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对胡平文章之异议
李永正
《北京之春》第二十期刊登了胡平对李泽厚、刘再复言论表示异议的文章。本人
很不赞同。
一、评第一章
李泽厚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他和刘再复提出“要改变中国现状，要
着眼(经济)这个本。”他们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忘记了经
济这个本，把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当作重点，忽视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而这样是
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
胡平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吃饭哲学，他提出虽然恩格斯说过，马克思
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但其实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的言论与此并不一致，如此来说李、刘的“吃饭哲学”也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
义的了。我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和他死后的著作整理人，对马克思的
理解总比胡平更准确。况且马克思主义虽是以马克思命名的，但是它实际上包含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其中即使有矛盾也不能否认它终究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李、刘通俗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胡平认为无论如何，李、刘的观点是无法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中推论出来。胡平反驳道：“‘人吃饭
才能活着’不等于‘人活着为了吃饭’。”但是李、刘提出经济为本也并非就是认
为“人活着为了吃饭”。其实，认为“吃饭问题是人生第一问题”，从而把它放在
其它一切问题之上，并不等于承认“吃饭问题决定着人生其它一切问题。”
胡平指出中共的主要错误并非如李、刘所说的“忘记”了经济为本，其根据是中
共如果“忘记”经济为本，又为什么搞“大跃进”？抓了半天经济难道不是以失败
告终？可见是它选择错了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
首先，李泽厚、刘再复并没有为计划经济作辩护，他们认为选择计划经济本身就
说明中共没有发展经济的决心。况且他们所说的“忘记”经济，是指中共没有把经
济作为重点。的确，中共执政以来有多少时间在抓经济？又有多少时间在搞政治运
动？而且“大跃进”的产生与失败和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大跃进”不久前的“
反右运动”使“左”的势力高涨，从而对“大跃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提
出正确意见的人又被当做“右”的势力压了下去，结果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而且
“大跃进”也证明不了计划经济的失败，那种异想天开的“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
根本不是一码事。文革十年几乎完全放弃了生产经济，全民投入政治运动。就更好
的说明了中共当初完全“忘记”以经济为本。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并
不是错误模式而是频繁的政治运动。重要的是李、刘所说的“经济为本”并非指以
计划经济为本，他们是提倡市场经济的，而中国目前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胡平否
定“忘记经济为本是中共的主要错误”既缺乏依据，也没有任何意义。
胡平接着写道：“他们(李、刘)不是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经
济理论的错误，反而断定那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这怎么能让人信服
呢？”
胡平的这些话就能让人信服吗？我有几个问题。第一，计划经济能代表马克思主
义吗？第二，全世界有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发展阶段史发
展出来的？第三，错误使用马克思主义而惨遭失败虽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肯定是
正确的，但是能证明它是错误的吗？一剂不按药方乱配的药是无法证明药方好坏的
。
胡平接着写道：“依据李泽厚、刘再复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
是因为它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又如何解
释呢？”其实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成功并不就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全世界并
非只能有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方式。
胡文第一章最后一节把东欧的变化说成是“好事”，而否认李泽厚、刘再复所说
是一条“充满危险，对中国非常不利”的道路。胡平说：“我们知道，利与不利都
是比较而言的。”我不知道苏东模式是怎么比较出“利”的，它们的通货膨胀率高
居不下、治安混乱、内战四起、民族分裂、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些仅
仅能说明它不是十全十美吗？而且，胡平凭什么认为我们就能做得更好？东欧和最
近俄国的战乱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旧政权倒台，新政权缺乏控制能力之际，也就是
内乱爆发之时了(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也是个好例子)。目前中国还未出现一个象
当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时那样已有完备政治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政党，现在学苏东模
式十分危险。我国的人口问题，人民素养问题和民族问题都比那些国家严重，爆发
内乱的可能性比他们大得多。而且这十亿人乱起来，全世界都要跟着遭殃。
我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或政治制度都只是“手段”，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结
果”(自由民主虽然是人应有的权利，但它也是一种促进发展的“手段”)。“手段
”的好坏是应视其“结果”而论的，任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的“
手段”(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危险”的，而且它最终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那些拼
命维护“手段”而忽视“结果”的政治家们的脑子里多半是没有“人民”二字的(虽
然他可能嘴上喊的很响，如毛泽东满口“人民万岁”。)胡平不仅忽视了“结果”的
重要性，而且根本否定了“提高生活水平”是人民最终追求的“结果”。他认为人
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凌驾于对物质生活追求之上的，在他看来，苏东人民虽
有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但巨变的主要动力是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那么请问，
为什么许多政党在给予人民许多自由民主之后还是被人民选下了台？是他们没有给
予人民足够的“自由民主”呢？还是因为没有使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呢？显然是后者
。 我认为，任何政治家如果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置于首位而追求奋斗的话
，不管他所坚持的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民主，都终将被人民所抛弃。胡平却否定这
是一个政权的兴亡关键。他提出，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匈牙利、波兰、捷克等最
早进行经济改革且富裕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未能保住其一党专政，而古巴、越南、北
朝鲜、和改革前的中国都是经济一塌糊涂却保住了政权？我看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匈牙利这类国家即使再富裕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那里的人民怎么能
不产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从而转向追求新的政治制度呢？而中国北朝鲜这类国
家通过闭关自守、精神麻醉、封锁消息等手段，使其人民感觉不到生活水平的落后
甚至丧失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从而也就没有追求新的政治制度的动力。八九民
运虽说是发生在中国经济好转的时候，但这时候正是开放城市中贫富差距充分暴露
(尤其是开放快、而发展慢的北京)而精神麻醉渐渐失灵的时候。这种时候人最容易
产生不满，所以在大城市中发生了示威游行。如果有一天现有的那一个共产党垮台
了，只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对生活水平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不可能单纯是对自
由民主的渴望。
二、评第二章
人们普遍地不关心政治是好事吗？李泽厚、刘再复认为是好事，认为这表明人们
已走出空头政治的时代。胡平认为不是好事，他说道：“一个人，不论他是商人还
是学者，他首先是公民。身为公民，他应当珍视个人自由的权利，认真履行公民义
务，积极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政治意味着放弃公民的身份而堕落为顺民。”胡的
这些话从道义上讲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从中国目前形势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来看就
有点不合理了。一个公民的确应当珍视个人自由权利，但目前中共还没有真正赋予
人民“关心政治”的权利；谈何“珍视”？应不应当争取这种权利的是后话，但不
论是商人还是学者，他如果能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哪怕他就给国家交了一块钱的利
税或者就写过一本能教育人的书，对国家发展来说，其作用要比去“关心政治”更
有效也更切实可行。如果每个人都能把五讲四美、助人为乐等美德作为公民义务来
履行，把制止随地吐痰、排队加塞儿等社会丑恶现象作为公共事务来关心的话，我
们的国家一定能变得更美好。改变社会并不一定需要大家都去“关心政治”，有很
多很多我们能做也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如果能脚踏实地的做一些有
利于社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堕落为顺民”。
象“歹徒在大庭广众公然行凶，却无人敢伸张正义”这种社会公德心衰落的现象
也被胡平与“不关心政治”扯到一块去了。他认为这都是专制的结果，“专制使人
们把互不关心视为一种公德。”这些话对吗？封建社会是很专制的，可在中国历史
上有哪一位皇帝欢迎利己主义？又有哪一个朝代把互不关心视为公德？中共要是欢
迎利己主义的话，为什么还要宣扬“大公无私”，为什么还要宣传那些舍己为人的
英雄们？
胡平还指出有些人对中共迫害异议份子的行为袖手旁观而美其名曰“不关心政治
”，请看他的这一段文字，“如果一个人声称他不关心政治，我们必须追问他，你
是否对专制者侵犯基本人权之事也不闻不问？倘若是，你的‘不关心政治’就无非
是顺从于专制而已。”不知胡平这样义正词严的谴责‘不关心政治’的人时，有没
有考虑到如果一个普通市民勇敢地站出来的话，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想他的命
运既不会受到美国政客的关心，也不会得到海外民主人士的注意(他如果不是知名人
士)。中共对他也绝不会手软，更不会把他“请”出国门。而胡平这类人就不同了，
身为民运人士，为异议份子伸张正义正是他们的职业。而且政府对他们轻易不敢怎
么样的，但是他们自己不回去为异议份子作斗争，却在大洋彼岸义愤填膺地指责国
内的人“袖手旁观”。回顾“六四”，开始如果没有普通市民的支持，是决不会有
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而最后，为了保护那些自称“要与广场共存亡”的学生，
市民们又用血肉之躯阻拦军队。当时，那些激进学生领袖们不曾考虑后果，只是一
股劲地领着大家与政府对抗，结果是市民们死的死，伤得伤，有的丢饭碗坐大牢。
而运动的带头人却没有和市民们一起承担后果，他们一个个逃之夭夭，到地球另一
头去“关心政治”了。
三、评第四、五、六章
李泽厚、刘再复认为社会公平问题不应作为目前重点，这种观点我反对。所以胡
平驳斥这个观点的第三章还是有道理的。而关于“四个发展程序”的第四、五章却
难以让我赞同，李泽厚所提出的中国发展的四个程序依次为：一、经济发展；二、
个人自由；三、社会正义；四、政治民主，这四个程序的先后我并不完全赞同，但
我认为它比胡平所提倡的社会发展不必有程序更合理。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强大的中产阶级是不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必
要前提。在胡平看来东欧那些国家既无发达市场经济又无强大中产阶级，照样实现
了民主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民主不需什么前提。我认为胡平的这种观点十分肤浅，
东欧那些国家可以不顾什么前提硬搞自由民主，结果，他们的混乱状况很好的证明
了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发展自由民主是行不通的。
刘再复提出没有经济基础和强大中产阶级的前提，政治民主终归要失败，辛亥革
命就是一个例子。胡平避而不谈使中国陷入多年战乱而不能发展的辛亥革命，而转
到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说德国人民大多承认选择希特勒是错误，但很少有人认为建
立民主共和国是错误。不知胡平可否想过，如果不是民主制度，希特勒和他的纳粹
党怎么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如果民主共和国搞得好的话，人民怎么会选择希特勒
？胡平又说即使现在中国不宜实行完全民主，那么实行象美国最初的那种只有少数
人有参政权的不完全民主总可以吧，这岂不比李泽厚的四个程序更合理？我看胡平
这种说法实在幼稚，两百多年前妇女和奴隶的低下地位以及贵族和富人的高贵地位
是被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那时实行不完全民主不仅有其必
然性也有一定合理性。而今天的中国，至少形式上和法律上人民是平等的，实行不
完全民主纯粹是异想天开，真这样搞的话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胡平说李泽厚的四个发展程序已被历史提出了大量的反证。可是我不见他列出一
个反证，我倒是从历史中看到很多搞不好人们生活的民主政党最终灭亡的反证，胡
平先前提到的魏玛共和国就是个好例子。而象科威特这样目前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因为人民对生活水平比较满意，君主制度至今未亡，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言论自由的限
度会越来越宽。胡平所提倡的一步实现言论自由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希望能有提
“打倒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只会促使共产党更加限制言论自由。这种盲动的主张只
会使中国人民离言论自由越来越远。
再看胡平这段话，“李泽厚‘第一人权’(指言论自由)缺乏足够的重视，联系到
他的‘吃饭哲学’和‘经济为本’，那就和共产党把温饱列为‘首要人权’的观点
不分得清界线了。”第一人权是言论自由吗？如果请胡平到中国农村去饿上几天，
他可能才会意识到温饱的重要性。再说，共产党的观点我们就非得划清界线吗？我
认为不管是谁的观点，只要是对人民有利我们就支持。
胡平在第六章中把李泽厚八年前的老文章也炒了出来，想以此证明李泽厚今日之
观点与昨日之观点的自相矛盾。他的这种手法实在不高明。一个人的思想难道不可
以经过自己的思考或根据外界形势变化而改变吗？如果把胡平八年前的观点拿出来
看看，恐怕也不难找出一些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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