自由，
道德高调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违背，唱道德高调确实需要些勇气。反之，在政治现实
感方面，由于远离本土，海外的人无法分担国内的人的苦难，也不容易设身处地地
体会国内人所面临的困境。比如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至少就我接触的大多数
国内的人士而言，他们虽然未必赞成柯林顿把人权与最惠国问题脱钩，但还是希望
中国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并认为这对中国的民主有好处。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感
受和判断，但是，至少作为一个身居海外关心中国的人，你应对这些实际生活在中
国的人们的想法有个基本的尊重。而不必象曹长青这样，认为在美国为中国最惠国
地位说几句话就是可耻。我以为，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人，身居海外，应对自己的
环境有一个自觉：自己缺的不是道德高调，而是政治现实感。因此，应少唱高调，
多多去体会国内的政治现实。遗憾的是，道德与政治不分，以及泛道德化的倾向，
使不少海外民运人士反其道而行之，道德高调越唱越高，政治现实感越来越少。无
怪乎国内人评论：“在美国骂共产党，算什么本事？还不如回国发点小牢骚，在国
内，骂一句共产党，即使很空泛，多少还需要点儿勇气，在美国骂共产党，不仅不
需什么勇气，甚至可以变成自己的饭碗。有些人到了美国，其个人利益已和当今中
国老百姓的利益变得对立起来：中国越进步，他们在美国越没市场；而中国越糟糕
，则越能证明他们的正确，进而使他们在美国越有份量。”这话不管有多少道理，
至少反映了国内许多人与海外民运的疏离，这件事本身是否值得很好反思一下呢？


为回国悔过无可指责

  在美国反共，作出一副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状，这本身早已把自己变成一个
喜剧人物了。而对他人行为的不宽容，更使这种“泛道德主义”开始侵害别人正当
的权利和需求。近来关于“回国”的问题的讨论便是一例。以我个人的道德标准，
只要不出卖别人，大致而言，怎么回国都无所谓。美国兵被俘，赶紧写悔过书，放
回来后，照样被视为英雄。这是对人的尊重。独立战争时，不少美军被俘，他们在
俘虏营中悔过、宣誓，永不与英皇作对。回来后，拿起枪照样干。这是他们区分出
了政治与道德之不同。北岛这次回国，与家人只有咫尺之遥，但由于拒绝与中共作
交易，终于还是大家天各一方。这一悲凉的故事，确实使人对北岛肃然起敬。但是
，假设北岛为了与家人团聚，在不出卖别人的情况下，“低头认罪”，终于进关，
这难道有什么可指责的吗？一切在胁迫的情况下的悔过都是不具效力的。美国人把
这种悔过不当回事，结果胁迫者用来胁迫人的工具就失灵了。曹长青大谈尊严，反
而会使胁迫者用来胁迫人的工具更有效。这大概是他长期受中共“革命烈士”的榜
样影响的结果。用国内人的话来说，这种共产党人的傻劲儿一旦犯起来，什么天理
人伦都会给灭了。其实，且不说这种基本的天理人伦，如果一位立志于献身中国的
民主和自由的人士为了更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不出卖别人的情况下，对
共产党悔过一下，得以回国，他的行为不是比在美国空骂共产党更令人尊重吗？
  “泛道德主义”不仅对人过于苛求，混淆了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而且使人无法
面对现实。这后一点在我看来是民运中最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经济
起飞，社会也有了不少的进步。民运对于这一政治现实，首先应该正视，然后才谈
得上自己的对策。但据我的感觉，民运许多人是不敢正视现实。沈彤在美国之音上
讲话，称“现在虚假的繁荣和改革，是依赖大量外资输入，而且伴随着严重的通货
膨胀和社会问题。”这话是否有点自欺欺人呢？中国的改革确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而且极其严重，那么不改就没有问题了？哪国改革会不出现问题呢？依赖外资如
何能给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带来哪怕是“虚假的繁荣”的？中国不是海地，邓小平不
是靠美国人上台的阿里斯蒂总统，美国凭什么给中国外资？相反，“六四”之后，
西方一个制裁接着一个制裁。只有中国自己把经济搞好了，使中国变成有钱可赚之
地了，外资才不得不来。任何政府，治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说想维持一
个哪怕是“虚假的繁荣”就能维持的。中国这几年经济起飞，社会结构变化巨大，
比起八九年以前，除了不同政见者和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受到更多的压制外，大
多数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多多了。这是现实，不是“虚假”二字所能遮蔽的
。只有面对现实，才能介入现实，改变现实。而今日之民运，给人一种穷途末路之
感，似乎已被抛出中国的历史进程之外了。要走出这一困境，首要之务，就是区分
“政治”与“道德”的领域，多一点政治现实感和责任感，睁开眼睛看看真实的世
界，少开一些道德理想主义的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