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鸣
“手段和目的”的谜团
杨 巍
一、目的和手段
“发展经济”和“自由民主”二者的关系，一直是民运中有较多争议的问题。
在西单民主墙时期，魏京生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观点，（以後
在狱中上书中也强调“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胡平则认为“没有民主就
没有现代化”是长期以来许多民运人士一直信奉的“同样是失之简单的命题”。因
为“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以及斯大林下的苏联，都是在政
治专制乃至政治极权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乃至于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见，
民主也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以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个口号，
“也有可能削弱民主理念的说服力。因为在这个口号中，民主被有意无意地贬低为
实行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而民主应该成为人们首先争取的第一目标”（见胡
平“我不相信”一文，载《北京之春》第十二期，倪育贤等也有类似的观点。）胡
平还认为，中共後来之所以能够镇压民运，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民主作为目标，而仅
仅是作为手段的失误的结果。这两种观点一直都有大批的支持者。本人认为，在以
往的争论中，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有些人还把问题过多地扯到道德，立
场层次，而较少的注意到问题的哲学层次。
胡平的观点中显然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把民主作为手段是和把民主作为目的是
相互冲突的。所以，本文先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论述。
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目的”，就是指其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本身能够满
足人们的一定需要和愿望的事物。而所谓“手段”，则是指其本身价值不独立，而
是有赖於他而实现其愿望的事物。然而这仅仅是抽象定义。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
事物既有目的的性质，又有手段的性质。例如民主就是这样的事物。对於同一事物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或愿望看，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景下，都会把同一事物
有时看成是目标，有时看成是手段。
一方面是直线关系：某一成为目标的事物，本身又成为新的进一步目标的手段
。例如中学生以努力学习为手段，其目的是考上大学或考上好大学。但是上大学本
身又可以是寻求更好工作的手段，而好的工作也非最终目标，它是实现许多其他美
好目标的手段。其实任何好事，只要它对实现其他好事有帮助，本身都可以成为手
段，民主当然不例外。
还有一方面是圆圈关系：即一对事物互为手段和目标。民运中就有过“队伍和
任务”的讨论。一般来说，搞民运队伍是为了完成民运工作的任务，所以队伍是手
段，任务是目的。但是为了使队伍不散，我们又要有事干，所谓“以任务带队伍”
，於是任务便成了手段，队伍倒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动物，有着一般动物的欲望，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在於人有理智，（
用圣经上的象征性说法就是人吃过智慧果。）所谓理智，就是认识了因果关系。（
据说猩猩等灵长类也有一定的理智，能作简单的推理；但是只有人才理解较长历史
阶段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首先要求有一定的历史记忆。）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联系
着的，这种相互联系的关系反映在人到头脑里就成了因果关系。（当然这样说是大
大简化了。人并非被动地反映，而是有主动的分析综合。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作为
认识的主体也参与创造了这种因果联系。）
一旦认识了因果关系，人们就要使之为自己的欲望服务，於是就有了目的和手
段的概念。因就成了手段，果就作为目标，以因求果。（所以智慧果又叫善恶果，
吃了它人类不仅聪明起来，也倒霉起来。）由於世界上的事物都在长长的因果链中
，又在互为因果的循环内，所以就有了目的和手段的这种直线和圆的关系。圆圈和
直线交织在一起，就成了螺旋式和其他复杂的线条。（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又反作用
於因果关系，成为因果关系的一环；特别是在构成因果循环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
用。）所以在现实中目的和手段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两者是处处缠结在一起的。
二、行为学原理
以上仅仅分析了静态的画面，它还只是动态过程中的一个断面。静态分析仍然
只是概念上的转化关系，而动态过程才涉及手段和目的的实际转化关系，或者说是
目的和手段之间直接存在的因果关系。
手段和目的是讨论人们行为的基本概念，民运作为人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作为
一种後天获得性行为，当然要服从行为学的一些基本规律。行为学的一条最重要规
律是，满足需要的手段，经过一定的强化，本身会变成新的目的。
近代行为学的奠基人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他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他测
量了狗对食物信号（色香）的反应（唾液分泌量），发现原本对狗是中性的信号（
例如铃声），一旦和食物信号同时存在，经过一定的强化过程後，本身也会单独使
狗产生原本对食物的反应。巴甫洛夫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条件反射。巴甫洛夫详尽地
研究了条件反射形成和强化，消退和恢复，范化和分化。他的科学贡献使他获得了
190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在美国沿着巴甫洛夫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的是斯金纳等行为学家。斯金纳（B.
F.Skinner）认为巴甫洛夫所研究的主要是针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性行为，而人类更重
要的是改造环境的操作性行为。於是他主要研究了条件操作的形成。他设计了一个
鸽子笼，当里面的鸽子啄了一个杠杆後，笼内一个机关会释放出一点谷粒。他发现
，鸽子原来的活动是随机的，在偶然中它啄了杠杆，得到了谷粒，就使得啄杠杆这
一行为得到了强化，经过进一步强化，就养成了见杠杆就啄的习惯——即使没有谷
粒的鼓励，也照啄不误。
斯金纳还研究了不同的强化方式（连续强化，间断强化，比例强化）对培养行
为习惯的不同效果，有趣的是他的结论是间断强化效果优於连续强化，即每次都给
物质奖励不如有时给有时不给，更能使鸽子巩固啄杠杆行为。这也许是难以得到的
鼓励更能鼓舞人吧。假如鸽子有宗教，它就会认为啄杠杆而无谷粒的时候，正是上
帝考验它毅力的时候，它会宣称有没有谷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啄杠杆本身就是一
种有价值的崇高活动，“但力耕耘，莫问收获，……”
如果说巴甫洛夫使得动物对本来中性的信号形成反应的话，斯金纳则使原来动
物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本身转化成了新的目的，使动物产生了新的需要。斯金纳由
此提出了行为塑造的学说，主张社会应该通过系统的强化手段，培养社会成员的有
利於社会的行为，（例如道德行为。）亦可以说利用人性所天生的自私心来培养後
天的社会公德。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里提出某种类似於改造人的计划，
当然是犯了大忌，於是斯金纳受到了广泛的攻击。不过他的学说中的合理内核是不
容忽视的——满足需要的手段转化成需要本身，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
实，它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是人性异化的内在机制。人类的任何後天所认
识的价值（例如道德，自由，民主等等）都要经历一个从手段到目的的发展过程才
能确立。对整个社会是这样，对每一个个体也是这样。如果能够认识并自觉运用这
一规律，无疑能更有效地实现改革社会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正是把中国改造或转
化成民主社会吗？
如果把斯金纳的方案理解成利益诱导机制的运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而不是那种强迫性控制，“用棍子把人们打进天堂。”那么这样做并无不妥。一切
宣传广告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是要使其系统化理论化。
这里的结论是，将民主作为手段和将民主作为目标，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前
者正是是後者的必要乃至充分条件。让人民认识并坚信民主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
手段，正是把民主本身提升为需要的必要步骤，民主的价值实在不是什么先念的原
则或上帝的旨意规定的，而是由社会需要规定的，是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逐步体会的
，民运的工作应当促使人们更早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价值，认识到民主和现代化的
紧密联系，而不是力图使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和经济贸易脱钩，好象纯洁高尚的自由
民主事业不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三、抽象和具体
回头再说魏京生的原意，他提出“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时，指的是中国
的现实，如果要研究这一观点的对否，应该具体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指出民主化
在中国的实际含义，并具体分析这种过程对中国经济的相互影响，而不是仅仅在抽
象概念甚至字眼上兜圈子，先把这个观点扩充为一般的宏大命题，（好象魏京生当
时不是在作实际的民运工作而是在作逻辑习题，）然後举出古今中外的一些例子作
泛泛类比，既无对这些例子的实际真相作认真的考查，也无对其不同条件，不同环
境的具体分析。其实际结果，是在抽象地否定了这一宏大命题後，又具体地否定了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和民主的相互依赖性。在表面上逻辑严密的後面是没有逻辑，因
为没有具体分析微观机制。
“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民主越多越
好，越多越能使经济发展。民主的价值，也象经济价值一样服从价值递减原理。民
主自由太多也会发生问题，即基本规范不足，行为标准缺乏，使人不知所守，不知
努力方向，弄得精神空虚，消极厌世。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下降就与学生太自由有
关，华人子弟在学校的较好表现显然是因为华人的家庭保存着较多的家长权威。但
是如果谁只看到民主过度的消极结果而得出民主不是普遍都好，并从而认为中国目
前也不宜搞民主，那就又是大错了。因此要不要民主（在实际问题中总是意味着是
否在现有基础上多一点民主）的问题，不是一个象几何公理或定理一样的抽象的理
论问题，而是一个面对实际社会的历史条件作具体考察後的判断问题。世界上确实
有民主过剩的地方，但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是民主稀缺，阻碍经济。
四、民运之忧：“纯民运”
记得六四後一年多里，中共极左派在报刊上正得势，长篇累牍大批赵紫阳时期
的经济路线，指责它如何不符合马列主义。笔者其时正在狱中，每与难友拜读这类
左王大作，都兴高采烈，事後必眉飞色舞地讨论一番。盖把中共中相对开明的经济
政策说成是违反马列主义，倒霉的将不是开明政策而是马列主义。果然，不久中共
极左派那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方针就再也推行不下去，极左派们理论上的斗争成绩
只是使马列主义进一步失去市场，使它在人心中的价值跌到其实际价值之下。
不料当年之所以笑中共，却成了今日之所以忧民运，胡平，倪育贤等民运理论
权威所主张的民运方针，犹如中共过去所强调的“突出政治”，认为包括经济在内
的其他事都应当让位於政治。只不过中共所说的政治是指“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
政”，胡平，倪育贤等人的政治是“自由，民主，尊严”等等。
本人在十年前作的“当今是经济立国时代”一文时，曾写到：“经济发展虽然
并不一定促进民主运动，但是民运只有证明自己能有利於经济发展才能成长壮大。
”这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经济是万万不能的。”
胡平兄极具天赋，只要看他的《世纪末的沉思》和《顾城之死》，就可以看出他洞
悉人心的工力。如能在纯文学领域内潜心努力，可望达世界大师级水平。然而他搞
民运时，未免也太“纯民运”了。当今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离开经
济谈政治，必然成为不受人民欢迎的空头政治家。
眼下有甚多人谈到“民运不景气”的问题时，把这归结为道德问题，内斗问题
等等。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纯民运倾向”问题，使人们认为民运与经济无关，与
一般人的经济利益无关，与中国的经济繁荣无关甚至有害等等。
颜真等人的民主恐惧症是认为民主会危害中国的民生，而胡平等人的批评则在
於强调人的自由比吃饭重要。二者同样是对民主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信心，二
者给人们的印象同样是民主对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好处。不幸的是这些论调在某种程
度上在民运论坛上长期占上风，一般民运圈外人也无心细察，以为民运人士都是同
样的观点，这是一般群众疏离民运团体的重要原因。我想，王军涛，陈子明所提出
的“建立负责任的反对派”，就是为了纠这个偏。
五、专制阻碍经济发展
要讲清民主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是要认清专制对当今经济的阻碍作用；这
又并不在於抽象的逻辑推导，而在於占有具体的实际资料，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并
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需要许多人的艰苦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民运人士会
有意无意地避开它，去走其他更省力的路。本人因忙於生计，自己亦没有尽到应有
的努力。
限於篇幅，本文只能初步提出专制对经济的阻碍的几个方面：
一、专制者的意识形态对发展自由经济的阻碍。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和官营经济
的不合理垄断。这些使消费基金向生产基金转化之路严重受堵，从而造成通货膨胀
和高额失业并存的世界奇象。
二、限制人民自由的制度（例如户口制度等），对经济要素合理组合的阻碍。
三、蔑视人权，摧残和阻遏经济人才。（笔者在狱中深感中共对“经济犯”的
蛮横无理程度比对政治犯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摧残着中国的经济。故在中国，无
论穷富都对中共不满。）
四、中共为了思想控制而限制人民的通信设备，从而使人民难以获得市场经济
的信息。（例如甚至许多县一级的外贸部门都没有传真机，而这并非因为穷。）
五、由於人民无权参与决策，司法不独立所造成的法纪废驰，腐化横行，给人
民和企业造成的困境。
六、为了维护一党独裁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包括金融制度，外贸制度
，税务制度，工会制度，社团制度，出国制度以及有关经济方面的法规。
希望以後能有机会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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