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评阮铭先生的恋党情结
倪育贤
阮铭先生是前中共理论家群中极少数我对之尚持敬意的一位。今年四月号《北京
之春》有一篇阮铭先生接受亚衣访问的谈话。承蒙阮先生抬举，两次点名排派我为
“民运队伍”中的过激言论的代表，甚至还把共产党的顽固派大将邓力群与笔者相
提并论。在下诚惶诚恐，不胜荣幸之余，不免有些疑惑，因为人们在使用“激进”
、“保守”等比较性概念时，通常在同一个价值坐标系中进行，换言之，在方向性
、目的性基本一致，价值标准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把两个性质
、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人或事加以类比并贴上同一种“激进”或者“
保守”的标签，那么，除了说明比较者自己思维混乱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比方
，如果我们按照阮铭的逻辑，把主张推翻清廷的同盟会和主张镇压革命的西太后都
挂上“过激党”的招牌乱加比附，那不是让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难得阮铭先生在抨击激进主义时极有风度地宣布，“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共
产党里的邓力群这样的过激言论或民运队伍里的倪育贤这样的过激言论，都可以存
在，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是合法的。”我至今还弄不懂在下多年公开主张的“推
翻暴政”的言论是不是符合阮铭先生的“合法”标准；也不明白本人参加旨在“废
除一党专政”的民运组织是不是已经逾越了阮铭先生所说的“行动必须合法”的规
定；更不知道万一我们这些“过激分子”的言行触犯了中共“法律”的天条，阮铭
先生将主张如何发落我等“不法之徒”。不过，这里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疑问，即，
如果阮铭先生还认为我们的“过激”言行尚属合法，那么，阮铭先生对我们的批评
不等於就成了无的放矢？如果阮铭先生认为我们的民运组织已为“非法”，那么，
阮铭先生的呼吁不就等於是在号召取消一切有组织的民主运动吗？
然而，无论如何，对於阮铭先生宣布准许给我以发表“过激言论”的自由，我还
是心存感激的，毕竟这比十六年以前中共法院因我发表了几句不同政见就要杀我的
头来说不知要文明进步多少倍了。当我们这些“反革命”戴着脚镣手铐关押在死囚
牢里煎熬待刑时，阮铭先生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为邓小平起草至今还为人津津乐
道的、据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或许，正是这种看
来似乎与本文主题无关的个人生存环境上的小小差异造成了今天我及我们与阮铭及
阮铭们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是否应该遵守中共的法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
分歧。我认为，就这些分歧辩明有关的是非，对於中国民主运动的健康发展是有益
的。
一、 中国共产党是曾经追求民主自由的党？
阮铭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党，只是在
掌权以後变了。为了证明这一点，阮铭还为毛泽东辩护，他说：“毛泽东当年讲民
主自由这些话不是骗人的，他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阮铭还说：“
我入党的时候共产党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阶段，这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主就是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毛泽东当时讲的就是西方民主，
我是为了追求这样民主自由才参加共产党的。”阮铭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作出上面这
样的结论令人震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坚决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
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从一九二
一年成立到现在七十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所作所为都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
历史，无论过去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什么美妙动人的言辞，也无论今天的阮铭为它描
上多少绚丽动人的光环，都已经无法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过去，因为这一段历
史是用中国人的鲜血写成的，就象鲁迅所说，毕竟墨写的谎言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当年阮铭先生究竟怀着何种高尚神圣的目的参加共产党，这只是他个人的感受与
选择，我们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和必要。但是，阮铭先生宣布一个曾经在中国
残暴地剥夺了几千万人的生存权利的极权主义政党是一个有着追求自由民主光荣历
史的党，这却是一个必须分辨清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阮铭先生得出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的唯一根据是毛泽东曾经讲过他也赞成罗
斯福和林肯说的一句话。阮铭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理应知道这个论据是多么的虚
弱，因为甚至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曾经多次向人民许诺过“民主”和“自由”，
但事实上他们给予人民的却是恐怖和死亡。断章取义地摘取某个政治人物的片言只
语而完全不顾他的一惯的实际政治行为就来论断其性质是一种相当拙劣的诡辩。普
列汉诺夫说：“请给我一篇任何一个虔诚信徒的祷告词，我都能在其中找到某句话
，证明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无神论者。”其实，连毛泽东自己也绝不会接受阮铭先
生奉献给他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桂冠，如果我们稍微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话，我们
打开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阮铭先生入党时的四十年代的文章)，毛泽东本人都明白无
误地表明了他的极权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极端的鄙夷和敌视，在这
一点上毛泽东毫无疑义是一个原则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就在阮铭先生入党前一年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抨击“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吃人的政治”，
坚决主张“实行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还申明中共占领下的
“解放区的人民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其时，中共正在所谓解放区内开展对地
主富农大规模的清算和斗争，只要被中共划为地主的农民遭到被剥夺生命和财产的
残酷迫害。)阮铭先生声称毛泽东只是在当政之後才反对民主，这并不符合事实。一
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白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
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
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
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许毛泽东早
有先见之明，担心将来有一天象阮铭先生这样的共产党人会出来歪曲他的本意，所
以，他对他的所谓人民民主主义作了更详细的具体的诠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
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和欧美式的旧的西方的民主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
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一切革命阶级对反革命
阶级的专政，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国家。”他还说：“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对反动派绝不施仁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当有人批评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独裁时
，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在此，我们必须戳穿共产党及其辩护士蒙蔽世人的惯用花招，这就是对“人民”
这个概念的偷换。毛泽东声声不离口的所谓“人民”这个词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是有
其特定的含义的：凡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就被册封为“人民”，反之则就被划分
为“反动派”。在“人民”这个名词上动了这个手脚之後，共产党就可以名正言顺
地假借“人民”的名义干尽一切伤天害理的勾当了，毛泽东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
称他也赞成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了。於是，阮铭先生也就可以在五十
年以後还振振有词地宣称，当政前的毛泽东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了。
引述更多的毛泽东言论是多余的，这些杀气腾腾的言论足以证明中共对西方自由
民主的仇恨和敌视。
阮铭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共理论家不可能没读过上述这些每个党员必须遵循的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写的决议和文件，难道阮铭先生在举手向党宣誓要为共产主
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时候，竟然完全不明白党的宗旨和任务吗，难道阮铭
先生当时把中共红色党旗上的镰刀斧头错看成象征自由的和平鸽了吗？
阮铭先生说他只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了共产党，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为在阮先生入党之初，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是相当多元化的，当时不但有共产党和
国民党这两个各自拥有武装和地盘并打了多年内战的军事化政党，而且还有“民主
同盟”这类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颇有政治影响力的五、六个民主党
派。那时在党纲里公开标榜以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为宗旨的，有国民党、民主同盟
、农工民主党等等几乎所有除了共产党以外的政党，而唯独只有共产党公开标榜共
产主义和主张实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阮铭先生在这些众多的政治组织中不选
择其他的政党而情有独钟於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仅仅只是出於
单纯的追求民主和自由。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参加了共产党的话，
那么，当阮铭先生後来发现这个党在背离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他应该
作出另外的选择，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即便我们相信年轻的阮铭先生当年确实满怀对民主和自由的憧憬而投入中共的怀
抱，然而，阮铭先生毕竟是一个与工农分子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
在所谓解放区对几百万地主富农的杀戮和斗争，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主要领导人
周恩来为了报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的背叛而下令杀害完全无辜的顾氏全家
男女老少的人间惨剧；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红军在江西苏区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他也
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掌权前二十八年的党内斗争中残杀了多少党内反对派。象中共
这样一个为了与国民党争夺政权而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暴力来消灭一切政治异己的
极权主义军阀集团，在阮铭先生的口中竟然成为一个曾经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政党
，这不能不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对民主自由的嘲弄。
阮铭先生闭眼不看中共为了夺权而不惜使用一切残暴手段杀戮无辜人民戕害民族
生机的历史罪责，反而大笔一挥，总结为这是“向国民党争民主，向斯大林争自由
”，正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然，在一个有三十七年党龄(按照阮铭自己的算法)的资深布尔什维克的眼中，
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光荣业绩。
正如中共把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将柬埔寨的华商富人斩尽杀绝也看成是伟大的
“革命成果”一样。共产党人一向认为，只要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一切残暴都
立即可以升华为“神圣”，一切血腥都可以立即变化为“伟大”。在共产主义乌托
邦的光环的照耀下，虽然共产党人自以为他们的斗争极为神圣和崇高，然而，这一
种为英特那雄纳尔在全世界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它所采取的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
民主和自由是根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共产制度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主
要的敌人，这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一个常识。把毛泽东这样一个举世公认
的共产主义领袖硬说成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拥护者，这确实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和惊
人的想象力。
二、 中共党内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
阮铭先生另一个脍炙人口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他
说，共产党是由三部分人组合而成的，一部分是教条主义者，一部分是枪杆子主义
者，另一部分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胡耀邦就“是共产党内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是所谓“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人”。阮铭认为，共产党
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他说：“共产党现在有五千六百万党员
，真正僵化极权的恐怕还是少数。”阮铭还一厢情愿的把万里及好几个共产党的前
省委书记象福建的项南、广东的任仲夷等都定性为民主宪政的拥护者。当然，我们
无法得知阮铭先生究竟是按照何种政治标准把一大批共产党员都划归为自由民主主
义者的，但是，有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这么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
者”心甘情愿地栖身於极权专制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
努力奋斗？为什么这一大批“民主自由”的拥护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勤恳恳地为
巩固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而鞠躬尽瘁，死而後已？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
验时说：“我们党的一切努力、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什么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剥夺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
就是用刺刀和坦克强迫全体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
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党专政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根本障碍，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各民族人民自由的唯一剥夺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过一次又
一次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从来没有一次是为了人民的
民主和自由，就算後来常常为人们称颂不已的彭德怀庐山上书，其实质也不过是在
重演专制皇权时代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式的愚忠角色，这种宫廷政争与人民要求掌握
政治选择权的民主自由运动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之遥。
据阮铭先生介绍，对阮铭先生有知遇之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自
由民主力量”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那么，请问，这个代表究竟为中国的民主自
由设计过何种实际的方案或蓝图？这个代表与中共的极权专制主义作过何种具有实
际政治意义的批判和斗争？
据阮铭先生的介绍，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为数众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么请问，
这些自由民主主义者在漫长的党内生涯中，究竟为民主自由作出了哪些贡献？提出
过哪些不同政见？取得了哪些成果？他们庇护过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被杀害？他
们帮助过几个地主资本家免遭斗争？
客气点讲，对上述问题的答复实在是乏善可陈。於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
们怎么能相信这支据说已经潜伏在中共党内几十年而从无实际政治活动的隐形部队
的存在呢？这批据说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一代又一代地“混进”中共党内，又各
自忠心耿耿地为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辛勤工作了几十年之後，又一代接一代地不
动声色的怀着从未暴露过的未遂之志，默默地各自告别人生舞台，对此，後人又怎
么能够相信这一大批壮志未酬的“地下工作者”确实是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随者呢？
即便我们相信阮铭先生所说的中共党内真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一
大批专为极权专制服务而从不进行实际的民主活动的所谓民主自由主义者对推动中
国的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呢？
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如果问题仅仅出在一批上了年纪的前辈，由於时代的谬误和对自身历史的正面肯
定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了阮铭们与我们的上述分歧，那么，这些分歧或许只具有社会
学上的意义，并没有非得辩出个水落石出的结论的必要。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单纯
，从阮铭先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分歧的焦点不仅仅在於对一个历史年代的分
析角度的差异，而是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不同理解。
阮铭先生之所以认定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党，他之所以认定毛
泽东当权以前是真心实意的民主自由的拥护者，以及他之所以认定中共党内有着一
大批的民主自由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阮铭先生在他的所谓的民主自由里割
裂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人的基本权利，即人权。在阮铭先生的论述里，民主只成
了一种抽象的统治方式，而自由也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的表达。正因为
阮铭先生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里割裂人权的核心，所以，他就会把在广大的中国农
村实行恐怖的阶级灭绝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灯塔。同样，他就
会把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充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大批
共产党员认同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来加以颂扬。
由此可见，我们与阮铭先生的分歧绝不仅仅是两代年龄层次不同或政治背景悬殊
的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民主观的对立，我们认为，人权，
即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内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对人
的生命、人的自由的承认、保障和尊重，割裂了人权和自由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
所以，我们认定民主就是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本人权的社会制度，一切侵犯基
本人权的政党和践踏人类生命和自由的制度都是民主的敌人。
我们能够理解阮铭先生及其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走上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
有其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象阮铭这样的热血沸腾的、向往共产主义乌托
邦的、心中充满着阶级“义愤”的青年布尔斯维克当时就能够从人道和人性的角度
来评判共产党的行为，但是，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潮业已消退，无产阶级革命的
暴虐真相已经昭然若揭，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已经被文明人类所唾弃的今天，还要
坚持中共在历史上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党，还要把暴行当作“圣绩”来膜拜，还
要把梦幻当作真实来歌颂，那就不能不让人为人性的弱点而深深地遗憾了。特别令
人惋惜的是，象阮铭先生这样已经从中共的营垒里反戈而出的知识分子在议论不涉
及自身的政治是非时是那样的清醒和锐利，但在一接触要评判自己过去的生活道路
时，却是那样地执拗和迷茫，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恋党情结。
值得庆幸的是，不少象阮铭先生这样在青年时期自以为为了追求进步和革命而投
身到共产党怀抱里的知识分子，在亲身体验了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严酷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腥风血雨之後，终於认清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伪和共产制度非人的本质。
并开始从人性和人道的立场重新检讨自己走过的道路。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陈
独秀和瞿秋白等人。
然而，阮铭先生却认为自己始终没有错走过一步，他认为替中共起草重要文件与
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丝毫冲突。不知阮铭先生有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所表
白的这种无冲突感是真实的话，那只能证明阮铭先生曾经全身心地融合在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事业中，并已达到了浑然无我的境界了。因为当时的阮铭先生的坚强的党
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他脆弱的独立性及个性了。
这也许是阮铭先生至今还怀抱着浓重的恋党情结的历史原因吧。
我想，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中国大批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的共
产主义学说所风靡，实在是历史对人类理性的捉弄。在这里，过多地追求个人的是
非也许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是，当历史的迷雾终於为人性的阳光和强劲的事实之风
所驱散之後，作为一个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者
，当然不必讳言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和在暴力压迫下自身人格独立性的迷失，其实
只有勇敢地承认历史的真实，才是具有坚强理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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